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1899—1935年）英勇就义已经71周年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缅怀他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瞿秋白是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被俘的。5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分别刊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瞿秋白被捕的短消息。因瞿秋白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故这条被捕消息一时间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震动。时任天津《大公报》编辑主任的王芸生（1901—1980年）看到这条短消息，异常震撼，他不禁回忆起曾阅读过由瞿主编（之一）《新青年》、《前锋》等杂志，深受启发，热血沸腾，从中学到了许多进步道理；1920年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的瞿秋白旅俄通讯，有机会了解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回忆起1925年在上海与瞿秋白的一面之缘……恰在此时，王芸生在天津遇到一个朋友，在闲谈时议论到瞿的被捕，这位朋友说他在闽有一个至交，神通广大，与负责囚禁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的长官们很熟，可以设法采访到瞿，但在南方很难发表。王接过话茬，小声地说：“只要你能采访到瞿，访文字数不限，我可以拿到北方发表，稿酬加倍。”此后，王芸生在天津，静静地等候着消息。
6月20日，王芸生得到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的消息，感到无比惋惜。6月底，他果真接到了署名为“李克长”的题为《瞿秋白访问记》的稿件，另外还有一篇署名“平”的题为《瞿秋白毙命记》的写瞿英勇就义的稿件。王看到这两篇稿件后，把它们放在抽屉里，他考虑着如何发表。当时《大公报》的两位领导胡政之、张季鸾虽属无党无派，他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看法和认识也是复杂的，但他们对共产党多少有些同情心。王知道胡政之、张季鸾对共产党有同情的一面，且该报已从5月10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其中有共产党和红军的记载。抓住报馆老板的同情心理，王芸生思索着，琢磨着，他再次陷入了沉思。
署名“李克长”的文章篇幅较长，有5000字，如果放到《大公报》上发表，要占去半个版面，较为显眼，容易引起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注意。而王芸生同时还编辑该报的附属刊物《国闻周报》，这是一份时事性周刊，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当时的发行量有近5万份，与《东方杂志》齐名，在各界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王芸生把署名“李克长”的长文拿到印刷厂，排入《国闻周报》。为了掩人耳目，淡化文章的政治性，他还在文前写了一段“编者按”，其中有这样几句：“共党首领瞿秋白氏，在闽被捕，于6月18日枪决于长汀西郊。本文作者于其毕命前之两星期（6月4日）访问瞿氏于长汀监所，所谈多关个人身世，了无政治关系，故予刊载，以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公诸国人。”7月4日深夜，王芸生忙于《大公报》版面的最后编辑工作，他看到第四版右下角还有一块狭长的版面，就从抽屉里拿出署名“平”的文章，迅速交给印刷厂的排字房。署名“平”的文章的原标题为《瞿秋白毙命记》，王看到“毙命”二字，感觉是贬义的，遂把“毙”改成“毕”，一字之差，流露出他真实情感。7月5日，读者看到了《大公报》第四版所载的《瞿秋白毕命记》一文。7月8日，《国闻周报》刊载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也与读者见面了，
李克长在《瞿秋白访问记》一文的开头，写了他对瞿的初步印象：“瞿衣青布短褂袍，身材约中人高度，微胖，脸色黄黑，眼球无甚神采，两手丰润。神情态度，颇为暇逸。记者入室时，适瞿正伏案刻石章，闻步履声，即起立点头，并问记者来意及姓名。”
以下是李克长与瞿秋白的部分对话：
问：足下亦善篆刻乎？
答：狱中无事，借此消磨时间。尚系从前在中学时，有一国文教员喜此，略略学得，已多年没有刻过。
问：自被捕押后，近来意绪若何？
答：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活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府时，与兵士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多矣。
