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958年7月1日的天津小百花剧团(隶属于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当时演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艺龄最长者不过四五年。然而，这样一个年轻的戏曲演出团体，却在那些年的全国剧坛上享有非同一般的盛誉，曾经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多次获得中央和文化部的表彰，被文艺界领袖周扬称做“全国戏剧界的一面旗帜”。而今回顾和探寻当年戏曲园地的这株幼苗突兀崛起的奥秘，最重要的一条是党政高层负责人对它的重视，特别是天津市委书记处原书记、市长李耕涛，对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它得以快速成长。不少熟知内情者说，当年若没有李耕涛市长，绝没有天津的小百花剧团。话虽不够全面，但当年“小百花”由无到有，又由兴到衰，确确实实与李耕涛本人的浮沉有直接关系，这是不能回避的客观存在。笔者从1958年调入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任职，耳闻目睹了李耕涛在小百花剧团具体指导工作的过程，至今记忆犹新。现将这些散金碎玉穿联一起，提供给研究戏剧史的专家作参考。
小百花剧团的缔造者
1955年深秋的一天，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为市政府的一次会议演出，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情绪极其热烈。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耕涛坐在台下看戏，他联想到自己在任冀中行署主任的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指导当地的艺人利用河北梆子形式在群众中宣传革命，到敌人炮楼前用河北梆子乡音乡情瓦解汉奸和伪军，当年的情景引起他对河北梆子的旧情。散戏后，他在剧场休息室会见了梆子剧团的负责人和银达子、韩俊卿等主要演员。李耕涛对大家说:“韩(俊卿)大姐在人代会上说了梆子团的情况，今天跟大家见见面，听听大家的意见。”银达子向李反映说，梆子团招收了一批少年学员，靠艺人们每周加演一场义务戏供养。孩子们没地方练功，住处也特别困难。李耕涛当即表示，梆子团重视培养年轻人，这很好。但是，梆子团是国营剧团，不能把困难推给剧团里的艺人，政府部门要帮助解决。副市长几句话，把艺人们说得心里热乎乎的。李耕涛向剧团负责人询问了演员的待遇、剧目、经费等情况，最后他说:“河北梆子是个大剧种，不光天津人民爱看，河北省的人民也爱看，天津与河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搞好河北梆子，能联系几百万天津人民，也能联系几千万的河北人民。”
几天后，李耕涛突然来到已经坍塌的大舞台戏院旧址，废墟中残存的二层小楼破烂不堪，河北梆子剧团团部就设在这里。副市长突然到来，使梆子剧团的老艺人和小学员们备受鼓舞。李耕涛看了少年学员们在没有地毯，也没有垫子的地面上练习翻跟头的情况；也看了孩子们住宿在铺着稻草的大通铺上、显得异常拥挤的情况；全团只雇有一位年已七旬的炊事员，在条件极其简陋的伙房里炒菜蒸饭。显而易见的窘境全都记在李耕涛的心里。临别前，他对团长阎凤楼和少年学员队负责人语重心长地说:“解放后政府救活了河北梆子，现在艺人们都这么大年岁了，如果不尽快培养出接班人，用不了几年，梆子又得衰落下去。河北梆子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培养出接班人这件事拜托各位了。”
李耕涛视察梆子剧团的第二天，市政府就送来一批桌椅板凳，特别关照留做少年学员们上文化课使用。同时送到的还有两架两米多高、一米半宽的玻璃砖穿衣镜，留做演员们练习身形表演时使用。在李耕涛副市长的关心下，梆子剧团的少年训练队被文化局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当时天津市还没有少年戏曲训练单位)，几次调整住房，拨给教育经费，为少年训练队聘请老艺人任教。这批少年学员在各级组织的关怀下进步很快，1956年“七夕”前后，他们第一次独立演出大型应节戏《牛郎织女》。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在台上唱念做打，个个虎虎有生气，大受群众欢迎。李耕涛也看了演出，他为孩子们茁壮成长感到欣慰。
