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沧桑纪事]一名小八路的人生大错车
作者:闻 章

《文史精华》 2006年 第08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怪人老刘
       1974年入冬以来,刘振义就开始忙乎,拿着各样的食品票到副食店排队,把猪肉呀饼干呀等等的买来,把怕热的东西冻在宿舍后窗外面。有的食品票是跟别人借的,或者是拿别的东西与人交换来的。这样一点一点地攒,到离年将近,他已经攒够了两布袋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他拥有了这样多的好东西,无异于阔佬。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终于可以到东北的大庆市去探亲了。为了这次探亲,他不是准备了一冬,而是准备了好几年。东北是那样远,天又是那样冷,路费又是那样多,他不可能年年回去,他不得不采取“攒假”的方法,把好几年的探亲假加起来,多待些日子。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老刘啊,你是旱时旱煞,涝时涝煞。”老刘这时的年龄还不到50岁,身体亦健壮,然而夫妻两地分居,隔好几年才能有一次相聚,所以才有旱涝之说。没想到刘振义勃然大怒,吼道:“你是混蛋!你真是混蛋!”跟老刘开玩笑的是一个年轻警察。那警察挨这一顿骂,扭脸就出了屋子。那警察在背后跟我说:“老刘这人,真是神经病!”
       终于有一天,老刘很郑重地告诉说:“小靳,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已经买好了车票,腊月二十那天晚上七点,我坐火车到东北探亲。”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这样才能使人明白。1972年秋后,我到沧县交通局当临时工,在修了一年公路桥之后,被留到稽征所收养路费。稽征所属县交通局,却受地区交通局的委托,征收沧州地直和沧州市的运输车辆的养路费。因此稽征所就设在市区各个路口。那时车少,每到月初月末我们就骑着自行车送证上门。对于漏征的各地车辆,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手持红绿两面小旗,在路口拦车、查证。查到之后,补交即可,不像现在动不动就罚款。稽征所是两间孤零零的红砖房子,就在长途汽车站斜对面,临着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这时刚刚有警察,警察就在对面立起一个亭子。那亭子冬天冷,夏天热,不宜人待,所以警察就经常来我们的小屋喝水、歇着。
       稽征所共有三个人,岁数最大资格最老的是刘振义,还有一个李宝义,资历最浅的是我。但奇怪的是,老刘并不是我们的领导。三个人谁也不领导谁,谁也不服从谁。这很奇怪。
       我和李宝义就住在稽征所,老刘在交通局有宿舍。他那间宿舍里住两个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老叶。这老叶,老实厚道,只是有些邋遢,不爱洗脚。他在另一个稽征所。老叶比老刘年轻,有时会跟人打扑克,甚至打到很晚,回来后轻手轻脚睡下。但第二天早晨起来,脱下来的胶鞋就没了。找啊找,原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屋外。老叶汗脚,那鞋太臭。每天都是待老叶睡实之后,老刘翻身起床,蹑手蹑脚把鞋给提出去。问题是,他不一定把鞋放在什么地方,有时是放在门口,有时就有可能放到屋檐上面。几乎每天早晨老叶都光着脚到处找鞋。问老刘,老刘也不理。
       老刘每天准时上班,走着。好在交通局离稽征所不太远,十多分钟就能走到。他提着一个黑色塑料包,里面放着《参考消息》、老花镜和红绿旗。那时大概刚刚有斑马线,但没人走。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在一起裹着。警察一天只上八小时,且上班时间没准。即使上班,除了管管特别出格的汽车,别的一律不管。中午饭时,警察亭子周围就横七竖八停满了山东来的拉粮食的毛驴车。但老刘绝对走斑马线,尽管马路上一个人没有,他也要等着绿灯亮了再走。这甚至都遭到警察的奚落,说老刘真是神经有毛病。
       他的神经也果然有些毛病。比方说有人问路,如果问者是乡下老农,就非常热情地拉起那人的手,过斑马线,走到老远,东指西指,告诉得唯恐不详细。若是问路的有些“气派”,他就装听不见,把脸扭到一边。他手上还戴着一块表,那时戴表的人很少,他这样亮晶晶的也是稀罕。常有过路人问时间,他也是根据问者的情形,或告诉或不告诉,或连几分几秒就告诉清楚或连理也不理,甚至会说:“我的表,凭嘛告诉你!”