问：足下个人历史，外间颇多揭露，其详可得而闻乎？
答：我是江苏武进人，今年38岁，照阳历推算，实为36岁。若论家世，可谓世代书香，自明末历清朝二百余年，代代为官。先祖在光绪年间为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抚。先伯父历任浙江萧山常山等县知事。父亲则近于纨绔，吸鸦片，不事生产。鼎革后，祖父及伯父相继死，家计遂异常窘迫。父亲出外飘流，只能糊其个人之口。母亲携我及弟妹4人，以典当度日，我是时在常州中学读书。母亲为贫穷所逼，旋自缢死。我有堂兄一，任职北京政府陆军部。毕业后，彼带我至北京，考取北京大学，以无费用未入学。适外交部开办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并闻毕业后可派赴俄国做随习领事或至中东路任事，乃改考入该馆。五四运动，我为校内学生会领道人物，甚为活动。此时略通俄文，喜读托尔斯泰作品，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与郑振铎、耿济之等着手初译俄国文学作品。毕业后，北京晨报馆欲派一新闻记者驻俄，友人以我介绍，经认为合格，遂往莫斯科，年领晨报馆薪金洋二千元，时时寄通讯稿于该馆。次年，张国焘、张太雷等到俄，介绍我入共党。我认为欲明了苏俄国家一切，非入共党恐不易得个中真象，故即应允加入。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渐有兴趣，阅读书籍亦日多。旋共党派往莫斯科第一批学生60余人到达，伊称全不懂俄文，入莫斯科大学东方部，由我担任翻译，终日传话，无暇撰稿寄晨报，该馆即停止我之薪金，是时我任译员，每月有薪水，生活亦不发生问题。张太雷等回国，邀我同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共党中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到广州参加，并时往来于沪粤，常至上海环龙路国民党中央党部。旋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不久改任社会学会主任，兼授社会科学。前妻王氏，结婚后半年即死，国民党第一届中委沈玄庐之媳杨之华，与其夫不合，离婚至上大读书，我与之恋爱，不久结婚。伊原生一女，亦携之同来，此女现在莫斯科，今年已16岁矣。我与陈独秀先后办《新青年》及《向导周报》，译撰甚多，用秋白笔名发表。我原名瞿霜，故自取秋白笔名，旋又改名为瞿爽，秋白二字传播渐远，原名外间知者甚鲜。武汉时代，我在武汉军分校为政治教官。国共分裂，我遂未露面。独秀政策失败后，立三路线亦为党内攻击。李立三为人，极其希奇古怪，做出许多荒诞之事，大家均不满，我亦认为不对。立三下台，我为总书记。自己总觉得文人结习未除，不适合于政治活动，身体不好，神经极度衰弱，每年春间，即患吐血症。我曾向人表示，“田总归是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吃力不讨好。”他们则说，“在没有牛以前，你这匹马暂时耕到再说”。不久，牛来了，就是秦邦宪、陈绍禹、张闻天他们回来了。他们在莫斯科足足读了6年书，回来发动他们的领导权，大家都无异议。我于是乎觉得卸下了千斤重担，大大地松一口气。即在浦东赁屋养病。去年二月，由上海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职务较为闲散。六月间犹曾与妻子杨之华通信，嗣后不通消息。朱毛出走，决定留我在后方，与项英等同在瑞金九堡中央后方办事处。不久国军搜剿日紧，乃将我与邓子恢、何叔衡、张亮等送往福建省苏，省苏派队伍送我等往永定，欲出大埔、潮汕往香港或上海，中途在武平永口被捕。
问：足下何故主张用暴动政策？
答：当时我认为有若干地区，时机已成熟，且为辅助军事发展计，主张在湖南与潮汕两区暴动，由湖南湖北安庆发展至南京，另一路由潮汕沿海经浙江发展至南京。但我的政策发表后，下级人员误解意旨，各处均纷纷暴动，遂被目为“盲动主义”矣。
问：赤区教育部有过若何工作？
答：因为国军军事压迫甚紧，一时尚不易顾及教育工作，但我曾极力为之，苏区各地，列宁小学甚多，教科书亦已编就，此外有识字班之设立，后又改为流动识字班。师范学生极感缺乏，故设立列宁师范，造出小学教员甚多。另有郝西史小学，学科均极粗浅，学生大半为工人。去岁计划设立职业中学多处，尚未实现。
问：足下云爱好文艺，赤区中的文艺政策若何？对于所谓普罗作家以及左联等有无指导？
答：苏区对于文艺方面，认为暂时未能顾及，听其自然发展，至一般普罗作家，原先患幼稚病者甚多，公式化之作品，久已为人所识，我素来即不阅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余人至多不过为同路人而已。关于文艺理论方面，左联有时来问及，即告知以大体轮廓，至于发挥阐述，全由执笔者本人为之。
问：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与共党之关系若何？