转眼之间进入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各地戏剧界学习苏联，大搞剧院化。在这种形势下，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扩建为河北梆子剧院，少年训练队在原有基础上，吸收天津戏校河北梆子班部分学生，组建为剧院下属小百花剧团，成立大会于同年7月1日在干部俱乐部举行。
勇于开拓的的园艺师
在1958年的一次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书记处书记、市长李耕涛郑重其事地向市委建议，把小百花剧团作为共产主义试验田，通过实践，摸索共产党领导戏曲剧团艺术生产、行政管理的规律和经验。书记处确定这项工作交李耕涛同志去做。从此，他作为这块试验田的总园艺师，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小百花剧团的事业上。
小百花剧团的团名是李耕涛拍板并亲笔书写的。以小百花命名，取意有二。一者，它是戏曲园地的一朵小花，还很稚嫩。再者，它是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尝试不同艺术形式的新型戏曲团体。李耕涛设计的“小百花”，既是演出单位，又是艺术教育部门，一面演戏，一面学习，学演结合。这个团的演员全部由青少年担任，并随年岁的增长而不断新陈更替，长到25岁，艺术修养达到一定水平者，及时输送到其他剧团当骨干，然后再将一部分新人补充到“小百花”，这样，可以保持“小百花”年轻化，又为国家培养了艺术人才。小百花剧团名称中之所以不具体标明剧种，是因为“小百花”不局限在一个剧种上，而是广泛吸收其他剧种乃至歌、舞等艺术形式的有益成分，最终在河北梆子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像梆子又不完全是梆子，比传统梆子更优美、更动听、更引人爱看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可以称做百花剧，也可以称做津剧。他常说，戏曲只有随时代的脚步而不断有所变化，才能保持生命力。时代前进了，艺术还是旧模样，能不没落吗?
从筹备创建小百花剧团的时候，李耕涛就概括出24个字作为这个剧团的办团方针，即：“继承优秀传统，不断革新创造，吸收百家之长，树立独特风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小百花”的剧目安排、教学方式作了认真的规划。他提出，对传统剧目和技巧，采取先继承后发展的办法，优秀的要继承，一时分辨不清好坏的也要先继承下来再说。河北梆子历史悠久，可惜从三四十年代逐渐衰落，一些有特色的剧目、技巧，随着艺人的流失而少见于舞台，甚至失传。为此，李耕涛主张尽快把各地有一技之长的梆子老艺人请来，挖掘、抢救有特色的剧目和表演技巧，继承得越多越好。在李耕涛支持下，一批有专长的河北梆子老艺人，从各地请到天津，安排学员跟他们学艺。李耕涛常来看望这些老艺人，还经常教育干部和学员要把这些老艺人当专家尊重，照顾好他们的生活。1958年底，小百花剧团在干部俱乐部演完戏，干部和演员在餐厅里吃的是工作餐，李耕涛特意让工作人员为专业教师摆了两桌酒席。他对十几位老艺人说:“今年‘小百花’成绩不小，各位老师有功劳。今天过年，我给各位鞠躬了。希望老师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把自己的能力全部奉献出来。河北梆子要翻身，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市长一番话，把老艺人们感动得落下泪来。
当年，李耕涛市长要求“小百花”做到“十绝百戏”。十绝，就是所会绝招儿、绝技在10种以上；百戏，就是能演传统剧目在100出以上。李耕涛说:“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没有功夫就没有戏。过去的戏曲艺人讲究一招鲜吃遍天，现在我们说，一个剧团、一个演员，都要有自己独有的特色。你会演的人家能演，你会的功夫人家也会，那还有什么新鲜?”为了达到“十绝百戏”，在李市长的大力支持下，小百花剧团从1959年春天开始，先后派出阎建国、李景田等学员到山西向郭凤英、阎逢春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学习晋剧《小宴》、蒲剧《火焰驹》以及翎子、翅子、马鞭、髯口等特技；孙秀兰、胡秀萍等学员到河南向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学习《拷红》，到河北省武安落子团向名演员陈素珍学习《端花》；马惠君、殷玉华等学员到石家庄向著名老艺人刘砚芳学习丝弦的特技表演。一些学员还曾向川剧、秦腔、京剧等名演员学习变脸、水袖等技巧和武功。1960年小百花剧团从沈阳前进歌舞团学回大型舞剧《蝶恋花》，在人民礼堂作了公演，这是戏曲剧团前所未有之举。李耕涛看了演出后对学员们说:“不要求你们跳得和人家一样好，目的是让你经受多方面的锻炼，把人家的好东西吸收进来，将来化到河北梆子里去。”
