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在非绍兴籍的一流名人中，就与绍兴的关系而言，恐怕要数孙中山先生最为密切了。这不仅体现在他曾两度亲临绍兴（包括暗访），在绍兴留下了许多踪影、讲话与手迹，还体现在他与众多绍籍名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并与10多位绍籍名人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前后，绍兴人民曾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期盼与纪念。翻开1996年出版的《绍兴市志》，与孙中山有关的条目达53条之多，足见他与绍兴的关系非同一般。2006年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他公开视察绍兴90周年，笔者根椐视野所及，仅就孙中山与绍兴名人方面，从史料角度向世人披露，以纪念这位对绍兴的文明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贡献的民族伟人。
一
民国5年（1916）8月，孙中山先生一行从沪至杭、绍、甬等地访问，这是民初浙江的一件大事。关于1916年的中山先生绍兴之行，有关报刊和文史资料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对3年以前的那次绍兴之行，因系秘密访问，至今鲜为人知。当时的背景是：民国2年（1913）7月，倒袁的二次革命爆发，但革命党经费拮据，进展困难，孙中山寓居上海法租界宝昌路，频频外出活动，7月20日传闻孙已乘西比利亚邮轮赴日，26日复出现于上海。
根椐当时绍兴的接待者、陶泰生布店老板兼县商会董事陶恩沛（字荫轩）回忆：中山先生于7月20日前，乘轮船从上海潜出，先到宁波，再来绍兴，宿于西咸欢河沿的西厅边洋房间中。侍卫长为陶广（1888－1951，祖籍绍兴陶堰，清末毕业于江南讲武学堂，先后参与“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与北伐战争，贡献卓著，抗战时任国民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授陆军中将衔）。孙先生抵绍后即在西咸欢陶宅召集部分同志开会，主要是布置王金发进攻绍兴和为革命筹款。陶恩沛当场捐助2000银元，孙中山即写下收条，陶恩沛曰：“何必呢？”孙中山说：“这样好留作纪念。”该收条在陶泰布店结账时，为族人所共见。
其时绍兴适庐（一公开娱乐场所）新建一座舞台，陶恩沛请先生赐名，先生题“觉民”二字。后经书法家车眉子放大，镶成匾额。原以为觉民舞台落成之日，正是庆祝二次革命胜利之时，不幸王金发攻城失败，孙中山由陶思沛之子陶伯初送出绍兴，偕同王金发经宁波回上海。7月28日孙中山离开上海，8月2日乘德国邮轮往香港转赴日本。“觉民”匾额只好由陶恩沛书额。此事在陶家为家乘所记，父老所传，直至曾孙一辈仍言之凿凿，当不为虚。当时陶泰生布店还根椐孙中山的指示，在西咸欢河沿东厅中赶制红底白字三条军旗，以备急用。
1916年8月，孙中山在绍逗留三天三夜，主要做了4件大事：一是凭吊先烈，主要是祭陶（成章）?熏包括视察成章女校和接见秋瑾的后人；二是在觉民舞台作了一场报告，从全国到绍兴，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经济到民风民俗，对绍兴的文明建设多有裨益；三是考察民情，宣传自己的见解，其足迹所至，几乎遍及绍兴当时主要的风景名胜处（包括望海亭、越王殿、鉴湖、兰亭、大禹陵、南镇庙、香炉峰，以及一般人很少去的陆游读书处快阁）。特别是他对孙端上亭公园的视察，对其创始者多有嘉许；四是为绍兴父老留下不少饱含深情的题词和珍贵的照片，仅8月20日夜在西咸欢陶公馆东厢房为绍兴名流的题词就达6条之多。其中为东道主陶恩沛所题“经纬万端”4字，非常切合主人的身份、职业与家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莅绍期间为东湖陶社所题的横匾：“焕卿同志千古：气壮山河”；为秋瑾撰写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可谓字字铿锵，读之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所摄照片既有合影留念的团体照，又有中山先生与他人的双人照，可惜大部分照片经文革洗劫，已不见踪影。
二
在孙中山生前与其有过密切交往乃至结下深厚友谊的绍籍人士中，不乏在中国近现史上有其地位与影响的大人物，其中包括蔡元培、秋瑾、陶成章、邵元冲、邵力子、蒋尊簋、王金发、朱庆澜、汪精卫等人。
蔡元培与孙中山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要研究蔡元培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不能不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入手。孙中山为“建立民国”而奋斗终身，蔡元培为“保障民权”而鞠躬尽瘁，尽管孙中山注目政治和经济，蔡元培着眼教育与科学，但大方向一致，都是为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而竭智殚心，孜孜以求的。
1904年，蔡元培与陶成章等人在上海组织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蔡又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支部长。
孙中山和蔡元培都是在武昌起义后不约而同返回祖国的。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在南京讨论大元帅的人选时，蔡元培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章太炎和一些光复会成员存门户之见，不愿支持孙中山领导临时政府，而蔡元培虽是光复会的主要创始人，又与章太炎有交谊，但自加入同盟会后，即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支持孙中山反清的革命目标，支持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不顾章太炎的反对，为了国家的利益，出任教育总长，表现了蔡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和顾全大局的精神。而在孙中山这一面，也不因当时有人提出让汪精卫或戴季陶担任教育总长，而一心支持蔡元培。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由此开始了与孙中山合作共事的经历。1月28日临时参议院举行大会，孙中山莅会致贺词，各部总长仅蔡元培和黄兴二人与会。
