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其名，德行天下。朱德，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这位主要缔造者之一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狗娃子、代珍、玉阶、存铭、建德、王楷等这一个个名字成为他人生旅途的一个个印记。鲜为人知的是，“朱德”二字竟是他当年进陆军讲武堂时冒籍报考更改的名字，他没想到这个名字跟随了自己一辈子……
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众所周知。而他的祖籍实为广东韶关却鲜为人知。“在地上爬着长大”。的“狗娃子”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老母离世时“端一碗水给她喝”
1886年12月的第一天(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十一月初六)，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无情地袭扰着四川仪陇琳琅山西麓的李家湾这片贫瘠的土地。这天早上，贤惠勤劳的农妇钟氏和往日一样，在灶前忙碌着给全家十几口人做早饭。她正要弯腰下蹲往灶门添柴时，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额头直冒冷汗。正在这时，手脚勤快的老祖母潘氏走了进来，一看二儿媳钟氏躺在灶前，心里已明白七八分。老祖母当即把大儿媳刘氏叫了过来，一起把钟氏扶进房内。让她仰卧在床上……一个幼小的生命伴随着一声声啼哭。降临到人世间。他，就是后来的红军之父、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
朱家迁至仪陇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据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记载，朱家“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原来，朱德的祖上是广东韶关县的客籍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骤减，土地抛荒增多。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鼓励向四川移民的政策，使得大群大群的外省人迁移至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史称“湖广填四川”。朱家就是在这场大移民运动中，从广东韶关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3代的朱文先带着第4个儿子朱自成，从营山迁到仪陇的马鞍场的大湾。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
“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这是朱家族谱中的辈分28字韵文。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辈，名叫朝星。朱家在朱朝星那一代时，尚有老业田30挑，按1亩约5挑算，朱家田地面积还有约6亩。朱德的祖父是“邦”字辈，名叫邦俊，排行第三。朱家到了“邦”字辈，人丁兴旺，兄弟邦楷、邦举、邦俊、邦兴、邦久平分祖上传下来的老业田，每人分到的一点田地已不能维持生计。
于是，在1882年，朱邦俊把土地和草屋典了300吊钱作为资金，领着一家搬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李家湾的地方丁邱川家80挑田土耕种。朱家世代务农，辛勤劳作，到头来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字云阶)、二哥朱代凤(字吉阶)，姐姐朱秋香，加上自己共有12口人。朱家落户在仪陇，算到朱德这辈已是第6代了。
在封建社会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家庭中特别受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活，怕专捉小孩的“鬼魂”将他的生命夺走，便以动物名为孩子取名。朱德的祖母给家中的3个孙子都取了乳名——阿牛、阿马、阿狗。“阿狗”就是朱德的乳名，按川北习俗，三兄弟有时也被称为“牛娃子”、“马娃子”和“狗娃子”。后来，朱德成为开国元勋后，回到家乡，还有老人讲：“哦!是那个狗娃子回来了!”