在尝试“十绝百戏”的过程中，“小百花”挖掘出一大批几近失传的剧目。李耕涛就这些剧目的教学对剧团负责同志说:“量中求质，无量无质。但不可多而不精，应该是先精而后多。”这些剧目经过他逐一审查，从中选出《观阵》、《断桥》、《喜荣归》、《泗州城》等几个小戏，抽调新文艺工作者帮助锤炼加工。在排练《泗州城》时，还按照李耕涛的意见把擅长演这出戏的几位京剧演员请来，与河北梆子演法糅合到一起，重新设计场子和武打。李耕涛还亲自设计了“小蛤蟆智斗哼哈二将”的场面，借以表现以小胜大、敢于斗争的思路。这一台经过反复磨炼的小戏上演后，成为小百花剧团继《荀灌娘》之后又一台代表剧目，不仅当年轰动一时，而且至今久演不衰。
李耕涛对戏曲艺术的规律和原则有深透的研究。他几次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他的见解:“演员上台即归千百人所有。要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演唱，不能随任何个人意志演唱”；“一人之错、一处之错都会影响全局”；“精湛的技术必须与剧情、人物性格相结合，演员离开了人物性格，即失去实际意义，为表演而表演是错误的”；“戏是艺术，但又是智慧;演戏既演功夫又演智慧。只有功夫而无智慧，是傻子”；“演好一个龙套亦非容易，不可等闲视之，红花绿叶相依为美。”他还把这些艺术观点写进他在小百花剧团所作报告30条提要里。在30条提要中，他还明确要求“干部要学业务”；“应年有计划，月有计划，旬有计划，日有要求。行动有计划，人人有计划，按期、按计划指标向每人要账”。
不署名的剧作家
李耕涛市长在指导小百花剧团工作的几年间，一直高度重视剧目的建设。他一手抓紧对传统剧目的继承、改造，一手抓紧编写新剧本。对新剧目创作，他不仅从宏观上指导，更为可贵的是他和编写人员一道酝酿选题、核对史料、讨论结构，甚至亲自动笔，所以，人们说他是不署名的编剧。那些年，他参与编写的剧本有《荀灌娘》、《梅降雪》、《兰陵王》、《五彩轿》、《桃花源》等，其中尤以《荀灌娘》最为突出。
还是在筹划创建小百花剧团的时候，李耕涛就提议编写一台新戏，建团时演出。题材尚未确定，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列举了几位少年有为的历史人物，借以提倡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毛主席的讲话启发了耕涛同志的灵感，他从《
晋书》、《
资治通鉴》等史籍中，选出晋朝13岁少女荀灌缒城搬兵平息叛乱的故事，遂即商定以此为内容编一出历史剧。编写任务先是交给名票出身的戏剧家王庾生去完成。荀灌娘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曾有人表现过，最初有清人杨潮观的《荀灌娘围城救父》。后有荀慧生京剧本《荀灌娘》。王庾生接受任务后，较多地沿着前人的思路，在智勇孝烈方面作文章，重点表现的是荀灌贤淑、孝顺、沉着、勇敢的精神侧面。李耕涛看了初稿，认为没有脱离孝子贤妇救父脱险的窠臼。随后，他抽调梆子剧院内外的编剧力量组成创作组，集体结构，责成贾杜、王韧和崔玉琮执笔，李耕涛直接指挥。在他主持下，确定这出戏歌颂荀灌娘为民除害，为国分忧，在大敌当前毅然突围搬兵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而体现少年有为的主题。在编写中间，李耕涛多次和创作人员一起通宵达旦地讨论提纲、结构、故事，他常以创作集体中普通一员的身份就某个细节、某段唱词展开争论。那时正处于“大跃进”的形势下，李耕涛的政府工作相当繁忙，晚上回到家还经常为剧本的写作夜不成眠。有时半夜突然想起一个细节或几句自认为理想的唱词，他会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到梆子剧院，从家属宿舍把创作组成员找来，一起推敲，往往直到晨曦微露。
经过集思广益的《荀灌娘》，终于在1958年7月1日的天津市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7周年文艺晚会上露演。这出戏上演后虽然听到不少的赞扬声，李耕涛的态度却很冷静。他对编导人员说，群众欢迎，是人家看演员们小，不容易，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我们的戏还存在不少问题，立到舞台上才看得更清楚。他要求剧团同志多方面征求意见，然后集中归纳，再从头至尾改一次。按照这个思路，《荀灌娘》，又重新加工了8个月。重排后的这出戏，文武并重，在“突围脱险”、“大败杜曾”等场，大胆借用了杂技里的轴棍功、体操里的360度转体，甚至在武打场面还借鉴了波兰杂技团的踏板出场。剧中尝试了多声部合唱、伴唱、轮唱，舞台上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灯光、布景技术。