蔡元培在民国之初，曾就自己在用人上的想法，写信给孙中山，建议兼收并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孙中山当即复蔡一信：“关于内阁之设备及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孙和蔡都经历了一次革命与复旧的严峻事变，蔡奉孙之命，出任迎袁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但袁的野心和阴谋，其实早为孙、蔡所察觉。蔡元培不顾袁世凯的多方拉拢与威逼，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
蔡与孙的再度合作是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蔡元培最初主张用调和的方法，但在调停失败后，连续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袁世凯的面目，阐明了他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态度，鼓励军民讨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二次革命”。孙中山对蔡元培极为信任和充分支持，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是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推荐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蔡的友人中劝他不必就职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却支持蔡就任。孙认为，蔡去北京，不仅可整顿北大，而且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
蔡元培在北京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1924年1月30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议蔡元培任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当时蔡正在欧洲，与会者中有人以做大学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提出疑义。孙中山回答说：“蔡孑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而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能到北京工作。”足见孙中山对蔡的了解与信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欧洲考察高等教育的蔡元培在追悼会上说，我们所信仰所敬爱的“不是孙先生的体魂，而是孙先生的精神”，号召大家“师法他的毅力，为不断的奋斗；师法他的度量，为无涯的容纳，将来终有一日，把孙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4月12日，蔡元培由汉堡专程前往伦敦，参加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致悼词，19日，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撰寄《孙逸仙传略》一文，由刘厚生代为宣读。
蔡元培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功”，为了保障民权，反对独裁专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侵略，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因此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蔡元培对于孙中山是生前服膺，殁后敬仰。
三
鉴湖女侠秋瑾生前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非常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1905年7月秋瑾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同月，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9月，秋瑾在黄兴寓所会晤孙中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也十分赞赏秋瑾的革命品质，相当信任秋瑾，秋瑾一加入同盟会，就让她担任了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分会会长）。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表彰秋瑾的不朽功绩，曾亲笔题下“巾帼英雄”4字，悬挂在杭州西湖秋社。
1916年8月，孙中山在绍考察期间专门在兰亭约见了秋瑾的侄子秋壬林，对秋氏后人关怀备至。在那次接见中，孙中山对秋壬林说：我知道你们秋氏是书香之家，秋瑾的国文基础就很不错。当秋壬林表示想继续求学深造后，孙中山又说：“你们绍兴有一位蔡元培先生，培育青年成才非常热心，你可去信，就说由我推荐，请他设法安排。”不久蔡元培就来信邀请秋壬林去北大法律系攻读。蔡先生知道秋氏因革命毁家，家境并不宽裕，还特意给秋壬林在北大总务处安排了一个助理会计的职务，实行半工半读，直到学成毕业。
孙中山与陶成章之间的关系颇为特殊。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光复会员蒋尊簋、秋瑾接踵参加，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宝铨等相继加入其中。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于1907年1月4日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浙江留日会员的分会长，主持浙籍留日学生的入盟事宜，并兼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行人。当时，同盟、光复两会之间“同仇鞑虏，固无畛域之见”，属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后陶成章为解决《民报》经费，几次赴南洋募捐，1909年自槟榔山到垌罗，因筹款受阻，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矛盾日深，双方在报刊上互相攻击，辛亥革命前夕，双方均主动停止内战。
