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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年代的兵，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所在的连队上过珍宝岛，到过老山前线，可这两件大事我都没沾边儿。前者是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我才入伍，后者是因为虽然人人都写了请战书，但连里只有两个人如愿以偿，去了云南前线，而连队则接受任务去黑龙江。回来那天，全团留守官兵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我们“凯旋归来”，那场面真叫热烈，令人激动，可心里却不是滋味，唉，没放一枪一弹，也成了凯旋的“英雄”？真是惭愧哟。
       那时候部队里有两句顺口溜：“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通信兵”，这在我们无线二连很突出。农村来的，时不时闹出个和当地女青年“挂钩拉线”的风流事来，虽然这种事只是个别现象，却让连长指导员大伤脑筋。城市兵在平时有点松松垮垮，也没少给连队捅娄子。只说一件事。连队休息日外出率控制在１５％，有个星期天，几个城市兵凑到一起上街，就像是公园里跑出来的猴子，首先想的是找个大馆子饱餐一顿。那时连队的伙食太差，一天一顿细粮，冬天里上顿下顿的清水煮白菜，没有一点油水，眼睛都锈住了。这就闹出了个沈阳市的“园路餐厅”事件，几个兵和老百姓发生了纠纷，把餐厅给砸了。个别市民很会“上条子”（指夸大事实），对赶来处理纠纷的团领导说，２０多年没看到国民党了，这下又看到了。你说这事儿，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不说，闹得全连抬不起头来。
       尽管二连出了不少“个别现象”，可有一样也是全团公认的，军事技术过得硬。即使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也没忘了“天天练”。用行话说，二连的报务员发出的电报是“一个调儿”，只这一点，是其他无线连队学不来的。遇到个突发事件，执行个特殊任务，团长首先会想到，派二连去吧。我在二连整整１０年时间，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技术本领也一年一年地传下来，二连称得上是通信团当之无愧的“王牌”。
       赶赴灾区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凌晨，我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醒来。当我和战友们跑出宿舍时，大地还在黑暗中摇摆。大家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但震中在哪里，灾难有多重，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确切的消息。前一年，即１９７５年２月６日，海城、辽南一带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们连派出两个电台，到海城执行抗震救灾的通信保障任务，我在海城待了３天。时间虽短，印象却极深。听海城驻军一位战友说，地震时，先是感觉大地在上下跳动，隆隆作响，使人寸步难移，灰蒙蒙的夜空电光频闪，可怕的地光预示着灾难的降临。数秒钟后，上下跳动的大地变成左右摇晃，当人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大地在一分钟之内已恢复了平静。
       海城地震的经验使我感到，如果震中发生在我们所处的沈阳，那么不过是一次４级左右的轻微地震，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如果我们经历的只是一次强烈的“震感”，那么震中离我们越远，震级就越大，造成的灾难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地震后的第二天上午，连里接到命令，派出分队去唐山抗震救灾。
       我所在的电台再一次接受了抗震救灾的任务。
       那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天灾人祸，坏消息不断，我个人的入党问题也是一波三折。那年５月，连党支部讨论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填了《志愿书》，报营党委审批。这对我来说，入伍６年多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是个天大的喜事。可就在这期间，却出了一个想不到的事来。
       ５月初，连里文书外出学习，连长决定让我代理几天文书工作。文书工作相对轻闲，平时除了管理战士档案，处理少量文字事务外，可以找个借口自由活动，不受连队学习和训练的约束。
