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学历的人来说，大学阶段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因为除个别“天才少年大学生”外，入学时的大学生都到了成人年龄段，世界观已基本形成；在“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只要熬到毕业，不仅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无“失业”之虞，而且都会有一份工作。至于做什么工作，那时的“理想”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没有自己选择的任何余地。这样，对于有“万金油”之称的中文系毕业生来说，有的当干部做官（职务从科长到省部级不等），有的当教师（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不等），有的当新闻记者（从地市级小报到中央大报和新华通讯社不等），有的当出版编辑（从地市级内部刊物到中央大刊不等）……也就是说，一生之路即决定于毕业“分配”时那一刻的“定位”。当然，如因种种原因不能毕业，一生的命运那就坎坷复坎坷了，甚至生发出令今人看来难以置信的人生悲剧。
我是1960年夏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1965年7月按期毕业。按照当年大专院校的习惯叫法，我们这一届称 “六Ｏ级”，或称“六五届”。毕业迄今41年，我仍与一些同学保持着联系，并时时回忆起同窗们千姿百态的人生轨迹。
“六五届”的时代特征
1960年入学、1965年毕业的这届大学生，既不同于解放初期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莘莘学子，亦有别于文革后“恢复高考”追回“损失”的一代，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一届，即在较好地完成全部学业的同时，充斥着饥饿和极“左”的阴霾。这些，无不在同学们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
高中毕业生不够大学招生数。建国初几年，我国的中学教育不发达，曾不止一次地出现高中毕业生生源匮乏或不够大学招生数的情况。1954年，全国高校招生5万人，为保证招生数，规定当年高中毕业生必须全部报考大学。著名作家刘绍棠那年高中毕业，他本来是团中央确定的深入生活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也只得暂时放弃“五年计划”，报考北京大学。他虽考入了，但未及毕业又退学从事文学创作。1960年，全国高校招生32万人（不足2006年招生数的二十分之一），但那年高中毕业生不足这个数，只好招收大批在职干部（时称“调干”）和二年制的高中毕业生。这种情况，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
较好地完成了5年的全部学业。文革中批判所谓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这届学生的学习时间，从小学到大学，恰恰是这“17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17年的教育从总体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这在“拨乱反正”后中央已有明确说法，在此毋庸多言。作为这一届中文系的大学生，按部就班地学完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俄语，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作品选，文艺学概论，基础写作，以及鲁迅作品等课程。公正地说，同学们在学业上打下了比较全面而扎实的基础。
经历了共和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参加了全国性的“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同学们曾在饥饿状况下坚挺，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了过来。1960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校园一片萧条之气，师生因饥饿出现了身体浮肿。每个人的粮食定量，已经一压再压，尽管对师生还有优待，但也到了一个最低点。主要是没有其他可以吃的食品，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种饥饿感，但当时又不能公开说出来。校党委书记高仰云（文革中含冤自尽）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停课，并命令大家除三餐之外，主要是在宿舍里卧床休息，看小人书（即连环画）。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话虽这么说，同学们在感激校领导关怀的同时，大家并没有卧床休息，仍是进教室苦读，图书馆阅览厅白天黑夜依然座无虚席。在随后的“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广大同学经受了风浪的锻炼，接受了党的考验。虽然对这两场政治运动现在有不同的声音，但同学们当时都是全心而真诚地投入，这对毕业前就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大有裨益。
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高指示的传达贯彻，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1964年农村开展“四清”，城市进行“五反”；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即“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批判；紧接着文艺界和高校文科开展了对故事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不夜城》等的批判；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开展了对所谓“反动学生”的揭发批判，搞得人人自危，平时同学们都噤若寒蝉。这些批判斗争，已经昭示着“山雨欲来”的情势，不久文革风暴即席卷神州大地。所幸的是，此时“六五届”毕业生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虽然在任何单位都得参加文革，但却免除了“不能按时毕业”之苦。
