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有两位皇帝，一是曾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一位是1976年废除共和、建立中非帝国的博卡萨“皇帝一世”。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建交，互派外交使节，中国首任大使俞沛文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交往甚密，曾经发生过种种轶闻趣事。
初识海尔·塞拉西
俞沛文大使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时俞沛文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总理历史性的亚、非、欧14国之行的主要随行人员。就是这次出访，使他得以结识了海尔·塞拉西。
直至今日，海尔·塞拉西仍是有着3000年灿烂文明的古国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值得一书的人物，自1930年11月加冕登基后，直到1974年9月在军人政变后被废黜，前后长达44年。
1892年7月23日生于哈拉尔省哈拉尔市郊区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海尔·塞拉西，原名塔法里·马康南。他的父亲就是埃塞俄比亚第一次抗击意大利入侵的功臣马康南公爵。他早年由法国传教士授教，10岁入宫廷学习，14岁时进入新式学校读书。从18岁开始，海尔·塞拉西先后担任锡达莫省、哈拉尔省总督。1917年孟尼利克二世的私生女佐迪图称帝后，海尔·塞拉西出任摄政王，稍后又立为皇储。12年后，30岁的海尔·塞拉西毫不留情地废黜了佐迪图女王，并在两年后正式登基，成为真正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皇帝。
1964年1月19日，中国驻阿联（埃及）大使陈家康偕夫人徐克立参赞一行飞抵亚的斯亚贝巴，为即将开始的周恩来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做准备。
1963年12月，当周恩来风尘仆仆开始他历史性的欧亚非14国之行不久，海尔·塞拉西就主动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周恩来访埃塞俄比亚。正在开罗的周恩来立即报回北京，国内同意并指示中国驻开罗使馆负责筹备访问事宜。
陈家康拜会了埃塞俄比亚代理外交大臣克特马·伊弗鲁，并就进一步发展中埃友好关系“交换”了“意见”。接下来，陈家康与克特马·伊弗鲁很快将周恩来的埃塞俄比亚之行安排妥当。孰料平地起风波，宫廷大臣塔法拉·沃尔克·基丹·沃尔德匆匆赶来，冷若冰霜地提出：只安排周恩来访问阿斯马拉，不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这种外交上极为失礼的举动使中方十分气愤，当即报告还在马里访问的中国代表团。随同周恩来访问的负责代表团礼宾事务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对埃塞俄比亚方面把中埃会谈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提出“异议”，认为埃方安排不合外交礼仪，无法接受。但是，周恩来说，二战期间，埃塞俄比亚一度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海尔·塞拉西流亡国外，后来又组织起武装回到故国，带领人民赶走了意大利侵略者，重建独立主权的埃塞俄比亚，很不容易。埃方作这样安排，自然因为有美国施加压力。我们应该体谅他们的难处。周恩来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周恩来的大度与谅解不仅使正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陈家康一行出乎意料，也使克特马·伊弗鲁外交代理大臣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言之有理。二次大战之后，埃塞俄比亚与美国签订了“共同安全协定”、“友好通商条约”等10余个经济和军事协定。从1953年至1970年，美国给予埃塞俄比亚的“军援”高达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给整个非洲“军援”的一半。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仅美国一家就进口了70％。从1954年到1970年，海尔·塞拉西曾6次访问美国。
平心而论，海尔·塞拉西皇帝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他对周恩来的来访十分重视，种种安排周到细致，真是煞费苦心。为了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埃塞俄比亚政府下令，将中国代表团下榻旅馆里美国顾问团人员全部搬迁。不仅如此，埃塞俄比亚政府有关方面还不合情理地“蛮横”规定：这些美国顾问团成员3天之内，也是周恩来在阿斯马拉逗留期间，不许公开露面！最能表达海尔·塞拉西皇帝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情意的是：他请周恩来与自己同住阿斯马拉皇宫。
