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师生
1962年我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萧军送我一日记本，并在扉页上题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学院虽然四十几门课，但除了“机械原理”外，其他“理论力学”、“制图”、“机械零件”、“汽车拖拉机构造”等都较简单。我写信报告情况，萧军给我来信，“简单称为大学吗？谁能说‘抗大’、‘鲁艺’的课程复杂，但她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军事家艺术家；一片天地给你，在你去发现，去探索。”我阅后如同发现新大陆，便积极参加学校游泳队、舢板队、管弦乐队、摄影学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周日还去中山公园做“教学革新展览”的义务讲解员。
每逢周六，我们几个家在北京的“林学院”、“钢院”、“地院”、“矿院”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聚在学院路31路汽车站，从海淀区到宣武区横穿京城步行回家。一路神聊26届世乒赛、聊小说、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所有东西。有时走到德胜门，我就跟同学们分手，到萧家去。
北京农机学院是八大学院之一，沾了毛主席“农业的跟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指示的光，学院教学楼、操场、宿舍、试验室都很漂亮，尤其是图书馆。我每次去萧家都带给萧军爱看的书，同时也供我们讨论。一次我拿出一本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立翁著的《大众天文学》，给萧军讲地球磁偏角造成的春夏秋冬现象，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好家里有个西瓜，我便在西瓜两头各插一根筷子，权当地球磁轴，对着电灯转了半天，连说带比划，他才明白冬天短夏天长的原因。
当时北京正上映根据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改编的英国故事片《阴谋与爱情》，我们就谈起莎士比亚。萧军讲莎翁很像我们这些人，没受过正统教育，为谋生从剧场杂役干起，偶尔串演一个小角色，但他的悟性强，情感丰富，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情结演绎得精彩绚烂。暑期中，英国作家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一位英国作家专题介绍莎士比亚，介绍前他先提一个问题，问在座的作家谁读完莎翁剧本，40多位中国作家仅有两个人举手，其中有老舍先生，可见中国对莎翁研究甚少。我向萧军：“哈姆莱特不能用行刺、举兵起义等别的什么方法夺权吗，非得装疯不可？”萧军说：“哈姆莱特要复仇，但是他那善良的深深爱着他的母亲，还在蒙昧中依恋着害死自己丈夫的兄弟，他只好装疯才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实话。‘我的叔叔是丹麦的国王，那些当我父亲在世时对他扮鬼脸的人，现在都愿意拿出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块金币来买他的一幅小照’，含蓄地讥笑嘲讽那些卖主群臣。莎士比亚之后，俄国作家果戈理写过一短篇叫《狂人自述》，写一个奴隶用疯去追求正常得不到的精神及物质享受。”
“鲁迅先生也写过《狂人日记》。”我有意接转话题。“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化时代转折的作品。”说起鲁迅，萧军立刻兴奋起来。他说，“辛亥革命后，封建皇帝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封建理教、家族制度的弊害扎根于百姓，还被相当一些人依赖。中国马列主义先驱陈独秀意识到，中国文学革命运动在社会变革中，要有所突破。他亲自主笔《文学革命论》；又请刘半农写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两发炮弹都没有撼动古老封建的城堡。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对主宰中国人命运的这一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否定性攻击。“疯子”自述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样的话是在1918年说出的。我是1925年在奉军陆军三十四团担任上士文书时读到的，当时我就想，我的母亲被封建礼教逼迫而死，小时还想报仇，那是一个时代，是历史，谁也抵抗不了。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后，评价为“足以显示文学革命实践的新文学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从此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一说，有了五四运动，有了巴金的《家》、《春》、《秋》。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又不像尼采那样超人得渺茫，所以毛主席称他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张姐端上疙瘩汤、馒头、酱豆腐和冬菜，我吃了两碗，返回学校。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决定全国选派110万工作队员，协助县委、区委，帮助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参加这场“四清”运动。北京市高等院校三、四年级的学生由辅导员带队，与北京市机关和企事业干部统一编组开赴农村。北京农机学院与北京机械局、北京体工大队对口参加顺义县的“社教”；我们班与北京通用机械厂、北京青年篮球队包北务公社北务大队。
