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在他的《患难余生记》中如是说：“我这个人好像是很富于流动性似的，第一次流亡在1933年，随后十年来，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
第六次流亡中，实是韬奋的最后岁月，受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的双重迫害，流徙辗转，历尽磨难，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视其中的一段经历为“甘之如饴”，是因为来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看到了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
香港脱险进入东江游击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军就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半月以后，攻占了港岛，大肆劫掠的同时，封锁水陆交通，捕捉抗日志士；四处张贴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战争来得太突然了，困留在香港的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未及撤离，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急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香港地下党、东江游击队部署秘密大营救。在营救名单中前列的一个，是名记者、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
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紧了对抗日民主力量的镇压，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抨击当局兄弟阋墙使亲痛仇快，因此遭通缉，后靠着周恩来的规划，秘密转移去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今，患难余生的他，开始了脱离日寇魔掌的又一次流亡。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风声鹤唳，邹韬奋正忧心忡忡时，中共交通员上门接头来了，这才安下心来。他遵照交通员的布置安排，不时更换住址，与敌人捉起了迷藏，并做好了随时撤离港岛的准备。
1942年1月9日夜幕降临时，邹韬奋由交通员小潘指导，换上广东人的家常服“唐装”，挽起包袱，成难民模样，绕大街，穿小巷，避开日军岗哨，到了铜锣湾海边。借着暮霭掩护，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悄悄爬上小划子，来到一条船上。
在船舱里，他见到了茅盾、于伶、戈宝权、廖沫沙、胡绳等老朋友。兴奋之余，邹韬奋讲起了港战以来的经历，谈笑风生，几乎忘了是在逃难中。
各人介绍所带东西时，他称赞起夫人沈粹缜来了：“手表钢笔还有钱，我本准备放在包袱里，又怕保不住，正颇费踌躇时，粹缜出了个主意，缝在裤脚管里，一点都看不出来。嗨，还是她的办法好。”
有人问他，家小未一道走放心吗？他笑着说：“粹缜和孩子安排在后边离港，共产党地下活动神通广大，小日本根本不是对手，定会顺利脱险，放心得很。”
10日凌晨3点钟，先已摸清了敌情的交通员，趁着日军巡逻艇回基地换岗的机会，带着邹韬奋等分头下到3只小艇上，穿过茫茫雾海，飞快驶向九龙沿岸偏僻处。众人迅速登岸，直去旺角通菜街的秘密交通站。
交通站负责人是个女同志，告诉大家次日出发，步行3天才能到游击区，应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她见邹韬奋化装得不太像，为他做了加工，还叮嘱他走路时不要太斯文，包袱不要拎着而应背着。
邹韬奋如学生之面对先生，恭恭敬敬听着又点头应诺：“这方面我毫无经验，唯您是听。”随即背上包袱，上身前倾，练习逃难式的走路，还叫大家一起练，互相讲评纠正。众人戏称：“邹公改行了，当起了逃难剧的导演。”
时日本人为减轻香港物资供应的压力，允许非本地的流民离境，地下党正利用了这个空子。11日早上，邹韬奋一行混杂在难民人流中，按日军规定的疏散路线，沿青山公路向西北走去。
路上，一个又一个日军岗哨，虎视眈眈打量着难民群，不时有拦住盘查甚至被带走的。邹韬奋也曾遇上过盘问，他镇定自若，按腹稿应答，有惊无险地通过。
经一天跋涉，到了深圳河边，交通员通过内线关系，取得了过界河的难民签证。第二天，邹韬奋一行安全过了深圳河，回望九龙半岛的重重山峦，他情不自禁挥手高呼：“再见吧，香港，我们还会回来的！”
虽说脱离了险象环生、随处有不测发生的港岛，但仍行走在日伪控制区，大意不得。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地熟人熟，对敌情了如指掌，领着大家时而慢走，时而隐蔽，时而快跑，邹韬奋紧跟不落，只是累得气喘吁吁。交通员照顾他，要为他背包袱，他婉言谢绝：“后边的路还长着呢，现在我的感觉还不算太累，实在太吃力时，再请你帮忙吧。”