——这些“时代特征”，衍生出了同学们各不相同的命运。
专家教授不乏其人
应该说，“六五届”毕业生总的讲还是幸运的，这是因为不仅扎扎实实地学完了全部课程，而且毕业时大都被分配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后来在各自的岗位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中文系“六五届”这70多名毕业生，绝大部分分配到中直、省直和天津市的一些机关、新闻单位与高等院校，如新华社、外交部、劳动部、高教部、文化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央民族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师院等，有些后来还担任了领导工作，据我现在知道的如《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蔡毅、《工人日报》副总编申宜芬、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文俊、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杨太耀等等。凡在大学任教的，退休前几乎都成为教授，造就了一大批专家、教授。这和此后的情况很一样：高校的教授和社会上的诗人一样多，不论有无卓越的成果，有无著述，熬到年头都会成为教授。
毕业时，还有十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部队，分赴济南军区和内蒙古军区，转业后也大都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走上党政领导岗位。据知如中国统计出版社社长苏福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李庆通等，即都是我们“六五届”走出的转业军人。
在众多专家、教授中，刘绍本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刘绍本本来不是我们这一届的，但与我们“六五届”前后脚离校，彼此接触又多，同学们都视他为同届同窗。
刘绍本是北京人，1938年生，与笔者同庚。50年代初，他在北京第五中学读书时就是活跃分子，中学时就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且口才极佳，善于演讲，“诗朗诵”更是拿手节目。时至今日，年近七旬的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言，高八度的洪亮嗓音和富有特色的语言，依然会震惊四座。1956年刘绍本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他本应1961年毕业，但因ｌ958年他读到三年级时，由于政治上、学业上表现优秀，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校刊《人民南开》负责学生版和副刊版的编辑工作。那时的大学生，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讨价还价，一切就是“服从”。刘绍本有深厚的新闻、文学功底，虽说编一张四开四版的《人民南开》小报，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游刃由余，但他一以贯之地以一项庄重的事业对待，可谓皓首穷经，不舍昼夜，那个认真劲儿不亚于编《人民日报》。
说来也巧，刘绍本编《人民南开》时，笔者曾有近两年的时间与之共事。因为《人民南开》的专职编辑很少，忙不过来，就从中文系、历史系爱好写作的同学中选出六七个人，成立了一个“副刊组”，专为《人民南开》供稿，我不仅被选入其中，而且还担任了组长。这样，送稿、谈稿月月不断，与刘绍本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熟悉。他那时编稿，几近到了忘我的程度，常常是胡子拉碴也无暇顾及，有时饭也忘了吃，副刊组的同学们都称他为“苦行僧”。
1962年，因全国高校开始压缩办校规模，刘绍本又复学，继续读中文系四、五年级，及至1964年毕业分配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更巧的是，1970年12月河北省艺术学校在石家庄成立（标准说法是河北省戏剧学校更名，并从保定搬迁石家庄），我在省艺校办公室工作。因青园街的新校舍正在兴建，学校暂借住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楼。这样，不仅与刘绍本天天见面，而且同在教职工食堂就餐（那时他未婚，单身一个；我虽已婚但全家人在老家农村）。南大的同窗情谊又在师大延续。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感谢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感谢党的干部“四化”政策的实施。正是因为这“四化”，刘绍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84年底，从河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担任了校长委办公室副主任，继之又荣升为研究生处处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90年代后担任河北教育学院副院长、河北师大副校长。
虽然刘绍本的“官运亨通”，但他对官职看得很淡，他说他是教书的，业务是永恒的。这些年来，刘绍本不仅学生遍国中，而且主编和参与编写了《写作教程》、《写作艺术示例》、《文学写作教程》、《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古代篇》、《中国序跋鉴赏辞典·现代篇》、《战争文学名著鉴赏辞典》、《曹禺论集》、《百年儿童文学精华》等图书20多部。及至退休多年，不仅仍继续给中文系研究生上课，而且有大量的社会活动，天天很忙。《乡音》杂志记者李彦敏写的刘绍本的专访文章《从文学生涯到社会追索》中称，刘绍本退休后继续担任研究生的课程，是他“不退休的‘天职’；而有了宽裕的时间投身社会活动，则使他找到了文学经世致用的价值所在……”退休后的刘绍本，社会职务多多，至今他还担任着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写作学会会长、河北省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在一些职称评委会、文艺振兴奖项评委会、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委会及省、市许多重大论坛和研讨会上，人们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精彩发言。