运动初始听报告，“社教”队员们在大队部外院席地而坐，由分团长传达刘少奇在北京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得有这样一段：“农村的问题较多，公社干部带着下面的干部吃，群众都说‘干部吃懒了！’下面的问题根子在上头，要追上面的根子，不是原来想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我希望除了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而后由系党支部书记组织学习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参加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的“社教”经验，印象最深的是桃园大队及卢王庄公社有近三分之一的干部变质，其他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或多或少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当时规定工作队员纪律，不准吃肉、豆腐、鸡蛋，不准一人走干部家等等。
我们就带着这个框框，一到生产队就什么事都揽过来，干部集中到大队副业队学习交代向题。我们白天带头参加劳动，天天晚上召开各类农民代表会，贫下中农、共青团、妇联、民兵什么的，揭发干部问题，叫“背靠背洗脸洗澡”。我在北务第四生产队，社员们揭发队长在大家下地后，躺在饲养院吃马料（炒黑豆），老婆干半天活记一天工，到公社开会，为要补贴故意不回来等等。还揭发副业队队长，人称“瓢队长”，因为小时候烂嘴，没有了下嘴唇，平日总像戴口罩那样在下嘴唇上扣一个小瓢（半个葫芦）。他儿子在门头沟大台煤矿当工人，儿媳妇带着3个孩子在家。社员反应瓢队长是“掏扒”（与儿媳关系不正）。工作队长派我到大台外调，让他儿子揭发。这种事在《静静的顿河》里有所描述，可能我们队长没看过。我去了大台，瓢队长的儿子只说了一句话：“没有我爹，我们家早完了！”
到萧军家我讲述“社教”趣事，抱怨生活苦，北京青年篮球队每人每月发一斤牛肉干，我们什么也没有，干部没有一个好人。他说：“我是农民出身，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除打土豪分了田地后，余下都是向农民索取。最苦的也是为民族解放战争作贡献最大的。农村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但他需要教育，需要提高。你当生产队长，一个月比他强，两个月还可能比他强，当上半年试试？一年、两年呢？农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要记到历史的账上。水太清无鱼，人太察无友。要宽宏，要大度。要把社教当做学习的机会，只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别怕苦，别怕难，再难的问题，再苦的日子都会随着时间移过而消失。”
我离开萧家，一没拿钱，二没拿物，但心里痛快了，日子也觉得好过多了。
身谏国子监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全国都卷入狂热混乱之中。萧军时年正值花甲。
山雨欲来风满楼。萧军意识到这是一场躲不过的风暴，他时时情不自禁地想起毛主席。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武汉民众为庆祝亚非作家协会举行的万人横渡长江后，乘快艇巡江，到江心在王任重等人陪同下入水，顺流而下，畅游了3个小时。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毛泽东穿着睡衣站在快艇上精神抖擞地向人们挥手的照片。萧军看后非常激动，与主席交往的一幕幕又历历在目，他多么想像在延安那样，毫不局促地提醒主席：彭真是忠诚的，邓拓是可贵的……
萧军把所有的孩子叫到身边，将他珍藏的毛主席在延安写给他的10封信拿出来给我们看。信有毛笔写的，有铅笔写的，还有的仅有几个字像便条，但都装裱得很好。萧军讲：主席不是按一般的作家看待我，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在陕北公学露天大圆桌，用蓝边碗一圈一圈传着喝酒。他在我上手，总是多留一口酒给我，并戏弄地说：“萧军先生，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酡颜三郎，来延安也得让你喝好么！我们是同志，朋友，至交。”
我看到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下。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敬问
近好
毛泽东四一年八月二日
萧军还拿出了林伯渠、董必武、彭真、江青写给他的信。孩儿们都把这些信郑重地抄下来，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并一致决定由大哥萧鸣代表全家，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信，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我们将信、一本《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何干之写的《鲁迅思想研究》和全份《文艺月报》，作为礼物送到中南海西门。警卫电话通告办公厅派人郑重验阅，写下收条。这样做，既表示了对毛主席的祝贺和问候，也使这些东西避免发生意外，造成损失。
