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一八事变为突破口，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由东北而平津，由平津而华北。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来得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使日本人不知所措，暂时停下了侵略步伐，表面上袖手旁观，暗中却极力怂恿南京对西安采用武力。事变和平解决后，中日关系出现短暂的风平浪静，但这仅仅支撑了半年，终为1937年7月7日的枪声打破。英国记者贝特兰于1937年8月写道：“在外部世界看来，西安事变好像失败了。但实际是胜利了。中国人再也不打中国人了。中国建立新的团结，在这种团结需得以时间形成与加强之前，日本迅速和阴险地发动了大规模战争。”
西安事变前，日本人在干什么
从1931年到1936年，总是传来让人气愤的消息，日本人认准了中国的致命弱点：蒋介石在解决中共之前对日本只会忍气吞声——尽管他并不愿意。因此，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铁蹄不断南侵。
自从1930年通过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后，地方军阀表面上服帖了，这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蒋介石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取胜，迫使中共从江西腹地万里跋涉到偏僻的西北。但是蒋介石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被广泛斥责为投降卖国政策，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行动：1933年5月，当《塘沽协定》使中国失去华北的5个省时，曾经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抵抗日军而威名远扬的第十九路军发起了“福建事变”；1935年，当何应钦与梅津（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秘密签订的《何梅协定》被南京政府批准时，又激起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进入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蒋介石在新年伊始就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告诫国人：“我们国家的形势，现在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形势的发展的确越发对南京不妙，因为在这年的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兵变，内阁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被杀。蒋介石预感不祥，在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其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我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果然在3月9日，外相广田弘毅取代冈田出任首相组阁，内阁沦为“军政府”，外交人事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入阁为外相，原职由川樾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华北事变策划人）接任。蒋介石为应此局，起用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因为许世英20多年前就在奉天（今沈阳）与广田和有田相识，私交甚笃。蒋期望此举有利于缓和中日关系，延缓日本侵华步骤。
日本人的算盘又是怎么打的呢？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京认为，“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先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此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一方肆意步步紧逼，一方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中日关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8月24日，“成都事件”；9月3日，广西“北海事件”；9月19日，“汉口事件”；9月23日，上海“出云号事件”；11月14日，“绥远事件”；12月2日，“青岛事件”；12月3日，中日关系彻底中断。而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则是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一次大爆发。
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中，杨虎城是出于“国恨”，而张学良除“国恨”之外还有“家仇”。
西安半月，日本为何“静观其变”
蒋介石被活捉后，西安、南京与东京就展开了“三地演义”：天上，南京的主和派飞来飞去；地上，西安和南京的军队剑拔弩张；海外，日本政府虽“旁观”却未“袖手”，因为这双手在不停地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
兵变成功当天，张学良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通电发给南京；二是分别给孔祥熙和宋美龄致以私电，表示保证蒋介石安全。但张学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在八项声明中把被扣军政大员们的名字统统署在后面，而这不可能的事骗不了任何人；相反，却会使那些对纲领表示理解、赞赏和支持的人对他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他的八项主张“在中国的报刊上从未被全文转载过，也没有任何一名外国记者能够把它发往国外”，这直接导致了西安和张、杨的孤立。
12日晚24时，南京连夜举行中央执委会第28次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发生了严重分歧。以何应钦（军政部长）为代表的“压服派”认为，张、杨的目的“第一要颠覆国民政府，第二要打倒国民党”，主张对西安施用武力。主和的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等则认为张、杨的主张与蒋介石久已准备的决定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时间问题，所以和解是可能的，故主张推迟进攻，先把情况弄清楚，进行“说服”。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仍然没有形成决议。戴季陶看不下去了：“会议如此之久，倘无决定，明日报纸不见中央处置，政府将没有立场，亦即没有国家。”因此才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决议，一是“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二是“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3日，南京政府将该决议对外公布。
日本人会不会乘西安事变的国内危机落井下石？南京十分担心，正如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的：“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裨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13日晨，日本人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这一决议得到军方“谅解”，并于15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日本居然没有像往常那样乘人之危，这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何玄机呢？首先，西安事变事发突然，消息也被严密封锁，日本人对事变的了解只能是间接的，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真相怎样？结果又如何？在弄清这些之前，日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不断探询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点，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显然在停步观望。就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的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西安事变使日本人终于认识到，其蛮横不休的侵略已经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西安事变，就是往已经如火如荼的反日风潮上添柴浇油。《朝日新闻》在15日发表评论文章，对日本政府的静观决策表示理解：“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权宜的处置。”第三，国民党后面站着美国，共产党后面站着苏联，如果国共实现和解，就意味着日本将要同时面对苏、美、中3国，从而导致其征服中国的难度大为增加。对此，许世英洞若观火，他在发回南京的电报中说：“兹探得各重要方面，确有觉悟，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