1964年1月30日，美丽的阿斯马拉阳光灿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这座海拔2400米的高原城市在当地的提格林雅语里是“丰收”的意思。上午11时12分，在6架埃塞俄比亚喷气式战斗机护航下，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阿斯马拉机场。数万手执剑和盾的市民在豪迈的击鼓声中载歌载舞。他们用当地的提格林雅语高呼：“欢迎周恩来！”当周恩来一行的车队经过以反抗意大利侵略的著名民族英雄命名的拉斯·戴斯塔·达姆图大街的时候，热烈奔放的欢迎仪式达到了最高潮。海尔·塞拉西在周恩来、陈毅副总理下榻的阿斯马拉皇宫门口迎候。针对美国舆论挑拨中埃关系的一些报道，塞拉西皇帝非常智慧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在这里接待你们，正是叫美国人看看我和中国人是多么友好，因为这里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人多。”
在到达阿斯马拉的当天下午4时30分，周恩来和海尔·塞拉西一世举行第一次会谈。塞拉西直截了当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周恩来的发言宽容大度：由于索马里同中国先建交，索马里总理到中国访问，向我们要求援助；“我们帮助索马里进行经济建设，同索马里想用武力夺回领土毫无关系”；“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我们已听过索马里的意见，所以这次是先访问埃塞俄比亚，先听取你们的意见”。周恩来的话，消除了海尔·塞拉西的误会。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埃两国会谈中分歧较大的几个问题，如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和莫斯科3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虽说彼此之间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已是大势所趋。
在1月30日晚上海尔·塞拉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的讲话极为动情，充满和解。周恩来说：“我们两国的制度不同，同时我们两国的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既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的寻求共同点，消除或者暂时保留不同点。我们的共同点应该说是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这次来访，是为了寻求友谊和合作，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万隆会议和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主要精神，并且说明中国所反对的正是万隆会议和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的决议所反对的那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没有理由说我们两国不能和平友好合作下去。”中国人的宽大胸怀令海尔·塞拉西皇帝大为感动。
1月31日，海尔·塞拉西亲自陪同周恩来一行参观访问埃塞俄比亚历史名城阿克苏姆，俞沛文随行。非洲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拉利贝拉石刻教堂群在俞沛文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下午5时，在阿斯马拉皇宫中埃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联合公报中有关建交问题如何表述时。海尔·塞拉西不同意中方提出的“宣布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说法。他指出：埃方原则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需要时间，做些工作来应付有关方面的反对。中国人一听就明白，那是指美国。海尔·塞拉西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
周恩来真诚地向海尔·塞拉西表示：中国方面理解埃方的立场，也能够谅解。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照顾埃塞俄比亚的困难，“也可能需要长时间，这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周恩来当时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也曾表示，对于埃塞俄比亚，我们要多做工作，不要针锋相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海尔·塞拉西对周恩来说：“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保证遵守诺言！”
31日周恩来在阿斯马拉皇宫举行的告别晚宴，将中埃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潮。
宴会开始以前，周恩来让俞沛文将自己发言稿转给埃方。然而，塞拉西向俞沛文表示：周恩来是否可以不发表此讲话？周恩来遂表同意，于是重新起草了表示极大的和解与友好的讲话。
周恩来在祝酒时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双方签署了中埃两国联合公报，并且决定在明天发表。这个联合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海尔·塞拉西一世在致答谢词里十分动情地说：我能欢迎来自伟大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感到很高兴。他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并不是新建立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的。“我们的友谊不仅在和平时期存在，而且在艰难的时刻也存在。我们记得，在占领时期，中国没有承认意大利法西斯的占领。”海尔·塞拉西说，“我们一向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还因为联合国中有中国就将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埃塞俄比亚友好之旅就这样迈出了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第一步。那一年，俞沛文不到50岁。