经过一段崎岖山道时，邹韬奋扭伤了脚踝。他一声不吭，强忍疼痛，尽量把脚步走稳，免得被人发现了扶他受累。路上提心吊胆的麻烦还真不少，碰上过多个伪维持会的检问处，还要经过“绿林好汉区”，多亏交通员先已花了买路钱，巧妙周旋，一处处顺利过关。
13日，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江游击队驻地白石龙。当交通员报告这一喜讯时，邹韬奋高兴得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游击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设宴为之接风洗尘，祝贺他们从香港脱险归来。邹韬奋代表众人致答词：“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了。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无穷伟力，定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
以后几天里，又有几批香港脱险的人士来了白石龙。鉴于东江游击区处日伪顽的包围中，部队常常转移游击，难保没有闪失，身兼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发来电报：自香港来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久留，区别各人情况，有的可去桂林，有的可去重庆，个别的可经上海去苏北。虑及邹韬奋是国民党的通缉对象，各地特务机关一直在侦查他，周恩来作了专门电示：邹韬奋不能去大后方，指派专人负责，确保他的安全。据此，曾生司令员与林平政委决定，送邹韬奋与于伶等几个去相对安全的阳台山。
1月20日，邹韬奋离开白石龙时，挥毫题词赠与曾生留念：
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奋以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此书奉赠，藉志谢忱。
阳台山——梅县——上海
阳台山的条件，较之白石龙差了许多，住的是毛竹为架、稻草为盖的“人”字形“寮屋”，睡的是铺地干草，因属偏僻荒野之地，唯闻鸡鸣狗吠声，少见人烟。
冷落寂寞环境中，邹韬奋自寻乐趣，以充实精神生活。每天清晨闻鸡起床，招呼大家去户外做健身操，自告奋勇站在前面边做边喊“一、二、三、四”，俨然领队加教练。又在寮屋前搭了个草亭，搬来石板，大的当台子，小的当凳子，或在石案上埋头笔记，或与人对坐下棋斗胜。逢周末，则围坐一圈开游艺会，轮流作即兴表演。一次，他化装成卓别林演希特勒，惟妙惟肖，引得满场捧腹大笑。
后来，东江游击队的《新百姓报》和医务所也转移来了阳台山，邹韬奋毛遂自荐，为他们上文化课，介绍办报采写新闻的经验。
报社曾请邹韬奋座谈，征询他对《新百姓报》的意见。他先作调查研究，将近期的报纸浏览了一遍，就版面、内容、行文诸方面条分缕析，评判好差。他说：“这份报纸是游击队的喉舌，阅读对象的主体是游击区军民，所以应有它自己的特点。”随之归纳成几条，娓娓道出。他又建议改报纸名称为《东江民报》，使富有地方特色，体现为东江民众喉舌的宗旨。报社同人咸表赞成，请他题写报名，他欣然命笔，挥写了“东江民报”四个大字，还为《东江民报》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
在邹韬奋指点下，《东江民报》办得文图并茂，通俗易懂，编辑部上下由衷赞叹：“邹先生毕竟是资深报人，丰富经验行之有效。”
青年编辑李征向邹韬奋吐露内心，想当一名新闻记者，讨教入门之道。邹韬奋毫无保留传授了“六字诀”：真实、勤奋、无畏。并作了逐一解释：新闻报道务必真实，这是新闻事业的生命，新闻要披露事实真相，要宣传真理，不能粉饰太平；新闻工作者除了努力学习广博知识外，还要耳勤、眼勤、手勤、脚勤、脑勤；新闻记者要为真理而斗争，必须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李征频频点头：“听邹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得益非浅。”“这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邹韬奋谦逊地说，“要紧的是靠你自身的实践，不断总结，不断进步，相信并希望你能超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艰苦环境中，邹韬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常对于伶等人说：“比起游击队的出生入死，我们安适得多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他不因别人尊他为“邹公”、“老报人”而有丝毫的特殊，当地人民政权每次征求有什么困难、要求时，他总是说：“一切都很好，很满足。”居住处离集镇很远，吃得很清苦，下饭菜往往是乳腐或小鱼干。开饭了，他习惯先夹了一点菜，离开饭桌去别处吃，饭组长捧着菜盆赶去要他加一点，他每每推辞：“够了够了，让年轻人多吃一点，他们正在长身体呢。”游击队分配给他的奶粉、罐头等战利品，他不是原封不动退回，就是送去医务所给伤病员享用。