这些表演技巧和舞台技术，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微不足道，然而在50年前的戏曲舞台上，确实是罕见的。在浸透着李耕涛心血的新戏《荀灌娘》里，体现出他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喜新求变的艺术观。后来，这出新戏成为小百花剧团的代表性剧目，并造成小百花剧团乃至河北梆子剧种的黄金时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这出戏给予了肯定，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全国影响广泛的名剧之一。1959年10月，小百花剧团奉调进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首都各大报刊发表了多篇名人文章，对小百花剧团和新戏《荀灌娘》大加褒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进京献礼演出总结大会上，表扬天津“培养出个‘小百花’，解决了河北梆子后继乏人的问题。天津市委做了一件大好事，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有实无名的团长
1960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为了鼓舞人民群众战胜困难，安排好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天津市委在北戴河召集的书记处会议上，确定市里负责人分别联系一个剧团，以便把天津的戏剧事业搞得更热火朝天。会上确定小百花剧团仍由书记处书记、市长李耕涛负责。
李耕涛在指导小百花剧团工作的日子里，正如他经常对剧团干部要求的那样，不抓则罢，要抓就必须抓紧、抓实，抓出个名堂来。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凡关系“小百花”命运的大事，他事事过问，甚至亲自跑到食堂去看看学员们的饭菜有没有滋味，能不能吃饱。难怪李先念副总理称他是小百花剧团有实无名的团长呢!
1959年，李耕涛在“小百花”全体大会上说:“孔夫子三千大弟子，出了七十二大贤人。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比孔夫子高明，河北梆子剧院五百名弟子，能不能出七十二贤人?将来分配到各地的梆子团，来个桃李满天下。”他所谓的贤人，是上台能演戏，下台会写文章，每个演员都要成为“一懂(懂音乐)四会(会唱、念、做、打)”的全面人才。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他主张“把全市喜爱戏剧的、有些特长的、有经验的、有学识的老先生吸收进来，聘请他们做教授”；“成立导演组，灯光组，还应有人研究台步、水袖、扇子、手势”。除了艺术教学外，他还把几位文化修养精深的老者请到剧团来，担任文化教员，给学生们讲授文学、历史。他要求梆子剧院“做出10年规划，其中把提高文化水平一项具体地做出来。10年以内，小百花的演员有些人一定要达到大学水平。”他主张选送一部分学员到大学里去深造，几年后成为精通范文澜《
中国通史》、有一定社会知识、擅长琴棋书画的艺术家。按照李耕涛的意见，每间学员宿舍都配备有二胡、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请来老师教乐器、讲乐理、教发声；给每位学员发大仿本和笔墨，由文化教员督促练大字；《
唐诗三百首》人手一册，还多次举办全团背诗比赛；他鼓励学员们写日记，写看戏心得体会，号召有阅读能力的学员读《
红楼梦》，他说，这部书写了100多个女子，一个人一种性格，看一看对演好人物有帮助。
李耕涛鼓励成名成家和个人奋斗。他说:“出名有什么不好?梅兰芳19岁就出了名，你们能不能在25岁之前出名?”他还说:“过去京剧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今天我们就不能出梆子四大名演员吗?”当年有人向他反映个别演员只专不红，是个人主义思想作怪。李耕涛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能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是贡献，不是个人主义。演员不钻研业务，到剧团里来干什么?我们要鼓励刻苦上进的人，不能鼓励混日子的人。”还有一次，他对负责共青团工作的行政干部说:“我们不能搞空头政治。剧团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不是培养政治家的地方。要当政治家，去上马列学院。”李耕涛多次对剧院的编导人员说:“一个剧团总得有几个在社会上叫得响的演员，没有尖子演员，剧团产生不了号召力。有了尖子演员，还得有人在报纸上、电台里给他们做宣传，许多名演员要是当初没人捧，他们红不了。”他希望剧团里搞写作的人要为名演员服务，为他们编戏、写文章，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