8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办公厅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后第一次穿军装。其他领导人闻讯照仿，总后立即从礼宾司调来尺码，连夜赶做。18日，5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5米一岗，站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两侧，未脱稚气的脸上异常严肃，仿佛担起历史使命。从城楼望去，广场如同红浪翻腾的海洋。聂元梓煽动性的讲话后，北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的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三女儿，戴着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如同建国5周年时彭真市长带着电影《祖国的花朵》小演员登上天安门那样，但这次献上的不是鲜花而是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左臂，问道：“你是哪个学校的？”“北师大附中。”“北师大出过很多大人物……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彬彬。”女红卫兵怕主席没听清，又大声说，“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注视着纪念碑方向悬在空中写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红色气球，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武嘛！”
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则消息，并说宋彬彬当场激动地宣布改名叫“宋要武”。“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获得极大的动力，“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给毛主席争气”。红卫兵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荡地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猛烈攻击。
军宣队开进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先被挂起来。在批判大会上，北京军区上校军衔的军宣队长批判赵鼎新，第一项罪状是十几年黑线，网罗包庇一批“牛鬼蛇神”，并点名亮相。被点名的老作家、老艺人和老干部都诚惶诚恐地站起来。军宣队长突然加重语气：“还有一个，从延安就反党的老鬼——萧军！”萧军没有站起来，他看不起这个张牙舞爪的人。军宣队长连喊两声，十几个造反派围过来，有两个站到桌子上冲萧军大叫：“站起来！站起来！”萧军无动于衷地扇着扇子道：“假话永远也不能给人增加光彩，你尽可大胆地跨过人们根据社会的默契而禁止的界限，这种勇气只能降低你的声誉，你想让我感到痛苦，让我承认你的歪曲，可是你要相信，我为你的不负责而惋惜，非常惋惜。”军宣队长气怔了，也惊呆了。局革委会主任走过来悄悄地说：“萧老你就站一下、站一下……”萧军眉头一皱，斩钉截铁地说：“谁反党？我不是，干嘛站起来？头可断！不能站！”一个风派人物带头喊口号，萧军理也不理，话也不说，相持了四五分钟。尴尬的军宣队长发狠地说：“他是反党老手，跑不了，以后再说，继续开会……”自己找了个下台阶。
军宣队揪出这么多人，无非说明市文化局多年来执行反动文艺黑线。批臭赵鼎新，让萧军一顶，下一步有些无法进行，于是和局内造反派、革委会商议对策。革委会的人建议，萧军不是在编人员，今后开会可以不找他，也就无人干扰了。造反派坚决反对，尤其是从山西文联来北京市文化局串联造反的侯文正。侯原本想到北京市文联工作，被拒绝后到山西文联供职，借“文化大革命”之机回京造反，并在北京市文联大门两侧贴了一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此人常找社会上一些造反团体到文化局闹事，被军宣队吸纳到市文化局参加运动，借以将运动搞深搞透。侯文正主张对待这些死硬派只能靠红卫兵，靠“革命小将”，又给大家念《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没人敢反对。
8月23日下午，人们集中在文化局会议室学习，谁也不出声。侯文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说：“萧军，你给我出来！”萧军抬头瞪了一眼，心理说，出去就出去，我怕你？不料刚走出屋门几步，女八中的十几个红卫兵围了上来，先是挂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文人萧军”、“老牌反党分子萧军”、“反人民分子萧军”、“反革命分子萧军”，这是造反派查到萧军在东北遭批判的材料，按“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说法扒下来的，因为苏联当时已经是该反之列，所以没做“反苏分子”的牌子。萧军哪能让挂，推搡起来，红卫兵们就轮起皮带，拳打脚踢。面对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萧军只好将身体一蜷，用手护着头，任她们肆意所为。革委会的几个人围了上来，一边喊着“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一面自己命令自己“将反党分子萧军关起来”。会议室的“牛鬼蛇神”吓坏了，女作家草明当场就晕了过去。
原本事已至此，今天就散了。但文化口联合造反司令部来电话，要在国子监孔庙焚烧“四旧”，命黑帮分子陪绑。属于文化口的北京印刷学校红卫兵，开来两辆大卡车，将萧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梦庚、曾伯融、苏辛群、李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华、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等老作家、老艺人和老干部，男男女女统统押上汽车。正在此时，老舍来了。老舍在7月底因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住进北京医院，经医治于8月16日出院，遵医嘱在家休息。因他是市文联主席，担心机关，刚好这天下午到班上看看。老舍一见院里乱哄哄的，萧军被打，这么多同事被压上车，便义不容辞地推开人群：“我是文联主席，有什么事冲我。”“他是老舍，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侯文正大叫起来，他正发愁找不着老舍呢！几个红卫兵拥上来，老舍一挥手，自己大步登上卡车。
