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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阳出过许多人物，其中有两位堪称伟人，一个是谭嗣同，一个是胡耀邦。用李锐同志的话说：“浏阳有这两个人就够了!”
       1988年冬季至1989年1月上旬，耀邦在长沙住了一段时间。这也是耀邦一生的最后时日。许多人去看望过他，其中包括当时的浏阳县县长、现任长沙市市长的谭仲池。谭对耀邦当时谈话的回忆，值得记述一下——
       一是恰好在耀邦逗留长沙期间，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旧居纪念馆举行开馆庆典。杨尚昆等当时的中央、湖南省和长沙市(宁乡是长沙的下辖县)衮衮诸公亲莅现场。从1977年12月至1980年 2月，胡耀邦在中央的关键领导岗位上为平反“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整整奋斗了两年多，以后在筹建刘少奇旧居纪念馆问题上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就在长沙，尽管他正式请求参加开馆庆典，却被明确答复不得露面!
       谭仲池说，耀邦谈起此事时，潸然泪下……
       第二件事：耀邦说回忆起当年的刘少奇冤案，“连续几天睡不着觉”。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胡耀邦是八届中央委员，且不属于“打倒”对象，算是有资格出席全会。耀邦悔痛地说：“明知道都是假的，可我当时竟举了手!这件事，我愧对党性和良心，愧对少奇同志!当时，只有一位女党员没举手，我不如她……”
       说到这里，耀邦心情沉重，久久默然无语。
       这篇短文，只是记述耀邦生命最后时日里的一点小事，或可供别人或后人去研究、订正。如果要我讲几句自己的话，那么我要说，第一，耀邦谈到的那位“女党员”，指陈少敏，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确实只有她一个人“不畏高压，对这个决议，拒不表示同意”——上述字句，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57页 (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可惜它没有说明，这位优秀的“女党员”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二，耀邦为自己当时的“举手”而深感悔痛。其实，当时除陈少敏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但是，对此表示痛悔者至今只有耀邦一人!这一点应该引人深思。第三，可以断言，当时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违心举手的，都在表达着跟自己真实观点完全相反的意思。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如果是依靠其多数或绝对多数成员的口是心非和虚伪 (不论这种虚伪是自发的还是“迫不得已”的，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虚伪就是虚伪!)支撑着，意味着什么呢?从长远的、根本的观点看，会有什么后果呢?第四，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耀邦当时不举手，像陈少敏一样“拒不表示同意”，后果会怎样?无疑，会像陈少敏一样“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五，再假设一下，倘若胡耀邦像陈少敏一样死于1968年10月或以后“不久”，又会怎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从邓小平的复出到刘少奇的昭雪，根据胡耀邦从粉碎“四人帮”至1987年间的伟大贡献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他，党和国家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种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这么说来，人们似乎应该为胡耀邦当年的“举手”感到庆幸了——正是那种违心之举“保全”了他本人，从而保证了党和国家后来的拨乱反正——这是多么可怕的“辩证法”!
       我们曾大力提倡“光明正大”，但是忘记了，任何人和任何民族是否光明正大，不仅仅是“禀性”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只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形成光明正大的人性和民族性。只有这样的人性和民族性，才是一个政权真正坚如磐石的基础，才是一个国家无尽的前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