“狗娃子”朱德出生的那间房子是丁家财主用做存放粮食的库房，有十几平方米，四面墙全是木板，房间低矮、潮湿、昏暗，只有从东面板壁上一个不到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能透进一缕光线。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6口人，就挤住在这间仓房里。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生母。朱德长得很像母亲。钟氏1858年出生，父亲名钟必顺，朴实厚道。是个吹唢呐的好手，遇有婚丧、生日等红白喜事，钟家的人被雇去吹奏，遇年节、赶场搭个简单的台子演几场老戏，唱几曲山乡小调，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钟氏的父亲在外，家中的农活劳动由母亲承担，母亲不仅操持屋内家务，而且田地农活样样在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这个务农兼卖艺的家庭中，钟氏从父辈那里听来了一些故事，学会唱山歌民歌，她嫁到朱家生儿育女，有时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在困苦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点情趣。
钟氏先后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困苦，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6男2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
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性情和蔼，从没有打骂过孩子，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扭扭”的纺线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每当母亲讲到穷苦人怎样受苦时，孩子们的眼睛里时常充满了泪花；每当母亲讲到有钱人为富不仁、欺负穷人时，孩子们又恨得攥紧小拳头。听着听着，孩子们困乏了，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抱回漆黑的小屋，纺车又继续“吱扭扭”地响了起来。
朱德四五岁时，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
后来，朱德离家参加革命，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只是后来在泸州期间与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然而，朱德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母亲。关注故乡的一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当从来山西投奔革命的的外甥那里得知情况后，朱德非常挂念年迈的母亲。在抗日战线的山西洪洞县，他悄悄地写信向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龄求助：“……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随四十一军来晋……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200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200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望你做到，复我。”
戴与龄接信后，才知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资助老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老同学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朱德家里。
这封信现存国家博物馆。片纸情深，满纸质朴的语言，饱含孩子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彰显出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坦荡胸襟。
钟氏在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但她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唯一之所求就是在余生之年能见上儿子一面，可因为当时正处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未能如愿。194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86岁高龄的钟氏临终时，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三儿朱德，叫孙儿、孙媳们将自己抬到堂屋安放好，立即抹澡、梳头、包寿帕、穿寿衣、鞋。嘱咐后辈，不要把她葬入早已修好的“山”中(墓室)，而
是葬在屋后左侧的一棵大松树下，不修坟头、不立墓碑，以防反动派挖坟下毒手。孙儿、孙媳皆遵嘱安葬钟氏。
噩耗传到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号召，做母亲的要学习钟太夫人，做儿女的要学习朱德总司令。
此时，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动情地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然而，朱德很快将这种哀情埋入心底，化成一股力量，把对母亲的爱上升为对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朱德一生的革命活动确实实践了这一诺言。
朱德6岁时，入读本姓家族办的私塾，塾师按排行给他取名代珍。移居大湾后。伯父送他进席家砭私塾。先生给他取学名“玉阶”，意取“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1892年，朱德6岁那年，老人把他们兄弟3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
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为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
大学》、《中庸》、《
论语》，还读了《
孟子》的一部分。
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之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三兄弟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田地的地主，朱德暗地称他为“丁阎王”。私塾先生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这个先生知识广博，对每个字、词、句解释得很清楚。朱德见家里花费钱财供自己上学，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当时能到像丁家私塾这样的地方读书的，绝大部分是地主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弟。朱家兄弟3人被安排坐在课堂里光线最暗的地方。那些少爷根本看不起朱德兄弟这样穿着草鞋的穷娃子，时常用鄙夷的眼光盯着他们，甚至给他们起绰号，咒骂他们是“三条水牛”，还故意把“朱”写成“猪”，用各种方法来奚落他们。“人穷志不短”，朱德兄弟仨反抗过、斗争过，将这些事情上告先生，可是先生也不敢得罪这些地主家的孩子，结果受斥责、挨手板的还是被欺侮的朱家兄弟。
一天，朱德在自家树上摘了一个梨，带到私塾后让丁家少爷看见了，抢去就啃，还恶语伤人：“梨子是人吃的，哪个见过‘猪’(朱)吃梨!”这一下，朱德实在无法容忍了，就同他们理论起来：“我的梨子，你们凭什么抢去?”
话才出口，丁家的少爷们一拥而上，劈头盖脸地对朱德就是一阵拳脚。大哥朱代历上前阻止评理，丁家少爷们对代历又是一顿拳脚。朱家兄弟实在忍无可忍，齐心协力进行还击。丁家少爷虽然人多势众，但个个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哪个也不是朱家兄弟的对手。朱家兄弟正在狠狠还击时，被先生吼住了，还被罚站了一阵子。朱德兄弟俩虽然觉得先生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但受雇于人的先生也有难处呀!