卡车顺西椅子胡同北行，两侧古老的四合院里，一股一股地拥出被红卫兵驱赶出来的一家一家的人，有的血流满面，有的被剪成阴阳头，有的艰难地背着仓促捆成的行囊。只听到满街红卫兵的吆喝声和打骂声。没有人求救，也没有人救助。萧军望着，不由得想起30年代发生在柏林的“水晶之夜”。
红墙黄瓦、千百年来被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孔庙大成殿前，高高地堆放着祭孔所用的各类幔帐和北京市几个京剧团的服装道具等，金丝银线和五彩图绘在夕阳下闪光。以老舍为首的29位北京市文化界知名人士，在红卫兵的驱赶威逼下，面对着这堆“四旧”成环形围跪，其中就有萧军。火点起后，就听一个造反派喊：“他是资产阶级权威，挣330，先打他！”萧军知道说的是荀慧生，心想这位唱青衣的老先生哪经打，还不如打我呢。他还没回过神来，耳边爆响一阵喧嚣：“这是老牌反党分子！现在还抵制运动，拒不认罪！好好教训教训他！”皮带像雨点一样落下，衬衫顿时裂开。萧军后来对我讲：“依我的性格及功夫，打倒他几个冲出重围，不算什么，可这十几位好友会如何，孩子、德芬会怎么样？文化大革命毕竟是毛主席发动的，我只能咬紧牙关挨下去！有两个小子大约拿的是舞台上岳云使用的大锤，轮过来嘭嘭几下，痛彻肺腑。我不恨这些孩子们，恨那些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血，蚀溶了纯洁少年心灵的指使者！他们毒害少年的心灵，而且毒害很多年，甚至可能毒害他们一辈子！”
熊熊大火在燃烧，红卫兵的暴行在继续，事态还在向不可预知的情况发展，连那些操纵者也没想到红卫兵会下如此手狠。炽热的空气中充斥着蚕丝的腥味，龙袍凤帔化成灰烬，泛起蓝绿的光，在大成殿上空升腾。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包围圈，看见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而又没听到一声告饶，一声叫痛。他暗暗叫苦，实在忍无可忍了，走到门卫处拿起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来制止。值班副局长回答：“对不起副市长，我们接到由谢副总理签属的命令，《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国子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干涉。”副市长又拿起车载机，这是遇到危急时呼叫军队支援用的。北京军区的回答更简单：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无能为力的副市长只好利用自己的余威，指示文化局革委会的人一步也不能离开，盯着，保证事后将每个人送回家。
火堆终于熄灭了，“牛鬼蛇神”们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个个衣衫破烂，浑身伤满脸血。萧军首先想到的是大病初愈的老舍先生，抬眼望去，发现老舍正望着他，眼镜片后闪着异样的光，脸色煞白。傍晚，老舍被单独拉回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继续遭受毒打。直到下半夜，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老舍才被夫人胡絜青雇三轮接回家。第二天，即24日一早，老舍像他创作的不朽名著《茶馆》里的王老掌柜那样，和小孙女说一声“再……见”；像《四世同堂》中祁天佑被日本人穿上白布红衣的坎肩游街后那样，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老舍带着北京市劳动模范奖章，手握一卷手抄毛主席诗词，投入德胜门外太平湖。此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想像印度泰戈尔那样，将文学奖授于另一位东方大国的“文圣”老舍，后因人已故而作罢。一天后，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市文联老舍投湖自尽。在太平湖边的柳树干上，整齐挂着老舍的上衣，从中发现工作证，确定了湖中淹死之人。法医验尸，老舍头上、脖子上、胸上、手臂上，都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67岁的老舍先生最后的证明信是这样写的：“我会（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东郊火葬场依照现定，大炉熔炼不留骨灰。
萧军从国子监回来，革委会没让他回家，囚押在文化局后院，暂时避开红卫兵的“狂轰滥炸”。就在这几天，北京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生产大队的农民红卫兵，先后打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6人。全北京市如何，可想而知。
直到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经中央同意，才下令禁止打死人。周总理听了国子监事件的汇报后，立即指示秘书长周荣鑫：“国子监事件中一些红卫兵超越了常识，自负的冲动，摆脱了一切理智的束缚，必须坚决制止。”让秘书长设法利用军队、公安之外的力量，防止暴行在北京蔓延。周荣鑫找到一些干部子女，由北京“八一学校”牵头，联合31所中等学校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周恩来出席了成立仪式。接着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等纷纷成立，试图收敛红卫兵的行为，防止游击性的外地红卫兵赴京闹事。同样这几天，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在与北京及甘肃、陕西、湖北等省市公安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犯错误。”中国有了打死人不偿命的理论。