在沪杭光复后，南京清军江南大营成了武昌革命军的心腹大患。为了支援湖北，陶成章与光复会捐弃前嫌，不遗余力，积极协同同盟会。浙军是入宁的主力军，在联军进攻受阻、天堡城易守难攻的紧急情况下，也是陶成章调集的浙东山区的洪门帮主的壮士组成敢死队，强攻杀出血路，才获全胜，为武昌解了围。陶成章这时虽疲惫不堪，仍坚持视察前线，奔走指挥，无役不与。
东南光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但革命党内争未息。中部同盟会首领陈英士派人于1912年1月14日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孙中山闻讯，立即电饬上海都督陈英士缉拿凶手。我们姑且肯定孙中山实不知刺陶实情，但从同盟会、光复会以往纠葛和孙陈之间情同手足的亲密关系这一背景去观察，陶死后，孙陈表演的严查凶手这一幕，形同示人，而且做得逼真。但孙中山的言行还是顾全大局的，后来亲赴绍兴祭陶，亲书匾额颂陶，并且公开指出“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这些做法是真诚的，也是英雄惜英雄，深受陶氏家属、儿孙的感激。如果没有孙中山后来的仁爱之举，陶氏后辈在民国时期怎能活得下来？陶公被刺后，孙大总统于1月17日致电浙督蒋尊簋：“陶君原籍会稽，应由浙督查明其家属，优予抚恤。”浙督奉命后，于1月20日批准发给陶氏家属抚恤金1万元，子女抚养费500元。孙中山来绍兴祭陶时，要浙督每年追加其子女抚养费200元，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笔每年700元的抚恤金才被取消。
四
除秋、陶两烈士外，另一位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的光复会员，是被称为嵊县强盗的王金发（1883－1915）。
秋瑾被害后，清政府把王金发、竺绍康等人作为要犯悬赏通缉，王金发躲入深山，处境十分险恶。正在东京的孙中山指示同盟会的同志：“秋瑾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的同志。”他把重燃革命烽火的希望寄托在王金发等人身上，并派陈其美回国营救。陈多次派人密赴嵊县寻访金发，后被党人杨侠卿找到，把金发及其母亲接到上海。
这年（1907）年终，陈其美等在上海筹设秘密机关，想盘进天保客栈而苦于经费不足。王金发即禀明母亲，回乡变卖所有家产并向亲友筹借千元，全部捐献充作革命经费，这就是王母“毁家资助革命”美誉的由来。天保客栈成为上海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活动的据点，王金发也在这时加入同盟会，成为东南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健将。他活跃在上海、港澳、东京、南洋，传达机密，筹募款项，或潜回浙皖，联络会党，或神出鬼没，单枪深入虎（，打击坏人，征讨叛徒。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首抵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电催王金发由绍去沪，并向孙中山介绍了王金发在光复上海、浙江中的功绩，以及弃高官不就、愿回绍兴的事。中山先生很感兴趣，问起这是为什么。王金发坚定地回答：“为要直捣黄龙。”孙中山非常高兴，称赞王金发是“东南一英杰。”老同盟会员邵力子闻讯，来沪面谒中山先生，也曾亲自听到“王金发了不起，可算是浙东的英雄”的赞语。黄兴给孙中山的信中，亦称“王金发是东南名士，英雄豪杰”。
光复会早期会员中，就与同盟会的关系而言，恐怕要算蒋尊簋先生了。蒋尊簋（1882－1931），字百器，诸暨紫东浒山人，诗人蒋智由之子，早年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海宁蒋方震同以精通军事著称，被章太炎称之为“浙江二蒋”，是人又加蔡锷，号为“南方三杰”。蒋尊簋是1905年第一个入盟的光复会员，也是当时唯一在东京的光复会员，后在浙江辛亥革命运动中功绩卓著，并任浙江军政府第二任都督兼民政长。他是同盟会筹建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参加同盟会的筹备工作而且参加成立大会，他还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17被孙中山委任为浙闽宣抚使，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蒋尊簋任参谋次长，后历任军政部次长、代理参谋长，兼滇、黔、赣联军第一路司令。1923年11月，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处主任，次年2月，被任命为大本营军需总监，成了孙中山的内当家。
在绍籍现代名人中，就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而言，首推邵元冲。邵元冲，本名骥，字翼如，祖籍绍兴漓渚下岭，1890年诞生于齐贤下方桥翰林台门。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赴日本，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共谋大事，武昌起义前夕返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动员民众起来推翻封建王朝。“二次革命”时，邵应孙中山之派，赴江西湖口参加讨袁战争，任长江各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次年再次赴日，跟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之职，后受孙中山之托，考察海外党务，周游了美、英、法、意、德等国。1923年8月，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身份赴苏联考察。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同年冬，随孙中山北上，任行营机要主任秘书、《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时，邵元冲是遗嘱见证人之一，与戴季陶、何香凝、宋子文等共同料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在孙中山追悼会上，邵讲演“孙公略史及三民主义”，以后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多种场合，多次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中国国民党之中兴运动”、“孙公革命之精神及其大节”，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