情报传来，敌人行将进攻阳台山。4月21日，邹韬奋转移去了梅县，住在江头村“侨兴商行”经理、地下党员陈启昌家中，对外但称是商行股东，因身体有病，来乡下休养，一住就是4个多月。
一天，陈启昌从伪县长那里得到消息，韶关国民党党部近日编印的《时人行踪》中，有一则内部通报，大意谓：邹韬奋原本隐藏在阳台山，后因日军进攻，闻已移住梅县乡间。他将此项消息及时报告给了组织，组织指示：提高警惕，告诉邹先生随时易地隐蔽。又有警报传道：国民党特务已出现在了梅县，剌探邹韬奋行踪，由与邹韬奋熟识的文化特务刘麻子坐镇指挥。
警报上报到了周恩来处，周恩来当机立断，发来电报：为保证邹先生的安全，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可从那里转赴延安。
负责保护邹韬奋的地下党员胡一声，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电文，征求意见。他心情激动地说：“感谢恩来先生与中共的关心，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我办刊物做记者开书店几十年，鼓吹民主政治，但政权、军权还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使千百万人头落地，连我这个只谈爱国的文弱书生也不放过，逼得我家破人散，多次流亡。我现在彻底觉悟了，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枪杆子加笔杆子，革内外反动派的命。”
邹韬奋离开江头村的前夕，正值中秋之夜，与陪伴自己多时的胡一声在皎洁月光下话别。
“啊，江头村，革命的江头村！”邹韬奋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对月浩叹，言出由衷，“江头村的5个月使我终身难忘，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的祖国农村，第一次和农友长时间交往的场所，这里让我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引起了我许多想像，将来一定要把这段极有意义的经历写出来。”
9月25日，邹韬奋由当地组织选派的3个交通员陪同保护，踏上了北去的旅途，经兴宁、老隆、株州、长沙，到汉口少歇。
早在梅县时，邹韬奋的右耳曾发生过痛痒，伴有粘液渗出，如今恐是旅途劳顿的缘故，又痛又痒，买了点中药滴抹，却见效甚微。
10月初，邹韬奋改由水路安抵上海。预得通知的上海地下党，将他安顿在斐德尔路陈其襄家中。陈其襄系中共党员，曾是上海“生活书店”的员工，算是邹韬奋的“老部下”，共事多年，感情深厚。上海沦陷后，他留下来照料书店资产，公开职业是“正泰商行”兼“德和企业公司”经理，属上海滩上有身份的人。
潜赴苏北成了“准新四军战士”
上海地下党立即把邹韬奋已到沪上的消息，报告给了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请求派人前来接应。邹韬奋曾长期在上海从事救亡运动，是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认识他的人很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日夜闭门不出，等候苏北派人来接。
不久苏北来人了，是个叫王兰芬的女同志，是苏北根据地的“大众书店”的职员，年纪不大，却是个经验丰富、机智勇敢的老交通，此次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来沪，与上海地下党通力合作，护送邹韬奋去根据地。
当时日伪严密控制着上海至苏北的交通，沿途车站、码头布满卡哨，明岗而外，更有无数便衣，凡认为有可疑的，不是立即拘押，就是暗中盯梢，故邹韬奋的根据地之行充满了危险。
为保万无一失，王兰芬与陈其襄等缜密规划部署：给邹韬奋办妥了伪证件，以应付关卡检查；确定护送人员，水旱行进路线，以及沿途保护接应办法；邹韬奋假装病人，但称得了肺病，去苏北乡下疗养，因乡音难改尽量少说话；在途中组织一个临时家庭，王兰芬为邹韬奋的妻子，某地下党员的母亲华老太太为他的丈母娘。
出发去苏北的日程确定这后，上海党组织安排邹韬奋去看耳病。一个阴雨霏霏的晚上，乔装打扮的邹韬奋到了曾是《生活周刊》医药顾问的曾耀仲医生的私人诊所。曾医生热情地接待“故主”，鉴于自己非五官科专科医生，所以领着他去了一家医院，请熟悉的医生检查，初步结论是中耳炎。
邹韬奋认为，中耳炎是常见病，并无大碍。上海的环境又是那么险恶，不便久留，决定按预定时间离开上海。
11月中旬的一天，邹韬奋摘下眼镜，换上夹袍，戴上只露出口、鼻、眼的筒帽，与王兰芬上了一辆三轮车。华老太太上了后一辆，手拎装着香烛的篮子。车前车后，自有交通员照料保护。