李耕涛一向重视通过艺术实践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同时，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保护人才，这种实例举不胜举。1959年小百花剧团到北京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有关部门对演出人员进行政审时，发现有两位演员家庭出身不合格，提出换人要求。正在天津驻北京办事处的李耕涛听了汇报后，生气地对文化局负责人说:“出身好坏是他们爹妈的事，怎么能把账记到孩子的账上?我可以拿脑袋给他们担保，我就不相信这些孩子会飞到台湾去!”1960年小百花剧团接受出国演出任务，有关部门政审出国人员名单时，提出党团员太少。李耕涛听说是因为某些演员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有历史问题而不能发展，便对剧院总支书记说:“孩子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不要让他们年轻轻的就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他在筹备出国演出动员大会上说:“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出身不好的同志，只要听党的话，安心演好戏，组织上是绝不歧视任何人的。”他要求党团组织尽快发展一批党团员，争取达到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八十。
梆子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副团长韩俊卿，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为创建天津小百花剧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她1953年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从归国后就提出入党的申请，因为她在旧社会从艺期间的某些问题而一直未被批准。李耕涛为她入党的问题，上上下下做了不少的工作，他说，对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不能要求历史多么清白，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为了生存做点违心的事也是被逼无奈。解放以来，韩大姐对党的感情是真诚的，她迫切要求入党，怎么可以抓住这一点儿历史问题不放呢?剧院党总支负责人告诉李市长，有些党员和群众对韩俊卿有意见，说她是假积极。李耕涛说，韩大姐要求入党迫切了些，工作没少干，难免得罪人，她确实不容易。我们应当保护这面旗帜，有了成绩记到她的名下，群众有了意见我们揽下来。尽管如此，直到1959年春天韩俊卿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障碍依旧是她的历史问题。李耕涛听了汇报后，想了想说:“你们不发展，那就由我和亢之同志（市委文教书记)做介绍人，拿到市委去发展。”后经李耕涛、王亢之、方纪、黎砂等市、局领导耐心作工作，韩俊卿的入党问题终于在1959年3月中旬的支部大会上通过。
超前的思想观
李耕涛把“小百花”作为试验田，摸索共产党领导戏曲剧团的经验，距今已经过去几十年。回忆他在当年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思路和方法竟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革命家超前的思想观念实在令人钦佩。