       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从北京探家归队的战友带来很多“小道消息”。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这时也不再盲从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始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特别是总理逝世以来，从上级下来的指示是“丧事从简”，并借此名义，不许进行各种悼念活动。我们连胡军的父亲是和总理同一天去世的，这位１９３０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好像死得“不是时候”，当地革委会借口“丧事从简”百般刁难，把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视为“民主派”，贬损他们的历史功绩。大家在暗地里对江青一伙没少揭老底儿、说“坏”话。战友们私下里传抄着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
       我抄录了一首据说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词《诉衷情》：“父母忠贞为国酬，何尝怕断头。今日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我用圆珠笔把这首词抄在一张香烟的锡纸上，压在枪库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这天上午，我正在连队俱乐部里出黑板报，台里（指电台）战士李建国急匆匆跑进来对我说，快去枪库看看吧，你抄的那首词被宣传股黄干事拿走了。
       我心里一惊，当时社会上正在“追查反动谣言”、“追查天安门广场反动诗词”，想不到会查到部队上来。最担心的是如果那首词被认为是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我入党问题怕是要“泡汤”了。那时入党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有的人因成分高，一辈子都别想入党。和我一起出黑板报的老司，技术好又能干，因为哥哥在农村盗窃粮食判了刑，无论他怎样与哥哥“划清界限”，入党要求如何“迫切”，始终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我在陆校当教员时，教研室的孙主任是地主家庭出身，一辈子勤勤恳恳、唯唯诺诺，花白头发了，还在经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直到８０年代初才跨进组织的门坎，一激动交了近千元党费，大家都嘲笑他“傻帽儿”。唉，那个年代的我们是想当“傻帽儿”而不得。为了入党，我说不清主动到炊事班帮了多少次厨，到菜窖“倒”了多少次白菜（连队冬季主要蔬菜，需经常“倒垛”修剪，防止腐烂），休息天义务出了多少次“公差”（连队习惯用语，指干杂活）。想想看，正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节骨眼儿上，要是因为这么个事影响了入党，能不着急吗？
       我急忙跑到枪库，办公桌玻璃板下面的锡纸不见了。平时，枪库是严禁他人入内的，只有我和连长各有一把钥匙。李建国说，黄干事是接到“举报”后下来追查的，连长也没有办法，所以打开枪库，叫黄干事把那张纸拿走了。
       我感到情况不妙，首先想到了日记本，那里面可记了不少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可能会被认为“反动”的东西，如果被查出来，比那首词的事儿大。那个年代，因日记获“罪”的人很多。
       那本日记就装在挎包里，挂在墙上。我伸手一摸，日记还在，这才放下心来。于是我把认为有“问题”的那几页撕下来烧了，有一页只有一段文字涉及现实，索性用墨汁涂掉几行了事。
       我把想到的事情处理完毕，大约半小时的光景，黄干事就来了。我暗自庆幸这半小时的“疏漏”，是天赐良机，还是黄干事有意这么做的，不得而知。
       黄干事问：“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我装糊涂说不知道。于是他就从文件袋里掏出那张锡纸来，“这是你写的吗？”
       我接过来看了看说是。
       “你从哪儿抄来的？”
       “是毛主席没发表过的，我参军之前就见过。”我想尽量避开当前这段敏感日子，就打了个“马虎眼”，一竿子支到七八年前。
       “少扯用不着的，你是最近才抄的。”
       一问一答，没有什么结果。黄干事很生气，把那张锡纸晃了晃说：“哼，这也叫诗？一点儿文采也没有，还说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能写这么拙劣的诗吗？”
       我心里想，那的确不能称之为诗，准确地讲，应称之为词。至于是不是毛主席写的，还真拿不准，因为的确没有见过公开出版物。
       “你的日记本呢？”
