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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1月14日，石家庄。硝烟初散，在原国民党三军军部门前挂出了“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的大牌子，在大街小巷贴出了一张张“市长柯庆施就职视事”的布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否有效地管理这个几近废墟的城市，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检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管理城市的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经验。
       而建政之初的客观情况是，大多数群众的态度是冷淡的。对于石家庄的老百姓来讲，除了20年代中，铁路大厂等部分产业工人接触过共产党外，有多少人见过共产党呢？而近20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都把共产党描绘成“共产共妻”、“杀人越货”的“匪”，特别是日本投降后的两年来，从四邻八县逃进石家庄几万人，更很少或根本不替共产党说话。在市民们眼里，随着枪炮声打进城的政府，不过是又一个“外来”的政府。为此,刘少奇在1947年12月两次分析，由于石家庄社情复杂，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不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很弱，在群众中只有一般影响。而进城之初的弯路，不仅使那些本来对共产党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市民感到失望，就连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的干部也顿感陌生了，城市贫民也怀疑了。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头上包白手巾的最可怕。”而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部分旧职员和知识分子，则对人民政府敬而远之。“他们表示钦佩解放区来的干部，说‘能吃苦，不贪污，这是好的’，又不佩服区街干部对于管理城市的能力，认为是‘土包子’或者是‘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
       严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如果在短期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在群众中扎不下根，那么，不用国民党再来军事围攻，恐怕自己就会卷铺盖，怎么进来的再怎么出去。
       扎根，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
       润物细无声
       当时街谈巷议多了个话题：“李闯王进北京”。李自成本来有43年的江山，可是入城后，他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一顿的饺子。经不起这人间美食的诱惑，忘记了饺子只能在大年初一才能吃的规矩，天天吃饺子，一直吃了43天，便败退京城了，43年的江山便吃到了头。
       传说归传说，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却反映了一种民心、民意。
       有人从改朝换代的历史演进中，推导出一条定律：不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未取得政权时，尚能艰苦奋斗；而一旦大权在握，便经不起享乐的诱惑，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作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的掌权者们，会书写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征集石家庄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建设史料时，笔者走访过的每一位当初的入城者，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进城后，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根据地还艰苦。对于他们来讲，苦并不可怕，倒是在街上，在店铺，顺便问个价，因身无分文的“寒酸相”常常遭白眼，让人受不了。不少人回忆：“晚上出去转转，也只是到南大街一带的破烂市场看看，谁也不进商店，特别是私人商店。因为有些业主很瞧不起我们这些穷光蛋，免不了奚落我们。”
       局外人很难体味这种尴尬带来的心理不平衡，由这种不平衡造成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有巨大的杀伤力。定力不强的人，很难保证不被冲倒击垮。
       而此时石家庄的老百姓，也正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腰中无钱，手里可有权。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接收石家庄没几天，一个个不都是脑满肠肥了吗？正因为手里没钱，穷，才更让人悬心。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尚且如此，而布衣粗食的共产党干部们，不更是“饿虎扑食”吗？
