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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夏天，浙江嘉兴南北湖风景区管委会举办“纪念金九先生诞生125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嘉兴辛亥革命元老褚辅成先生的孙女褚丽贞告诉我一件事，说我5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严家浜老人孙贵荣已于2000年谢世，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虽然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人，可在1942年韩国金九在他家避难时却作出过牺牲。他为了保护韩国友人寄存的箱子，与母亲惨遭日伪“游击队”拷打、熏烧，而坚不吐实，以至于伤痕累累，成了严家浜有名的“花肚皮”。他对我讲的故事，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心里。
       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1876－1949）在自述《白凡逸志》中，叙述他极不平凡的一生；在国内3次入狱，受尽酷刑，度过近10年的铁窗生涯，在中国亡命26年，策划了阻击日本天皇和上海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为躲避日寇的追捕，金九在中国友人褚辅成等人的帮助下，到浙江嘉兴作短暂居住；后因日寇在铁路沿线紧急搜捕，而转移到褚辅成先生儿媳朱佳蕊叔父的避暑山庄“载青别墅”。在澉浦南北湖畔的“载青别墅”度过了最为危险的半年以后，又被驻澉浦的警察发现，被迫再度流亡浙江嘉兴，匿居在褚辅成的养子陈桐荪先生的寄子孙贵荣家，先后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逃亡生活。这段时间，金九在严家浜的避难之事，鲜为人知。
       1996年是金九先生诞生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友人，也为了为南北湖金九避难处——载青别墅收集一些关于金九先生的故事，我们请褚辅成先生的小孙女褚丽贞陪同，驱车前往离嘉兴市区约5公里的严家浜，拜望了陈桐荪先生的寄子孙贵荣老人。
       金九先生在《白凡逸志》中这样记载：“嘉兴南门外，沿运河而下，走十余里，有个村子叫严家浜，陈桐荪在那里有田产，跟村里的农民孙用宝相交甚厚，我在那儿，就住在孙用宝家，那时我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头儿，他们全家都下地干活时，家里只留下个吃奶的婴儿。孩子一哭，我就抱着他去地里找他的妈妈，那时他妈就十分惶恐不安，感到难以为情。”孙用宝既是陈桐荪佃户，又将儿子孙贵荣过寄于他，此次又将金九先生寄居孙家，相交确实甚厚。
       在严家浜村民委传达室内，我们见到孙用宝的儿子孙贵荣。孙已年愈古稀，戴着老花眼镜，穿着中式对襟蓝布服，瘦小的身躯，但看上去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身体还十分硬朗。老人见我们来到，显得十分高兴，忙着给我们沏茶。当褚丽贞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来意时，老人禁锢了几十年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积压在他心中50多年的记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一件件地掏了出来——
       “褚辅成的养子陈桐荪是我的寄父，张先生到嘉兴避难时（注：因当时金九先生寄住他家时，化名张震球，广东人，做生意的，因而至今老人习惯称金九为张先生），我正在嘉兴南湖小学读书，吃住就在我寄父陈桐荪日晖弄的家中，有一天寄父家来了一位客人，高高的个子，穿着中国长衫，黑黝黝的脸，戴着黑边眼镜。寄父告诉我，这位先生是寄父的朋友，叫张震球，广东人，到嘉兴做生意，于是寄父家中上下都叫他张先生，那时，我才十四五岁，是个小孩子，因此他们做什么事并不避我。张先生与我很亲近，过了一段时间，张先生突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张先生到褚辅成儿媳海盐家乡去了，这一去约半年多时间，不见张先生来陈家。