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上熙熙攘攘，伪警察逐个查看旅客证件，吆五喝六如凶煞神，又特别卖力地搜查行李，趁机捞点油水。邹韬奋由王兰芬搀扶着，慢慢走了过去，骤然不戴了眼镜，视物模糊，步履蹒跚，看上去真像个久病之人。
到了检查轧票处前，王兰芬边递上一沓钞票，边央求说：“长官好德，我男人生了痨病，连站都站不动了，您高抬贵手让他早点上船吧。”
话音刚落，邹韬奋剧烈咳嗽吐出一口痰。伪警察如触了电一样跳到上风，抓过钞票掩鼻又挥手：“去去去，上船，快！”
例行的盘问检查全免了，顺利登船，重要一关算是过了。
航行途中，不时有敌人的巡逻艇穿过。为防突然上船检查，仍是高度警惕，邹韬奋按王兰芬的交代，侧身躺着，不时呻吟几声。华老太太则手捻佛珠，轻声诵经祈祷，一看就知道在为病人祈祷。乔装成各式人等的交通员，或坐或站或闲话着，暗中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按照计划在南通上岸后，换乘一条自己人的打鱼船。船老大早已摸清了敌人巡逻艇的往来规律，在夜幕掩护下穿过封锁线，直达江苏靖江县境靠岸，进入县城的“大众书店”。这里已属新四军的苏中区，店里的好几个职员，原是“生活书店”、《生活周刊》的进步青年，他们时刻惦念着曾共同生活战斗过的邹韬奋，今见他安全到达，无不喜出望外。
久别重逢在新四军根据地，邹韬奋的兴奋之情难以言状，情不自禁挥舞双臂欢呼：“到家了，到家了！这里的空气也格外的清新！”畅谈别后之情、劫后余生经过，时过中夜，仍毫无睡意。
陈毅得报邹韬奋已到靖江，电告驻苏中区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妥善保护邹先生，希望在盐城与邹先生会晤，共商根据地文化出版业大计。
粟裕派人把邹韬奋接来东台县三仓师部，设便宴为之接风洗尘，热诚欢迎这位著名文化斗士的到来。邹韬奋笑逐颜开，发自内心说：“走遍了半个中国，不论国统区还是日占区，没有行动的自由，讲话的自由，写文章的自由，到了这里，一切都自由了，连呼吸也舒畅。”他要求在苏中区作调查采访，为日后编写《民主政治在中国》一书积累素材，向全国、全世界揭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崭新面貌。
粟裕一句拍板：“绝对欢迎，对邹先生全部开放，找谁到哪里采访都可以。”当下指派苏中行政专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负责陪同。
邹韬奋穿梭往来于部队、机关、地方政权、社会团体、农村、城镇，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乃至“白皮红心”的伪职人员，看、听、问、记，每天都是满载而归。晚上则伏案油灯下，整理采访笔记，日复一日，风雨无阻。虽然忙碌而又辛苦，他却毫不介意，浑身充满了活力，常说：“己之所欲，甘之如饴。”
苏中区敌我势力犬牙交错，盘踞在据点里的敌人常出来骚扰，随时有战斗发生，军政机关常突击转移。粟裕特别照顾邹韬奋，调拨了一匹战马给他，以利行动。他不怕摔跌，很快学会了骑马，而且熟练自如，每次都能迅速安全转移不掉队。由是他欣慰地说：“我这个笔杆子已能和枪杆子结合了，已经成了‘准新四军战士’。”
三仓地区的形势紧张起来，12月下旬，邹韬奋转移去了南通西边的骑岸镇，前后住了半个多月。在这里，他应邀向苏中行政专署的机关、学校、“抗联”以及文化团体作了多场演讲，以亲身体会，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和日军暴行。又为根据地的《江海报》写了“新年特刊”，还给办报人员作了采访、编辑、撰稿的经验之谈。
中耳炎又发了，痛疼得比以往厉害，有时一天劳累下来，痛得话都不好讲，但仍是每晚忙碌到深夜。陪同的专署文教处长刘季平劝他不要加夜班了，他辞谢说：“根据地的新鲜事物太多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常言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实不敢让一刻闲过。”
带病考察“接见”伪总指挥
粟裕接到华中局与军部指示，欢迎邹韬奋去盐阜地区考察，然后从那里赴延安。
邹韬奋进入根据地后，一直盼望拜会仰慕已久的陈毅，又为早日前往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于是抱病启程。临行前与陪同调查采访的刘季平讲了在苏中区的观感：“苏中军民的英雄斗争，使我深受鼓舞教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抗战必胜的信念倍增，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会亡。”他还恳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先前在武汉、重庆时，曾两次向恩来先生请求参加共产党，恩来先生高瞻远瞩说，你现在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较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如今，我是国民党的通缉对象，已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了，希望能考虑我的要求。”刘季平表示，一定将他的意愿转达党组织。