       那时候检查别人的日记比看自己的还要方便。我把日记交给他，心里暗自得意。黄干事仔细地翻着我的日记本，看到我撕掉的那几页后皱着眉头问道：“这几页为什么撕掉了？”我说那几页是出黑板报打的草稿，写得太乱，撕掉了。他疑惑地看着我说，“你别编瞎话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的眼睛盯在那几行用墨汁涂掉的字迹上，仔细地辨认着，想认出究竟写的什么。还特意拿到太阳底下，反复地照着。最后，还是失望地回到屋里。实在问不出什么，黄干事真有些不甘心，说你的事不算完，你要把这首“诗”的来历写个材料交给我。打这以后，黄干事一直没有来，但我入党的事也被搁置下来。我感到十分郁闷，这６年兵算是白当了，因为一首词丢了党票，怨谁呢？怨组织？组织上可没让你跟着“右倾翻案风”跑，出了问题，有的人面孔一下子就变了，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之一带头起来反对我入党，谁让你抄“反动诗词”来的？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和组织上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他那样子，就好像是代表了党组织。
       这样拖了两个月，唐山就闹了地震。
       地震是７月２８日凌晨３点多发生的，当天下午团里接到去唐山抗震救灾的命令，其中一营抽调３０多人，组成３个小分队。我所在的二连由台长韩德新带领，约１０人，配属一辆“单边带”通信车。三连由副连长乔福江带领１０余人，配属一辆中继车。从沈阳出发，由火车输送到唐山。
       那天晚上，我躺在闷热不堪的“闷罐车”里难以入眠，一直想着心事，这次执行任务，一定要好好地“表现”一番，这是给我一次“戴过立功”的机会。
       第二天接近中午，火车到了锦州。我们在兵站里吃了午饭，这里吃午饭的军人足有千余人，都是沈阳军区赶赴唐山救灾的部队官兵。午饭后就回到闷罐车上待命，谁也不知道火车究竟何时出发。天气闷热异常，连一丝风也没有，坐在闷罐车里，军装被汗水湿透了，裸露的两只胳膊就像冒了一层油。直到下午两点多钟，车才启动。风从敞开的门灌进来，凉快多了。当天下午，天气忽然转阴，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雨，电闪雷鸣。闷罐车又颠簸了一夜，走走停停，行速极慢，有时就和骑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我知道这里距离灾区已经很近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昌黎下了火车，乘上连队的通信车向唐山方向行进。来到滦河的时候，见许多部队已集结在岸边，那座横亘两岸的路桥由于地震几近坍塌，两侧的护栏掉到河里，很多车辆在桥上由执勤的战士引领缓慢通过，稍有不慎，随时有掉到桥下的危险。在桥的右侧约５０米处，舟桥部队正在水面上架设浮桥。水深流急，因此战士们都穿着草绿色的救生衣。处于紧急状态下的部队任务在逐级下达，行动是紧张有序的。出昌黎县城不久，再次遇到险情，一座公路涵洞已经“塌了腰”，随时有坍塌的可能。为了及时赶到灾区，所有通过的汽车都没有停留下来，而是从涵洞里疾驰而过。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开滦县城，这里已是地震的中心地带。眼前是一片断壁残垣，见不到一处完整的房子，那里的平房多数是用石头砌成的，缝隙间以石灰勾抹，经不住地震的剧烈晃动，因此倒塌之后，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一样，成了一堆乱石头。路上的行人大都衣不蔽体，男人们赤裸着上身，裸露部位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痕。
       我们在街区的道边上待命，炊事班煮了满满一行军锅挂面条。我盛了一大碗，因面条很烫天又太热，就端在手里，一根一根地挑着吃起来。这时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抬头一看，是一位７０岁上下的老者，光着膀子，穿一条白衬裤，裤腰上别个纸卷，红色的铅印字看得出来，是广为散发的中央给唐山、丰南一带地震灾区的慰问电。我把那碗面条递过去，没等我给他找双筷子，他已经用手抓起面条塞进嘴里，三口两口就把滚烫的面条吃个精光。我又给他盛了一碗，他一边吃着，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了句话：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他用手比划着：一家七口人，就剩下我一个啊！说着话就站在那里呜呜地哭起来。我不知所措，一时想不出如何安慰他，就从挎包里拿出两张油饼塞到他手上，那是出发那天炊事班烙的，已经干巴得不成样子。老人哭着走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眼前始终浮现着老人的身影，那碗滚烫的面条，那张别在老人裤腰上的慰问电。
       在开滦最初的日子里
       我们在开滦一中的操场上安营扎寨，搭起了帐篷，先期到达的４０军军部设在这里，尔后又有部队陆续赶到，整个操场帐篷林立，成了抗震救灾的指挥中心。