退学，回原单位工作
南开大学中文系1960年新生入学时，计有80多人，其中“调干生”（即在职干部考大学）有20多人，这在此前各届招生时虽不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但“六Ｏ级”的“调干生”人数之多却是空前的。
“调干生”的政治素质都较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入学时有的最高职务是县团级，最低的是机关的打字员。年龄都偏大，相当一些同学入学时已二十大几，甚至30岁出头，不少人已有了一两个孩子。ｌ960年高考时，普通高中毕业生考政治、俄语和语文3科，试题都非常简单。政治只是几道问答题；俄语是几句“汉译俄”和几句“俄译汉”；语文题是一篇命题作文（“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大跃进中的新事物”任选一题）和将一篇170多字的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再无其他。当年对“调干生”的学力只要求“相当高中”，所以试题更少，只考政治和语文两科。
这些“调干生”入学后，都带工资，规定享受原工资的75％。如行政17级（县团级）的“调干生”高松周（入学不久即退学了），原工资是78元，这比大学毕业一年后转正定级的工资（53元）还高，即使按75％计，每月还有58．50元；如果原工资按75％计发后不足20元，也按20元发。当时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15元，据说这是毛主席关心大学生生活亲自定的标准。这已是很高的伙食标准了，因在此之前的高中阶段，伙食费每月仅是8元。“调干生”对我们这些没有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的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呵护，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对女调干生大都以“大姐”相称，关系很融洽。但是，因为家庭或个人不适应学校生活等原因，有十多位同学入学不久即申请退学了，仍回原单位工作。学生少了，全年级就由最初的3个班合并为两个班。我仍在一班，还担任过一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年级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组长。
刘全福是我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好的“调干生”同学。他原是石家庄地区食品公司人事科科员，入学时年龄不算大，才25岁，其爱人在农村，家中已有两个孩子。他在原单位的工资是47元，按75％计发，每月是35．25元。平时，刘全福同学学习很刻苦，为人随和，整天乐呵呵的，和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课余时间我们经常在校园谈学习，谈家庭，谈未来，他对同学们像大哥哥关爱小弟弟、小妹妹一样，彼此其乐融融。
一些“调干生”会喝酒，也爱喝酒，但当时学校对喝酒是不提倡的，实际上平时也无人喝酒。只是到了元旦、国庆等节庆日，学生食堂专门准备一大缸酒一类的东西（有点酒味，不知是何物）让同学们饮用。刘全福嗜酒，每次开学后他从家中带几瓶衡水老白干酒，平时不喝，藏起来，每到节庆日时，他才把老白干拿出来，几个会喝的同学小酌一番。同学们听说他原在食品公司工作，近水楼台，羡慕之至。有一天中午，我走进刘全福的寝室，只见他和几位同学正饮，非让我也喝几口不可。我当时不会喝酒，推托不过喝了一小口，突出的感觉是非常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沾酒，终生难忘那种辣的感觉。
入学几个月后，刘全福就萌生了退学的念头，有时交谈时便流露出来。有一次我问他，考上大学不容易，熬过5年毕业就有工作，干嘛要退学?”他说：“我现在就有工作，干嘛要等到5年以后呢?家中又有老婆、孩子，放心不下。”这当然是想退学的一个原因，但从后来的深入交谈中得知，还有两个不好说出口的想退学的主要原因，即：一、他感到在个别干部身上有“左”的苗头，开始批这个，整那个，生怕不慎整到自己头上，心情不舒畅；二、过不惯大学生活，他认为大学生生活太清苦了。
当时大学生虽然伙食标准高达每月15元，并有36斤的粮食定量，比农民和城镇居民不知高出多少，但没有什么菜蔬和副食，顿顿清汤寡水，天天处于饥饿状态；而刘全福所在的地区级的食品公司，按现在的说法可称“垄断行业”，公司职工在食品、副食上可以“近水楼台”，当时，那是令局外人非常垂涎的行业。当年有个故事可以佐证——有位公社领导干部，鼓励社办中学的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供销社售货员！”
到1961年7月，刘全福退学的决心已定，食品公司也欢迎他回去，他遂向学校正式提出退学申请。
退学是要有正当理由的，学校不是旅店，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刘全福说的家中有老婆、孩子，显然构不成退学的理由，而惧“左”症和过不惯清苦生活的真正理由又不能摆到桌面上，所以他只好称“病”，在医院开了个有某种疾病的证明，学校才同意他“因病休学”而非“退学”。实际上，他已在食品公司上班了。
但是，“病”终归有痊愈的时候，既然是“休学”，就得有能否“复学”的下文。1962年南开大学询问他的病情，称病愈后速复学。他本不愿回校学习，食品公司也不愿他再走。就这样拖延了一些时日，“复学”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此这般，刘全福安心地在公司工作起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刘全福先后在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和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担任科长凡16年，后又任石家庄市第三医院党委副书记、市卫生防疫站党委书记，直至退休。记得是1990年的一天，刘全福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大学本科学历解决了，还评上了高级政工师职称，行政职级是正处级。我很高兴，也很愕然。问：“你只在南大读书一年，何来本科学历?”答：“老弟有所不知，我上了几年夜大，再加上南大那一年，算本科！”问：“你怎么这时才知道学历有用了?”答：“此一时，彼一时也……”