俞沛文大使其人其事
当新中国外交部在母腹中躁动之时，一些长期在海外以各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干部、留学生、华侨相继返回祖国：熊向晖（驻英国代办处代办、首任驻墨西哥大使）、毕季龙（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申健（前驻古巴、印度大使）、熊友榛夫妇、唐明照（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张希先夫妇、胡济邦、徐鸣、张德维（前驻泰国兼民主柬埔寨大使、驻越南大使）、张瑞杰（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等人先后进入外交战线。只是俞沛文与夫人顾以佶先于他们回国。
1916年11月25日生于江苏太仓的俞沛文，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顾以佶。
在迄今为止的近900位大使夫人中，1918年8月27日生于上海的前驻埃塞俄比亚、奥地利大使馆政务参赞顾以佶很值得一说。她是外交部最早任命的女参赞之一，也是驻外使馆、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第一位公使衔女外交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顾以佶是公使衔副代表。顾以佶的涉外生涯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央外事组，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曾参加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当年风云际会，顾以佶与胞姐顾以佩（现名林如彤）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从淮南根据地抵达延安。顾以佶先入中央党校。适逢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顾以佶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进入军委外事组，参与其事。文革之前顾以佶任外交部研究室副主任。
俞、顾二人皆出身于名门望族。俞沛文祖先为抗倭名将俞大猷，其祖父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先驱——上海电报局学堂监督和上海第一任电报局总办俞棣云。俞棣云的长子俞凤宾，即俞沛文的父亲，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医学界的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即是其创建。俞凤宾胞弟俞颂华，这位被黄炎培盛赞为新闻界“释迦牟尼”的名记者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他以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联采访，翻译就是瞿秋白。顾以佶虽祖籍江苏淮安，但母亲却出自安徽寿县大家孙氏，其先祖即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得这对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他俩几乎时同时参加革命，并于1938年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俞沛文从1939年起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随后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沪、渝等地通过基督教从事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战胜利后，俞沛文和顾以佶一起来到大洋彼岸，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再入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研究院进修、任教。在上海解放前夕，俞沛文偕夫人离开大洋彼岸，回到阔别已久的黄浦江畔。俞沛文“重操旧业”，再度来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校会组主任。俞沛文在学界最后一个职务是上海全国学生救济总会总干事。在黎明前黑暗里，他积极组织爱国学生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
上海解放后，章汉夫自天津奉调入沪，担任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俞沛文就是外侨事务处办公室主任。章汉夫很快上调北京，成为新中国草创时期外交部3名副部长之一。此后，俞沛文升任副处长、处长。1956年8月俞沛文奉调入京，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司长，后长任司长，1966年任苏丹大使。