       彭子堪，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11月12日中午解放石家庄的战斗结束，下午他就进城，受命筹备市政府办公地址。据他回忆，他和军区后勤司令部苏参谋一起刻了公章，制作了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两块牌子，选定国民党三军军部所在地（原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为市政府对外办公处。两块牌子并排挂在距车辆厂水塔西南方约一百多米树林中的两棵大树上，人民解放军一个排的武装警卫着这两块大牌子。这里虽然挂着市政府、卫戍司令部的牌子，但是只对外办公，由彭子堪和苏参谋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值班办公。因为刚解放，加上敌机不断来轰炸，大部分商店关门停业，市民还不了解人民政府，很少有人来市政府问事。解放初几天，主要是接待进城干部。虽然这仅仅是市政府的一个对外接待联络处，但彭子堪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把这块牌子当做人民政权的象征，倍加爱护，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持这决牌子的神圣和洁净。他回忆：那时，国民党的飞机每天轮番干扰，他们便在附近一个防空洞里安了一部临时电话，以便和领导联系。敌机不来，他们就在地上办公，敌机来了就下洞办公。每天上午9点开饭，饭前两个钟头开会、学习，饭后办公，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4点吃饭。饭后劳动，开荒、种菜。有纪律，一入城就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公家的财物，不准上市买东西。
       对此，从冀晋区党委进入石家庄的王文克有切身体会。他回忆：刚一进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相当困难。干部都是从四面八方派进来的，两眼一抹黑，社情一点儿都不了解，这对入城干部是个相当大的考验。进市后，市委当即派他去搞工人工作。30岁的他带了四五个人，都是二十一二岁，年轻活跃，工作泼辣，不辞辛劳。两个女同志是北京来的女学生，发给男式军装，又肥又大，毫不在乎，袖子一卷，跑跑颠颠，工作很卖力气。他们住进了民族街西头一座日式房子里，门窗在战乱中被拆走了，剩了一个一个黑窟窿，屋内已是一空如洗，连电灯线都没有了。门窗只能挂上席子挡风。外边窗户下就是国民党兵的一具死尸，全市清尸工作还没搞完，只盖了一张席子，大家都害怕。他为了给大家壮胆，两条凳子搭一块木板，住在窗户根下有死尸的那间屋里，和尸体只隔了半截墙。女孩子晚上不敢上厕所，得叫上男同志陪她们绕过死尸。就在这里，他们找来“二七”老工人和地下党员，摆几条板凳，点一盏油灯，共忆“二七”大罢工，叙谈20年来处于地下的情况，宣传党回来了，掌握政权了，老工人、老党员要发扬“二七”的光荣传统，应该站出来发挥作用，发动工人，组织护厂委员会保护工厂，坚持生产。老工人、老党员兴奋异常，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到铁路大厂、电灯公司、发电厂、炼焦厂、大兴纱厂、电话局等联络和发动工人。很快，各厂建立了工会。
       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动力不单单是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也有更深刻的理性思索。
       “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建立起稳固的政权，这是我任街长时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笔者就1947年石家庄城市政权建设问题，曾在北京中组部宿舍访问当年在石家庄一区五街任街长的杨法陶时，杨老回顾进城之初政权建设时的感慨，可谓一语中的。
       进城之初，在国民党三军军部门上，他看到了4个字：“居安思危”。此时，已没有人知道是谁，又是出于何种心态把这4个字高悬于这个城市最高权力机关的门楣之上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这个腐败反动的政权，无可挽回地成了历史垃圾。但它留给后人的警示，能一起消失吗？
       从那时起，杨法陶牢牢记住了这4个字，也记住了一种历史责任。在入城之初的那一段非常日子里，以至于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如警钟，在耳边长鸣。
       正因为如此，他对街长，这个城市最基层政权负责人的职责，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做一种历史的责任。他说：“工作千头万绪，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建政之初，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不大懂，就边干边研究，边摸索，边改进，既费力，更费心。”
       他对于站稳脚跟，也有深一层的认识。“取信于民，站稳脚跟，除了政策正确外，我们进城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让群众信服共产党，信服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就得实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创业，不谋私利。”“我当街长8个月，亲身感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
       当时生活相当艰苦，对干部要求很严格，纪律严明，但是，他们没有畏难情绪，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苦为荣。最先被感动的是属下的闾长们，一个姓张的闾长就对杨法陶说：“开始，还以为你们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几个月过去了，天天这祥，知道是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傻的人，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
       这是心的折服。也正因为如此，杨法陶才感叹：“他们内心服了我们，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这些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些再平凡不过的琐碎小事。但是，“润物细无声”。群众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认识了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政权，相信了各级政府和干部，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