答：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只能算为同路人。郭沫若到日本后，要求准其脱党，闻系出于其日本老婆之主张，以在日如不脱党，处处必受日本当局干涉，不能安居。苏维埃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之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此外成仿吾为苏区党校教授，已随朱毛西去。
问：朱毛等西窜之计划若何？
答：苏区军事方面，甚为秘密，我自己是一文人，对于军事亦不多问，他们也不完全让我知道。西窜计划，当然系国军进展压迫之结果。他们决定把我留在后方，初时我并不知悉，后由项英告诉我，我觉得病躯不胜万里奔波之苦，故亦安之。项英等留而不去，用意有二：一则率领二十四师八团九团等牵制国军追击，一则尚欲保留相当活动区域，并决定城市尽行放弃，化整为零，专从偏僻乡村墟落发展。
问：杨之华现在何处？
答：去年尚在上海，因共党活动困难，无家眷者租屋亦租不到，故中央令其参加秘密工作，充作党员家眷，以便活动。自去年六月间曾得其通讯后，即不闻其讯息。一说其因机关破获已被捕，一说已回娘家居住，但均系得诸传闻，未能证实。
问：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是否与共党有关？
答：独秀等久已与党不发生关系，自开除彼等党籍后，即听其自然，其被捕绝非党中有人告密。
问：前年共党在永定龙岩一带大杀知识分子，是否为造成恐怖政策？
答：此系社会民主党蒙蔽共党所为，发觉后，即将社民党各分子捕杀。又ＡＢ团分子亦行肃清，但非专事屠杀知识分子。
问：项英等现在何处？
答：我从后方办事处和他们分别以后，就未闻其消息，最近闻毛泽覃已毙命，据毛的行动看来，项英必系分率残部一股，化整为零，分途窜走，据我推测，最近或在清流宁化一带。
问：在赤区中亦有新著作否？
答：没有什么著作，尤其是文艺方面之著作，更加没有。有时写一点关于理论的文字，因为工作甚繁，身体又有病，故执笔时间甚少。
问：壁上所贴诗词，是近来作品否？
答：是的（言时，从壁钉上取下数纸交记者阅读），此调久已不弹，荒疏不堪，请赐指正。
问：在赤区中亦常作诗词否？
答：很少，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有时写写，但不常以稿示人。
问：吟咏亦所素好乎？
答：谈不上什么素好，从前在中学时代，很喜欢弄弄玩玩。近来狱中无可消磨光阴，偶有所作，书作纪念，已积有十余首矣。
问：此外尚有何作品否？
答：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写了一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拣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书写者，封面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之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一“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注明，但恐记忆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然大体当无讹谬。请细加阅览，当知我身世详情，及近日感想也。
问：此书亦拟出版否？
答：甚想有机会能使之出版，但不知可否得邀准许。如能卖得稿费数百元，置之身边，买买零碎东西，亦方便多多矣。
问：此书篇幅甚长，可否借出外一阅？
答：可以，可以，如有机会，并请先生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
问：容携出细阅后，再来商量。不过恐须经中央审查，方能决定。足下对于年来出版作品，亦有机会读及否？
答：读过几种，但不易得。我近来想读的书，开有一张名单，写在《多余的话》后面。
问：足下对于胡适有何批评否？
答：他专门的东西，又不去搅。中国哲学史，国语文学史，只看到一部分，至今尚未完成；却专喜欢拉拉杂杂，东说西说。他学术界的地位，较之“五四”时期，何止天悬地隔。他批评国民党，自己又没有什么政见，此种态度，一无可取。我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学者，其作品如有真正学术价值，亦极重视。我个人则尤未能完全脱却绅士臭味，所谓“文人结习”，至今未除。在瑞金时，曾觅获《瑞金县志》一部，系唯一本版孤本，共六册，我郑重保存于图书馆中。图书馆在沙洲坝，其中书籍，系叠次在沙县、永安、邵武、长汀各处搬来的，共有数千册。《瑞金县志》为人借去第五本一册，我屡次索取未见还，遂致残缺一本，极为可惜。退出瑞金时，因不便携带，我将其余五本书仍置馆中，希望国军中有人取去，俾此残本不致绝版，现在不知究有人拿得与否，如遭凌废，则孤本失传矣。
问：足下家属，尚知其讯息否？
答：武进原籍，族人甚多，久已断绝往来，彼等亦恐为我所波累，绝口不提及我，并且也不知我在何处，无法提及。同胞尚有弟妹4人，闻尚均在原籍读书，去年阅《申报》，见有我堂兄之名字，系由外交部派至某处接某某外国使节，现亦不知尚在该部否。
问：设使赤军发展至武进时，足下对于族属，将作何处置？假如有反共行为，其亦效大义灭亲乎？
答：彼等均为无甚知识之人，胆子又小，果若红军发展至武进，彼等决不至有若何行为表示，倘真有此类事情发生，如何处置，我亦不能作主。（微笑）
