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传奇性的女作家。在短促的26年人生历程中，她呼啸呐喊，以笔为枪，经受五四运动大潮的洗礼；她驾驭诗歌、散文、小说、剧本、评论等多种文体，在当时为数极少的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她还是个“闪电红颜”，与革命活动家高君宇共同走过了一段执著追求的路，演绎了一场震撼人心的爱情悲歌，像闪电、彗星般地迅逝，并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娘子关走出的传奇女子
石评梅原名石汝璧，笔名波微、漱雪、心珠、梦黛、林娜等，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一个书香门第。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后来自定名为“评梅”。其父石铭（又名鼎丞）系清末举人，母亲亦知书达理。石评梅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后来进了小学，晚上放学以后，父亲仍教读“四书”、《
诗经》等课程。石评梅童年时代就打下了很好的国文根底。
辛亥革命后，石铭到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石评梅随父来到太原，先入太原附属小学就读，后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因学业突出，能写会画，被誉为“小才女”，同时显露她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她有一次组织女师闹学潮，校方惜其才学，没有开除她。
1919年夏，五四运动的大潮将石评梅召唤到古都北京。她本来要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但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便改考体育系。当时的北平，新思想、新文化方兴未艾，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的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进步青年的旗帜。石评梅结识了冯沅君、苏雪林、庐隐等，她们常常在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尽情释放着精神解放的快意。她毕业后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国文教员。她的教育理念渗透一个“爱”字。石评梅充满爱的教学法深受学生和同行们的喜欢。
从教之余，她开始在《语丝》、《文学》、《晨报》副刊、《新共和》、《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作品。1924年11月，石评梅和陆晶清编辑创刊了《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运动”，石评梅于7月1日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
石评梅善于驾驭多种文学体裁，尤以散文独树一帜。从她精巧的文章中读者能体会到时时有一股激流、一团火焰奔蹿而出，无论是直抒胸臆，慷慨陈词，还是娓娓而谈，都有一种痛快淋漓、不可遏抑的气势。那聪慧而敏感、脆弱而倔强的天赋，那古文的典雅，新思想的诠释，形成她独特的文化结构和审美风范。有人评论说石文“字字血，声声泪，觅不见温馨和明快，但是这愁苦、忧伤乃系心灵的喷薄也就无‘强说愁’的矫情味，自然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同情”。她的这种“心灵的喷薄”，使她的文章成为了特殊的战斗武器。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气阴沉，寒气袭人。北平新华门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举刀开枪，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47人，伤2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著名学生领袖、北师大英文系学生刘和珍也被枪杀。然而第二天《临时执政令》却指控极少数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啸聚群众，散布传单”，“军警团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拒不承认枪杀无辜学生的罪行。这激起所有知识分子的愤怒，鲁迅忿然写下《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名篇，林语堂、周作人、梁启超、闻一多、邵飘萍等也纷纷著文，谴责军阀政府的野蛮行径。石评梅虽然没有参加请愿行列，但在第二天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们；3月22日参加完她的同学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血尸》、《痛哭和珍》等文章。文中悲愤地说：“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她和鲁迅等人的文章像投枪匕首一样刺向敌人，一个月后，段政府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轰然倒台了。