也就在这同时，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长章士钊的一封信。章士钊在信中写道：“以钊荛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主席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根据主席意见，因势利导，从惨烈的揪斗现场、处于围攻下的讲台和正剃阴阳头的剪刀下保护了一大批人。在他增添的名单中除章士钊外，还有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位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国民党起义的高级将领李宗仁、傅作义等等。“悟时岁之遒尽分，放旷乎人间之世”。周总理好人也。
8月23日深夜，萧军一直未归，王德芬沉着地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萧军早晨临出家门嘱咐：“如遇什么不测，要立即向毛主席、总理报告！”于是由萧耘主笔写明事情经过并希望火速制止。我们一起先到国务院接待站，接待人员看见萧耘带血的上衣，立即请来一位负责人，他听了情况后说：“舒乙（老舍的儿子）已来反映过这件事，已经报告给总理办公室，请你们等候。”接待站外的饭店都按红卫兵的命令更换了字号，“老正兴”叫“老百姓”，“宏宾楼”叫“八角楼”，“东来顺”叫“东方红”，主食为混合面馒头、白菜豆腐汤。
王德芬领着孩子们在接待站外饭店就餐，她低声对我说：“无忌，你在大学，看能不能见到中央首长，有一个情况要反映。看来姚文元要过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狄克，就是张春桥，就够你伯伯呛了，加上姚文元，那就雪上加霜。”“怎么呢？”我不解地望着大娘。“姚文元的父亲姚逢子也是30年代左翼作家，你伯伯挺喜欢他的作品。突然有一段时间，姚蓬子消失了，伯伯就写信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1934年11月12日给你伯伯的信上写这样一段话：‘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养她……’‘转向’就是叛变，投奔了国民党。11月17日鲁迅先生写给你伯伯的信中还说：‘蓬子的变化，我看只因为他不愿坐牢……’姚蓬子的这段历史桎梏着姚文元，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可以命令修改国民党的档案，抹杀历史；连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联合选编的《鲁迅书信集》中也匪夷所思地变成省略号。然而，咱们保存的鲁迅真迹铁证如山，他们很可能追查。荒唐的事出得太多，不得不防。这里有一封信，你设法交给中央首长。”说着递给我一封信。“我要小心的！”我郑重地应允，感到事关重大。
我揣着大娘交给的信去北京大学，因为前一段中央首长经常去那里看大字报。北大校园像个舍粥棚，杂乱无章，红黑两色的大字报一直贴到楼顶。校内林阴大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几步就围一个场子，或高声辩论，或传递消息。最令人惊悚的一幕是有几个学生在当众烧毁齐白石、王雪涛的画，我想他们不是疯子，就是高考时做了大弊。好不容易找到技术物理系我高中同桌沈巍，因为他爸爸是彭真的秘书，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我对他说明情况。他说：“找江青阿姨？她除了自己不管任何事，没一次讲话不抬高自己的，没有一次不抱怨的。你得想别的办法！”
于是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萧军提过。人大以调干生为主，为了加强培养，学校规定班级干部一学期一轮换，学生责任心强，有历史使命感，所以文革开始，人大学生保校党委的多，保工作组的多。人大校园情况要比北大好得多，甬路、操场上拉着8号铅丝，大字报整齐规范，但串联学生也不少。我去找校长何干之，他躺在迎门客厅餐桌上，家里人见我进去，惴惴不安讲何校长犯病了，何也配合“哼哼”着。我自恃萧军和他的友谊是真实的，便走到他耳边小声道：“何老，萧军要被人打死了！”“什么？”他神情一抖，抬起头说，“我早料他这个怪人，好受不了。”“萧军有一封信，担心张春桥、姚文元因鲁迅先生报复，想请您将这封信转交中央首长。”何干之一转身坐起来，犹豫了一下说：“我直接送给范文澜，请他转交给周总理。回去你转告萧军，别犟呀！”“何校长，您是不是也出去避一避？”“我不怕，北京市委没领导我，我执行的是毛主席路线。鲁迅先生的信我都读过，《八月的乡村》在延安我还推荐过，他那‘士可杀，不可辱’的劲。非吃亏不可……可他什么时候也不会阿谀奉承呀！”
虽是8月天，骄阳似火，可我离开人大时心里直哆嗦。 彭真与萧军
1988年3月1日早晨7时10分，彭真在萧军临上手术台前，派人将一封亲笔信送到北京海军总医院。
萧军同志：
闻医院已和你商定明日动手术，不禁一则以喜，二则以惧。像我们这样高龄的人动这类手术，怎能不令人多少有点担心；但想到手术的结果会切除痼疾，又感到高兴。
不用说你会知道医院既决定动手术，当然要竭力采取万全措施。同时，你是饱经战斗，刚强成性，而又胸襟豁达的人，必能和医生紧密配合，保证手术的顺利成功。
等候佳音。并祝早日康复。
彭 真
二月二十九日夜
萧军在萧耘、王建中搀扶下，从床上坐起，松柏之志犹存的萧军刚强地写下人生最后一封信。
彭真同志：
收到您2月29日夜写给我的信，很感谢。
对自己的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特别是对这疾病，如今是非除祛不可！“改良主义”是不行的。
我平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无论是用口，还是用笔，以至用手，我是尽了一个中华子孙应尽的力……只是朋友的情谊，确实时时使我感到关情切切，难以自己。
