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力阻毛泽东见蒋介石
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代表毛泽东从延安来参加谈判的是林彪，而实际操作者是周恩来。
这次重庆谈判，是周恩来最先提出的。
1942年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重庆病逝。7月17日，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前去吊唁时，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并于当天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张同蒋谈些“解决问题的意见”。
7月21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告之已指定张治中（政治部部长）与刘斐（军令部次长）同中共谈判。8月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来时提出，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晤，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周恩来将情况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并提出两个办法供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再由周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到西安见蒋。不过，他估计前一办法可行。
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回电周恩来，同意他提出的办法。
但是，两天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并说关于他见蒋的问题，中央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分析形势后，认为目前蒋、毛会见时机“似嫌略早”，他于当天即回电毛泽东，提议最好先由林彪或朱德出面，打开谈判之门，待有了眉目，毛泽东再出面。
但毛泽东这时仍决定要去见蒋。他于8月29日、9月3日先后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趁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从这个“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可见毛泽东见蒋的心情是何等急迫。
毛泽东执意要去见蒋，而周恩来则坚持认为此时不宜见蒋。9月5日周恩来致电延安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见蒋时机尚未成熟”的意见。
经过几番函电往还，周恩来终于说服了毛泽东暂不出面，只派出因平型关大捷而闻名于世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做代表。
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前往西安。时因连日大雨导致山洪暴发，路断难行，待林彪赶到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了。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林彪一行于9月29日离开西安，乘车经宝鸡、广元、成都、简阳、资中、内江等地，于10月7日晚风尘仆仆抵达重庆。当晚，林彪随周恩来、董必武住城内曾家岩“周公馆”，林彪的其他随行人员住郊外红岩嘴办事处。
以往人们注意得较少的是，毛泽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不仅在刚开始时一心想要见蒋，而且在谈判开始后，还有进一步的表现。
11月份，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提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表示对共产党问题重在政治解决。国共关系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到延安发放救济款，也是一种关系好转的表示。
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就对这次的重庆谈判抱了很大希望，他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方面关于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即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4军12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即停止抓捕共产党人、停止打内战、停止封锁边区，发给中共军队军饷、武器弹药、医疗药品）。毛泽东并称赞蒋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且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写了封言辞恳切、态度谦恭的信托郑延卓带给蒋介石，信中称：
前承宠召，适感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326页）
周恩来一手操办的谈判
严格说来，这次重庆谈判的双方，中共方面是林彪，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是蒋介石。因为林彪的身份只是昔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一个学生和今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的一个师长，身份地位太不相称。林彪是代表毛泽东来的，与之对等，蒋介石也就指派了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具体代表。
10月13日，林彪由张治中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林彪按周恩来的授意向蒋报告：毛甚愿见蒋，唯适患伤风未来。蒋介石则请林彪代问毛泽东好。
此后，林彪即与张治中进行具体谈判。谈判内容均由周恩来授意部署（周恩来有时也直接参加谈判）。其间，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林彪此次来重庆谈判，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这实际上就是周恩来为这次重庆谈判定下的目标。
从《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等书可知，这次重庆谈判，中共方面的总策划、总指挥实际上是周恩来。谈判的意向最早由周恩来提出，谈判的人选也是周恩来提议派出的林彪，谈判的内容则全是周恩来提出的方案，甚至林彪在谈判中要说些什么，都是周恩来在一手布置，耳提面命。如《周恩来传》就有这样的记载：12月16日，“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向蒋介石的谈话要点”。
国民党方面，张治中显然也是一切都得听蒋介石的。
因此，这次重庆谈判，可以说是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
断断续续谈到1943年1月，因双方分歧太大，中共方面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形成4条意见，大意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即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军队问题，中共掌握的军队希望编4军12师，按中央军队待遇；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中共军队的对日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做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
蒋介石身边的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唐纵，在1943年1月2日的日记中对中共这4条的评价是：“按中共意图，仍欲扩军，并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在社会上之活动。”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一般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看法。
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召集临时军事会议讨论，会上发言的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说：“好吧，再说吧！”
谈判就此进入搁浅状态。
正当这次重庆谈判搁浅期间，国际上发生的一件大事进一步对这次谈判的终结带来了影响，即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谈判自然无法再按此前的原则进行下去了。因为国民党方面不少人考虑的已经是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解散党组织的问题了。
6月4日，周恩来与张治中约谈，张治中说，参谋总长何应钦称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则趁机提出他要与林彪一起返回延安汇报，并希望与林彪见蒋一次。
3天后，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也就是意味着这次谈判的正式终结。