1943年一月，邹韬奋由粟裕派人护送，头顶凛冽寒风，脚踏冻土积雪骑马北上。至阜宁东边新四军3师师部孙河庄时，师长黄克诚热情接待又挽留：“日伪将对苏北发动“扫荡”，先在这里小住，待形势好转了再走。”他笑呵呵地答应：“服从命令听指挥。”
邹韬奋置病痛于不顾，兴致勃勃开始了在孙河庄一带的考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对此，名记者范长江的文章中，有生动而感人的记载：“那时他已经得了严重耳病，经常头痛。时正值日寇与国民党匪军配合起来进攻新四军，苏北战局十分紧张，部队行动频繁。他带病行军，每到一处，当地的部队和群众，总是热烈欢迎他演讲，他总是有求必应，在野地里，在阳光下，热情充沛地赞扬解放区的光明，与深恶痛绝地揭露敌人的罪恶。对于光明的爱，对于人民的爱，使他忘了疲劳，忘了严重的病症……”
邹韬奋到根据地后，不少人慕名拜访求教，他都热情接待，毫无架子。一次，有个伪营长，托“白皮红心”的伪保长送给他一封信，信中大意谓：我曾是邹先生的忠诚读者，为了养家糊口入了歧途，但请您相信我的爱国之心未泯，今后一定有所表示，今天特向您——尊敬的邹先生表明心迹。
敌情的变化与斗争的需要，新四军军部从盐城迁去了临近安徽的盱眙，陈毅等不及客人到了，派人前来说明情况，表示歉意。他知邹韬奋是南方人，不太适应北方的寒冷，特地请老裁缝做了件羊皮袄，送给他御寒保暖。邹韬奋至为感激：“非常之感谢陈毅将军的关怀，来日方长，总有后会时。”
邹韬奋与陈毅虽然未曾谋面，但对陈毅的文韬武略早有所闻。到根据地后，又听到了许多关于陈毅的感人故事，愈生敬佩之心，当4分区专员公署文教督导刘谷风请他题词留念时，他抄了陈毅的《卫岗初战》诗以赠，说：“这是陈军长用血写的光辉战史，不是我用书法可表达于万一。”
日伪的“扫荡”进入高峰，邹韬奋因耳病加重，随部队行动不利而又不便，黄克诚师长决定，把他送往阜宁的杨庄隐蔽养病，住在开明绅士、参议会副议长杨芷江家中。常言道，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杨家来了客人”的消息传了出去；还有人认出，这客人就是大名鼎鼎“爱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由此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忽一日，伪涟阜灌沭四县联防总指挥徐继泰，前呼后拥开来杨家庄。奇怪的是他把部队留在村外，连勤务兵都不带，独自一人进庄到了杨家，连喊“杨老师在家吗”？他早年曾受教于杨芷江，故称杨为“老师”。
杨芷江不能回避了，硬着头皮出见，将他迎进客厅。徐继泰问候过后话锋一转：“听说救国会的邹韬奋先生在老师家里，专程至此，想见见他。”杨芷江暗暗吃惊，矢口否认，徐脸呈不悦之色，递过手枪：“老师太不相信人了，这样吧，你把邹先生叫出来，我若对他有非礼的话，就把我一枪崩了。”
杨芷江唯恐上当，也不接枪，只是说邹韬奋不在。徐继泰就是不相信，嚷嚷见不到邹韬奋就不走。
在里屋的邹韬奋听得分明，他不忍让杨芷江为难，又担心杨芷江受到伤害，毅然拉开门走了出来，朝徐继泰一点头：“我就是你要见的邹韬奋，如要抓捕，马上跟你走，但不要怪罪于杨先生，是我请求借住他家的。”
徐继泰又惊又喜：“邹先生说哪里的话？当年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说，还读过您的文章，有传先生在此，非常想再见先生一面，机会难得呀！”
听其言，观其行，邹韬奋判断他无歹意，便向他宣传世界反法西斯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好形势，分析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叮嘱他做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军人，伺机弃暗投明，将功补过，给自己留后路。
徐继泰点头应承：“奉命曲线救国，实出无奈，邹先生的教诲我记着了。希望邹先生以后写文章时，不要骂我是汉奸。”
邹韬奋答应说：“只要你有实际的抗日救国行动，我不但不会骂你，还要把你当做白皮红心的典型宣传。”
杨芷江趁机要求徐继泰，不得泄露邹韬奋的行踪；约束所部不来方圆十里内骚扰，不要伤害老百姓；争取早日反正，立功自赎。
徐继泰点头称是，敬礼告退。
重返沪上确诊为不治之症
邹韬奋的耳病日趋严重，人也日见消瘦，黄克诚闻讯后，至为不安，请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为他诊治。老中医确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初步结论是癌症，建议及时去大医院手术，不然恐有生命危险。黄克诚立即电告陈毅，陈毅指示：对邹先生的病情严加保密，送他回上海全力救治。
邹韬奋回沪治病的行期定在反“扫荡”结束之后，为的是确保安全。为此，先把他转移到大丰县的斗龙港。