问：党中诸首要，平日过从最密者为若何人？
答：党方人物，较为熟悉，唯军事首领，不认识者居多，朱德、毛泽东、叶剑英诸人熟识多年，彭德怀只见过两面。林彪有一次同朱德到瑞金，经朱介绍始认得，他如罗炳辉等，我在瑞金，彼等未来过，故始终未见面，其余更无论矣。因军事人员，散在各地，各有职责，谋面机会甚少之故。其新进军官，姓名亦不知之。
问：方志敏被捕事曾闻及否？
答：方志敏此名字不大熟悉，被捕事更无所闻。
问：足下来到此间以后，对于前途作何想念否？
答：此时尚未闻将我如何处置，唯希望能到南京去。在此终日看看书——承他们借给我几部书（拿桌上之《
唐诗三百首》、《国语文学史》及杂志数本等），已经看完了——做一两首诗词，替他们刻几颗章子。《多余的话》已脱稿，还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所想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不过有没有时间让我写，那就不知道了。
问：今天谈话甚多，改日有机会再来和足下谈谈，是否请你写几首近作给我，并为我刻一颗图章？
答：那尽可以，反正无事做，请你买纸和石头来就行了。
李克长最后写道：“谈至此，遂与辞，并携《多余的话》稿本出，即至街上买纸一张及石章一颗，送与其写刻，傍晚时着人取来《多余的话》一稿，阅未及半，为主管禁押人员催索取去，云即另抄一副本寄与记者。次日匆匆离汀，俟接到该副本后，当再为文记之。”“附瞿秋白近作诗词三首，即写于记者所买之纸上者：《浣溪沙》：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梦回口占》：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狱中忆内集唐人名句》：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这篇署名“李克长”的专访长文，是瞿秋白就义前保存的唯一一份公开发表的文字，十分珍贵。专访的字里行间，是瞿秋白真实的情感，在特定的环境中，虽流露出些许消沉、伤感的东西，但不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狱中受审，他始终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他没有出卖党和同志。尤其可贵的是，在这篇专访长文中，还向读者首次透露了瞿秋白在狱中写有一份《多余的话》，成为读者心中的“谜”。直到1935年八九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才选载了《多余的话》中的部分章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载了《多余的话》。长期以来，《多余的话》的真伪争论不休。据陆定一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到《多余的话》时，周说：“我看过《多余的话》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其真伪争论，方尘埃落定。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坚信不移，读者完全可以从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第四版刊登的（发自福建长汀，写于6月18日午刻）署名“平”的题为《瞿秋白毕命记》的短文中，略见一斑。该文在简述瞿被俘的过程后，继续说：“今晨（6月18日）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终于不知是否确实，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问，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其文曰：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出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流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瞿秋白毕命记》一文的精华部分，就是署名“平”的短文中叙述的瞿英勇就义的文字：“书毕乃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行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囚回首顾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辞矣！”瞿秋白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概，跃然纸上。
《瞿秋白访问记》和《瞿秋白毕命记》两篇文章，均经王芸生之手得以面世。这一点点秘密，是广大读者和现代史、党史研究者很难注意到的。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