石评梅的作品深得鲁迅先生的赞赏，但也批评过她们的刊物“议论很少”；在鲁迅的指导下，《妇女周刊》和《蔷薇周刊》后来有了明显的进步。石评梅做编辑时也常向鲁迅、许广平约稿。鲁迅的《寡妇主义》等文章发表在《妇女周刊》上。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石评梅为先生送行。鲁迅是北京女师大教授，石评梅听过他的课，常向鲁迅请教，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据说，石评梅是鲁迅所认识和帮助的第一位女作家。
同乡会上结下的“冰雪友谊”
1921年，还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的石评梅，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认识了高君宇。在交谈中石评梅得知，高君宇碰巧还是父亲石铭在太原教书时的学生，她曾多次听父亲夸奖过这个学生；对高君宇而言，石评梅那时已是京城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了。他乡遇故友，两人格外亲切。
高君宇，字天辛，1896年生于山西静乐县，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参加了五四运动，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代表，曾与许德珩、匡互生等带头冲入赵家楼的曹汝霖寓所，痛打章宗祥。1920年在李大钊领导下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领导发动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1920年冬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被选为第一任书记。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当选为“二大”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夏回山西筹建中共党团组织。1924年10月受中央委派，南下广州兼任孙中山的秘书。1924年12月起任中共北方局委员会的委员，主管宣传工作。
高君宇和石评梅在山西同乡会见面之后，两人便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但当时的石评梅正与某报记者吴天放处于热恋中，高君宇有心结交，却因石心有所属而压下了满心的爱慕，只用书信表达着关心。哪知吴天放是个风流倜傥之人，竟对石评梅隐瞒了自己有妻有子的身份，当石知道了这一事实时，已将少女的全部痴情献给了吴。石评梅悲愤欲绝，终于断绝了与吴的来往，也从此笼罩在“说不出的悲哀”之中。高君宇同情之余，常邀她到陶然亭去听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讲，希望她早日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在给高君宇的信中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同乡会分手之后，我感到很惆怅，烦闷永久张着乱丝搅乱着我春水似的平静。宁愿历史的锤儿，永远压着柔懦的灵魂，从痛苦的瓶儿，倒泻着悲苦的眼泪。”
“五四”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新思想、新文化冲击下的激情，又有旧礼教、旧传统的束缚，封建社会的现实常常使得他们处于彷徨和苦闷中。他们脆弱的神经需要先行者的烛照。高君宇后来给石评梅的信，帮助她分析了惆怅和苦闷的原因，鼓励她要做“奋斗的人”。信中说“我断定你是现在世界桎梏下的呻吟者！‘这是谁的罪？’——虚伪的社会！我们忍着在悲哀中了此一生吗？还是积极地起来粉碎这些桎梏呢？都是悲哀者，因悲哀而失望，便走上消极不抗拒的路了；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了——千里征途，就分判在这一点。评梅，你还是受制屈服命运之神呢，还是诉诸你自己的‘力’呢？愿你相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去粉碎！但我们要往前抢着走，抢上去迎接未来的文化罢！”
高君宇认为他这个小老乡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开始由友谊向爱情转化。石评梅也视高为知己。
这时石评梅已从高师毕业从教，住在北师大附中的教员宿舍，这是京郊的一座破庙。有一次石评梅发着高烧，昏昏沉沉地睡了3个多小时，醒来时，只见高君宇站在她的床前，低着头，拉着她的手，点点热泪滴落在她的手背上。石评梅知道，高的婚姻生活很不幸。在17岁那年，父亲就逼着他与一位同乡女孩结了婚。对于这桩婚姻，高君宇一直持反对态度，曾多次哀求父亲退掉，都被拒绝了。这给高君宇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高君宇曾坦诚地向石评梅倾诉自己苦闷的心情。石十分同情，但又感到无能为力，心情极为复杂。她以高君宇为“生命的盾牌”、“灵魂的主宰”，当高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十分地想念高；可是一见到高，自己内心又说不出的酸楚。她无法驾驭自己的航船。