在唐纵日记中，还有一则关于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之前与张治中最后谈话的有趣记载：6月13日，“周恩来、林彪与张部长谈话，张部长问周云，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局，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林彪云，到那时自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容易办。林彪表示，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首先树立诚心！就是使共产党能相信国民党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之保障”。
在谈判之余看戏
林彪在这次重庆谈判期间，逗留的时间这么长，除去日常工作、学习外，在重庆还有些业余活动。在随林彪一起到重庆的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所留下的日记中，有些这方面的具体记载。
1942年10月18日：“晚餐八时半至戏院（精神堡垒附近），电影尚未散场（因是借用影院舞台），等至九时余才入场，我们一路有恩来、小超同志及邀请之二客人，林师长与余共6人，因系荣誉票，故座位较前列，在第7排（荣誉券分200元、100元、50元3种，我们是50元的荣誉券），普通票则十数元不等，座位则在后排，观众甚拥挤，男女颇多西装革履、卷发旗袍。是剧为中华剧艺社第16次公演，是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为筹募生产事业基金敦请该社演出者，剧名《法西斯细菌》，夏衍作剧。演出应云卫，导演洪深，舞台监督苏丹。描写香港陷落（一九四一年圣诞节陷落的）前后许多富人的财富，顿成泡影，科学研究事业也被摧残，演艺尚佳，颇多警语，如‘没有书本，不准看书，是法西斯蒂的特征’，‘法西斯不扑灭，国家民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女主角静子（白杨饰）则以日本女子的立场认为‘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恢复日本人的人性’等等，约一点四十分散场，陪恩来同志回红岩嘴已下夜二时半矣。”
11月8日：“晚餐后，晓梅邀至曾家岩同董老、林师长、徐冰、飞虎等一路至国泰观汉剧，有杨滚教枪、探花、二进宫、辕门斩子等节目，颇精彩。须生吴天保扮杨六郎，唱工做工都好，该剧队主角云。”
11月15日（星期日）：“下午一时与林师长、龙飞虎等在第一剧场观平剧，有‘宝莲灯’等闹剧。下午八时回红岩嘴。”
11月28日（星期六）：“下午九时往国泰观话剧——于伶之《长夜行》，由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协进会为筹募社会事业基金，敦请中华剧艺社第17次公演，甚精彩。至下夜二时回曾家岩就宿。同观者有周、邓、林、坤元、飞虎、泰隆等。”
1943年4月10日：“下午进城，在曾家岩晚餐后，与董老、小超、林师长、子正等赴抗建堂看话剧《小主人》，描写海滨渔家被日寇破坏，儿童流浪，遭受摧残，情节轻松动人，该剧系育才学校戏剧组演出，演员均十龄以上之儿童演出，编剧陶行知，导演董林肖。”
1943年4月17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同董老、林师长至道门口看《家》，原著巴金，编剧曹禺，导演章泯，中国艺术剧社公演，……布景迅速、逼真，尤其是彩霞、雪月等，演艺亦精熟。”
这些记载中的“林师长”即林彪。“董老”即董必武，“小超”即邓颖超，“坤元”即孔原，“飞虎”即龙飞虎，“泰隆”即颜泰隆，“子正”即薛子正。
从伍云甫日记中还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和物价（伍云甫日记中对当时物价的许多具体记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可以从日记中感受到当时陪都重庆的社会气氛，已经没有皖南事变前后那样的紧张、压抑了。伍云甫他们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到处游逛，购物，走亲访友，进西餐厅或小饭馆吃饭，到跳伞塔跳伞玩（伍云甫为此还跌伤了脚），没见到有什么特务跟踪、宪兵刁难之类的记载。这可以理解为是这次重庆谈判得以进行的特定时代背景，也可以理解为是这次重庆谈判的一个间接成果吧。
谈判中的请客吃饭
这次谈判断断续续拖了八九个月。虽无什么实质性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自皖南事变以来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打开了谈判之门，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一些铺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谈判却不能没有请客吃饭。这次重庆谈判期间，为联络感情，国共双方都有过一些宴请。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的日记及林彪的随行人员伍云甫的日记中的分别记载，大的有这样几次：
1942年10月17日晚，康泽、滕杰以黄埔军校同学名义宴请林彪、周恩来，请张镇、郑介民、陈介生、唐纵作陪。
10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宴请林彪、周恩来。
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派驻十八集团军的联络参谋郭亚生、陈宏谟在小洞天川菜馆请钱之光（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龙飞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副官）等吃午饭。
10月29日晚，军令部联络参谋郭亚生、陈宏谟在上清寺卡尔登餐厅宴请周恩来、林彪、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伍云甫等。
10月31日晚，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领事巷16号康心之公馆宴请周恩来、林彪、董必武、邓颖超、伍云甫等。
11月10日中午，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请周恩来、林彪吃饭，唐纵作陪。
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黄埔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作陪。
在离开重庆之前，6月20日晚，周恩来、林彪约请一批黄埔同学在卡尔登餐厅就餐，等于是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周、林一行于28日清晨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宴请最集中、次数最多的，是刚开始谈判的1942年10月间。因为周恩来和林彪曾经分别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因此在这些宴请中，以黄埔军校同学名义举行的次数最多。而这些宴请中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著名特务头子（也算是黄埔校友）戴笠的宴请。可见，在当时全民一致团结抗敌的大背景下，即使是最坚决反共的特务头子，也会以宴请来向共产党代表示好。
周恩来醉酒
在唐纵的日记上，关于1943年6月14日宴请的情况，有如下一段有趣的记载：“晚上，张部长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黄埔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作陪。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
周恩来酒量过人，难得有酒醉的时候。而这是关于他酒醉的一次明确记载。
这里提到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贺衷寒，字君山，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后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
此人的经历颇有意思。他早年曾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过董必武创建的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1921年21岁时受中共派遣，以中国代表团“武汉学生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叫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因与团长张国焘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团籍——否则，他若留在中共方面，还应算是“开天辟地”那一代中的人物呢。以后，他在黄埔军校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分子。北伐时期，他曾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抗战时第二次国共合作，1939年，他率西北慰问团到延安，会见过毛泽东。
这时，贺衷寒正担任着国民政府社会部劳动局局长、《扫荡报》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
他和周恩来在这次宴会上是为什么问题争论得“言词态度各不示弱”，未见记载。不过，从唐纵日记中“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一语可知，当时双方都还是以团结为重的，否则就不会担心“不要破脸”而是巴不得看笑话了。
这也是那次重庆谈判时的时代气氛。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