       我们选择操场的东南角架设电台，以保证与沈阳方面的通讯联络。隔着一条七八米宽的街路，对面是一片杂树林，一辆推土机整日轰鸣着，推出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土坑，那是地震中死亡者的临时墓穴。全家罹难的即合葬于较大的墓穴中。较小的墓穴，是安葬每个家庭中个别遇难者的，在下葬的过程中，有亲人跟在后面，在新坟上做了标记，以便善后处理。在我们架设电台的一小时内，即看到５个遇难者遗体被从附近倒塌的房子里抬出来，遗体用被子包裹着，４名解放军战士扛着木杠，每人扯起被子的一角，固定在木杠两头的铁丝上，然后一步一颤地抬到那片杂树林中。战士们的军装已被汗水浸透，脊背上满是汗渍。由于天气炎热，并且是震后的第三天，空气里弥漫着阵阵腐臭，令人喘不过气来。
       这个时候，有一名战士晕倒在掩埋遗体的地方，我们急忙把他抬到背阴处，一时找不到医护人员，只好给他灌冷水，往脑门儿上敷凉毛巾，使他苏醒过来。得知他是４０军某部的，地震当天就赶到这里，由于事发突然，对灾情估计不足，他们来时仅带了铁锹和镐头，可面对倒塌的混凝土建筑、预制板和石头堆傻了眼，这些工具根本用不上，只好用手扒，往缝隙里钻。后勤保障也出了问题，从早上干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因此连累带饿，体力不支而虚脱了。我们把硬邦邦的油饼拿出来给他吃了，后来就来了医护人员，把他接走了。
       当天下午我们的电台即与对方沟通了联络，留下值班人员后，其他人领受了抢险救灾任务分头行动。部队发给每人一只防毒面具和一个急救包。由于天气炎热，戴着橡皮的面具，感到昏头昏脑，腐臭的气味照样从过滤罩里钻进来，最后大家只好摘下来，用白毛巾系在口鼻上。
       一中操场北侧，有六七排倒塌的平房，一个青年学生把我们领到其中一户的房顶上，对我们说，他的英文老师就住在这里。大家开始扒房顶，干了足有三个多小时，才在房顶扒开一个洞，一位战友抢先爬进去，摸索遍了每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人的踪影，最后失望地爬出来，手里拿着几张英文唱片，证明确是英文老师的遗留之物。那个青年学生很伤心的样子，对我们说，为了给我们上课，他一个人临时来到县城，住在这间简陋的平房里。他肯定是遇难了，因为他家在唐山市区，那里的震情比这严重得多。在后来的几天里，战友们从废墟里扒出３具遇难者遗体，掩埋在民房附近的空旷地带。
       最令我们痛心的是，在一栋４层建筑的楼顶，能够听到一位幸存者呼救的声音，他被深埋在厚厚的数层预制板之下，战士们无能为力，后来调来一辆吊车，楼板挑起一层又一层，还是找不到能够接近他的路径。几天下来，他的呼救声变得越来越微弱，偶而还能够听到他敲击暖气管的声音。最终将他抬出来时，是震后的第七天，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水的故事
       在开滦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用水成了最大问题。街区的自来水完全陷于瘫痪，在一中北侧不远处的一口水井，每天都围满了提着水桶的群众。我们第一次打水做饭时，人们主动让开一条路，并为我们打满了两桶水。这时，又有两名战士拿着脸盆来打水，两人都是灰头土脸的，满身汗渍，显然是从救灾现场下来的。井台上一位光膀子的中年人问道：“你们用脸盆烧水吗？”那战士倒实在，回答说：“不是，我们想洗洗脸”。话一出口，立刻有几十双饥渴的眼神扫视过来，我听到一个人在嘟囔：水都喝不上了，还要洗脸。这时光膀子的中年人二话没说，就把柳罐里的水倒进了脸盆。我感到浑身火烤一样难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们是救灾来的，老百姓把我们当成亲人，可我们还和他们争水，这场面真够尴尬的。为了回避这种窘境，大家分头去寻找其他水源。
       一中西侧有一个较大的水泡，每天都有很多居民聚集在那里洗洗涮涮。那水泡是天然形成的，浑浊不堪。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用水，也顾不了许多。我们从水泡里打回水来，然后放几片净化剂在水桶里，用来烧水做饭。约在两天后，我们在一片菜地里发现了一口水井，距地面七八米的井下，清亮亮的井水能照出人影来。大家既惊喜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这里来打水？当时也没有多想，大家每天都到这里取水，既避免了和老百姓争水，也不用再吃泡子里的污水了。
       几天之后，我和战友又去那口水井打水。菜地里有个老头正在浇地，他愣愣地瞅着我们，忍不住问道：你们打水揍（做）啥？我回答说：烧水做饭。“唉，你们知不道喂，这井水不能吃啊。”老头的唐山口音很重，令我们忍不住发笑，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原来在地震前，有个妇女投井自尽，一周之后才被人发现并打捞上来。此后，人们在浇地时，都不用这口井里的水了。你说这事，不知道也就罢了，这几天也没有喝出异样的味道来，可谜团一旦解开，害得大家好几天嗓子渴得冒烟也不想喝水。
       不久，部队调来了专门送水的汽车，才最终解决了吃水问题。
       灾区的孩子们