       “第二年初，寄父陪同张先生来到我家，告诉我父亲，张先生要在我家住一段时间，要我父亲照顾好张先生。父亲在家里腾出一间厢房给张先生住，为了张先生的安全，不让外人进入他的房间，只有我小孩子家可以自由进出他的房间，每天我们吃住在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照我寄父关照的，叫他张先生，附近乡邻也跟着我们叫他张先生。张先生为人十分随和，平时穿着灰颜色长衫，质地并不好，吸的是市面买得到的‘大英牌’香烟，嘴上常叨着一只弯而向上的小烟斗，简直和其他乡下老头没有什么区别。张先生也经常到农民家串门，打麻将、钓鱼，在村子里小茶馆里与农人一起喝茶……夏天，袒露着胸，摇着巴蕉扇，躺在我家房后的竹园内桌椅子上乘凉、睡觉。”
       金九先生是这样回忆严家浜的：
       五六月是蚕桑季节，家家都养蚕，我参观了那里的妇女缫丝，60多岁的老太婆也不闲着，在纺车边上安上一口锅，左手烧火煮茧，右手缫丝纺线。纺车下部有悬有一踏板，右脚一蹬踏板，纺车就转动起来。我幼小时曾看到过我国妇女纺纱织布，和这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问一位老太：“老太今年高寿?”“过了60了。”“什么时候起开始纺纱的？”“从7岁起。”“60年前用的就是这种纺车吗？”“是啊，就是这种纺车。”我也亲眼见到七八岁的孩童抽丝纺纱，所以对她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到金九先生平易近人，与当地居民的亲密关系。孙贵荣说：“在农村空闲时，张先生有时也喜欢与附近农民搓搓麻将，不过这仅仅是娱乐性的，输赢进出不大，有时打牌，乡亲们故意偷看他的牌，他也不在意，每次打牌输了钱，张先生感到很高兴；有几次赢了钱，他反而不高兴，我觉得很想不通。有一次我问张先生：‘你输了钱为什么还高兴？’张先生感慨地叹了口气说：‘农人很辛苦，几角钿来之不易……’久而久之，张先生因待人和气，处事马虎，乡亲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他‘约约和’（意思是马马虎虎、很随和的意思），后来大家见了他，干脆连张先生也不叫了，都叫他‘约约和’，张先生听了非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地答应着。张先生刚到我家，因为没有报纸看，在家里走来走去显得很烦躁，叫我想办法去买报纸。他说：‘他天天要看报纸，没有报纸过不了日子。’平时总用两头能写字的一支钢笔，在报纸上勾勾画画，好像很用脑筋。
       “开始我给他买报，但不能天天给他买，后来想法办叫村里在嘉兴做清卫员的小毛毛代买，每天夜上从嘉兴回来带给他。当时报纸每份只要二分钱，可张先生每天给二角钱。小毛毛把多余的钱还给他，张先生不肯要。我怕张先生吃亏，不肯给小毛毛占便宜，以后小毛毛每次给张先生买报付钱，由我去给小毛毛结账，这样小毛毛就占不了多少便宜。
       有时我给张先生取报回来，报上发现有好的消息，张先生很高兴，吃饭的时候，他高兴地说：‘贵荣，今天辛苦了。’说着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给我吃。张先生每次去嘉兴，陈桐荪家佣人阿二阿婆总给张先生买些鱼肉之类吃的东西带回来，由我妈给他烧，他总是分给大家一起吃，对我总留点好菜给我吃。有一次，他高兴了，竟带我到嘉兴‘叶绿园’吃大菜，结果给我父亲知道了，让我吃了两记耳光，说我花了张先生的钱，没规矩。以后我也不敢跟张先生吃大菜，张先生还偷偷请我吃过几次嘉兴汤圆之类的点心。