       也许，像杨法陶这样的街、区干部，因为在基层，天天和老百姓见面，事事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无形中有了一种压力、一种监督约束，所以他们不敢懈怠。而那些职高位重的高层领导，毕竟和群众隔着一层，他们的举动，也就更牵挂人心。
       那时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时干部配备规格很高，市委相当于边区区党委一级，区委书记、区长是地委书记和专员级，街是县级。中共中央为加强石家庄的工作，指示由“中央同志任市委书记”，先后由聂荣臻、李维汉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接替李维汉任市委书记的刘秀峰，曾任中共平汉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又在延安中央党务研究室，协助王若飞为党中央研究和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发动群众等各项方针政策，1946年任张家口市委书记。
       对于这样的职高权重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其资历、地位，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资格享受更高的待遇；城市有比农村丰富的多的物资，使他们在进城后有条件去追求全新的生活；而其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能力去追逐个人利益。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石家庄的老百姓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身上得来的结论。
       但是，没用多久，市民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一结论，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失灵了。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当时市领导清正廉洁的事迹，在翻阅历史资料中，也看到了不少关于他们殚精竭虑工作的忆述文字。正是这些往事，这些生活琐事，让石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真有一个不谋私利的党，一个廉明公正的政府，一群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使许多人“初识共产党”，便“终身永不忘”，怀疑变成了信服，“白眼”变成了热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成了怀念。
       以首任市委书记毛铎为例。他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以教员身份来到石家庄，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人运动，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正太铁路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后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等职。这次重返石家庄，他丝毫没有胜利者、征服者的得意，有的只是责任和压力。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在生活方面一贯不搞特殊，处处以身作则。当时实行供给制，统一发服装、鞋袜。一次发鞋时，一般干部都发土布毛边底鞋，总务科为了照顾他，给他发了一双千层底鞋，他不要，坚持要和大家一样。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好心我是知道的，可你们不能支持我搞特殊。”一次，他老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石家庄看他，他吃小灶，他父亲随之吃小灶也合情理。但他却陪老人到大灶就餐。食堂管理人员加了两个炒菜，毛铎却坚持付了钱。毛铎对工作一丝不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送饭来，不知热几次才能吃下。警卫员经常陪他工作到深夜，有时就在办公室睡着了，毛铎催警卫员去休息，自己却继续工作。一次他工作到凌晨，刚睡下半小时，有人来请示工作，警卫员说：“首长熬了几个通宵了，是否等天明再来。”他听见后，立刻爬起来，二话不说，和来人一起研究起工作。事后，他对警卫员说：“小鬼，要有点群众观点，下级来请示工作，还没见我的面，就把人家顶回去，这样不好，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不论干什么，只要我在，就要通知我。”他经常往下边跑，深入工厂、街道，走访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了解工人、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人民的情绪，解决疑难问题。下去时，也很少坐吉普车，路近就走，路远就骑自行车，也很少让警卫员随身。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市委根据实际情况，向全市三大工厂（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派出工作队，协助工作。毛铎亲自到铁路大厂蹲点，他协助成立铁路工会筹委会，亲自抓发展党组织工作，为了一个支部的建立，经常深入车间做工作，很快建立了各级基层党组织。
       再看首任市长柯庆施。论资历、级别，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高级干部，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入城后，他的衣食住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据他当年的警卫员杨振华回忆，他穿的衣服大多有补丁，一年四季穿布鞋。冬天穿件破棉袄，袖口露着白棉花。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伙食分大、中、小灶。他吃小灶，伙食很一般，和中灶差不多，即使后来形势好转，也是早餐馒头、米粥、酱菜、臭豆腐，中餐两菜一汤，肉并不每天都有，有时就是一个素菜。而他的新婚妻子却上大灶吃饭。凡是招待贵客，必先交代清楚要什么样的菜，既要客人吃好，又不浪费，也从不让爱人陪客吃饭。有时外出，到基层单位，赶不回机关吃饭，也不让基层单位招待，随便找个地方吃一点就行。他出行从来是轻“车”简从。除了长途，从不坐车，他又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总是步行，只带一个警卫员，沿街走，顺便连市容卫生也检查了。