事后，先生对朱家兄弟好言相劝：“你们要学会忍耐。你们在丁家读书，不忍怎么读下去?古人云：不忍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鼓励他们，“要刻苦用功。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要能吃得下常人吃不下的苦，要能受得常人受不了的气，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这些话让朱德刻骨铭心。
在丁家私塾读了不久，朱家实在负担不起3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于是让两个大孩子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龄小，又过继给了伯父朱世连，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
诗经》、《书经》，并且还开始学作对联。他用优异的成绩证明，穿草鞋的孩子不但会种田，还会读书，而且比周围所有的人都读得好、读得多!于是，就连偏心的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朱代珍这孩子这么用功，将来肯定有出息。
当时，旱灾严重地困扰着山区的农民，许多农家因为田里的禾苗枯死，不得不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1895年。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一进门就板着脸：“我家老爷有话交代。你家欠下的租，新账加老账，连本带利，分文不能少，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
朱家老小听到这里，恨得直咬牙，老祖父朱邦俊气愤地对管家说：“你家老爷也太狠毒了，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年要租子没有，要命有一条!”话音刚落就摔倒在地，晕了过去。管家看到如此情景，也只好收场，临出门时，还撂下一句：“你装死也没用。年前你交不了租子还不了债，就莫想过年!走着瞧吧!”
除夕夜。不时传来一阵阵的鞭炮声，那是“丁阎王”在丁家大院里关着大门尽情欢乐。此时，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默默地送走这年最后一个寒夜。而此时“丁阎王”家的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租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这里!”
农历大年初一。朱邦俊父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飘飘的雨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泥泞的小山道上四处奔波，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求拜佃主，租房佃田。他们奔波了一天，毫无着落。晚上，富人家的孩子们提着灯笼、放起了鞭炮，朱德和他的兄弟们却围坐在长辈的身旁，默默地听着大人们议论来年的生计。全家人计议到半夜，认为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人家借钱赎回祖屋，分居两处各谋生路。于是，决定朱世林夫妇带着孩子迁居陈家湾，朱德随伯父母、祖父母及三叔、四叔迁回朱家大湾，在老祖屋附近佃租土地。
分别的时刻是令人心碎的。朱德眼含热泪，依依惜别了慈爱的母亲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别了他生活9年的山村……朱德后来回忆起当年家庭破产、骨肉分离的惨景时说：“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朱德随伯父移居大湾的一年以后，有远见的伯父又送朱德进入距大湾8里地的席家砭私塾继续读书。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8年的私塾生活。
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是一位很有见地、又很有骨气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拜见席先生。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我给你起个学名‘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你看如
何?”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
在席先生的指导下，朱德先后读完了《纲鉴》、《
千家诗》、《
古文观止》、《
幼学琼林》、《国语》、《
战国策》等，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和诸子百家的一些文章。朱德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有一次，席先生领着弟子路过一株梨树下，见果实累累，兴之所至，便出了上联：“路边梨不摘”，让弟子对答。朱德当即对道：“月中桂常攀”，极得席先生的赞赏。
在朱德眼里，席先生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8年间，席先生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意识和图谋变法革新的维新思想，对朱德走上民主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德曾把他称作自己思想上的启蒙老师。
社会的动荡同样震撼着西南偏隅的山村。席先生经常把他听到的悲惨事实讲给孩子们听，启发大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少年朱德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下，知道了许多大山以外的事情，明白了许多道理。萌发出要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意识。
初次进城，“朱存铭”对那里的一切感到新鲜，更想知道小城外的世界。大山难遮男儿志，救国志坚的“朱建德”最终选择投笔从戎。于是，一别故里就是半个多世纪
1905年，朱德1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开了财富的大门。尽管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但是，朱德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于是应试。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必须在通过县试、府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70多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参加考试了。当时，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赶来送行，大家一句又一句地叮咛朱德一路平安。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家。
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城东的县署礼部验身。报名时，他改用“朱存铭”的名字。而后，他们又一同去逛街。初次进城，朱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时地伫足，总想看个仔细。然而，他更想知道，在这小城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三天，科举考试开场。经过几场笔试。朱德自我感觉良好。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在1000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20名。这是他自己不曾料想到的。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在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使是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年秋，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顺庆是仪陇等8县的府治所在地，地处嘉陵江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和经济的中心，距离仪陇县城300多里。朱德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如此开阔的地界，一切是那样陌生，又是那样新鲜。