在“二七”惨案中，反动军阀吴佩孚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工人开枪，造成5人死亡、30多人受重伤的悲剧。高君宇以无比愤慨的心情写了《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等文章，又和罗章龙编辑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为此书撰写了《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记，无情地揭露军阀政府屠杀群众的罪行，号召工人弟兄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同军阀政府进行斗争。高君宇因此遭到北洋军阀通缉。石评梅在报纸上看到此消息后心神不定，她为高君宇的安全担心。面对军警的抓捕，高君宇在北京住所化装脱险，并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处告别。她后来写回忆文章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尚有游击队（指军警——笔者注）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
高君宇虽然历尽艰辛解除了自己痛苦的婚姻，但却落下了咯血的病根，每逢寒秋易发作。这年秋天，高在清幽的北京西山碧云寺静养，当漫山秋叶红遍的时候，不禁又思念起心仪的恋人，于是采摘一片红叶，在上面题了两句诗：“满山红叶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给了石评梅，忐忑的心也提了起来。然而对于石评梅来说，她还没有从伤痛和疑虑中解脱出来，她曾抱定终身，不肯言嫁。她还没有勇气接受高君宇的爱。她在红叶的背面写道：“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把这片红叶寄还给了高君宇。她在信中说：“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其实石评梅处于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她认为“不能使对方幸福比自己得不到幸福更痛苦”而狠心绝情；另一方面，又仿佛看见高君宇的失望，而被深深的歉疚和自责缠绕着。果真，高君宇的热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回信道：“评梅，你只会答复人家不需要的答复，只会与人订不需要的约束！但纵然心中万分哀怨……”但高还是再次包容了她的逃避，体恤和怜悯她的沉重负担，在随后的信中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的，我连灵魂都是永禁的俘虏，为了你死，为了你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不如意的世界，要靠我们双手来打倒！”高君宇没有失望，一方面耐心地等待，一方面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着。
血与火铸造的“榻上泪痕”
1924年10月高君宇受中共中央委派，去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这是他和石评梅离别最长的时期，他们鸿雁传书，表达着彼此的思念。
不久广州的反动商团在英国人的唆使下，发动叛乱，反对孙中山，杀害工人、学生20多人，孙中山决定回击。中共中央委托高君宇等人全力协助孙中山参与指挥这场战斗。10月14日深夜，革命军奋起反击。高君宇乘指挥车前后照应，混战中，一颗子弹击中指挥车，打碎了玻璃，高君宇右臂负伤，鲜血顺着衣袖流了下来。他率领“工团”勇猛战斗，掩护孙中山安全脱险。
伤痛中的高君宇依然惦记着石评梅。战斗结束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高君宇把参加平叛战斗的一个子弹壳，几片汽车玻璃，又特意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自己戴上，其他寄给了心仪的恋人——他是以象牙戒指的洁白和坚硬来象征他们之间的“冰雪友谊”的。他给石评梅写信说：“爱恋中的人，常把黄金或钻石的戒指套在彼此的手上以求两情不渝，我们也用这洁白坚固的象牙戒指来纪念我们的冰雪友谊吧！或者，我们的生命亦正如这象牙戒指一般，惨白如枯骨？”“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石评梅接到信和蘸血的珍贵礼物后，百感交集。自分别之后，她无时不在想念高君宇，于是作了一首《留恋》的小诗：“问燕子离开旧巢，含泪飞向谁家？榻上遗留下泪痕，案上留着药馨，风宵月夜，少了个瘦影……”又作《素心》一文，抒发了她的感情：“但是我看到信时，觉得他可怜得更厉害，从此后他真的孤身只影流落天涯，连个礼教上应该敬爱的人都没有了。我眼睁睁看着他要朦胧中走入死湖，我不伤心。为了我忠诚的朋友。”她深深地感到了高君宇的一片真情。这一次，她没有像退还红叶那样拒绝这枚象牙戒指，觉得高君宇就在自己的身旁，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1月，高君宇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和周恩来相识了。他们一见如故，在黄浦江畔倾吐心中的爱情隐秘。原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暗恋着在天津达仁女校教书的邓颖超，但山河阻隔，音信难通，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向意中人表露心曲。高君宇欣然负起鸿雁传书的使命，特意在返京途中在天津下车，看望了邓颖超，并交给她周恩来的求爱信。这样，高君宇实际上充当了“红娘”，促成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合。