       他每天回到交通局机关,很少有人理他,他也很少理别人。特别是对当官的,就更不理。不仅不理,有时甚至故意找别扭。有一年放了年假,我和李宝义都回了老家,稽征所只有老刘值班。头一天下午,交通局秘书把过年回家的东西放在了稽征所,说明天一大早有一辆顺便车给捎回去。第二天清早,汽车停在了稽征所门口,秘书来了之后,才发现屋门锁着。他赶紧跑回机关宿舍,急急敲老刘的门。老刘听见了装作听不见。叫得时间长了,老刘终于把门打开一条缝,递出一把钥匙来。秘书急忙跑回稽征所,左开右开开不开,原来钥匙不对。大冬天,急得秘书出了一汗。他只好再跑回交通局,再敲老刘的门,跟老刘说好话,老刘才把钥匙给他。
       老刘的打扮也奇特,平时就穿蓝上衣,突然就有那么一天,他会非常郑重地穿上旧军衣,在左胸上别一大片各式各样的勋章。这一天他会很高兴,警察问到他这些勋章的来历,他就会如数家珍,一枚一枚地讲:这一枚是抗日战争时,如何如何得的;这一枚是解放战争时,如何如何得的;这一枚是朝鲜战争时,如何如何得的。他当时讲得很详细,可惜当时懵懂,没记下来。但讲着讲着,他就突然不高兴了,扭身走开。如果还缠他,他就会说:“你们小毛孩子,狗屁不懂!”
       后来有人告诉我,刘振义曾是英雄,但现在是一个“右派”,有一次甚至差点枪毙了他。
       红小鬼
       刘振义虽然与周围的人不大友善,但对我却很好。他知道我是老实孩子,当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一改“神经病”的情状,很亲热地跟我说这说那。他分无数次、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过他的历史。
       他是沧县刘褚寺村人,自小家贫。弟兄多,他行四,因此人称老四。老四长到13岁,仍旧吃不饱饭。听说献县一带有八路军,他想到了当兵。最现实的想法是,当了兵起码饿不死。他那时连一双鞋也没有,连家里人也没告诉,光着脚丫子顺着沧石路走到献县,在那里当了八路。他参加的是贺龙的120师。后来跟着部队到了太行山。部队上南方人居多,多是长征过来的红军老战士,他们都亲热地称他为小鬼。他年龄虽小,但很勇敢,又机灵,无论谁喊他他就喊一声:“到!”叭一个立正。在连里先当勤务员,后当通信员,几年之后就当班长了。
       有一次夜间,他们偷袭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他冲在最前头。他在怀里揣了三颗手榴弹,都拉好了弦。他像壁虎那样沿着山壁爬,这是他白天侦察好的,在这个角度敌人很难发现。他爬到了一个绝壁上,这里离据点最近,又居高临下。突然像一只鹰隼那样纵身而下,猛然飞落到敌人据点上。真是神兵天降,把敌人惊得目瞪口呆。他先制服了那个站岗的鬼子,然后把三枚手榴弹顺手扔到敌人指挥所,随后一枪打掉探照灯。部队很快就攻了上来。那一次他是立了功的。老刘说,到现在他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纵身飞到炮楼上去的。那样的一个距离,平时无论如何难以飞跃。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害了雀盲眼,还有好多人也害了雀盲眼。雀盲眼亦即夜盲症,像鸟雀一样夜里看不见东西。八路军多在夜间行动,眼睛看不见怎么行呢?为了增加营养,他们晚上由眼睛好的人带着,到山神庙里去捉野鸽子。在佛龛里,在屋檐下,栖息着好多野鸽子。那些野鸽子被他们弄得扑啦啦乱飞。鸟雀夜盲,他们也夜盲,鸟和人相互撞击,但还是被他们捉到不少。吃了那些野鸽子肉之后,夜盲症竟然好了。
       在太行山打了几年仗之后,他被派到延安,进抗大学习。学校生活很艰苦,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抗大七分校的校长是彭绍辉,他也和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彭绍辉是独臂,使用工具不方便。为此,他专门请人打制了一把一只手用的锄头。学校自己生产的粮食、木炭、羊毛、蔬菜等,不但自给有余,还可拿出部分支援前方。抗大的口号是: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荒生产,丰衣足食,积蓄力量,准备胜利。此举深得毛泽东嘉许,他夸彭绍辉比孔夫子还高明。
       在开荒时,刘振义比谁都能干。别人开一亩,他开一亩半。他是连晚上也不休息,抡镢头把胳膊都抡肿了。彭绍辉问他:“你这个小鬼,怎么这么有干劲呀?怎么开这么多呀?”刘振义答道:“首长是一只胳膊,我是两只胳膊,所以我开荒多。”彭绍辉哈哈大笑。
       老刘还讲到部队过黄河,那场景真是壮观。黄河浊浪滔滔,声响如雷,羊皮筏子在黄河里小若叶片。过黄河分好几处,每处都有几只羊皮筏子。人、马、武器都靠这小小的羊皮筏子摆渡。在队伍过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只羊皮筏子翻了,连人带马一起被裹进湍流中。在这样的激流中,坠身黄河,没有不丢命的。两岸的人两眼喷血,但又无计可施。正在这危急时刻,落水的那匹白马,突然像龙那样仰起头,奋力救人。他叼起一个人,拥推上岸,再叼起一个人,拥推上岸……就这样它救上来5名战士,终于体力不支,白马被河水冲走。当队伍过完后,全体官兵伫立黄河东岸,一齐向着黄河,给英勇牺牲的白马敬礼。