       市长的婚礼，当时也是一段佳话，至今许多老同志都津津乐道。1948年5月，经刘仁和华北联大副校长于力搭桥，柯庆施和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于文兰谈上了恋爱，几个月后，上级批准结婚。
       在市民们眼里，市长的婚事，不定有多铺张呢。何况那时已过了困难时期，有条件把婚事办得像模像样的了。
       市长的婚礼如期举行了。在市长会客室，除了比平常窗明几净外，就是多了几十只椅凳、几把茶壶、几十个茶碗，市长拿出了3条香烟和半斤茶叶，又买了几斤花生、瓜子、糖果。华北局、市委、市政府，各区、局负责人30多人会聚一堂，一对新人被簇拥而出，依旧是一身旧装。荣高棠主持婚礼，主婚人董必武、于力讲话，接下来就是讲延安的战斗生活，唱陕北民歌，敲着搪瓷盆说快板书。第二天，新郎、新娘又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有一件事，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4月的一天，新华社、《石家庄日报》等新闻单位5名记者采访柯庆施，记者们对好光圈，调好镜头，要给柯庆施照相，他却婉言拒绝了，说：“不要登我的相片，不要吹捧宣传我个人，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模范代表，宣传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石家庄树起了一座丰碑。没有强力胁迫，也不用类似国民党政权用党证、团证换自由出入卡子的“钓饵”术，石家庄的人民群众，正是从人民政府的官员们的这一件件、一桩桩平凡的小事中，不知不觉，认识了、接受了新的政权。
       一位普通体育教师的感受，颇有代表性。他叫傅彬卿，石家庄市体委离休干部，曾任市政协委员、市民盟常委，他曾回忆：“最令人感动的是市级领导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人民体育场当时是全市体育活动中心，许多领导经常来这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毛铎书记、刘秀峰市长、臧伯平副市长等都是这样。每次来，都是步行，或到办公室聊聊，或去运动场转转，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时赶上比赛，人们会发现他们或者引颈观看，或是干脆就地一蹲，完全像普通老百姓，看不出像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这种作风使我们受到鼓舞，给我们带来克服困难、开展工作的力量。每忆及此，我感到无限亲切，欣慰，实在令人怀念。”
        生死与共
       石家庄的解放，无疑是插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胸口上一把刀子，他没有一天忘掉要毁灭这座城市，除了派遣潜伏特务，暗杀、纵火，制造混乱外，就是凭借空中优势，派飞机狂轰滥炸，并伺机动用地面部队偷袭，妄图使石家庄变成焦土、废墟。
       蒋介石机关算尽，以为不断地轰炸，派兵偷袭，就能制造混乱，威吓石家庄群众不跟共产党走，起到离散人心的作用。这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政府的应变、管理能力，也检验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确实，在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波动。有的市民听信谣言，消极观望，有的抢购物资；有的知识分子不跟着转移；有的阻拦别人转移，甚至有人乘乱盗抢、破坏。
       但是，随着备战工作深入开展，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给石家庄的群众又一个认识人民政府的机会，人民群众普遍体会到了市政府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政府，政府和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感情，把石家庄群众的心和人民政府拉得更近了，这大概是偷袭的策划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从1947年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临石家庄上空，狂轰滥炸，目标主要是军政要地、电厂、大兴纱厂、焦化厂、铁路大厂、铁路以及居民区，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尽管党政军机关是轰炸的首要目标，机关干部自身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市政府挺身而出，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损失，特别是人员伤亡减低到最低限度，市政府做了大量防空、救护、救济工作。1948年2月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建了防空总队，各区、街也组建了相应的防空救护队，动员机关、群众挖掘防空壕沟，做好防护准备。对受灾市民适当安置，并发给救济粮，死者给以棺木。柯庆施等市政府领导到医院慰问伤员，多次举行追悼会，悼念遭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死难同胞，号召全市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组织起来，重建家园。
