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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对《日苏中立条约》的不同看法
作者:蒋 健

《文史精华》 2006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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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精华》2004年第3期周英才《王造时“反苏”真相》一文谈到对《日苏中立条约》的历史评价,认为“事实表明,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本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兹归纳如下: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以本国利益为前提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的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3国同盟成立。一直认为中日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的蒋介石认为:“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当时德意日的行动方向不明,德军西攻还是东攻,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皆在未知中。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日军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再无力西进,重庆可保无恙,故“中日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但因为英美苏之间的矛盾,倘贸然从事,“遭俄国忌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独以日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我乃决定取舍。……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但现在美苏尚未参战不必急于表态。日本一旦南进,则可自保实力,“以待美日海战之结果”,“如果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52-62页)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重庆国民政府实际上交替或同时运用蒋介石所提出的上、中、下三策。正如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认为“自己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
       当时的苏联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孤立无援的前期给予中国巨额贷款和武器援助,而且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仅1938年l—10月,中苏空军击落击毁日机264架(《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282—284页)。德日意3国同盟的成立使苏联也受到冲击,虽然苏联政府一再声明在欧洲战争与中日战争中严守中立(实际上一直给中国军援),但确信德、日是苏联潜在的敌人。苏联认为德国正准备攻苏,问题的关键在于苏德一旦作战,日本将如何动作。如果日本不北进,苏联就能避免陷于腹背受攻的困境。1940年10月6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向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奋战的英勇的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蒋介石立即复电表示感谢。苏联政府认为:“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斯大林还派日后扬威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崔可夫将军任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苏方数次派员向中方表示:对履行商约应交中方之物资,愿积极运交,其种类包括大炮、机枪、飞机等。1940年12月,崔可夫等15名苏联顾问、专家来华,苏方向中方运交了100架轰炸机、148架战斗机、300门大炮、500辆汽车及其他军火物资(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第35-40页)。苏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实际上也给了苏联很大的帮助,符合苏联的利益。
       中国抗战各方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
       苏联政府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虽然这是苏联为避免腹背受敌的权宜之计,因为不采取这个措施,苏联势必面临德、日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但显然这个声明有害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使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愤怒的是传言日苏间还有两项密约。
       为此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于4月14日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第三国之间所谓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协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但应该注意到:就在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定的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此次苏日订约基于苏联保持和平,并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无变更。”
       4月14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等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
       4月16日,中共中央就《日苏中立条约》发表声明,认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4月19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特讯:认为关于苏日条约,苏联政府“业已向我方正式说明,谓此约完全与中国无关,而苏对华政策,并无变更”,“就两国一般直接关系而论,实际上确亦无所变动,西北商务亦正在畅通。”(《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699-702页)
       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还从英美驻苏大使处得知“日苏此次未另有密件”,所谓日苏间另有两项密约的传闻不确。
       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于4月19日向蒋介石说明,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以后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中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呢?他原已决定:“除由外交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在接到苏方作出的解释后,蒋介石于4月24日通告各地军政要员,对《日苏中立条约》利害得失作出如下分析:条约对苏有利,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对日本则有害无利。苏联订立此约之用意不外4点:“(一)欲诱导日本海军,策动其南进。(二)鼓励日在东北陆军南进,或转用于中国战争,势将遭到消耗。(三)解除苏联东顾之忧。(四)动摇三国同盟。此外,苏日条约订立后,已使英美对日备战日亟,敌视益深。此项条约订立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其所能抽调之兵力有限,不过六个师团,不足构成太大威胁。日苏在外蒙、满洲问题上的共同声明,虽最足遗憾,且为我始料所不及。但此事纯为目前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也。”(《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132-136页)