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便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得不一样，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进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日”、“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为了鞭策自己学业上有建树，品德上有造诣，在新学堂如愿以偿，朱德自己改名为“朱建德”。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集聚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
自由取下。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很快，朱德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别担任文理科教习。
朱德等人进入学堂后。接管了学堂的事务，更引起旧派势力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朱德等人。
不久就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说他们教的新学。有损国粹；说他们头戴假辫子，是假洋鬼子；说他们传授野蛮思想。有人还贴出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有人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
谣言和诽谤没有动摇朱德等人兴办新学的信心，他们积极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学的进步意义，鼓励学生接受新学教育。于是，陆续有一些学生从私塾来到学堂就读。一时间，学生从原来的12人增加到工到70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习生活，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电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镕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向老师和朋友辞行。
为此，他的恩师刘寿川同他彻夜长谈。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云南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夏季开始招生，约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试试。”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告别了朋友和恩师，朱德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马鞍场竟是50余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乡。
70多天的“小长征”中，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内涵。考试成绩优秀却还是落第，便更名“朱德”并冒籍报考，哪知“模范朱”后来险些被讲武堂除名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春节过后，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搁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龙井街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同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别人还告诉他们：陆军讲武堂主要是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两个月，七十
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填的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是，主考官觉察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于是，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生涯。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于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场，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很快，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围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察觉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说，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负、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1911年7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召开大会，主席台上方挂着“云南陆军进武堂特别班毕业典礼”会标。100余名特别班学员肃立于礼堂中央。台上列坐着云南显赫人物：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他的僚属；新军十九镇的统制、协统、标统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逐次点呼学员领取毕业证书。
“特别班毕业生金汉鼎!”李根源刚喊出口，金汉鼎上台，接过毕业证书后退回原位。……
“特别班毕业生朱德!”喊到朱德，朱德以洪亮的嗓音答应：“在!”并以挺拔有力的标准军人仪态走向主席台。
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悄声对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说：“这位就是讲武堂学员中有名的‘模范二朱’之一的朱德，四川仪陇人。”蔡锷赞许地点了点头。
朱德从李根源手中接过毕业证时，李根源笑了笑，讲：“朱德是我们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你们可要知道，他为了进这个讲武堂，从四川步行数千里，还冒充云南人，险些被我除名……”
曾耳闻过朱德有关情况的蔡锷一听李根源的介绍，喜上眉梢，骤然更是对朱德产生了好感：“看得出来，朱德同学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朱德见蔡锷很瘦削，那对相距甚宽的眼睛闪出逼人的气魄和潜力，双颊像女性，嘴角又显得严峻、刚强，心中油然升起几分敬意。听到蔡锷也夸奖自己，朱德立刻表露出谦逊的微笑，说：“学生只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下决心来云南学习军事。”
“说得好!说得好!中国要谋求独立自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蔡锷很欣赏朱德的朴实和坦率。毕业典礼结束时，蔡锷还特别邀请朱德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自此，朱德怀着救国救民的志愿，走向滇军，走向德国，走向共产党……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曾化名王楷，系从他的字“玉阶”省笔画、换偏旁而来(阶的繁体字是“陪”)。除了名字的更迭外，朱德一生还拥有许多他人给自己所取的绰号，如上文提及的“模范朱”以及在南昌起义后敌军枪口指向他的胸膛逼问“你是什么人、朱德在哪”时，他从容不迫地回答：“我是伙夫头，不晓得啥子朱德。”这个“伙夫头”成了他给自己取的绰号。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或“朱老总”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里，那些妄想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曾诬陷他是“黑司令”。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曾恰如其分地赋予朱德“红军之父”的称谓。这位“朴素浑如田舍翁”作为开开国元帅，还有“共和国第一元帅”的美称……
一个个名字或绰号，都是开国元勋朱德人生履历中的一个个传奇的印记。他的思想、品格在中国人民中受着毋庸置疑的尊敬和爱戴，正如周恩来所言，他的革命经历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