需要说的是，日本人一向认为是苏联支持的中共在幕后策划了西安事变，甚至现在还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表面上似乎确是如此：由于蒋介石自1924年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就欠下了共产党累累血债，因此当共产党人听到蒋被捉的消息时，其兴奋心情也就不奇怪了。据杨虎城的私人顾问、中共党员王炳南回忆，当在前方制定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得知蒋被抓获的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因此图也不画了，铅笔也扔掉了，说：‘蒋介石也有这一天！’”中共方面甚至有人主张将蒋介石进行全国公审。事实究竟如何？顾祝同（事变后任中央“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回忆：“张（学良）自承与周会谈之后，十分得意，于是向共党承诺由其负责向蒋公从容陈情。”在苦劝蒋介石容共抗日无果后，“遂与杨虎城计议，决定劫持强谏之计，当时并未与共党洽商。事发之后，才电邀周恩来协同秦邦宪到西安。”而英国记者贝特兰（蒋介石回南京后，他于27日排除重重阻挠进入西安，2月7日中央军即将进驻该城时才离开，因此了解西安事变的相当内幕）也指出，虽然红军和张学良之间存在停战协定，但“率先提出发动12月12日事变的人，则是‘少帅’和他身边的东北‘激进派’小组成员。那晚参加策划举行兵变会议的人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国苏维埃’总部，对这一计划毫不知情。”
14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突然发生微妙变化。原因很简单，张学良看到了被搜剿来的蒋介石日记，蒋透露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苦衷”，这让张学良相信他不是不抗日，而是时机未到，觉得自己错怪了蒋，开始愧疚，萌发放蒋之意。同时，一个重要的外国人出现了，他叫端纳（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历任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还是张学良游历欧洲的游伴，也是宋美龄的好友），为了解西安事变的实情和营救蒋介石，他应宋美龄之请，特地于14日下午飞抵西安。当端纳于15日打电话回南京说蒋介石很安全时，“压服派”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端纳被张学良收买了。
16日9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并由政府即日公布。何应钦就职后，积极部署对张、杨的讨伐，其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郊，步兵则与西北军对峙于华县。南京既然主战，就竭力不使张、杨有申辩的机会，因此他们一边封锁张、杨从西安发出的消息（西安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广播），一面阻止“说服派”前往西安。何应钦垄断了军事，前线将领樊嵩甫给孔祥熙的密电称：“何部长有电令，军情报除报何、刘（刘峙，“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外，不准向任何人报告。”何甚至电邀素以投机和亲日而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回国。“压服派”意图明显，它要向世人证明，即使没有蒋介石，南京政府也能够正常甚至更好地运转。
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南京政府的威胁
南京的举动可谓正中日本下怀，因为在日本国内，“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实权的蒋介石被杀，中国因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对日本是太好了”。实际上，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因此，日本表面上表示静观其变，暗中却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使中国陷入内乱，自己继续坐收渔利。早在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麿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本甚至作出了难得的“让步”：15日将派至青岛镇压纱厂罢工工人的海军陆战队撤回；17日授意伪蒙古政府德王停止进攻绥东，并发电拥护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共讨张、杨；是日，日本关东军也发表声明称，将对何的行动“不惜给予援助”；日本还唆使冀东汉奸殷汝耕发表加紧“剿共”、改造时局的宣言……同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宋美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告诉蒋介石，南京“戏中有戏”。蒋当然心领神会，他不能坐以待毙。17日，蒋介石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指示中央军于17至19日间暂停对西安的轰炸，并称他可能于20号前返回南京。蒋鼎文当日即携信自陕西出发，经洛阳于18日返回南京。
看到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19日11时，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许世英回答说：“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并说“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
20日蒋介石没有如期回到南京，端纳提出由宋子文前往西安谈判，但遭到“压服派”阻挠，宋子文只得以私人身份于20日晨飞西安斡旋。他除力劝张学良放还蒋介石外，还与蒋密谈了半小时（而这之前，蒋介石房间的门必须开着，而且有军官监听），还把宋美龄的亲笔信带给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表示，蒋若3日内回南京不得，她将亲赴西安。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
东京对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关心”，在宋返回南京当天，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同赴西安，他们临行前力争将战事展延到25日，次日起才可进攻西安。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距停火期限还有两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召开第31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组织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以刘峙和顾祝同为总司令，待停火期限一到就“兼程急进，迅平叛逆”。会后，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私人会晤，何暗示中央军将于26日全面进攻西安。于是，25日成为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一天。