“反动学生”的前世今生
1964年，随着越来越严峻的阶级斗争情势的发展，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后来二者统称“四清”），在全国一些高校也开展了对所谓“反动学生”的揭发批判。所谓“反动”，系指有些学生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不满言论或牢骚话，都是私下同学间闲谈的，或是在日记中发泄的。这批“反动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当时批判形势之广、之烈，迄今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印象最深的“反动学生”，是我们班的徐光廉和上几届的张广钧。
徐光廉是广东省仁化县人，出身是小商贩而非贫下中农。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位，入学时刚满18岁。他是个“乐天派”，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话声音很高，对什么事都敢于直话直说，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广东人的精明干练。他平时还爱写作，经常以“母书音”的笔名写小说，写评论文章。因我当时也爱写点小说之类，所以平时与徐光廉接触较多。记得我在我们年级办的刊物《马蹄湖》上发了一篇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小说中多用冀中方言，如“回家”故意写成“家走”，徐光廉读过后，对我说：“德彰啊，你写的小说，语言很生活化，‘咱们家走吧!’很像河北小孩子的语言……”
1964年暑假前，天气闷热，系里组织批判“反动学生”，批判前是非常秘密的行动。系里挑选了几名政治上可靠的“骨干”，深夜集中在一间小屋里写批判发言稿，我也被选入其中。当时天气非常热，屋里既无电扇，又无空调，为避走漏风声，还得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大家只好脱个光膀子挥汗疾书。骨干们集中前并不知“反动学生”是谁，见到材料才知是徐光廉。我非常害怕，不由得回想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言论，生怕把自己也牵连进去。
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搜集来的徐光廉的“反动言论”，听后大为震惊，因平时我与他接触时并没有听他说过这些话呀!记得组织上提供的他的“反动言论”有3条：一是他二哥是位小学教师，1957年整风反右时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徐对此不满。二是对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满，他说过大人都去炼钢铁了，地里庄稼无人收，浪费掉了可惜。1960年还饿死了不少人。天灾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政策上的问题。三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上书意见是对的，毛主席为什么不听人家的意见?为什么一个人说了算?——原话记不太准了，大致意思就是这些。这些言论，今天看来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应该说他的正确思想认识提前了二十来年，因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说法。但在当时，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无论在什么场合说出来，无论用文字记载在什么地方，都是罪责难逃，被打成“反动学生”可谓板上钉钉。
批判发言稿几经审查通过后，不几天即在南大主楼的小礼堂召开全系批判大会。同学们坐在小礼堂里，大气不敢出，静静地听着……批判发言有分工，其他几位同学的批判是针对徐光廉的上述言论逐条批驳，我的发言是“挖根源”，联系他的出身进行批判。为了显示批判得“深刻”，我又给他加了一条“罪状”——ｌ963年9月同学们上天津抗洪第一线保卫子牙河大堤，休息时徐光廉竟在窝棚里偷看《
金瓶梅》！这一条忘记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也未核实就加进了批判稿。
同时接受批判的“反动学生”还有“五六级”的张广钧。张广钧是河北省滦县人，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因其才华横溢，诗词也写得非常好，读到高年级时就被抽做预备师资，后改研究生，主要研究唐诗，导师是著名教授孟志孙。因从他的日记中发现“反动言论”（主要也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不满），遂被定为“反动学生”。现在的研究生多如满天星辰，当年的研究生却是凤毛麟角，同学们一听说某某同学是研究生，肃然起敬，无不刮目相看。当时的张广钧，在中文系很有名气，哪个年级都知道系里有个张广钧。记得批判会结束时，让张广钧发言申辩，但他上台后不仅不辩解，却用诗一样的语言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有一句我至今不忘：“同学们的批判是对我极大的促动!”令在座的同学们私下啧啧称道。
“反动学生”的名分甫定，正式处理意见遂出：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有的劳教两年，有的劳教3年。徐光廉定的是劳教两年。