在斗龙港，传来了反“扫荡”胜利的喜讯，邹韬奋忘了恶病在身，与根据地军民一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说：“我到根据地后有两个最深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忠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团结他们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使各界人士普遍参与政治生活，热烈拥护革命政府和新四军，这是反‘扫荡’胜利的原因所在。我十多年来为民主政治奔走的信心更坚定了，我要把苏北人民反‘扫荡’的业绩写出来，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全部写出来。”
要离开根据地回上海了，韬奋恋恋不舍地说：“这里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多年来我所向往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了现实。本想再到延安好好学习，岂料事与愿违，为病所累，暂时难以成行了，但愿早日病好，尽快去陕北。”他还写信给陈毅道别，对到根据地后受到的盛情接待诚挚感谢，由衷表示：返沪治愈耳病后，再来苏北奔赴延安，以遂夙愿。他在信中称赞统一战线的成就：今天我真正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生死之交。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敌人动用了这么多的兵力，新四军与各界同胞，包括地主资本家团结一致，互相保证，坚持不懈，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的伟大成功。
1943年3月底，邹韬奋抱着深深的遗憾，踏上了回上海的路。先由黄克诚师长派人把他送到1师，再由1师师长粟裕选派4个身强力壮的新四军战士，送他到天生港，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船上的水手中有自己人，负起了看护之责，他们为使邹韬奋减轻颠簸带来的痛苦，搭起了吊床让他躺着。
邹韬奋秘密回上海后，仍住在陈其襄家里。上海地下党遵照华中局与陈毅的指示，研究敲定了治疗方案，请《生活周刊》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出面，约请靠得住的红十字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穆瑞芬医师，为邹韬奋做了详细检查。
检查结果令人痛心，确是癌症！除了手术外，别无更有效的方法。
上海时时处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即使是医院，也常有特务、宪兵出没，故邹韬奋入院手术，必须在高度保密下进行。地下党派人前往杭州，通过关系，以重金从警察局、宪兵队为他买得了一张假居住证，证件上的姓名是季晋卿，身份为经营百货的商人，住杭州菜市桥23号。入院手术必须有家属签字。当时邹韬奋的家眷隐藏在桂林，无法及时赶来，于是由陈其襄以亲戚和“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双重身份签名具保。
长时间病痛的折磨，加之忘我工作，邹韬奋身体十分虚弱，穆医生嘱增加营养，滋补身体。经月余调养，他的体重有所加重，气色也有好转，便以“季晋卿”的化名，住进了红十字医院的特殊病房。
5月间，由穆医师主刀，为邹韬奋施行手术，经两个小时，总算顺利完成。但据穆医师说，患部的神经结构非常之复杂，给手术增加了不少麻烦，是否有癌细胞遗留及神经损伤，实在没有把握。为防残留有癌细胞作祟，穆医师为邹韬奋安排了镭锭照射。这比开刀还难过，不良反应太严重了。他咬牙坚持，承受了恶心、呕吐、乏力、吃不下、睡不着等巨大痛苦，硬是挺了过来。
手术与化疗，使邹韬奋的脸型变了，右半个脸变得尖削，头颈也向右歪斜。陈其襄等无不为他难过，他却不介其事，不无风趣地说：“敌人到处在搜捕我，这一变变得好，与以前判若两人，他们认不出来了，今后正可独来独往，再也不用化装了。”
夏末秋初，新四军特使徐雪寒，奉陈毅之命来了上海，了解邹韬奋的治疗情况并致慰问，还带来了一笔治疗费。邹韬奋感动而又感激，托徐雪寒转告陈毅：“非常之感谢，我死也要死到抗日根据地去。根据地本就很困难，怎好意思用你们的钱呢？以后不要再为我花钱了。”
与病魔斗临终心系国事
痛哉！穆医师不幸而言中，邹韬奋的癌细胞未彻底切除，又成病灶，耳朵里又淌脓水，头部疼痛不止，痛得厉害时情不自禁呻吟翻滚。穆医师只得给他注射麻醉剂。至9月间他已骨瘦如柴，不能起床了。
国民党当局又搞摩擦，调集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重病缠身的邹韬奋依然心系国事，时刻关注着抗日救国的前途，得悉这一消息后，愤不能寐，于10月23日在病榻上写了《对国事的呼吁》，表示了对“内战危机系于一发”严重时局的关切：“我正处在长期惨苦的病痛中，环境的压迫和重病的折磨，都可以用我坚强的意志与之抗争，还能泰然处之，但每一念及祖国的前途，则忧心如捣，难以缄默。”他以犀利的笔锋，历数当局“企图中途停止抗战，施尽一切阴谋诡计破坏团结，危害国家，毒害人民”。文章的最后，邹韬奋大声疾呼：我个人的安危早置之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之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局，保卫祖国。
