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壮举，是毛泽东从逆境转向顺境的一段终生难忘的人生旅程。他的智慧、才华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熠然彰显，并为世人所称颂。长征胜利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毛泽东经常回头看长征。由于他是长征的亲历者，指挥者，又是党的领袖，所以能以与众不同的眼光、角度和语言，对长征发表许多精辟的论述。
长征是被迫的，转移过早，仓促从事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谈到这次大转移的原因和时机问题。他说：因为第五次“围剿”没有打破，我们才“被迫突围”。经毛泽东修改近10次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也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退出中央所在地。”在这里，毛泽东用了“被迫突围”，《决议》用了“退出中央所在地”，它们准确地说明，长征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被迫和不得已才退出用鲜血创造并建设了数年的根据地。而有些史论著作却说长征是主动撤离和转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红军开始长征的时机问题，毛泽东认为“左”倾中央决定，1934年10月退出江西苏区，“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将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毛泽东还从军事理论上谈了再坚持一下的可能性。他说：“一个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由于“仓促从事”，长征出发时没有通盘周密的转移计划，也没有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就匆忙上路。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在一起，并参加了长征的欧阳毅回忆说：“部队出发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转移时又不把握时机，主动歼敌，而是搞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对这种逃跑式的搬家，毛泽东同志形容为‘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根本不想把狗打死。”后来毛泽东明确指出：长征开始以后，“左”倾路线又变为逃跑主义，继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至遵义会议时才得到纠正。
在干部去留的安排上，也表现出“仓促从事”。毛泽东多次说：不让瞿秋白参加长征是不对的。临出发时，毛泽东两次找博古提出：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身体又不好，还是带他走吧！但遭到拒绝。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给江西苏区中央分局的电报中特意指出：“要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另据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还打算把毛泽东留在江西，大搞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
以超人耐力，历尽艰险，千辛万苦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多次谈到红军经历的千辛万苦和付出的牺牲，“红军不怕远征难”，首先是确认它的“难”，然后才指明“红军不怕”，这“难”，包括敌人的围追堵截和万水千山的险阻。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最早指出：长征在“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胜利完成了长征。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青年们说：“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又说，红军长征时，“一走走了两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熏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
长征之苦，主要体现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惨重损失。毛泽东1936年12月指出：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我们被迫长征，“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头’”。后来又说：“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
长征的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在毛泽东心里留下终生不灭的记忆。后来在谈话、文章中多次涉及这一内容。他曾对斯诺说：“到了1935年，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要隘。通过强悍的少数民族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
红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困难，取得长征的胜利呢？毛泽东接着对斯诺分析说：“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陕北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和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正是在这种勇往直前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支持下，长征才取得最终胜利。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但决议须有些修改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谈得最多是遵义会议，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七大”期间，先后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数十次论述这次重要的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意义，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还说：过去的“左”倾路线统治时间长久，主观主义盛行，“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党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熏即按实际办事的思想路线。这次会议?熏“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熏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熏“实质上完成了由一条路线到另一条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时?熏“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熏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基础”。1942年11月?熏毛泽东明确指出?押遵义会议以后?熏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
1943年11月，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后的路线和以后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他还指出：对四中全会到遵义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到了1944年3月，毛泽东又强调这个观点，还说：当时我与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
1945年“七大”前夕，毛泽东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熏明确指出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纠正了军事上组织上“左”的错误，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这是一个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七大”期间毛泽东又一次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总之，毛泽东是从路线高度论述遵义会议意义的。
关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原因，毛泽东作过多次论述，仅1945年“七大”期间，就讲过两次。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和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另一次讲到遵义会议成功原因时，说得更明确，他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这里，毛泽东固然有许多谦词，但重在表明，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反对“左”倾路线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在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而取得的。
关于遵义会议的不足，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只说（此前）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毛泽东还指出：遵义会议后党内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为什么当时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呢？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遵义会议“主要的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遵义会议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左”倾路线的追随者凯丰的发言，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使他历久难忘。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对日本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