       敌机来袭时，各级干部不是先躲到安全地方，而是及时报警，先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在每次敌机轰炸中，防空总队和各区街防护小队都能及时到位，维持防空秩序和实行警戒，挖掘被掩埋市民，及时送医院抢救。在历次大轰炸中，公安局虽然受损严重，全市几百名干警无一人脱离岗位，或坚守岗位，或奋不顾身地抢救群众。在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干警们有的守护电话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使公安系统的通信联络始终保持畅通。全市各交通要道、十字街口都有干警冒着轰炸，指挥群众疏散。有的负伤后，仍然坚持抢救群众。当时的消防队只有二十多人和两部日本老式消防车，他们冒着天上呼啸的炸弹、地上炸起几丈高的飞土和气浪的冲击，昼夜不停地救火、救人，哪里有爆炸火光就往哪里冲，使燃起的多起火灾未能成害。群众说：共产党的消防车也是救护车、救命车。
       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空措施，虽然屡有损失，但市面平稳，民心安定。群众又看到，各级干部在生死关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党建立的政府，真正是与民生死与共的人民政府。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以空中轰炸给石家庄的破坏，而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地面奔袭。1948年5月，就策划了阎锡山、傅作义合袭石家庄的计划，因阎锡山损兵一师，傅作义惧怕，未敢轻举妄动，偷袭破产。10月，蒋介石又一次策划了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在粉碎蒋介石偷袭的备战工作中，市政府仍然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把保护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的安全作为重点，千方百计动员他们疏散转移，妥善安排衣食住行等问题，在驻地建立了食堂，成立托儿所。除个别高级职员、工程师、会计、技师没有跟随转移外，大多数技术人员都顺利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保证青年学生的安全也是重点，号召和组织青年学生转移到山区，全市90％以上的青年学生愿意跟着走，大部分中学生转移到了赞皇山区。
       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群众的正常生活。安排部分干部和职工照常上班，坚守岗位，保证电话畅通，照常供电、供水。为了防止敌特、坏人的破坏和偷抢物资，稳定社会秩序，以警察和保安人员为骨干，市内组织起了4500余人参加的治安防护队，日夜巡逻。平抑市场物价，保证市民正常生活。备战消息于26日在报纸上刊载后，27日上午一些群众即开始争相抢购米面；一些投机商也乘机收买，致使米面价格猛涨，白面每袋由7000元（冀钞，下同）上涨到36000元，小米每斤由370元涨到600元，食油每斤由1350元涨到了1600元。出现这种情况后，有关部门及时采取对策，工商局、工商联合会、贸易公司召集粮店开会，商定价格，提出不能囤积。仅5天内，由公营贸易公司售出的面粉即达3500袋，小米19万斤；公营裕民公司在7天内也出售面粉15363袋，黑面22360斤，小麦10万斤。当时私人投机商每袋面涨到36000元，而公营商店则售价32000元，随后又逐步下降，这样就使粮价跌了下来，到28日涨价风平息。对于其他日用品，规定要留下相当数量的必需品供应市民；公营商店必须有人应对市面；公营企业必要时抛售平价物品；必须分散出售，并联合起来，打击私商囤积和操纵市场。经过这些工作，市场物价得以平抑。
       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和人心，使人民群众对政府有了更新的认识。现存一份1948年11月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在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时收集的社情信息，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态度。据此可以看出，各阶层群众通过这一事件，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分信任，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一般工人群众都表示，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是正路。战备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工务段为了紧急抢修，预计两天一夜任务，十个小时完成了。机务段有的工人为了完成抢运任务，曾四天四夜没下过机车。他们说：“先顾了公家的，再顾自家的。”工人马志广不顾敌机扫射，开走机车，保全了机车。
       一向接近我们的积极分子，态度大多数坚决，不分昼夜，积极工作。七区一女积极分子，坏人威胁她：“你还那么积极。过两天国军来了，看你还积极不积极？”她驳斥：“我什么时候都这样积极。你别瞧现在天阴了，天阴了不一定下雨，就是下了雨，也还会有出日头的时候。”有的唯恐共产党走了不顾他们，再三叮嘱干部：“你们走了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要跟着走。”
       一般群众对我们随时报告真实战况表示十分满意：“共产党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敌人被包围时还卖号外，欺编老百姓。”“对疏散、坚壁，多数想到是‘替老百姓想，关心、照顾老百姓’。”“只有共产党政府才这样对人民负责任。”政府大量抛售粮食平抑物价，群众说：“八路军真能牺牲一切，压低物价为咱老百姓。”
       1948年11月12日，在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市长刘秀峰在讲话中，总结战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群众看我们，我们看群众，还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心情”，“在群众方面，表现了热烈的拥护党和政府的号召，许多工友、职员拆卸机器，疏散物资，很多干部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只有少数因家庭牵累，恐慌不愿走的。也有‘谁来也是吃饭做工’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批评。只有极少数打击了干部与积极分子，阻拦别人转移，偷盗破坏的坏分子，这要处分。”“跟着转移出去的又回来的人不同了，真正成了一家人，他们的心情不同了，积极的更积极了。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去或表现消极的，要更积极地表现自己。至于犯了错误的，政府和厂方仍允许他们上工，更要积极表现自己，以改正错误，少数的受到了应得的处分，使正气发扬了，情绪无比高涨。一位工程师说，“‘这种情绪与效率是他自建厂以来从未见过的’。”“党与群众关系密切了，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有些缺点，群众也能原谅了。”