五
在论及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绍籍人士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之为孙中山的“如身之臂”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精卫”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汪氏祖籍原为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元末其祖先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偏门外。1883年5月4日，汪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他父亲当师爷的衙门里，其祖坟现仍在绍兴。
汪精卫在日本留学期间便参与筹建同盟会并被推举为评议部部长。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一度任主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后，他随孙中山先后参与潮州黄冈起义、惠州起义、防城起义。受孙中山委派，往南洋各地、缅甸及泰国，在华侨中募集军需，建立同盟会支部，开展革命宣传活动。1910年3月，潜入北京，在什刹海银锭桥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终身监禁。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狱中诗曾传诵一时，激励不少有为青年投身革命。武昌起义后获释，与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南北议和。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1年与孙中山一起在广州另组中华民国政府。次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7月3日，汪精卫同古应芬登舰与孙中山共度患难，8月9日，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伴随下退居上海。
汪精卫在孙中山领导下，马不停蹄地进行合纵连横的联络活动，1924年5月5日，汪精卫与毛泽东等人在上海合影留念。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汪精卫是总理遗嘱的记录人和见证人之一，俨然成为临终“顾命大臣”。由于汪与孙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故与胡汉民、廖仲恺合称为孙中山身边的“三杰”。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1882－1967）与孙中山先生之间的关系，虽不如作为他同乡的另一位邵先生邵元冲那么密切，却也和孙中山有着天然的联系，现摘录《邵力子年谱简编》中与孙中山有关的条目，从中可以窥见他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1906年，经早期同盟会会员康心孚引见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11日，邵和在上海的同盟会骨干在汇中旅馆欢宴自宁来沪的孙中山。8月12日，加入由宋教仁组织，推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
1913年9月4日，“二次革命”失败，邵主编的《民立报》因响应孙中山“五省都督起兵讨袁”号召，遭禁停刊。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邵与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入党。
1916年5月初，往孙中山上海住所拜访。5月6日，在《民国日报》发表《孙中山先生之乐观——东京归客述》一文，为护法斗争制造舆论。5月9日，邵主编的《民国日报》刊出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
1918年12月，《民国日报》为“徐世昌诬孙中山病重”事发表时评《辩谣》。
1919年10月10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召开，没有出席会议的邵被选为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5日，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同仁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宅，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摄影。1925年3月题孙中山挽联：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与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和治学分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邵说：1925年，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以致逝世，我没有去，我始终没有离开上海，为了坚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
在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无数革命之星中，朱庆澜（1874－1941）虽不是异常光彩夺目的一颗，却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颗。
朱庆澜，字子桥，绍兴钱清渔后村人。1917年，孙中山创建起自己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八千粤军，其全部人马就是朱庆澜任广东省长时的20个警卫营。这支部队，是孙中山后来发动北伐、领导国民革命事业和创建黄埔军校的基本骨干。