所以周、邓对高、石之恋也就特别关心。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宣布倒戈，发动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直系军阀迅速垮台。不久，冯玉祥发出电报，邀请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从海路进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高君宇回到北京后，石评梅喜出望外，赶到宾馆探望。她看到，长期的漂泊劳累使本来就瘦弱的高君宇更加虚弱了，不禁一阵酸楚。进京后，高又马不停蹄地投入紧张的联络筹备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一连数日咯血，不得不被送进一家德国医院治疗。后来因急性盲肠炎发作又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那天，石评梅第一次来医院探望，高君宇一眼看见她戴在手上的象牙戒指，心中升起的不再是凄凉而是甜蜜：她终于接受了！此后这两枚戒指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手指。1925年元旦刚过，石评梅带了一束鲜花到医院探望高君宇。她轻轻推开病房门，发现高睡意正浓。她见高君宇眉峰紧锁，脸色蜡黄，凝视了足足有20分钟，她伏在高的身旁无声地哭了。她强忍悲痛，把那束红梅插在花瓶里，随手在一张纸条上留下几句话：“天辛（高君宇字——笔者注），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梦中来过。”高君宇一面向石评梅表示：“评梅，我是飞入你手中的雪花，在你面前我没有我自己”；一面又鼓励她起来和不如意的命运作斗争，“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我们将它捏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
1月28日（正月初五）这天，高君宇约石评梅到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去赏雪。雪后初霁，阳光灿烂，但高君宇感到沉疴在身，不免凄然。他用手杖在雪地上写下石评梅的乳名“心珠”二字，然后又挖了一个小坑，将落下的几片橘瓣放入坑内，说：“埋葬了我们吧！”陶然亭畔的“葛母墓”旁，是一片背依树林、面临芦荡湖水的空旷草地。高君宇说：“评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评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我知道我是生也孤零，死也孤零……”
病稍逾的高君宇不顾医生“须静养半年”的劝告，又到南方奔波了一趟。归来后，因急性盲肠炎发作，被送到医院，只3天时间就瘦得不成样子。石评梅站在形销骨立的高君宇的床前时，不禁泪如泉涌。
“评梅，你的泪什么时候才能流干呢？”
“君宇，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捧在你的面前，从此后我为了爱而独身，你也为了爱而独身。”
“评梅，一颗心的颁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我也愿用病和死来换你那颗本不愿给我的心。我知道我是生也孤零，死也孤零。死时候啊，死时候，我只合独葬荒丘……评梅，这儿的信件，你拿走罢，省得你再来一次检收。”
这是高君宇和石评梅诀别时说的话。
1925年3月5日凌晨2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高君宇溘然长逝，年仅29岁。他留下了未竟的事业，未完成的爱情。据石评梅后来在一篇文章里透露，就在高君宇咽气时，她做了一个梦，梦见高君宇来向她告别。她惊醒后，急切地想去医院看望高君宇，告诉对方她知道忏悔了，不再坚持什么“冰雪友谊”，只要他的病好，她什么都答应他……但是，她此刻的忏悔，高君宇再也听不到了！
人世间，只有死是最可怕的，它让一切无可挽回。
3月29日，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大学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礼堂联合举行高君宇同志追悼大会，由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赵世炎主持，沉痛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热血战士。邓颖超等参加了追悼会。石评梅由于悲伤过度，没能参加追悼会，但送了“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又在白绫上亲笔抄录高君宇自题像片的一首诗，悬挂在悼念大厅。5月8日，遵照高君宇生前遗愿，由石评梅出面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他曾指给她看的地方——北京陶然亭畔。一起葬入墓穴的，有石评梅的一张小照，还有一枚象征他们“冰雪友谊”的象牙戒指。石评梅亲手在墓旁植下10株松柏，并在墓碑上题写了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徜徉在陶然亭畔的生死恋歌