在前线的陈毅，得知邹韬奋病情恶化，至为不安，于1944年春再派徐雪寒潜赴上海看望慰问，又带去了一笔治疗用钱。邹韬奋握着徐雪寒的手，以凝重的神色说：“徐先生是代表中共组织来的，要求中共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如果合乎标准，请接纳我为中共党员。”
由于穆瑞芬医师的尽力救治，邹韬奋的病随着1944年春回大地略有好转。趁此机会，他决定把遭国民党与日伪迫害6次流亡的经历，写成《患难余生记》。
陈其襄极力劝阻：“先生已病成这个样子，切莫再费神劳力，待康复以后再说吧。”
“康复难矣！我自知病入膏肓，余日无多，再不抓紧，更待何时？”邹韬奋心情激荡，神态坚毅，“我不怕死，要与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刻。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千百进步知识分子共同苦难史，一定要趁这有生之日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自此，邹韬奋坚持着在每天早饭后，在病床上做起了“日课”，背靠用被头垫叠的靠背，胸前横跨着一张特制的矮脚方桌，全神贯注写了起来。因右眼红肿痛涩用纱布罩住，写字时更显吃力了，他不为所难，咬着牙写啊写啊……
陈其襄等既感动又老大不忍，无数次劝他保重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执拗地说：“上帝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应特别的珍惜，能多写一点就多写一点，写得入神了，倒可忘了病痛。”
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及两个孩子，从桂林秘密来了到上海，见他被折磨成这副样子，不禁哭了起来。他笑着劝导：“莫哭莫哭，这一哭不就是向敌人示弱了吗？”
邹韬奋写字时，右眼不时有眼泪淌出，夫人为他揩抹，跟着伤心落泪。邹韬奋反过来给她抹泪：“你不要看到我淌眼泪而难过，我的眼泪不是悲痛的表示，只是痛到最难受的时候，用眼泪来与病魔作斗争。我要尽快把要说的话全部写出来，争取在生命完结之前，将《患难余生记》送到读者手里，接下去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哪。”
至为可惜的是，邹韬奋的病情再度恶化，第三章尚未写完，就不得不搁笔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患难余生记》，只写到第3次流亡仅6万余字。
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务，似已嗅出了什么，几次幽灵般出现在红十字医院，翻阅病历卡，盘问医生护士，还传讯了邹韬奋手术的穆瑞芬医师。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得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敌变我变，地下党让邹韬奋出院，转移去原“生活书店”职员毕青的家，藏身亭子间里。
一旦离了医院，治疗就大不方便了，邹韬奋的耳朵里不断流淌脓血，右眼失明，疼痛从头面扩展到了上半身，麻醉剂的作用越来越小，每天须打五六针。
为挽留邹韬奋的生命，地下党决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重入医院。红十字医院已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能再进，曾耀仲医生甘冒全家性命的危险，把他接进了自己开设的私人诊所。曾医生倾其全力救治，怎奈邹韬奋的病已是晚期，又设备不全，故而药石罔效。
6月1日深夜，邹韬奋忽然晕厥数分钟，苏醒过来后，对夫人说：“趁着现在神志还算清楚，想留下几句话。”
沈粹缜当然明白丈夫的意思，眼泪夺眶而出：“先生的病会好的，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不要悲观。”
邹韬奋显得十分平静：“死，对于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并不可怕，只是临死之前，于国事、家事有话要说，应当有个交代。”
遵照邹韬奋的意愿，沈粹缜约请了在沪上的几个亲友，连同陈其襄等人，为他笔录了口授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游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疾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长子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究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俱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追认入党备令后死者伤神