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
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遵义会议后不久，凯丰幡然悔悟，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路线，对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
从黑暗、郁闷，到柳暗花明
1935年9月，张国焘违背中央的北上方针，搞分裂，耍阴谋，形势一度很紧张。毛泽东1960年对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胜败未卜的内战”。中央红军翻越岷山，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得知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就决定到陕北去。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把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后来，毛泽东概括此间的心情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由于心情“豁然开朗”，诗兴随之勃发，他连续写出《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其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名句，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并且，“长征”、“万水千山”这样的词语，也成为后来评述那段历史的常用语。特别是《长征》，用诗的语言第一次对长征的历程作了概括，具体点明了长征路上遇到的几个危山险河。
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队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这些话，透露出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愉快心情，紧张而疲惫的身心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了。十多天后的11月5日，毛泽东对红1军团讲话时，对长征的历程第一次作了比较详细地概括，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了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这段论述，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对这次战略大转移的总结。“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和“跨越11个省”等词语，也是首次提出并成为后来人们研究这历史的习用规范语言。
毛泽东这里讲的“总共走了367天”、“二万五千里”，是1935年10月19日晚，在陕北吴起镇与警卫员肖忠渭谈话中首先提到的。毛泽东问他：你算没算过，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已经走了多少天？他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边抽烟，边看地图，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共走了12个月零两天，算起来战斗不超过33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267天……根据一军团司令部的阵中日记计算，我们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路程。”当然，这只是针对红一方面军长征说的。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指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打退敌人，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月21日，由彭德怀指挥，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骑兵2000余人。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据此，这次会议宣告了长征结束。
1935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长征后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概括。他指出：（一）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2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总结长征，他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准备了抗战
红军长征有什么意义？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和每一位长征人思考了一年多的问题。但是，结论总是形成于实践的末尾，只有长征结束，才能够作出科学的回答。
最早对长征意义进行文字表述的，是1935年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的《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它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两万余里的长征，与红25军、红26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发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1月5日毛泽东率部抵达吴起镇附近的象鼻子湾，他对部队讲话时，第一次对长征的伟大意义作了论述，说：从江西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个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一以当十，而且要一以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论述得最深刻、最精彩的是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段充满激情、语言优美、用排比句式进行论述的文字，已经成为我们理解长征意义的经典文字。
毛泽东还指出，长征的伟大意义在于推动了全民抗战。1939年12月9日，他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一二九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谈到长征对他本人写作的意义。他说：“如果不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5年12月作）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这里，他强调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论，是从革命实践中生成的。
对长征人的关怀与希望
长征途中，红军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战胜敌人与自然的阻挡，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如何看待和妥善处理长征前后发生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毛泽东首先回头看的是参加长征的人。长征前夕，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有300多人的“反革命嫌疑分子”问题没有作结论，他们背着精神重负长征到陕北。1935年11月24日，毛泽东听徐海东汇报后明确指出：他们长征都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恢复工作。并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根据毛泽东这个看待长征人的精神，历史遗留问题大都得到解决，使这些同志愉快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如何对待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在延安一度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张国焘的叛逃，中央对他公开批判以后，出现了扩大化偏向，引起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极大不满，以致造成许世友等谋划携枪逃跑的严重事件发生。幸有毛泽东及时化解了这一危机。他多次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问题，明确指出：过去四方面军的干部除个别人外都是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什么都说成张国焘路线。194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讲话说：红4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他强调：批判张国焘不能一棍子打过去，连红4军广大干部一起批，把他们说成是张国焘的军队。红4军的指战员，永远是党的。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有力地团结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也密切了各军之间的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长征（外来）干部与非长征（本地）干部之间也出现一些不和谐问题。毛泽东一般是批评长征干部表现出的以功臣自居、摆老资格的态度。他曾说：有些同志有一个缺点，“就是背上背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一味地批评长征干部，而是要求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都认识到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必须在抗日这个大目标下，互相学习，搞好团结，力求进步。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