       这种变化，在后来的“增产补损”运动中，充分体现了出来。11月初备战结束，为了把损失弥补回来，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补损”运动。全市近30个公营企业积极投人到了竞赛运动中。各单位结合工人自发的热情，制定计划，进行挑战竞赛，使劳动效率成倍地增长。铁路大厂平均每天完成两个星期的复工计划，不仅补偿了备战的全部损失，而且增产相当于42万斤小米的价值。第一发电厂两天完成十天的计划。大兴纱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安装11296锭的工作任务，原来本厂根本不能制造生产的机器零件，现在工人自己动手制造。1948年共制造大小机器零件141963件，解决了修复当中的困难。纱、布产品总产量迅速上升，棉纱由1948年1月份的4．87件，提高到12月份的854．82件；棉布由1月份的23匹，提高到12月份的4595．10匹；棉毯由开始生产时（6月份）的1506条，提高到了12月份的3587条。不少厂矿还改进经营管理，改革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了效率，并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发明和技术改造。在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竞赛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著名歌剧《红旗歌》女主人公，就是以大兴纱厂女工阎金芬为原型的。竞赛中还提拔了不少工人干部，在14个单位提拔的175名干部中，有130人是工人。
        休戚相关
       扎根，在工农群众中，也在另一个阶层中。
       如果说，普通工人、一部分城市贫民，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自然天成的“血脉”联系，心是容易相通的，而来自另一个营垒，那些旧政权的职员、管理人员、中产阶级以及中高级知识分子，则是“冷眼”看人民政府，不信服人民政府能管得了城市，更怀疑人民政府能容忍他们、收纳他们。“忧、怕、瞧、走”，这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政府可以是工人的政府，农民的政府，也可以是城市贫民的政府，唯独不是他们的政府。
       就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市政府1947年12月21日发布布告，决定设立石家庄公教人员政治学校，接收曾在蒋伪政权下各机关服务之公教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一纸布告，又把他们推入了更为忐忑不安的境地。
       在他们眼里，入校是福是祸，前途难卜。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现在，共产党还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他们想来，对“这个政府要求很低，不死就行”（国民党石门市政府职员王金鉴语）。而那些“为稻粱谋”端了旧政权饭碗的中小职员，自知自己和国民党没有更深的瓜葛，和共产党没多大的仇恨，也曾风闻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滥杀无辜，似无掉头丢命之虞，但是，他们毕竟是那个旧政权的属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直接税局审核员叶学俭事后说：“那时我认为学校是集中营，入校后想寻机逃跑。”
       他们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走进学校的。入校的学员有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一专署、石门市政府、周围流亡县政府系统工作人员；隶属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直税局、货税局，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石门市地方法院的工作人员；有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业工厂的管理人员；有金融系统的公职人员；有文化教育系统的教职人员等共663人。
       对这些人，人民政府作了客观分析。这些公教人员，虽然成分、背景复杂，但是，大多数是中小职员和从事技术、管理的知识分子，是为了生活而谋职的，死心塌地依附于蒋家王朝的毕竟是极少数。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也只是辛苦一日，勉强糊口而已。就是收入较高的铁路高级职员，如13个正副站长、调度员，每月的个人收入可折买130斤小米，只可供2至3口人吃饭而已。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他们也经受着物价上涨、失业威胁、人身安全无保障等困扰。在这些方面，他们同旧政权有着矛盾冲突。只是因为他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缺乏了解，因而对人民政府抱有疑惧，甚至敌对态度。只要让他们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中解脱出来，从他们所处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看到他们个人的出路，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转到人民一边来，用他们的知识、技能，为建设新的石家庄出力。