       每逢讲到这些,老刘就激动万分,有时眼里都含着泪花。
       解放战争,他参加过打四平。解放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然后他进了北京,作为后备干部,领导派他到军事学院深造。这时他已经是营级干部,又跟一个比他年轻好几岁的姑娘结了婚,可谓功成名就。他想这时可以衣锦还乡了。
       从天堂到地狱
       自从1938年光着脚丫子出走,整整21年,他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开始是不会写。后来学会了写字反而不想写了。因为天天打仗,不知哪天就会死掉。让家里知道了,反倒多一份牵挂。不如一心杀敌,精忠报国,直到战死为止。若是不死,到时候给家里一个惊喜。
       兵荒马乱,久无音信,老家的人都以为他死了。老娘哭一回又一回,还在刘家坟茔给他埋了一个衣冠冢,逢年过节,给他烧钱化纸。
       没想到,1959年春天,一身戎装的刘家老四带着如花似玉的漂亮媳妇回来了,而且还做了大官。这消息轰动了全村和远近的亲戚。人们都过来看这对天上掉下来的夫妇。13岁光着脚丫子走的,34岁戴着肩章回来的,多大的造化呀。但老刘没高兴几天,因为他看到解放了的乡亲们并不富裕,人拉犁人拉耧。问到牲口,说是饿得能让风吹倒。乡亲们见了老刘,纷纷向他诉苦,而且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老四啊,你在北京,离毛主席近。回去之后,你给他老人家反映反映,我们吃不饱啊。”诸如此类的话如重锤般敲击着刘振义的心,他悲苦难言。自己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军官。当年出生入死的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么?报纸上也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们都过上了共产主义那样的幸福生活。可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怎么是这样的呢?为此他走访了好几个村庄,所见所闻都令人心寒。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满腹的疑虑回到北京,在党组会上,他把他亲见的情况作了汇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不像报纸上说得那么好,还有好多的人吃不上饭。如果说解放前是穷人吃不上饭,那么现在是所有的人都吃不上饭。
       这样的言论简直反动透顶,枪毙都够了。但是,好心的人包括组织上还是看在他根红苗正又是多年功臣的份上,纷纷为他解脱,劝说他只要收回发言,认真作个检讨,就放他一马。但是,他不听。不但不听,他还跟人们辩论,说党的工作路线不是实事求是吗?作为一个党员,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置身悬崖而生死不顾,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没办法,只好摘下他的肩章,戴上右派帽子。组织找他谈话,他说很好,我倒要看看右派怎么个当法。组织上说,右派也没什么,但要到农场去劳动。老刘一听就笑了,不就是劳动吗?在延安抗大,就是因为能劳动,才得到独臂将军彭绍辉的夸奖。农场劳动,也一样光荣。
       可是老刘想错了,事情并不如他想像得那么简单。他现在已经是敌人了,他媳妇所在单位也找他媳妇谈话,有两条路让她挑,或者离婚,与老刘划清界限;或到东北大庆支援国家建设。这时老刘的媳妇已经怀有身孕。她不顾好心人的劝说,选择了去东北。她去东北的那天,挺着大肚子,背着一个小包袱。这时的老刘已经置身大清河农场,没有一个人送她。
       老刘说,在大清河农场,劳动苦不说,连饭也吃不饱。有一个小青年,饿得受不了,插着插着水稻,突然看到一条蛇,他一把抓到蛇,几口就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还有一个小青年,一大早起来就肚子疼,疼得浑身打颤。喊管教,管教也不来。不大一会儿,就挺在那儿不动了。等医生过来,人早就死了。老刘说,插秧种水稻累倒没什么,关键不是季节,插上也活不了。刚开春就让插水稻,没小腿肚子的水冻着一层冰碴,人站在里面,那是真冷啊,冷得刺骨疼。老刘说他的腿,一到阴天就疼,都是那时冻坏的。由于人们的健康得不到保障,他就提抗议,结果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还说要把他枪毙。把他关到一间小屋里好几天,但不知什么原因,竟没有枪毙他,也没再打成反革命。1962年,反而给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分配到老家的县交通局,作一名普通干部。