       “张先生在生活上十分随意，一切按中国人‘入乡随俗’的习惯。农家人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客人，除了地里自家种的蔬菜外，就是新蚕豆、豌豆等，有时我家也杀只鸡给他吃，他都十分高兴，有时他进城里（嘉兴）方便就带来许多荤蔬菜给我家。有一次他去城里，从船上带来一箩筐小鸡，我们很奇怪，他笑着说：‘我吃你家大鸡，我还一群小鸡给你们养。’但张先生有一嗜好，今天回忆起来想想真有趣。那时我年纪还小，他像逗小孩子一样逗我，叫我去守候母鸡生蛋。母鸡刚生下蛋，我去告诉他，他趁鸡蛋还热，就打一小洞，用嘴巴吸着吃，一口气吸光，这是他最爱吃的‘营养品’。于是我经常守着母鸡生蛋，每当我捧着刚生下还热着的鸡蛋给张先生时，张先生显得很是高兴……”
       金九先生住在严家浜期间，几乎每天要驾船出去，在《白凡逸志》中曾这样写道：“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出去，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看来金九先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孙贵荣回忆道：“天气好的时候，有时张先生要我陪他到村子附近的地方去玩儿，经常到姚家坟、西河浜竹林里或附近田野上散步……那时张先生叼着烟斗，对大自然充满了深情。那年新竹抽叶的时候，张先生用烟蒂在嫩竹上烫了4个字‘外直中通’，因多次熏烫，老竹上就结了疤，这4个字就留在竹子上了。但由于我只有小学文化，至今不解其意，这次你们来才知道，‘外直中通’原出于《爱莲说》：‘予独爱莲出于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张先生以竹子的特性，摇而不倒，枯而不死，外直中通，豁达坚韧，一袭淡绿，表达自己的个性和革命意志。寄寓君子情操的人格力量。张先生住在我家期间，嘉兴的严先生、赵先生几乎每天驾一小舟来严家浜来接张先生出去（严先生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严恒燮）。张先生在我家门前石堤上船，然后把船开到幽静的河面停下来，几个人一起商谈事情，一谈就是半天，谈毕后，再把张先生送回我家里……有时候船开到陈桐荪家西厢房朱家门口停下，在陈家聚会。后来张先生住在朱爱宝船上，船从嘉兴到严家浜有6里水路，一来一往约两个时辰，但还是隔三隔四到我家来，陆陆续续前后约两年时间。那时，我真以为张先生与严先生等人是在谈生意，后来才知道张先生虽然住在我家，但仍然每天与住在嘉兴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人商量国家大事，指挥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又有一次，张先生要我父亲等人帮忙，说是到嘉兴去装一箱洋书。箱子很大，很重，要4个人才能搬上岸。张先生叮嘱我和我父亲，说这一箱子书一定要保管好，不能受潮。我家一直很小心地保管这箱书，哪知道后来为了这箱书，遭了一场大祸，差点丢了小命。
       “张先生离开我家前，给我家一张‘张震球’3个字的纸片撕为一半，并告诫我父母，今后有人来取这箱书，必须把这张纸片对接上，方可给他，否则谁来取也不能给。张先生去了不久，有一天村里来了日伪军‘游击队’，他们知道我家曾经接待一个广东商人，广东商人又把一箱东西寄放在我家，以为这箱东西必定是金银财宝，或是很值钱的东西，一伙兵匪闯入我家翻箱倒柜，逼着我家交出这只箱子。我和父母亲心里想，这是寄父的朋友寄存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丢失，否则怎么向寄父和张先生交代呢?于是我们一家人咬紧牙关，任凭兵匪打骂，一口咬定‘箱子已经装回嘉兴去了’。兵匪不信，开始打骂我母亲和我，见不奏效，于是就拿来一桶洋油（即煤油），把棉花浸透了油，点上火烧我母亲和我，肚皮上的肉烧得吱吱响，烧得我们母子俩死去活来，把我母子俩从胸口到肚皮的皮肤全烧焦了，我们就是不说，兵匪到处搜查不到，也只好走了。我的伤后来慢慢好了，但留下了永久性疤痕，我和母亲终身成了‘花肚皮’，附近乡邻也常叫我‘花肚皮’把我的名字反而忘掉了。