俞沛文无疑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外交部礼宾司最具影响的司长。从1958年3月到1964年4月，他出掌礼宾司6年之久，其间参加了包括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和周恩来的一系列出访。
姗姗来迟的大使任命
海尔·塞拉西言而有信，在周恩来访埃6年后，他要向中国“践约”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松动迹象。埃塞俄比亚敏锐地观察国际关系中这一重要变化，表示愿意同中国建交。1970年11月，中国政府派驻苏丹大使杨守正秘密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与埃塞俄比亚有关方面谈判建交事宜。11月24日，中国与埃塞俄比亚正式建交。两个古老文明国家从此携手并进。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的建交新高潮中，埃塞俄比亚成为继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之后第四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由于海尔·塞拉西有亲美色彩，作为非洲大国及其重要地理位置，中埃建交意义十分重大。
1971年暮春，正在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劳筋伤骨地“斗私批修，改造思想”的俞沛文、顾以佶夫妇，接到外交部的紧急调令，昼夜兼程，火速赶回北京。自从1967年1月被召回参加“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后，一晃3年匆匆过去了。此番千万火急召回北京，是因为外交部已内定俞沛文出使埃塞俄比亚。之所以作出此项安排，是因为在60年代，俞沛文就曾参与埃塞俄比亚事务，是最早与海尔·塞拉西皇帝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之一。
从1964年1月初识海尔·塞拉西皇帝，到1971年1月的7载寒暑，俞沛文已过天命之年，两鬓飞雪。除了在喀土穆短暂的10个月——这是俞沛文12年大使生涯中的第一站，他的大部分时光在文革的尘嚣里、在湘东的乡野间悄然流逝。
没有料到的是，埃塞俄比亚方面对中国政府关于俞沛文任命的回复，却拖了整整两个月。
1971年1月26日，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王一木离京赴任，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建馆。2月9日，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克特马·伊弗鲁接见了4日飞抵亚的斯亚贝巴的王一木，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尽管王一木参赞并没报回什么相关的重要情况，但是俞沛文隐隐约约感到个中的蹊跷。
在中国外交部收到姗姗而来的埃塞俄比亚方面回复后，俞沛文夫妇终于在1971年5月3日乘飞机离京赴任。当时中埃航线尚未开通，夫妇俩先从北京飞至开罗，然后再飞亚的斯亚贝巴。到任时已是5月11日。所幸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对中国使者还是表现出相当的热情。1个星期刚过，海尔·塞拉西皇帝就接受了俞沛文大使递交的国书，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仅仅过了1个月，俞沛文大使的机会终于来了！6月，第8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20日，俞沛文大使拜会前来赴会的乍得外长巴巴·哈桑。因在此前的5月，乍得发生霍乱，俞沛文大使在此次拜会中慷慨递上了一张100万人民币的支票，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笔捐款。中国红十字会同时还赠予20万份的疫苗。巴巴·哈桑当然大喜过望。3天后，乍得总统接见俞沛文大使。尽管乍得在当年的10月依然在第28届联大投票反对“两阿”提案，并对美、日“重要问题”提案投了赞成票，但是，俞沛文大使毕竟在中乍关系间插进了第一片“楔子”。次年，中乍正式建交。
在第8届“非统”组织会议上，俞沛文大使最大的收获还不止此。在海尔·塞拉西宴请与会的非洲国家首脑以及各国使节宴会上，俞沛文大使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候与海尔·塞拉西皇帝握手。握手之间海尔·塞拉西认出了俞沛文。让俞猝不及防的是，海尔·塞拉西突然说：“大使先生，希望转告贵国周恩来总理，我希望访问北京！”在场的大臣们大吃一惊，面面相觑。俞沛文大使惊中有喜，他生怕听错了，又问了一句。海尔·塞拉西用无可置疑的语气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访问中国！”
海尔·塞拉西绝非年老昏聩，心血来潮，突发此念，而是精心选择这一特殊的公众场合，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事先他根本没与各大臣商议，这次纯属“突然袭击”。与其说他是说给俞沛文大使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众公卿大臣听的。海尔·塞拉西心里很清楚，在当时形势下，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与大臣商量，肯定去不成中国。因为大臣们只要提出一条“安全问题”的理由，他的北京之行就黄了。
“皇帝陛下打算什么时间成行？”俞沛文当然明白这一消息的重要意义，他抑制着喜悦和激动，轻声问这位“皇上”海尔·塞拉西果真能成行出访北京，必将促进正在热起来的中埃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自己到任才1月余，就能遇上此等好事，实在令人喜出望外。“尽快！”海尔·塞拉西皇帝言简意赅，非常果断。