1958年前后，各地出现了编演现代戏的高潮，“小百花”也移植了一出表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现代戏《冬去春来》，李耕涛很不赞成。他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小百花’这样基本上处于打基础的剧团搞现代戏。”他在写给文化局负责同志的信中指出，“‘小百花’是演历史剧的剧团，但要时刻注意其现实意义。如何以旧形式演现代戏，可作为一个题目讨论，但形式和内容未得到协调前，不必勉强演现代戏。”他对梆子剧院的干部讲话时也谈道：“不是在台上演工农兵才叫为工农兵服务。为群众演好戏，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看了天津评剧院演出的表现城市人民公社化的现代戏《鸿顺里》后，对评剧院负责人说:“这种戏只能演那么几天，一阵风过去就完了。”李耕涛认为河北梆子的传统艺术过于突出悲壮，旧社会人民群众受压迫，心中愤懑，对这样风格能接受；现在是社会主义，生活安定，人民群众不再需要悲悲切切，而是需要乐观、轻松。他建议“小百花”多排演一些情调健康、形式活泼的小旦、小丑戏。他还具体提出派学员到戏校学习《荷珠配》，到京剧团向王紫苓学习《柜中缘》，他说王紫苓的这出戏风趣好看。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人人大跃进”。在人民礼堂召集的一次全市商业系统书记会议上，李耕涛市长在讲话中谈到，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注意有劳有逸。苏联放卫星，咱们放改善群众生活的卫星。老头老太太们要打麻将，那就多生产一点，叫大家尽情地玩儿，工人下班也可以打会儿麻将，工会里都买它几副。他的这次讲话，在市内很有影响，当然也引出不少的议论，李耕涛却满不在乎。1960年，河北梆子剧院翻盖所属的新华戏院，李耕涛对施工方案作了指示。他说，戏院是人民群众娱乐、休息的场所，累了一天后到这里来消遣，我们要搞得舒适一点儿。他建议把新华戏院改造成全市独有的风格，座席间距稍大一些，便于体胖的观众出入；走道上铺上地毯，观众座席前留出摆放小吃的设备，冬天放上一杯茶，夏天放上一瓶汽水。如果达到这样的条件，票价适当提高，群众是能够接受的，剧场不赔本就可以了。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正是李耕涛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疼痛，却关心小百花剧团的青年人。他听说有许多师生得了浮肿，亲自出面和粮食局协商，拨给“小百花”2000斤粮票。当时有人背后议论这是市长对“小百花”实行特殊化。李耕涛听了很激动，他动情地说:“戏曲演员是特殊职业，培养一名大学生容易，培养一个演员难啊!对特殊人才给点特殊照顾，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一人少吃一粒米，就把这些孩子们保护下来了!要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上台翻跟头不是要出人命吗!”李耕涛要求剧院领导:“主要演员体力消耗大，对他们要适当照顾，每天给他们两个鸡蛋一杯奶，有演出时再发一块巧克力。要保证重点，不能搞平均主义。”那时候，编导人员为了写剧本或讨论剧本，有时在一起开夜车，李耕涛总要提醒行政干部为他们做碗热面汤送去。
李耕涛经常教导梆子剧院的领导干部:“干部之间、干群之间、艺人之间发生一点小矛盾，这是难免的，不是原则问题，不要小题大做。本来矛盾不深，你偏要分它个谁是谁非，问题没解决，矛盾反倒更深了。有了矛盾别当回事，坐到一块儿，二两酒一壶茶，矛盾自然就解决了。”李耕涛做人的思想工作有自己的角度和思路，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身为市长去抓剧团的具体工作，常有人在背后议论。李耕涛不去解释。他说：“做什么事没有人议论?‘小百花’的方向是否对头，任人去说，将来让历史去检验。”
1961年12月，市委通知身患肝炎、糖尿病的李耕涛和患高血压症的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一起去广州疗养。正巧在全国戏剧院团巡回演出规划会议上，广东等南方几省的演出公司邀请天津小百花剧团前去演出。文化局长黎砂建议，这么远的路，又是对河北梆子生疏的地区，若去就趁两位市委书记在南方时去，当地可以有个关照。剧团给身在广东的李耕涛市长挂了电话，李耕涛听完情况汇报，明确答复，“小百花”是市里的重点剧团，这事要向市委汇报，按市委指示办。结果，市委很快批准了“小百花”南下演出的计划，并责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领队，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贾杜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经过短期准备，剧团于1962年1月10日动身，前往广州。当天上午9时，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冒着飞雪来到剧团，代表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为“小百花”送行，他转达了万书记的几点指示:河北梆子南下演出。