高君宇的突然病逝，对石评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从高君宇的遗物中，石评梅找到了那片她退回的寄情的红叶，上面的字迹依然，只是叶子已经枯干了，中间裂了条缝，她心如刀割，“上帝允许我的祈求罢！我生前拒绝了他的，我在他死后依然承受他。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高君宇的死，终于让石评梅献出了她的心，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高君宇的离世一度使得石评梅茶饭不思，生活乱了套，她说：“便是最珍贵的天辛的遗照，虽在案头已经灰尘迷漫，模糊的看不清是谁。朋友们的信堆在抽屉里有许多连看也不曾看，至于我的笔成了毛锥，墨盒变成干绵自然是不必说了。屋中的杂琐状态，更适合我的心情一样，不能收拾，也不能整理。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颓废？……而我最奇怪的是心灵的失落，常觉和遗弃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总是神思恍惚，少魂失魄。”（石评梅：《偶然草》）
石评梅真正认识到，只有高君宇才是一个伟大而多情的英雄，是她忠诚的情人，灵魂的保护者，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爱献给死去的亡灵。她每个星期天和每年的清明节都要迤逦陶然亭畔君宇的墓前，挥泪祭扫，悼亡追悔，她说她和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高君宇去世两年后，她依然触景生情：“走在西长安街的大森林，疏疏的枝上堆着雪花，风过处纷纷地飞落下来，和我的眼泪滴在这地上一样。过这森林时我抱着沉重的怜痛，我虽然能忆起往日和君宇走过时的足踪在那里，但我又怎敢想到城南一角黄土下已埋葬了两年的君宇……”（石评梅：《雪夜》1927年1月10日）她写下十多篇催人泪下的诗歌、散文，来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些作品收在散文集《涛语》中。
然而石评梅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悲痛之余，她严肃认真地思考社会和人生，逐渐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精神开始振作起来。她向朋友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出发的行装都准备好了，只因北京教育界同仁劝阻，母亲也不同意，才没有成行。
1928年5月29日，她给“玲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看来颇带有一些“交代后事”的性质。她在信中说出“装了自己全部历史”的小箱子放置的地方，嘱咐有两笔存款各做什么用场，让玲弟照顾好母亲。“玲弟，我已走了，你们升天入地怕也觅不到我的踪迹，我是向远远的天之角地之涯独自漂流去了。我走后，他墓头将永永远远的寂寞了，永永远远再看不见缟素衣裳的女郎来挥泪来献花了，将永永远远不能再到那湖滨那土丘看晚霞和春霭了。秋林枫叶，冬郊寒雪，芦苇花开，稻香弥漫时，只剩下孤寂无人凭吊的墓了，这也许是永永远远的寂寞泯灭吧！以后谁还知道这块黄土下埋着谁呢？”
石评梅是想寻找其理想的精神家园和生命的归宿。但是，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剧烈头痛，但她没在意，还是照常去讲课。病情日益加重了，友人庐隐等送她住进旧刑部街的日本山本医院，不久开始昏迷。23日转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一代才女石评梅离开了这令她失望的世界，她年仅26岁的年轻生命令人痛惜的猝然而止。根据石评梅生前遗嘱，她的遗体被朋友们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左，她常用的一支美国“雪佛尔”牌钢笔也放在她的手中。石评梅在泣血哀吟中，到底完成了她和高君宇“并葬荒丘”的愿望。
1928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和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女作家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戏剧家焦菊隐致词，女师大学生会撰写祭文。悲恸万分的好友陆晶清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悼文。
一对有情人，生未成婚，死而并葬，在当时已是人们传颂的佳话。陶然亭公园因此名贯京城，人们纷纷前往寻觅那里埋藏的故事，领略现代“梁祝”带给他们的心灵震撼。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高君宇一直念念不忘，对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悲剧也深表惋惜，他俩曾几度到陶然亭凭吊“高石之墓”。文革期间，“高石之墓”遭到破坏，当时已身染重病的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痛心，立即委托邓颖超妥善照管。在邓颖超的关照下，两块汉白玉的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馆保护起来，他们的遗骨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年又在陶然亭重修了他们的双碑墓地，两块尖形的汉白玉墓碑像伫立对望的恋人，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陶然亭畔，冷雪在融化，生命在闪电，一曲无尽的绝世恋歌在吟唱……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