俞沛文十万火急报回国内。10天后，国内答复，欢迎海尔·塞拉西皇帝访问中国，但时间要往后挪。依惯例，俞沛文大使夫妇应回国做准备。但是海尔·塞拉西提出要俞沛文同行：“大使先生，我第一次访问贵国，希望你们夫妇乘我的专机陪同访问。先在广州住一宿，再飞北京。”
俞沛文大使与皇室的关系迅速热了起来，他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了更多的朋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俞沛文大使终于揭开了埃塞俄比亚方面两个月方才同意中国大使任命的个中秘密……
大使任命“风波”内幕
在“揭秘”之前，先来说说“厄立特里亚”问题。位于红海西岸、东非及非洲之角最北端的厄立特里亚，自古以来被称为“耶迪里·杰额兹”（意即“自由人的土地”），或者称为“米里·马哲利”（意即“大海的土地”），静静的马里卜河将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自然分成了两部分。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遭受埃塞俄比亚封建王朝的统治。
19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20年后，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签订《乌西阿尔条约》，承认意大利对阿萨布、阿斯马拉等占领区的统治。翌年，意大利于将占领区合并为统一的殖民地，命名为“厄立特里亚”，嗣后又成为英国托管地。1950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自治体同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10年后，海尔·塞拉西一世强行取消联邦制，将厄立特里亚合并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
早在1960年，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就已在反抗的斗争中诞生，他们得到索马里、苏丹等国的支持。1961年9月1日，以哈米德·伊德里斯·阿瓦提和13位民族勇士所领导的厄立特里亚第一支武装部队在西部阿达尔山打响了反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第一枪。著名的特古尔巴之役打败了埃塞俄比亚军桑伯尔部，解放阵线控制了厄立特里亚大部分农村。
1966年元旦刚过，卸下6年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之职的俞沛文被刘少奇主席任命为驻苏丹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这是俞沛文第一次“放外”。3月，俞沛文偕夫人顾以佶飞抵喀土穆。3月19日，俞沛文向苏丹国家最高委员会主席伊斯梅尔·阿扎里递交国书，开始了他的驻外的旅程。由于国内文革如火如荼，俞沛文在喀土穆短暂的大使岁月也许只能用“乏善可陈”来作结。但是，一件小事，差点使他5年后在埃塞俄比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胎死腹中”。
当时，中国有关部门与在索马里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代表曾有过秘密联系。在喀土穆的俞沛文大使曾奉命将有关情况通报索马里驻苏丹大使。然而，事不机密，不知何种原因，此事竟被埃塞俄比亚驻苏丹大使馆武官侦知，立即报回国内。为此，俞沛文上了埃塞俄比亚王室宫廷的“黑名单”，而被打入“另册”。当中国政府对俞沛文的任命摆在海尔·塞拉西皇帝御前时，确实让老皇帝左右为难。御批照准吧，实在不放心，俞沛文是位来自中国的“危险分子”；不批吧，在中埃关系刚刚热络起来的时刻，实在有违建交初衷。海尔·塞拉西犹豫踌躇了整整两个月，最后心一横，御笔一批，俞沛文出使亚的斯亚贝巴才算开了绿灯。
虽说如此，心存戒心的埃塞俄比亚相关人员对俞沛文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大使是否会支持反政府活动？”这是他们心中的疑惑。上任之初，俞沛文大使和中国使馆人员的活动均在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严密监视之中。
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路途不遥，日子不久，上到皇帝下到黎民百姓，整个埃塞俄比亚都为中国的真诚友好而感动，因为事实是最好的“广告”。都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位武官因侦知有功而获破格拔擢为哈拉尔军事学院院长，在一次宴会上与俞沛文大使不期而遇。几回酒酣耳热之后，军事学院院长终于向中国大使敞开了心扉，将尘封已久王室秘闻和盘脱出。“原来如此啊！”俞沛文恍然大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付之一笑，但事后想想不免有点“后怕”。
皇帝眼里的“中国饭”
自从海尔·塞拉西皇帝宣布访华以后，中埃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俞沛文大使成了皇室和亚的斯亚贝巴使团里的“座上客”。