然而西安的局势则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端纳“奠基”，宋子文“筑墙”，宋美龄“盖顶”，加上蒋介石“容共抗日”的口头承诺，终于使张学良决心释蒋回宁。但直到24日晨，杨虎城还不肯点头，他的西北军控制着西安城（西北军在西安城有9个团，东北军只有1个团）。杨虎城除了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保证，还有其他的考虑，正如张学良对宋美龄说的：“杨虎城及其部下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说：因为宋子文和夫人对我友好，所以我的脑袋是安全的，可是他们脑袋怎样呢？他们现在骂我把他们搞进了这个事件，又说由于我们的条件没有一条被接受，如果现在就放走蒋委员长，他们的处境将是从未有过地坏。”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甚至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让宋美龄和端纳先飞洛阳，然后把化装后的蒋介石偷偷送出西安开到东北军防地，再乘汽车赶往洛阳与宋美龄会合。虽然宋子文觉得可行，但蒋氏夫妇都不答应，坚持蒋介石应该正大光明地离开。张学良只好再去找杨虎城，而双方已经无法像发动事变时那样达成结束事变的一致，张学良情急之下甚至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我将自行其是。”蒋介石要在25日日落前回到南京，飞机必须在11时半离开西安，但杨虎城仍然不为所动。
此时，最关键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周恩来，正是他亲自出马，杨虎城才接受了蒋的口头允诺，于14时同意放蒋。端纳认为：“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
当蒋介石的飞机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飞烟灭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张学良和宋子文的专机于两小时后到达同一个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可怕的安静
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就尘埃落定了，南京和西安继续较量着，杨虎城维持陕西在事变前的原状，而蒋介石企图将中央军实力伸入陕西，双方僵持不下。
东京则隔岸观火，继续期待着西安和南京兵戎相见，其心跳随着西安事变的余波起伏不定。日本军方的态度则积极得多，海军军令部于1937年1月6日整理的“中国特报第一号”指出：“推察蒋介石对于8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剿共战争将会终止；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由于失去了蒋介石这张王牌，在和南京的较量中，西安明显处于下风，到1月24日，双方最终实现和解。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
西安事变破坏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牌局，他必然要重新洗牌。在“平定”西安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南京与延安及东京的关系。1937年2月15至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这使日本异常关注。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日本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日本人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障眼法。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会议闭幕的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也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称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
3月6日，川樾茂前往探慰蒋介石，并试探道：“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回答：“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实际上，中日关系破镜难圆，《蒋介石密录》作者古屋奎二所分析道：日本“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
此后，蒋介石一改对日本的隐忍退让，对日态度日渐强硬，意图使日本知难而退，这使日本措手不及。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于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实际上，蒋介石心里很清楚，要抗得住日本的侵略，中国还需要“修炼”经年，所以其指导方针为“应战而不求战”。但日本人不会把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更不会让蒋介石从容地增强国力。
中日两国的强硬姿态交替上升。西安事变后，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于1937年1月表示要誓死保卫中国主权和领土，2月又宣称放弃冀察特殊地位，外交政策一切听命于中央。同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到3月份，日本的政策指向更加明确，其参谋本部认为：“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政权（指伪政权）的一元化。”而“日中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可以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于6月9日向陆军中央建言：“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辱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的必要。”并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为减少侵华的国内阻力，日本人一直在选择合适的内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辞职后，宇垣一成（陆军元老）和林铣十郎（原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先后担任首相组阁，都因不符合军人胃口而倒台。最后，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最有资格摄政的5个门第）之首而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组阁，才平息了走马灯似的政局变换。
近卫组阁时，曾担任林铣十郎内阁大藏大臣的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主动辞职，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财经界与军界不合作的表现，必将造成其经济困难，进而以为“此内阁必较历来强固，对华之政策，亦当更坚决与积极也”。此时，日本决计对中国扩大武力侵略，中日外交折冲已绝无回旋余地。张群回忆说：“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古屋奎二也认为：“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
两国都在静悄悄地积极备战，在外交上则表现为少有的风平浪静。1937年3月，日本甚至派出儿玉谦次（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介石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使如此，该团返国后仍然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
日军在西安事变前能够兵不血刃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成功利用中国国内矛盾的结果，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这个条件不复存在，日本人一时不知所措。不过，日本人很快决定继续武力侵华，西安事变半年后的1937年6月16日，日军增兵东北两万，并不断寻衅滋事，时任卢沟桥守备部队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十连排长的祁国轩回忆：“日本兵三两个人一起，跑到中国军营房前面，叉开了两条腿站在那里，一只手拍胸脯，一只手伸出来翘起大拇指，用中国话大声叫嚷：“我们皇军大大的！”接着便换出小指头：“你们中国兵小小的！”总之是想尽方法要挑动中国兵生气。”
6月25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开始频繁演习。
７月７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