您，年纪比我长，国事又如此地繁忙，万望你能有劳有逸永葆康健。海军医院同志们和我本人都有信心闯过这一“关”。请放心。
洁清同志及孩子们同此问候
祝
好 萧军上
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
于海军总医院5022室
1987年5月16日，以萧军为团长，叶君健、韶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香港、澳门的参观访问返回北京。在港澳期间，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霍英东、副会长马万祺全程陪同接待。萧军对“一国两制”、“以中共为核心多党合作”等问题的深邃精辟的论述，折服了港澳文人。在回答香港大学学生提出的关于文革中受迫害问题时，萧军轻描淡写地只说了一句话，“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不可能以团长身份来港”，毫无抱怨之词。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萧军回京后不久发现“柏油便”，萧滨将父亲的便样送到北京文联保健合同医院——同仁医院化验，确诊为“低分化腺癌”。进一步检查后，主治医生季大夫向作协领导及家属介绍病情：“萧老的贲门胃小弯处长了一个低分化腺癌，菜花状，大约有六七毫米大小……手术切除是较好的方案……”有一些医学知识又自我感觉良好的萧军，对自己的病不屑一顾，他说：“我已经80岁了，它才几毫米，你们纠葛不清，我明白。中医老古，难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求实的西医有时成机械唯物论。我相信气功，我将尽力去弥补机体的缺陷，让身体轻盈流畅起来。”
海军总医院院长、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将军十分重视萧军的病情，派了两名气功师，一个负责治疗，一个负责采气，萧军调动自己的内功予以配合。一晃56天，换成别的人，会很容易与气功师沟通，萧军则不成。气功师讲：“萧老根基太深，又会各种功法，气灌进艰难。”萧军也心情沉郁，烦闷，人日渐消瘦。
1987年8月12日萧军出院。出院时主治军医李鸣皋悄悄对萧耘讲：“要根除，早一天做手术呀！”回家后萧军按摸索的功法强迫自己与病魔抗争，勉为其难地吞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式“仙丹”，什么“扶正冲剂”、“还阳草”、“犀黄丸”等等。老舍夫人胡絜青送来祖传秘方，我也从平泉淘宝似的从辽河源光秃山找到几棵灵芝，都无济于事。新年一过，萧军常“目炯炯而不寝，虽形存而志殒”。没办法，只好二次住进海军总医院，仍想试试“气功疗法”。王秘书遵照彭真委员长“多多关心萧老的治疗”的指示，将萧军的病况及时上报。
1988年2月3日傍晚，寒风凛冽，雪片饱满而蓬松，给京城铺上了一面素毯。两辆轿车停在海军总医院“将军楼”口。彭真委员长和夫人张洁清来看望老朋友萧军。走到病房门口，王秘书示意海军李耀文政委停下，请彭真坐一会儿。彭真毕竟85岁了，近来腿感吃力，此时歇一歇，是临时“充电”，为了给萧军注入饱满的活力。医院方面为了这次会见，除精心布置环境外，还为萧军注射了人血白蛋白。没想到会过敏，萧军喊冷，全身发抖，毛毯、棉大衣、羽绒服都盖在了身上，但因自身缺少发热能力，仍不见效。院长又命护士打一针“啡那根”才有缓解。
彭真委员长与夫人张洁清健步走到萧军的床前，萧军刚才苍白的脸突然泛红。彭真握着萧军从被子里伸出来的冰冻的手，说道：“我和洁清早就想来看你，按人大视察计划，刚从井冈山、珠海、福建回来。你的情况王秘书都告诉了我，你我可以说饱经磨难，没见过的不多。但对病还是听医生的好。海军总医院技术是一流的，设备也是全国最好的，医院已经做好了安排，会全力以赴为你治疗。”
萧军望着张洁清，想起40年前在哈尔滨彭真一家看望刚从张家口归来的孩子们的情景，眼睛湿润了。他要坐起来，彭真轻轻压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躺下！躺下！”“彭真同志，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我想活，不是为了孩子，为了享受，我终于盼到了百花争妍、祥和安乐的今天，更舍不得老朋友！”萧军哭了。张洁清也哭了。委员长怕萧军激动， 劝慰道：“好了好了，我们会全力以赴，王秘书将随时来看你。听医生的。”说完转身离去。
彭真走后，萧军放弃了气功疗法，渐渐地远离“灵丹妙药”，终于决心手术。
20天后，萧军写下一张“字据”：
我完全同意此处会诊，对我的病情、病态处置开刀切除，绝无后悔。
此致
萧军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萧军的手术仅进行了一小时，因胃里已满是癌变，并已扩散，无法摘除，只好将刀口缝合。对萧军则讲因您心脏不好，手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很成功，等身体恢复后再进行二次手术。虽然事实上病情继续恶化，但萧军并不知情，感到很有希望，精神见好，还坚持下地行走。按医院要求，亲友们尽量少打扰，所以萧军住院期间我很少去。这回萧耘向我告之实情并嘱咐我快过来看看。
1988年4月21日，萧耘陪我去海军总医院看望萧军。萧耘说：“大夫的意见，尽最大努力，减轻爸爸的痛苦，让老人始终生活在希望之中，延长他的寿命。我真不甘心，爸爸身体那么好，那么多大风大浪都经过，现在无论写作、工作、生活样样好，可身体完了！”
萧耘是萧军最喜欢、也是最理解的孩子。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为了不放过一个特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有人员统一编排，分到各单位参加运动。萧军觉得这样干会浪费很多时间，便向上反映，经毛主席同意，萧军可以不参加，并令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腾出房间供萧军从事创作。这在当时是令许多人羡慕的。萧军挑灯撰写小说《第三代》。12月初，由于王德芬已近临产，每天三餐从山上住处到山下食堂吃饭（王带着孩子在山上住），行动极感困难。萧军向招待所新来的负责人蔡主任提出，可否由萧军将王德芬的一份菜饭带上山。蔡主任一来就对萧军“一不开会，二不生产”十分不满，现在萧军又提出这个要求，就严厉拒绝：“任何人不准特殊化，必须下山在食堂吃饭！”萧军见蔡主任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大怒：“你是什么东西！没一点同情心吗？如果流产了怎么办？”“流产找不着我，吃饭就得进食堂，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吃！”“好，离开你，我照样活！”就这样，萧军冒着风雪，携家小离开招待所，搬到川口区第六乡念庄。1944年1月3日凌晨，萧耘在没有医院的乡下，没有医生的窑洞，由萧军亲自助产将她接到人间，从此再没有离开父亲。两个月后毛主席知道此事，令胡乔木到乡下将萧军全家接回。