俞沛文的重点当然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但是，他的工作却从皇室成员开始。功夫不负有心人，海尔·塞拉西的子女包括孙子都成了俞沛文的朋友。特别是海尔·塞拉西的孙子、海军司令亚历山大，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政界的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俞沛文与他沟通毫无障碍，两人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莫逆之交”。成了中国使馆“座上宾”的亚历山大在与祖父海尔·塞拉西的闲聊中无意提到“中国饭”很好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皇帝来了劲，马上让宫廷大臣特费拉·沃克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希望有机会到中国使馆来吃‘中国饭’。”
何谓“中国饭”？原来就是江南传统中餐甜食“八宝饭”。
俞沛文大使听了宫廷大臣的请求，当即一口应承下来，这是一个接近王室、增进友谊的绝好机会。但是，建馆初期，中国使馆陈设布置实在过于简陋，哪知海尔·塞拉西毫不介意，带口信给中国大使馆：“没关系，我只是想尝尝‘中国饭’而已，一切从简！”
当时中国正在亚的斯亚贝巴举办工业展览会。俞沛文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立即命手下一干人员，把进入尾声的展览会的地毯、家具，还有相关展品一并借来。只用片刻时分，布置停当，使馆顿时焕然一新，四壁辉煌，大红灯笼高高挂，只等海尔·塞拉西光临。俞沛文请宫廷大臣特费拉·沃克前来视察“验收”。特费拉·沃克环顾四周，啧啧称赞，连连表示满意，只调换了一把椅子。
9月16日晚间，海尔·塞拉西在出访中国的前夕来到中国使馆。从那天下午开始，中国大使馆四周便戒备森严，周围的银行、保险公司的高楼，全部部署了宫廷卫队和警察部队。
当亚的斯亚贝巴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在高原暮色中渐渐隐去的时候，海尔·塞拉西在前呼后拥中驾到，俞沛文大使伉俪将他迎入使馆客厅。海尔·塞拉西等人入座，俞沛文殷勤劝餐，宾主尽欢。在将要踏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前夕，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趁着酒劲，兴奋地对俞沛文等中国大使馆一干官员说：“我有一个长期的愿望，就是想访问这个产生了人类最悠久文明的伟大国家。”
海尔·塞拉西果然对中国八宝饭爱不停箸，他竟一连吃了好几碗。恭立伺候的秘书暗暗着急了，趋身向前向俞沛文大使耳语：“不能再吃了。皇帝年事已高，回去消化不了怎么办？”此言不差，糯米食虽然香甜可口，但不易消化，老人尤忌。
宴会后，余兴未尽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和同来的埃塞俄比亚官员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电影片断，兴尽方归。皇帝归去后，俞沛文大使确实忐忑不安了一阵子，要是真的吃出什么“消化不良”之类的病来，中国大使真是有麻烦了。
海尔·塞拉西赴宴，兴师动众，那些担任警卫的皇家卫士、众多警察着实辛苦了。为表示谢意，中国大使馆给参与人员每人一个“红包”，于是皆大欢喜。中国大使馆这次宴请不仅大大加深了与海尔·塞拉西的感情，而且也发展了与皇家卫队和警方的良好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大使馆各级官员的出行处处得到埃塞俄比亚警方的关照。
八宝饭的故事还没完。1971年10月9日晚间，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马康南博士为海尔·塞拉西皇帝访华举行盛大宴会。但海尔·塞拉西皇帝一看菜单没有八宝饭，立马不悦。此事原本怪不得下属。从广州到北京，俞沛文大使一路特别交代叮嘱有关部门：为了塞拉西皇帝的访问成功，健康平安，宴会冷盘热菜务必清淡可口，各类食物皆应容易消化。所以，北京有关方面也照此办理。然而，这顿“饭局”埃方“埋单”，所以老皇帝便不依不饶，一定要在菜单上加上“八宝饭”：到了中国哪能不吃八宝饭呢？于是，马康南大使的盛大宴会临时又添加了中国饭“八宝饭”，海尔·塞拉西皇帝如愿以偿。
海尔·塞拉西的中国之行与中国“金鱼”
1971年10月5日，海尔·塞拉西一世乘专机抵达广州。俞沛文大使夫妇同机陪同前往。
中国政府极为重视塞拉西一世皇帝的来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何英以及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马康南专程到广州迎接。在广州，俞沛文大使第一次从“非洲通”何英嘴里获悉了不久前发生的林彪事件始末详情，他大惊失色：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来访，对值此非常时刻的中国来说，实在不无难处。
但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的这次圆梦之旅非常快乐。他对中国的非洲政策十分赞赏，特别是中国体谅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压力下的难处，在中埃建交问题上真诚耐心等待了6年之久，令海尔·塞拉西一世非常感动。10月7日下午15时30分，周恩来与塞拉西一世在钓鱼台国宾馆18楼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十分顺利，气氛融洽。中埃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中国政府无私慷慨地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公路、打井、供电、竹编等13个经援项目，并决定派出医疗队赴埃塞俄比亚。
10月8日傍晚6时，在海尔·塞拉西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贵宾。这显然是海尔·塞拉西访华的高潮。