1964年ｌ0月的一天，被劳教的“反动学生”一律遣送至位于保定市南郊的河北农业大学实验三分厂劳动改造。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徐光廉的心情很平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还躺在床上翻阅正遭批判的孙犁中篇名著《铁木前传》。南开大学被送去的除徐光廉、张广钧外，还有汪正章（汪正章是中文系1955年入学的学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未能毕业，经历劫难。现为河北省沧州师专中文系教授。）同时还有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的20多名“反动学生”。所幸的是，他们在这里只是和农大三分厂的工人一起劳动，未受批斗之苦。
如果没有形势的剧变，徐光廉等“反动学生”在农大三分厂劳教两年或3年，便可解除劳教，徐光廉到1966年10月即满两年。然而，1966年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风起，他们的劳改期自然会延长，其命运也就难以预料了。
1968年11月，工宣队进驻南大，徐光廉、张广钧、汪正章从保定被揪回南大，与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同进“牛棚”，一起遭受批斗，又开始了一段非人生活。
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是著名学者、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参加过“五卅运动”和南昌起义，多年在北师大、南大任教，1976年2月从南开大学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直至1988年11月去世。他在文革中之所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除所谓“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贩卖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等当时“走资派”的共性罪名外，还有“对抗毛主席的‘三好教导’”之罪。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李先生却要求学生在“学习好”这一点上具体做到“有一张好的口才，写一手好的字，撰一手好的文章”。这在当时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徐光廉、张广钧、汪正章和李何林先生一起被关押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多次被批斗、审讯。李先生心地很坦然，他私下开导徐光廉等同学说，遇到什么样的险难都要大度处之，千万不要像校原党委书记高仰云和中文系教授许政扬那样，在运动中经受不了委屈而自尽！他还果敢地指出：“你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应当看远点，想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又为同学们规定：每周必须刮一次胡子；每月由张广钧为大家理一次发；平时吃不上鱼肉就多吃些豆腐和萝卜、白菜，首先保住自己的身体……事后徐光廉曾感慨地说，李先生在危难中对同样在危难中的同学的教导和慈父般的关怀，使同学们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并受益终生。
所幸的是，到1969年8月，徐光廉、张广钧同学的问题有了结论，撤销原劳教处分，徐光廉按1965年毕业生对待，分配工作。
1969年11月，徐光廉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地区魏县知青点，工资按本科毕业45．30元发。到1971年，他又调魏县车往公社中学教书。在魏县，他结识了女教师常书芬，常老师对徐光廉的遭遇很同情，二人结为伉俪。
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1978年底，徐光廉夫妇从魏县调邯郸师专任教，一直工作到1984年2月，夫妇二人回广州，翌年起在广东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今已升格为本科的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徐光廉先后出任基础研究室主任、成教处处长之职，他和他的爱人都取得了副教授职称。徐光廉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他是副高，但其退休金却是笔者（正高）的3倍！两个儿子已成才，均在银行部门工作，收入更为可观。
笔者最近与远在广东的徐光廉通了一次电话。简记如下——
王：您晚年落到这般光景，祝贺您!
徐：这要感谢党的拨乱反正，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王：当年我曾参加了对您的批判，对不起!向您道歉，迟到的道歉!
徐：老同学不要说这些了，事已过去啦。当年都是形势所迫，都是极“左”的东西在作怪，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也是“奉命”啊!
王：让我斗胆作个设想：您那些言论，多亏了是1964年之前说的，若是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肯定不是劳教的问题了，我想命运会更惨。
徐：那倒是。东北的那个张志新不是最好的例证吗?现在政治清明，倡行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不会对公民因言治罪了!
张广钧的命运比徐光廉要惨。1969年11月，张广钧和徐光廉同时分配，到河北省邢台地区南宫县（今南宫市）一个社办中学任教，因长期孑身一人，一心想调回老家滦县，上上下下找了许多部门调，就是调不成。1976年7月下旬，他奉命到唐山给社办中学购买体育用品，7月28日恰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一位才华出众的研究生，就此结束了一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生舞台，百态千姿，或一帆风顺，或时沉时浮，或命运多舛，总是映衬着彼时的社会情势，也就是说，人生之旅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多年受党的培养教育，总地来看思想是正统的，学业是扎实的，工作是敬业的。但也毋庸讳言，当年那些“左”的思想和举动，使一些有见地、有才华的同学深受其害，甚至蒙冤受难。这个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