       另一方面，人民政府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正如时任副市长臧伯平所说：那时我们各级干部都是委派的，从农村走进城市，缺乏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我们会搞土改，会搞农村工作，但抓工商业，需要物色使用能担任这方面工作的人才。
       依据客观准确的分析，人民政府明确把这些人集中的目的是学习教育、审查、安排，制定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八字方针，并作了坚决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一般公教人员的人权、生活困难的学员给予救济、区别情况审查处理、合情合理解决留用人员的薪金问题等5条具体规定。
       学员们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和主张。学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纲领、工商政策、土地改革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拨开他们眼前的迷雾，使他们第一次了解、认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学习中，学校采取民主的方法，自由讨论，不戴帽子，对他们的错误观念，用诚恳耐心地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澄清和帮助。对那些家庭困难者，给予救济，分三次给280户救济小米13840斤。
       这对于那些以为入校就是进“集中营”的学员，真是喜出望外。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他们开始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面来认识眼前的这个政府。
       那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抱着等死的态度进校的货税局长陈永杰感慨地说：“过去我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只要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就对得起国家民族。学习后才恍然大悟是给四大家族当了爪牙。”
       他们的立场开始转变。直税局秘书韦智说：“中国有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是人，有脑筋，过去不了解，现在学习了许多道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看见了，只要细细地看看，冷静地想想，具体地比比，谁好，谁坏，哪个要胜利，哪个要失败，就很明白了。”公路局主任章坚忠说：“我入校时很不满，心想就是死也不服气。但两个多月的教育和事实使我服了，比以往上的十几年学都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幸运的一段日子。今后坚决为人民干，决心要立功。”
       在他们思想转过弯子后，人民政府根据本人历史、能力、现实表现、群众反映、家庭状况、家属所在地等因素，并依据本人意愿，及时做了妥善安排。分配本市工作的106人，其中市政府部门18人，企业单位32人，文化教育部门44人，农场12人。家在本市、自谋职业的110人，这分两种情况，一是本人无技术，自愿经商；二是愿为政府工作，但无特殊技能，暂时无法安排，先自谋职业，待条件允许时再安排工作。回解放区农村务农的62人。有163人继续留校学习，其中94人年龄小，有深造培养前途，送建设学院深造，另69人为铁路局职员，经短期培训，即回铁路局工作。有28人的历史没有查清，移公安局继续审查。有186人送北平、天津、保定等国民党统治区。对这些人，学校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个别谈话，发给路费，带家属的连家属路费也发足，遭受损失的（曾一度被斗、没收了财产等）视情况予以补偿。临离校时合影留念，聚餐欢送。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忍离去，有40多人自愿成为共产党的“眼线”。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人尚在校，心已和政府靠在一起了，就石家庄城市接收与管理的得失、经验教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时光流转。公教学校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的短暂存在，却是那一个阶层的人们人生转折的里程碑。许多人正是从这里出发，成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
       根，就是这样在社会各阶层扎下的。而且，随着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的中心，通过救济饥民，把失业群众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放手发展公营经济、私营工商业和合作经济，使市民看到了一个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府。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执政能力的检验。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履行诺言，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唤醒群众的民主意识，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民主政府，迈出了政权建设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一步，使由共产党“外来”干部主政的“外来”政府，真正变成了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本地”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完全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