当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刚刚在延安的窑洞里落脚的时候，海尔·塞拉西正在他的国家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意大利的入侵。这次北京相见是两位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老人唯一的会晤，见面非常亲热。两位老人先在小会议厅个别交谈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向塞拉西谈到了不久前基辛格的秘密来访和即将实现的尼克松访华，发表了一段精彩的讲话。他对塞拉西说：美国有两个党，共和党比较好一点，其好处之一就是反共，而且公开地反，不留余地。为什么比较好呢？教育世界人民嘛！尼克松来，我要跟他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不好，应该打倒。你们国家如果有帝国主义，由你们那里的人民打，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去打。毛泽东诙谐风趣地向年长自己1岁的皇帝“请教”：“社会主义魔鬼是不是应该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
海尔·塞拉西也表示，非常高兴会见毛泽东主席，对新中国的发展和成就十分欣慰与钦佩。同时，海尔·塞拉西还向毛泽东介绍了非洲统一组织的现状和作用。
然后，毛泽东搀着海尔·塞拉西走出小客厅，来到会见大厅，与埃塞俄比亚的数十位陪同访问随行人员合影留念。负责多年礼宾司工作的俞沛文，从来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如此亲热地接待来访的外国贵宾。
这次会见意义非同寻常，为海内外瞩目，中外媒体作了大量详尽报道。这也是“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首次公开露面。
10月22日，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在结束了对中国和伊朗的访问，并且参加了在摩加迪沙举行的第七次东非和中非国家首脑会议之后，乘飞机回到亚的斯亚贝巴。他在机场发表讲话：“我们十分高兴能够到中国去访问。”“我们对在中国会谈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
海尔·塞拉西访华结束后，周恩来特别交代俞沛文，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后转告塞拉西：中国是在发生“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接待皇帝陛下的；海尔·塞拉西在京访问时曾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介绍情况时中方曾提到：化工厂的污水经过处理，已完全可用于生活，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当俞沛文遵照周恩来指示向海尔·塞拉西转告上述两事，海尔·塞拉西深为周恩来的真诚和对自己信任而感动。
在逗留北京的日子里，海尔·塞拉西皇帝无意之中在公园里发现了大缸里养着的供观赏的金鱼。看着快乐游来游去的金鱼，他高兴极了，一定要让手下的人买了带回去。中国有关方面精心挑选了各种各样的几千条金鱼，委托中国民航总局送至亚的斯亚贝巴。
金鱼到了皇宫，海尔·塞拉西把金鱼缸放在自己卧室的隔壁，朝夕相处，专门派一名少尉喂养，每天至少3次观赏金鱼在水中嬉戏。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喂养不当，有一天，一条金鱼突然浮出水面死了，这可把少尉吓得不轻。
当面如土色的少尉气喘吁吁跑到中国大使馆大喊“救命”时，俞沛文大使莫名其妙，待问清楚原委后，不由笑了起来，赶紧在使馆的金鱼缸里取出1条送给少尉。连连称谢的少尉这才小心翼翼地捧着金鱼告辞而去。
公主的100支红玫瑰
埃塞俄比亚号称“非洲屋脊”，高原占了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2500－3000米。亚的斯亚贝巴的海拔也有2450米。
俞沛文大使心脏本来就有问题。到任亚的斯亚贝巴之初，俞沛文一到晚上就寝便胸闷难受，盖因高原缺氧之故。后来，瑞典大使告诉俞沛文：晚上睡觉可以开窗。这样空气流通，可以及时补充房间氧气不足。俞沛文照计行事，果然情况大有改观。然而长期高原缺氧还是使俞沛文心脏病进一步加重。他来到埃塞俄比亚国家医院进行定期例行检查。医生发出严厉警告：必须停止工作，住院治疗。经国内同意，俞沛文正式住院。
1973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最初，海尔·塞拉西不愿启齿求援，但心里还希望国际社会能主动提出援助。加拿大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前往灾区视察，俞沛文大使从他那儿获悉灾情比原先估计要严重得多，立即从医院返回使馆，紧急开会研究，决定建议国内给予援助。但在援助额度的问题上，大使馆内部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支援5000吨玉米，有的建议只给1000吨玉米。俞沛文左右为难，考虑再三，向国内建议援助埃塞俄比亚5000吨玉米。国内很快回电。令俞沛文大使和使馆人员出乎意料：竟批准援助2万吨小麦！
原来周恩来一接到使馆电报，就批了1万吨玉米。但毛泽东圈阅时，大笔一挥，慷慨地又翻了一番：2万吨玉米！当时国内并不宽裕，也从国外进口粮食，老百姓勒紧裤带过日子。中国政府却作出了一个感人的决定：让进口的粮食直接转运到埃塞俄比亚港口，以救燃眉之急。俞沛文大使在医院里接到国内回电，感慨之余，让使馆秘书立即给埃塞俄比亚宫廷打电话通报此事。
俞沛文心里明白：中国的无私援助，其外交意义非同寻常。首先，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第一批救灾粮食，给各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其次，在充分顾及埃塞俄比亚面子的同时，也巧妙自然地向国际社会公开了此事。