       在营地周围，常有几个七八岁的小学生在操场边玩耍，他们都是附近居民的孩子。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儿，戴着井下工人的柳条帽，常把家里的工具拿来叫我们用；有时中午开饭时，他就拿来一个大洗脸盆，炊事班给他盛上满满一盆高粱米饭，足够他一家人吃的。混得熟了，我们就把他叫做“小矿工”。“小矿工”一家是幸运的，９口之家，竟无一人在地震中伤亡，这在整个震区是不多见的。有一天，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绿色的鹦鹉，被战士们捉住，正不知如何拯救这个小生命，“小矿工”飞快地跑回家，取来一只鸟笼子。由于缺少饲养条件，那只鹦鹉在第十天头上死掉了。大家为此还难受了好几天。还有一位叫李红的小姑娘，那年刚好７周岁，上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后，她就来到我们通信车跟前，看着战士们忙来忙去。
       从李红的口中得知，她们一家４口，地震中，爸爸和弟弟遇难，是舅舅把妈妈和她扒出来的。她把舅舅指给我看。不远处，一个４０岁上下的中年人在用油毡纸苫地震棚，那人瘦小异常，着短裤，刀条脸，削肩膀，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真想不到这个干瘪的“小老头”，会从废墟里救出两个活人来。那些天里，总能看见“小老头”在不停脚地忙碌着，有时推着“排子车”（一种独轮的小车），推一车捡拾来的破烂。更多的时候，就是没完没了地加固那个简陋的地震棚，连日的降雨使他深受其苦，铺在棚顶的油毡纸不知重新苫了多少次。
       一天，我们从废墟里扒出许多遇难者的生活用品，集中在开滦一中的操场上，登记造册，以便日后交给他们的亲人。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惨叫。走到跟前，见一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衣衫褴缕，蓬头垢面。这不是“小老头”吗？刀条脸，削肩膀，不停地哀求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他的身边，站着一位戴着“城市民兵”袖标的青年，手里挥着一根柳条，他大概是打累了，两手叉着腰在那喘粗气。这些“城市民兵”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对“阶级敌人”决不手软。有一天，开滦的街头驶过１００多辆汽车，上面由城市民兵押解着数百个治安犯罪分子游街示众，有趁火打劫的，有制造谣言的，还有盗窃国家财产的。听说非常时期，民兵们有权力在罪犯抢劫和盗窃国家或他人财产时，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当场击毙。所以他们也和军人一样，都配发了半自动步枪。时常看到有人朝天射击过枪瘾。这次看到他们这样对待“小老头”，真是有点动了恻隐之心。我上去问：他怎么了？青年民兵脸上挂着霜，对我说：“这老家伙是富家分子，从别人家的房子里扒出一袋子大米，用大缸埋到他家房后了，你说这家伙多么可恶！”富农分子在那时是被管制对象，又有盗窃行为，那就是罪上加罪，谁还敢对他有任何同情的表示？我只能默默地走开，听他在那里爹一声妈一声地干嚎。这时，我看到李红站在不远处，瞪着一双充满惊恐和困惑的眼睛。我不知该如何去安慰她，只好把她领到通信车敞开的后门前。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了，通信车的左侧，新起了９座坟茔，已经有人来到坟前摆上供奠之物，哭得凄凄惨惨。该是团圆的日子，却有许多人长眠在这里，带给亲人们无限的哀思。我把分到的苹果和月饼送给李红。她手里捧着苹果舍不得吃，只是不时地用鼻子闻一闻，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吃呢？叔叔们还会给你的呀。她说：我要把苹果留给妈妈。现在回想起来，李红应该是３７岁了，不知她现在是否生活得好，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
       ９月９日下午，我们在开滦一中的操场上收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天晚上，即接到紧急命令离开灾区，乘上返回军营的火车。
       这年的１１月７日，连队党支部鉴于我在唐山抗震救灾时的表现，批准我加入党组织。那首被黄干事“审查”的词，后来收录于《毛泽东诗词赏析》之中，由多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说明它的确是毛泽东的原作。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１９９９年６月，我因公出差来到唐山。重返这座城市，当年满目疮痍的景象不复存在，城区内高楼林立，树木成林，一座新型城市在废墟上建立起来。唐山的灾后重建，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就大有希望。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