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在南方一定要打响，为天津争光；既然出去了，路程可以远一些，除两湖、两广外，云南、贵州、四川也可以去，半年时间不够可以延长，不要考虑经济问题，做到自给自足就可以了。白桦说，这次南下有3项任务，一是游历名山大川，开阔年轻人的眼界。二是向南方剧种、剧团学习，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回来。三是把河北梆子传播到南方，扩大“小百花”在全国的影响。小百花剧团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14个城市先后演出半年，总收入18万多元，除去各项开销，返津后结余2万元。
“花开时节化鸟来”
“小百花”南下归来后，有人向文化部和天津市委状告天津市市长在度荒期间带领小百花剧团南下游山玩水，浪费国家经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此，天津市委派出调查组，对“小百花”在南方演出的过程进行调查，同时通知李耕涛市长不再兼管小百花剧团的工作，暂时离职养病，接受审查。
李耕涛服从组织决定，但想到7年来他受组织的委托，亲手培养了“小百花”这支戏曲新军，造成河北梆子在天津的中兴局面，可是他所作出的努力却不为别人理解，总是遭到明枪暗箭的伤害，他怅然了。同年8月的一天下午，面容憔悴的李耕涛来到小百花剧团的3楼中厅，向全团干部群众作最后一次讲话。他希望大家克服缺点，继续努力，在今后的舞台实践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说，“小百花”几年来所走过的路究竟是对是错，留待后人评说。只要方向对头，就不怕别人说短道长，不对的就改，对的要坚持。他心情沉重，讲话时断时续，全场鸦雀无声，只有此起彼伏的抽泣声。这是李耕涛生前同“小百花”全体人员的最后一次讲话，除“文革”期间他被军管会人员持枪押到梆子剧院接受批斗外，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踏进他精心创建的梆子剧院大院。自那以后，李耕涛病情日益严重，一直在家休养。虽然病中的他非常惦记“小百花”的事业，但他是党性原则很强的共产党员，从打他公开告别“小百花”之后，再没过问过任何有关“小百花”的事。他怕干扰组织上对他的审查。剧团有人去看他，他叮嘱大家不要为他花费时间，他说:“只要大家把戏搞上去，把‘小百花’搞出名堂来，我就是死了，在九泉之下也要感谢大家。”那天去看望他的人，在他的病榻上发现他在一张纸上用毛笔写下的四句诗:“辛勤培育整七载，满园桃李花欲开。无可奈何辞去了，花开时节化鸟来。”看着纸上的诗文，忆及眼前这位老革命为党的戏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人们那眼泪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
曾经显赫一时的“小百花”，随着李耕涛市长的消沉，骤然呈现日薄西山之势。从南方归来不久，演出阵地便转移到广大农村，1964年成为天津市文艺界“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全团干部群众“上楼、洗澡”，后又拉到部队接受军训，1965年全团到郊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1966年文革风暴一开始，便首当其冲，成为砸烂单位，副院长韩俊卿等5人被迫害至死，近50位干部群众被揪斗，几十人被转工、支农。躺在病榻上的李耕涛以乞求的口吻对找他调查情况的来访者说:“‘小百花’的方针大计，都是经我提出或经我批准后制定的，责任在我，千万不要难为梆子剧院的人”。其时，李耕涛市长已经成为阻碍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四块石头之一，经受着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折磨，却仍在呵护曾经与他同甘共苦的创业者们。
本来已经百病缠身的李耕涛，在文革中又一次次被打、被批斗甚至坐监，从精神到肉体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身体更加一日不如一日，1971年在干校突发脑栓塞未能及时治疗，1974年8月6日含冤逝世，终年只有62岁。他临终前得悉毛主席仍在关心着他，从内心感到很幸福。他对家属说，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死也无憾了。
李耕涛对天津小百花剧团的贡献确是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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