1916年，朱庆澜因调解粤省的滇桂之争有功，被黎元洪任命为广东省省长。次年，北京政府府院冲突日趋激烈，段祺瑞拥兵自重，悍然宣布废弃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另组御用的安福国会。孙中山先生奋起维护国会约法，通电全国讨伐叛乱，并准备南下建立根据地，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
孙中山的登高一呼，得到海军总长程壁光和部分国会议员的拥护。朱庆澜也以广东省长的名义致电孙中山，竭诚欢迎他来广东主持护法大计，这对孙中山决心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根据地起了推动作用。7月17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廖仲恺、朱执信、章炳麟等一行人，从上海乘坐军舰抵达黄埔，朱庆澜代表广东省政府和民众到码头迎接。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分任元帅，开始筹备北伐。但孙中山兵力有限，尤其是没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其北伐计划屡受军阀分子的阻挠破坏。为此，孙中山亟谋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
一次，孙中山派胡汉民来见朱庆澜。谈起此事，朱庆澜说：“此次孙先生登高一呼，西南各省闻风响应，但先生手上又无可靠的军队，看来事情很难收到实效，要陆荣廷、唐继尧他们出兵护法，是不容易的。”他诚恳地表示：“如果孙先生需要建立护法军，我愿从自己40个营的省警卫军中，拨20个营交给孙先生指挥，改编作为护法军的基本部队，徐图发展。”孙中山得知朱庆澜的态度后，十分欣慰，立嘱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分头行动，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以期促使此事尽快实现。虽然陆荣廷和广东督军陈炳焜百般刁难阻挠，企图阻止护法军的组建，但这20个营的警卫军，最终拨交给军政府直接指挥。这是孙中山直接指挥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为了消除桂系的疑忌，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援闽”粤军，先行攻打福建，不留在广东争地盘。后来，陆荣廷又抛出“粤人治粤”的幌子，浙江籍的朱庆澜在桂系军阀的排挤下，权衡利弊，决定辞去省长职务，回到上海，去苏北盐城开垦。孙中山虽再三挽留，朱庆澜却去意已决，说：“先生以后用我，我当尽力效劳。”中山先生对朱庆澜有过高度评价：“朱子桥有远见，是位难能可贵的朋友，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不久，孙中山先生也在军阀的挟制下，宣布辞去大元帅职，离开广州到了上海。不过朱庆澜给他的那支粤军，依然在福建完整地保持着，在邓铿整顿所部时得到了充实与发展，他吸收了不少青年军官和保定军校毕业生。以后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有不少人被派到军校去任教，如：邓演达、叶剑英、顾祝同、钱大钧、陈诚、刘峙、季方、徐庭瑶等。在北伐国民革命军中，不少团长以上的干部，如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蒋光鼐、陈济棠、黄琪翔、蔡廷锴、叶挺、余汉谋、李汉魂、吴奇伟、薛岳等都出自粤军，这些人在抗日战争中指挥过千军万马。饮水思源，当初支持孙中山先生创建粤军的朱庆澜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六
在民国时期，还有不少绍籍名人，他们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虽不如前面提到的这些人那么密切，有的甚至没有机会与他当面交谈，但却和孙中山有着精神上的交通和文字上的联系。例如鲁迅先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举国震悼，但也有人幸灾乐祸，发表了一些攻击孙中山的言论。3月22日，鲁迅在北京写了《战士与苍蝇》一文，指出孙中山是伟大的战士，乘他去世攻击他的人只不过是嗡嗡叫的苍蝇。而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则受他的座师章太炎的影响，对中山先生也很崇敬。1902年，20岁的许寿裳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是年春，太炎先生与中山先生会见于日本横滨，英豪定交，同谋革命。1907年11月，作为光复会首批会员的许寿裳，由黄兴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小政党成立国民党，许寿裳也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人物之一。
比许寿裳大6岁、同为国民党元老的经亨颐（1877－1938）则在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时就结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但他长期醉心于教育事业。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成了有中共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经亨颐拥护新三民主义，敬仰孙中山的人品，加上他和国民党左派、中共党员有较深的交往，就毅然申请加入国民党。是年3月，在中共党员、原一师学生宣中华等人的努力筹划下，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在杭州成立，经亨颐被推举为首届执委。在工作中，他和中共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与廖仲恺、陈树人齐名，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国民党左派。1925年，孙中山与廖仲恺相继离世，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经亨颐在浙江，始终和中共密切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宣传马列主义，并与社会上的顽固反动势力、党内的右派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维护了左派的核心地位，推动了浙江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被何香凝称之为“当时真心拥护孙中山遗志、拥护仲恺坚守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主张的人”。