       从那时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夫妻南北阻隔,似有天地之遥。如今老刘终于要赴大庆与老婆孩子团聚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大错车
       1974年的腊月,准确说应该是1975年的1月份,天气很冷。腊月二十这天晚上六点多一点,我一个人来到沧州火车站候车室。老刘已经到了,见我来了他很高兴。他招呼我坐下。椅子很脏,他摘下帽子从里面拿出一块报纸,想给我垫上。但愣了一下,把报纸又塞回到帽子里去了。我知道,他是怕报纸上印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等,坐到屁股下会犯大忌的。
       那时条件简陋,候车室里既脏又乱,光线昏暗,墙上挂着一面钟。旅客不多,倒是聚集着一些乞丐。我们坐了会儿,彼此也没多少话可说。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六点四十了(其实这钟慢了好多,正是它欺骗了我们)。我说:“老刘,时间快到了。”老刘说:“不着急。”他带着他那准备了一冬的两面袋子吃的东西,他说:“一会儿你替我扛一个。”说是不着急,但也就站起来背上东西走。走到检票口那儿,我问检票员这个车次是不是快到了。没想到检票员冲着我发急:“早干嘛去了?听不见广播吗?早检过了!”这时才记起,是有过一次懒洋洋的广播,但听不清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老刘一听就急了。我也急。我们扛上东西就朝里跑。还要过一个天桥。天桥窄窄,还摇摇晃晃。天桥对面电线杆子上有一盏灯,像个梨似的照不破四周的黑暗,整个站台昏朦朦的。
       我们跑到天桥中央时,天桥底下正有一列客车向北开走,但天桥对面还有一列客车正在上人。我们下了天桥,气喘吁吁。车门口挤着一大堆人。老刘使劲往前挤,嘴里喊着:“大爷呀,我给你磕头哇!大爷呀,我给你磕头哇!”声音近乎绝望。我真想像不出,一个老八路怎么倒喊出这样的话来。列车门口正有一个“大爷”在使劲往下推人们,嘴里喊着:“不能上了,上不去了!”这时我看到另一个门口人已经不多了,我拉着老刘,赶紧跑过去。列车员正要关门,但由于人多还没关上。老刘一下子就蹿上去了,我把东西递给他,使劲朝里推他。终于把他挤进去了。他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了,这下好了。你回去吧。”我也松了一口气,冲着他摆手。我想等列车启动之后再离开。
       列车员终于把车门关上了,这时列车也启动了。“咕咚咕咚”,但是我惊诧万分,因为火车不是朝着大庆的方向,而是朝着上海的方向,南辕北辙。我一下子愣在那儿,傻傻地看着列车越开越远……
       事过多年,我想,老刘的人生不也是一次大错车吗?我不说“搭”错车,我说“大”,老刘,真是大大的错了车。
       题外话
       老刘上的车是天津开往德州的慢车,逢站必停。他上错车后,我很着急,找到车站的人,说明情况。同时上错车的还有两个青年送他的姐姐去东北。车站答应通知列车。我仍不放心,回来喊上李宝义,骑着自行车向南赶,赶到沧州南边20里外的捷地站,找人问了,说没有人下车。回来后在车站上找到那两个青年,他们还在那儿等着,说一定等到见到他姐姐返回,不然没法跟家里交代。我把我们住的地方告诉他。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他们来敲门,说他姐姐回来了,你们那个老头也回来了,已经坐车走了。后来我问老刘,什么时候知道错的,他说没走多远就知道了。但是他有经验,他说不能在小站下车,没法改乘。他是到了泊头站才下车改乘的。老刘1979年平反,北京来人跟他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的要求是:我需要一辆自行车,我上班没自行车。他跟我学说这些时,我差点掉泪。他是连平了反这样的好事都无人诉说的。他把一瓶好酒送给我,说给你老父亲捎回去吧。很快他就回东北跟家人团聚去了,但是,时间不长,就听说他瞎了,两眼看不见了。没过几年,便听说他去世了。听说后我真的很难受。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生。我想起他教给我的《铁骑兵之歌》:
       快快跨上战马,挥舞着皮鞭,带着战斗的心,我勇敢地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来到了最前线。侦察警戒步步留心,来到了敌后方。打击敌人进攻!
       保卫边疆!勇敢无敌的,勇敢无敌的,我们的铁骑兵。
       我轻轻哼起这首歌,为他默哀。我曾经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1988年发表在甘肃的《飞天》杂志。现在再次写他,祈愿他的灵魂得到安稳。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