       也就是说,蒋介石认为日苏条约对中国利大于弊。蒋介石确信德国不久将攻苏,因此决定尽力平息事态,指令各报刊不得刊载攻击苏联的文字。断定日苏、德苏关系不久必将有所变化,决定维持对苏友好关系而对《日苏中立条约》不予置理。
       可见上面的事实表明,后果并不像《王造时“反苏”真相》一文所说:“极其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无论是国民党的蒋介石、邵力子,还是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持中间立场的《大公报》,都对《日苏中立条约》表示了理解,中苏友好关系没有受到破坏,汪伪政权的挑拨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是历史的短视
       救国会的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9人出于一时的爱国激情,于4月19日向苏联领袖斯大林发了一个公开的抗议声明,即《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将斯大林的头衔写成“大元帅”显然不符合历史,因为斯大林1943年才成为苏联元帅,而成为大元帅则是在1945年5月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后的事情),指出了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
       另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陶行知虽然赞成信的内容,但不赞成公开发表。但由于王造时将信送给国民党的中宣部长王世杰去公开发表,这无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事实上,国民党、蒋介石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只是把它拿到香港媒体发表。
       该公开信的大部分签名者后来也意识到这样做缺乏历史远见,比如说沈钧儒“先生基于单纯爱国主义思想,亦签了名。周恩来得悉后,将当时国内外形势及该声明在客观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告知先生;萨空了和李公朴亦同访先生和沙千里,提出当时发表这样的声明有不妥之处,不利于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先生听后,认为意见很对,当即表示撤销签名。事后,还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沈钧儒年谱》2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年救国会的成员钱俊瑞这样回忆《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沈钧儒态度的转变:“当1941年4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讲清楚,对他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沈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做一番宣传。’”(《沈钧儒纪念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3页)
       当时签名的一共9个人,除起草抗议书的王造时正在江西外,只有章乃器一个人继续坚持公开信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章乃器虽然在这件事上没有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还是让他出任了粮食部部长),其余沈钧儒、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等7人从大局出发,对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完全改变,公开表示撤销签名。
       那么王造时的态度呢?实际上,王造时本人后来回忆“我也觉得错了,但是没有向党在重庆的负责同志(引者注:指周恩来)表示过。我从什么时候觉得斯大林同志做对了,我们做错了呢?是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开始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苏联一定早就掌握有希特勒攻苏阴谋的情报,为避免日本帝国主义的夹攻,造成两面作战不利的形势,不能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箭头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正是英明的一着。”(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17-218页)
       《日苏中立条约》确实是权宜之计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进攻苏联。中国政府对苏德战争的前景也十分关切,担心苏若不支,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于中国甚为危险。7月21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大加赞扬,对英勇抗敌的苏联人民表示支持与敬意,表示“我中苏两国友谊深厚,唇齿相依。在今日更应在反抗侵略之同一线上……以达我两国同舟共济之使命”;同时希望美英以实力援苏,促成中美英苏之合作。此时美英都表示愿意援助苏联抗击德国侵略,因此邵力子8月21日向蒋介石建议,在援苏上“我国得天独厚,亦宜当仁不让”,可以钨锡等苏方急需之工矿产品运苏济急,蒋介石马上应允。中苏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而苏联政府在即将取得对德作战胜利的前夕,于1945年4月5日单方面宣布废止《日苏中立条约》,并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为实行统一的指挥,苏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下辖3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航空兵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是正义之师,而且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兵力雄厚,与日军相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全面优势,运用了他们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导致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565-569页,解放军出版社)。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苏军“歼灭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约8.3万余人被击毙,60.9万余人被俘,俘虏中有(陆海军)将级军官148人,苏军伤亡3.2万人。被苏军缴械俘虏的有:日军23个步兵师、10个步兵旅、1个摩托化敢死旅、2个坦克旅、2个航空旅、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伪满军11个步兵旅,伪蒙军2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以及其他各兵种和特种兵的许多兵团和部队。”(彭训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4卷第613-61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也就是说,伪“满洲国”最终被苏联红军推翻,“满洲国”皇帝溥仪也被苏军俘虏以后引渡给中国。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