以后月余，邹韬奋进入垂危阶段，常有昏迷现象。稍有清醒时，就以乐观的神情，回忆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愉快历程，流露出对红都延安的深深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感谢与他接触最多的周恩来，对夫人、子女说：“恩来先生是我毕生最敬爱的人。”
延至盛夏7月中旬，邹韬奋已失去了语言能力，也难以动弹了。21日骤发高热，进入弥留状态。
23日，他从长时间的昏迷中醒来，艰难地微睁双眼，嘴巴翕动，像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便以手指在席子上比划着。
沈粹缜把一支钢笔塞到他手里，又将本子送上，托起他的右臂。他吃力地移动钢笔，本子上显现了几乎难以辨认的3个字：不要怕。
“知道了，知道了。”沈粹缜凑到他耳边，“先生尽可放心，我们什么都不怕，谨遵先生的嘱咐，努力奋斗。”
邹韬奋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又昏睡了过去。
天不假年，1944年7月24日7点20分，邹韬奋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享年50岁。
早在新四军特使徐雪寒第二次来沪看望时，就曾与上海地下党商量过邹韬奋的后事，拟定一旦病故，对外严加保密，以防敌人捏造谣言玷污其声誉。故而邹韬奋逝世后，就以“季晋卿”的名义，采用旧式丧仪，披麻戴孝将其遗体送往上海殡仪馆暂厝。考虑到日伪或许已探知邹韬奋患的是耳病，为迷惑敌人，曾耀仲医生在死亡证明书的“死亡原因”一栏上，填写了“肺炎”两字。
不日，上海地下党指派徐伯昕，随带邹韬奋的遗嘱，去苏北报丧。
9月28日，中共中央向邹韬奋家属发来唁电：
惊闻韬奋先生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接读先生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牢流亡，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全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的唁电中宣布，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遗骨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我党的光荣。
10月17日，新华社在延安公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解放日报》发表《悼邹韬奋先生》社论，颂扬他的不朽功绩与斗争精神。
噩耗传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军民，纷纷以各种形式深切缅怀。延安各界两千余人，在边区政府大礼堂集会追悼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悉数参加，毛泽东亲题挽词：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朱德的挽词是：
爱国志士，民主先锋。
在重庆的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冲破当局重重阻力，发起了由各党派、团体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众多青年学生不顾特务恫吓阻拦，毅然走进会场，奉上挽联、鲜花，向邹韬奋遗像默哀致敬。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致送了挽联：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亡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那怕冤狱摧残，肖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府，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伤神。
八年抗战降下了胜利的帷幕，1946年7月22日，邹韬奋的遗体以礼移葬上海虹桥公墓。新中国建立后的1967年7月，又隆重迁入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供后人永久凭吊瞻仰。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