我对萧耘说：“萧耘姐，你不仅是萧军的女儿，还是他的秘书。现在要忍住悲痛，看伯父还有什么未竟事宜。”对于萧军的病，我早有心里准备。这次从塘沽来，我的父母也嘱咐别留下遗憾。
萧耘说：“1946年10月，爸爸从延安回到东北，受彭真的委托，到哈尔滨各学校、机关、单位，50天作了60多场演讲，每次演讲回来都向彭真汇报，并共同研究群众关心的问题，商量对策。后来爸爸把会上提出的问题概括、归纳、总结成书面材料4大本，交给了东北局，彭真批示让东北各解放区参考。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东北事件’佐证，现在找不着。第二件事是爸爸参加工作时间，如果在东北《国际协报》和张学良讲武堂那段不算工龄，那1934年到上海加入‘左联’应该算。现在工龄从1940年算，也就是爸爸第二次到延安的时间。”她若有所思地停了停，“爸爸平反，工作、房子，都是在委员长关怀下解决的。看来，还是请委员长说话。”
萧军为迎接第二次手术，刀口长好后挣扎下地，试图恢复体力。1981年萧军曾去过承德，喜欢八沟羊汤和7分直径的芝麻烧饼。我一见他说起羊汤烧饼，好像一个拂逆的音符闯进了雅堂，萧耘也瞪我。萧军已不能进食，全靠空肠部位造瘘维持。
又说起萧耘提到两件事，萧军道：“不要再麻烦彭真同志了。苏轼的诗好，‘钟鼓江南岸，归鸟梦自惊。浮云世故改，孤月此心明’。我所以和彭真同志相交，除是毛主席介绍我们相认外，重要的他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才可能这样的理解和久远，我们之间毫无矫情伪饰。我和彭真相识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应邀在主席那儿。主席提出文艺上的3个问题：一、内容与形式；二、作家的态度；三、作家与一般人关系。我讲我们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艺队伍，这样才能‘以枪报枪，以笔报笔’。这时彭真同志来汇报工作，讲边区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收公粮，引起百姓不满。主席给林伯渠电话交谈，令延安县城内、边境地带要少收少征。接着对彭真说：‘懋恭，你不是追求真理吗？这可是真理的化身！鲁门弟子，表里如一，从不哗众取宠。’彭真握着我的手说：‘萧军同志，我在冀东就读过你的《八月的乡村》，延安《文艺月报》上您的每篇文章我都读过。’彭真笑起来甘之如饴。主席笑着对彭真说：‘我们这位萧军同志，看不起我们呀！我请他来，他要去旅行，王震请他到军人俱乐部看画展，他倒愿意。你帮我劝劝他，干脆和我们一起干！’说着我们3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勤务员请示主席开饭，彭真知道主席请我，主动告辞。多天没见土豆炖肉、辣子白菜，主席从书架后拿出一瓶西凤酒说：‘这是西北战地服务团带回来的，也算“借了同志们底血把自己伟大起来的”。’我不由得抓抓耳朵，这句话是我《论同志的爱与耐》的一句话，请主席审阅，主席建议将这句话删去，我同意的。”
萧军显得疲倦，我扶他躺在床上，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吸烟动作，摇一下头，接着说：“从那以后，我和彭真经常沟通。‘王实味事件’后，一些人对我误解，虽然现在王实味平反了，可在当时整个解放区只有我一人反对。我反对的不是中央后来把他定为‘托派’，在黄河边处决；我认为一定要调查研究，他毕竟从蒋管区投奔光明，要让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说话，查明真相。当时参加会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白区派来的特务，就乘人之危变成发泄兽性的迫害狂。从会场回走，我突然觉得和煦的山坡，变得阴森森的特煞风景。你大娘埋怨我，‘大家都很尊重你，这么严肃的会就你放炮’！什么严肃的会，简直是‘狗咬狗，倒尿盆’。这其实是辽西一句俚语，当地人每日清晨第一件事，起床开门，一有响动左邻右舍的狗叫起来，随着叫声一盆尿泼到当街。我这撒落夜空的话语，触动了紧随身后的‘左派’。这位女同志虽后来成为河南文联的负责人，在当时真不敢恭维。第二天她以王实味反党的逻辑，为了博得中央研究院的惊叹，将我这句话作了夸张的密告。8个团体认为我把他们比作狗，比作泼尿，天下险些大乱。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一比一千无聊辩证。从那之后，我想我要爱自己，要珍惜延安的大好时光完成写作，少往来。王实味成了瘟神，但我见他眼睛红着，充满着泪水，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我和他面对面坐在石马上。他向我声明他是个好党员。我说我知道；他让我将一封信转给主席。从此我在党内也出名了，一批判‘托派’，就提‘萧军，王实味’。乔木了解我，知道风马牛不相及，建议将真相告诉彭真，因为主席怕我冒炮，嘱咐我不要参加批判会。我没听，惹了祸，请彭真同志斡旋一下。我把记录整个事件经过的日记交给彭真，他看后转给主席。没有清风难换细雨，从此我和彭真惺惺相惜，成为莫逆之交。时光荏苒，再相见，彭真第一句话就是：‘萧军同志，我没保护好你！’‘保护我，你也是泥菩萨过江。’彭真同志接着说：‘1966年初，我作为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虽然感到在农村‘四清’问题上有一些分歧，比起庐山会议要平静。