中国人慷慨解囊雪里送炭，海尔·塞拉西被感动了。第二天，塞拉西轻车简从来到医院探望中国大使。医院的正、副院长跪在地上“迎驾”。堂堂一国国君，如此体恤友邦人士，这可真是破天荒的第一回啊！
海尔·塞拉西坐在病床前，久久凝视着俞沛文大说：“大使阁下，你的病是不是到了埃塞俄比亚才得的？”“陛下，我的心脏病是以前不小心得的。”俞沛文大使为皇帝的真挚情意感动了。“还有，你要回国治病，我不能强留你。但是，你病愈后一定要再回到我们埃塞俄比亚来。”海尔·塞拉西真诚地说。“只要我还能工作，就一定回到你们埃塞俄比亚来。”俞沛文也动了感情。塞拉西一世接着又体贴地告诉俞沛文：“我已经下令国家医院为大使阁下提供最良好的治疗服务。”在探视中，海尔·塞拉西还特别请俞沛文大使转达他和埃塞俄比亚人民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无私援助的诚挚谢意。
第二天，俞沛文大使正要躺下休息，突然海尔·塞拉西的大公主派专人送来100支红玫瑰。亚的斯亚贝巴的外交使团此时也纷纷送来花篮。顿时，俞沛文的病房堆满了鲜花，几乎为患。医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鲜花会消耗氧气，造成病房缺氧。最后，医生终于坚决下了“驱逐令”：立即把所有鲜花统统“请”出去。俞沛文到底拥有外交智慧，他立即请护士们以大公主的名义，把堆积如山的鲜花分别送到各个病房。鲜花“危机”化解了。
1974年年初，俞沛文大使病情仍未好转，他和夫人顾以佶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主治医生向俞沛文大使表示，目前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合在埃塞俄比亚工作。考虑到医嘱和俞沛文的身体壮况，外交部重新考虑了他的工作——去维也纳“填补”刚刚离任的首任驻奥地利大使王越毅留下的“空缺”。
与海尔·塞拉西一世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临，想到3年来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难忘日子，俞沛文大使不禁怅然于怀。
辞别塞拉西皇帝
在赴维也纳履新之前，俞沛文大使重返埃塞俄比亚，专门向老朋友海尔·塞拉西一世辞行。
此时的亚的斯亚贝巴虽说平静如故，却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1974年2月以来，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发动兵变，要求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6月28日，一批中下级青年军官组成了“武装部队、警察和地方军协调委员会”，并迅速控制了全国局势。协调委员会陆续逮捕了许多高级军政官员，并逐步采取措施，削弱海尔·塞拉西一世的权力。政局突变，海尔·塞拉西一世在皇宫的起居照常，而且还像往常一样发布政令，但是实际上军政大权已不在他的手中，皇帝己是徒有虚名了。
7月15日，俞沛文大使最后一次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皇宫，他是来向幽居寂寞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辞行的。
坐落在孟尼克利克二世大街非洲大厦对面的皇宫原名“欢乐宫”，也称“夏宫”（1974年改名“人民宫”）。这是专为纪念海尔·塞拉西一世登基25周年而建造的。偌大的皇宫，林木苍翠葱茏，花园姹紫嫣红，温泉流水汩汩。宫内建筑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皇宫不仅收藏有金、银制作的精美工艺品和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礼品，还饲养了狮子、羚羊、豹、猴和来自各地的狗。
在过去4年多时间里，俞沛文大使曾不止一次来到皇宫，“觐见”海尔·塞拉西一世，唯有今天感觉有异。海尔·塞拉西一世高兴地迎了上来。多日不见，他苍老了不少，脸有倦怠之色。“到底是年岁不饶人啊！”俞沛文心里默默感慨。中国大使的到来，使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多少获得了叙旧的快乐。他和俞沛文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热情如故地举行了茶会，为俞沛文送行。
时候不早，俞沛文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谈兴甚浓的海尔·塞拉西一世伸出了手，俞沛文紧紧握住，彼此间可能都已明白，此一去也，恐怕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同日，俞沛文大使在亚的斯亚贝巴使馆举行例行的离任招待会。两天后，俞沛文偕夫人顾以佶登机离开埃塞俄比亚回国。
俞沛文大使离开亚的斯亚贝巴5天后，恩达卡秋·马康南首相辞职。10天后，海尔·塞拉西一世批准了原首相府大臣迈克尔·伊鲁姆为首相的新内阁。海尔·塞拉西的帝王生涯差不多已走到了终点。
40天后的9月12日，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警察和地方军协调委员会发表文告，正式宣布：海尔·塞拉西一世已被废黜，并成立临时军政府，解散议会，废除埃皇颁布的宪法……
当海尔·塞拉西一世皇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俞沛文大使刚刚向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递交了国书。
1975年7月23日，一直被软禁在皇宫的海尔·塞拉西在落寞中度过了83岁生日，没有臣民们的庆贺，没有簇拥的鲜花，只有衰朽的病体。45天后，海尔·塞拉西在一如愁城的皇宫里，凄凉地闭上了阅尽沧桑的双眼。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