       “以后这伙兵匪还是不死心，隔三隔四，常来骚扰，弄得一家人为了这只箱子整天提心吊胆。这么大一只箱子藏也没处藏，开始在屋里挖个坑，上面盖上一层浮土，再堆上稻柴，下雨怕箱里的‘洋书’受潮，翻出搬进好几回，晒箱子，但不敢打开，怕被人看到或土匪来时来不及搬进屋。有天夜里，我点了火，和父母亲一起偷偷将箱子从地里挖出来，用棒撬开来看看书有没有受潮。不看还好，一看把我们全家吓得瘫倒在地，说不出话来。天哪!这那里是什么书籍，原来是一箱装有炸药和引线的热水壶、电筒、铝饭盒炸弹……（金九先生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日寇用的就是这类炸弹）。张先生已到南京，如果这箱子给土匪搜到了，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哪里还会有?于是我和父母亲商量后，决定分批将‘炸弹’放在篮子里，面上罩上草，晚上偷偷丢到家附近的西浜和附近的小河内。接连丢了好几个晚上，才将这箱伪装的‘炸弹’丢光，心里才总算落了一块石头……前几年河干时，我们村子里的人还从河中捡到我们当年丢弃的‘炸弹’，当做废品，卖给了附近收废品的小店。
       “张先生陆陆续续在我家住了两年多时间，与我家父母、左右邻居都有着深厚的友情。到南京前他曾对我讲：嘉兴在杭州与上海之间，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不能常住在这里。后来张先生真的走了，但到了南京以后，还多次写信给我家，对我家留宿他，表示感激之情，后来又去了重庆。有一次从南京去杭州公干，路过嘉兴，特地又来看望我家，当他知道我已结婚，还按中国习惯，给我们夫妻俩见面钿。抗战胜利以后，张先生要回韩国前，还特地派他的儿子到嘉兴，由陈桐荪的两个儿子国生、国干陪同到严家浜，看望我们一家，在我家吃了中饭，大家喝点酒，吃了3个西瓜，还和我们全家合影，在嘉兴冲好后，由陈桐荪家人带给我们。金九回国后，寄来过一张照片，背面写着‘72岁白凡老夫金九’几个字。这也是我家最后一次与张先生一家的联系。从此，再也听不到张先生的消息，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划船声……
       “5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我的父母也相继去世，我也已是古稀之年。去年听说《嘉兴日报》登了金九先生儿子金信访问的消息，人家告诉我金九先生就是当年的张先生。我设法找到这张《嘉兴日报》，报上登的金九先生相片，果然就是当年和我朝夕相处的张先生，高大的身躯，黑黝黝的脸，慈祥和蔼的笑容……现今我国和韩国已建交，李鹏任总理时还访问了韩国，两国之间真的做起生意来了，我感到特别高兴。
       “金九先生是位爱国爱家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反法西斯的英雄，我从心底里尊敬他。过去我们一家曾经接待过这位英雄，亦为英雄做过一点微薄的贡献，我感到这是应该的。
       “我希望我们中韩两国人民，今天仍能像过去反对日本侵略一样，相互友好。中韩人民应永远友好下去。听说嘉兴市要与韩国临江市结为姊妹城市，我真是高兴得彻夜不眠。金九先生与我们嘉兴人民过去建立的友谊，一定世代相传。”
       中韩复交以后，曾为韩国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的金信先生，为了寻找父亲金九在中国的踪迹，曾多次到载青别墅凭吊。当金信第三次访问南北湖载青别墅时，我将在嘉兴严家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当时却难以接受父亲曾藏炸弹在严家浜的事，认为此事有些离谱。我当时真为孙贵荣老人捏了把汗，因为此事弄得不好，会影响中韩友谊，但我深信孙贵荣老人讲的是真话。金信对此事很认真，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曾去江西南昌找到时任江西省农业银行行长、陈桐荪先生的儿子陈国干。陈国干先生明白地告诉金信先生，当年金九先生确曾寄过这只箱子。后原韩国女性革命同盟干事郑清和女士，在回忆中也确认那时从上海撤离至嘉兴时，为了今后暗杀日寇的需要，曾将一箱炸弹运至嘉兴。此时的金信先生也对此事确信无疑，并对孙贵荣老人一家由此所受伤害深以为憾。2000年再度访问嘉兴时，他在嘉兴宴请了孙贵荣老人，以表示对他和他的父母感激之情。孙贵荣老人也很激动，两位老人共叙两代人的深厚友谊。谁知此次相见，却成了他俩之间的诀别，半年以后孙贵荣老人溘然与世长辞。我相信，孙贵荣老人和他的父母为中韩友谊所作出的贡献，应该不会被人们所遗忘。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