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绍籍国民党上层人士，还有蒋伯诚、蒋鼎文、谢冠生、陶冶公、周振强等人。
蒋伯诚（1888－1952），字志迪，诸暨浦镇人，1917年在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后投奔孙中山大元帅府，与蒋介石、顾祝同相处莫逆，后官至中将。
蒋鼎文（1895－1974），字铭三，诸暨浬浦盘山人，1921年5月至1923年3月，先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北伐军滇黔赣第一路司令部上校参谋、广东军政府兵站总监部参谋等职，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任区队长、教官等职。1925年2月，讨伐陈炯明时，左肋受重伤，因功任东征军团长，后官至国民军上将。
陶冶公（1886－1962），原名延林，号望潮，绍兴陶堰人，1906年东渡日本，入经纬学堂等学习，在日本晋见孙中山，加入光复会与同盟会，任同盟会评议部部长，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光复南京之役。后官至少将，并任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席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向国家捐献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孙中山的手迹。
谢冠生（1897－1971），名寿昌，嵊县人。1912年在上海徐汇中学就读时，其习作《送孙总统南归序》由校长寄呈孙中山，得复书嘉勉，奖给《
资治通鉴》一部。民国时期官至司法行政部部长。去台湾后，任“司法院”院长，为著名法学家。
周振强（1904－1988），诸暨安华周村人，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士，翌年4月，由孙中山保送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一队，毕业后，留校任区队长，后官至国民党军中将司令官。
除上述5位国民党高官外，绍兴本地的乡绅中，也有多位人士与孙中山多有交往，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荫轩、孙德卿与朱仲华。其中陶荫轩（恩沛）前面已经提到，他与孙中山的相识始于清末，经族叔陶成章介绍，陶荫轩为孙中山提供经费，一共相见过几次，有多少数目，不得而知，有据可查者至少有3次。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任全国铁路总办，拟筹款60亿元，修筑铁路20余万里，10月8日由南昌经杭州回上海，9日又专程来到杭州，会见朝野名人、实业巨子，特邀陶参加，并于秋瑾墓前合影。当11月甬绍铁路发行公债200万时，在全国认购的18位巨商中，绍兴人仅陶荫轩一人（见《申报》）。
孙德卿（1866－1932），字长生，绍兴孙端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陶成章等人，先后参加同盟会、光复会。回国后，资助徐锡麟创办绍兴大通学堂，出任总理，与秋瑾等创办孙端小学与竟成女校，掩护反清活动。孙中山访绍时，陪同至孙端参观，孙亲题“大同”横幅相赠。
朱仲华（1897－1988），名承洵，绍兴人。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会会长，在老师邵力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出任上海学联总干事，4次晋谒孙中山，得先生慰勉，手书“天下为公”相赠。
此外，共产党员俞秀松（1899－1939），曾于1922年8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旋去福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任东路讨逆军参谋处一等书记，随许崇智部讨伐陈炯明，1924年4月，任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上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俞任委员，并主持召开促进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七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前后，绍兴人民（包括在外地的绍籍人士）曾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孙中山的期盼、支持与纪念。
1922年1月，《越铎日报》出版创刊10周年增刊，刊出孙中山题赠的墨迹“博爱”。
1924年9月，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主席王京歧（1895－1927，嵊县人）在巴黎组织领导了旅法50个团体召开华人大会，通电国内声讨曹锟，资助孙中山革命。
1924年12月26日，绍兴工商界各团体联名致函孙中山，提出反对军阀之善后会议，立即召开国民会议，收回海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厘金，废除盐税米税，减少军费，实行裁兵等17项主张。27日，绍兴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43个团体80余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沈定一受孙中山委托到会指导。
1926年3月12日，绍兴各界联合会1000多人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
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确定每年３月１２日为植树节，所植树林称为中山林，据统计，1928-1930年，绍兴5县共植中山林81亩，以松树为主。
1936年6月，诸暨县民教馆、民众俱乐部为纪念孙中山总理奉安暨锻炼体魄，举行全县“奉安鼎”篮球比赛，分民众、小学、女子三组进行，浬浦盘山学校获鼎。
1937年，绍兴县举行第六届“逸仙杯”篮球比赛，沙漠风队、越英队、凝绿甲队、凝绿乙队、航虹队、友谊队、光虹队等球队参赛。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