但一天我出席人大会堂西大厅一个座谈会，上楼梯时遇到江青，我礼貌地请她也参加，没想到她来个当头一棒：“我还敢参加你北京市的会，你还能听得进别人意见？你一手遮天，都成了独立王国了！”我知道她指的是我禁止《北京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当时我也没客气，“江青同志，您是主席夫人，我尊重你。但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的人！”那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很多误会无法和主席说清。’1966年7月彭真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一。1967年姚文元在《红旗》第一期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说早在延安萧军、王实味、周扬这些老牌反党分子，托派就如何如何……”
护士来输液，我看到萧军胳膊上突起的表示癌扩散的红包，一阵心疼惆怅。我说：“伯伯，承德266医院管理员张学增是我的好朋友，过两天我接您到承德疗养。”我说完想告辞，萧军说：“再待一会儿。彭真1979年2月平反，当北京市有关同志请示工作时，彭真将落实萧军工作列入其中。1979年4月21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刘景华奉命来访，问我愿不愿意到北京市文联工作，我同意。4月28日接通知，让王建中将组织关系从新街口街道办事处转到北京市作家协会。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彭真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结论也很快下来……”
说得多了，萧军轻轻地闭上眼睛。萧耘说：“世界广袤，遇到彭真这样燃烧的火把，照亮了爸爸的余生。”我要了一份萧军的“复查结论”离去。在返回承德的列车上，我翻开委员长审过的这份文件：
此结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1980年2月20日批复同意。
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萧军，本名刘蔚天，别名田军，三郎。男，现年73岁，汉族，辽宁省义县人，家庭出身个体手工业者，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原在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现安排在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
萧军同志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我党的影响下，曾参加北满抗日活动。1934年进关，同年底，其描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经鲁迅先生作序出版。1935年至1937年参加左翼文学的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不久离去，到西安、兰州、成都等地任报刊编辑并参加“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1940年夏第二次到延安，任“文抗”理事，“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1946年至1948年曾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在哈尔滨主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并主编《文化报》，1951年来北京。萧军同志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1945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应予改正。1958年2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文化大革命中将萧军同志作为“老牌反党分子”关押、批斗是错误的，应该平反。1967年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黑文中，定萧军是“反党分子”，这种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其后，某些出版物中沿用萧军是“反党分子”的错误提法，不足为据。现应为他恢复名誉，使萧军同志重返文坛，发挥所长。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宣传部
1980年4月21日
结论后附1984年3月6日《庆祝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年大会记》，是萧耘作为萧军秘书报道的纪实。文中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这样致词：
认识一个人得经过长期的考察，认识自己也是这样，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得经过长期的考察，甚至要经过长期的折磨，才能认识一个人。我和萧军同志的认识经过几十年了，我们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友谊，我是很珍视这种友谊的。因为过去我们缺少这种友谊，这种友谊就更加珍贵了，不只了解了他在创作上的贡献，而且更了解了他的为人刚直不阿，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来向萧军同志祝贺，诚心诚意地祝贺！我不只代表文联，也代表我个人向萧军同志祝贺！
列车驶入红果之乡兴隆，车窗外阳光明媚，春意盎然，山楂花盛开，一片一片，一坡一坡，雪白雪白……（全文完）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