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翦伯赞(1898—1968)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饯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等，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他和沈从文、向达等都是湖南少数民族的骄傲)。1903年人私塾启蒙，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人常德中学预科，1912年升入本科，1916年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月余，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回国。
不久，乡人唐生智介绍他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同时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欢迎他投笔从戎，并派他前往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对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进行策反工作。
然而不久，上海、广州发生反革命叛乱，蒋介石公开反共，后武汉政府亦叛变革命，晋绥一体参加“清共”，阎锡山下令通缉翦伯赞，令商震“严办具报”，好在商震没有斩尽杀绝，卖个人情，将翦伯赞送走了之。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后来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翦伯赞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原大战”前的北平“扩大会议”、1931年宁粤分裂时的“广州政府”成立大会等。
当时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开始反思中国革命的性质，由此又带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从3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在上海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与此同时，他仍然活跃在地下斗争的舞台上：1933年春，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以“反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1934年5月，他与好友覃振一道赴欧美考察司法。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翦伯赞与同乡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不久，他的《历史哲学教程》等著作出版。他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与时代感，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力撰成这些著作的。他在该书的《序》中说：“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后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他还以为，“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因此，他的一些著作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而遭查封、销毁，翦伯赞亦被列为“危险分子”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跟踪和监视。
1939年3月，翦伯赞前往湖南溆浦民国大学任教。1940年2月，他离开溆浦赴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
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以及应郭沫若之邀，在郭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1943年，翦伯赞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
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当时大后方的文坛都公认翦伯赞的诗文俱佳(如后来他创作的《内蒙访古》等一直是解放后学校课文中的范文)，他也常常和郭沫若、柳亚子、田汉等彼此唱和，留下了许多文采斐然的佳作，而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还聘他为政治部的“名誉委员”。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长达47天的衡阳，随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翦伯赞的家乡桃源沦陷，26日常德亦失守。在那个岁月，翦伯赞常常夜不成寐，他含泪写下了《常德、桃源沦陷记》。
他愤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痛心于国民党逐渐猖獗的“消极抗战”和后方污浊腐败的空气，同时由于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缺乏言论自由，他开始用他所稔熟的历史知识来进行“影射史学”的写作。当时后方历史学家们最有影响的作品，恰恰是那些明确为现实服务的篇章，这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论时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论西晋的豪门政治》、《孙皓的末日》等等，这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文章的针对性了。当时翦伯赞还写有《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那是批判胡适的；稍带的，他对滞居在北平的一些专门注重于考证和潜心学问的史学家也作了批判。当时章伯钧创办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刊物《中华论坛》，而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章伯钧邻居的翦伯赞，他的《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论文，如泉涌出，且深受读者的喜爱。
翦伯赞是并不公开的中共历史学家，他是由吕振羽介绍入党的，后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真实的身份，甚至在1949年后亦如此，据说他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着单线联系。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翦伯赞还曾应约到毛泽东的居处聚谈，并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冯玉祥等做了不少统战工作。后来在后方的民主运动中，如“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酝酿和筹建，围绕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之事，民主人士也是每每与翦伯赞研究和商量，因为“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如章伯钧就非常佩服地称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章伯钧遂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旧政协”的顾问。此后翦伯赞还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中共地下的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翦伯赞赴上海，除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等外，1946年5月，他与周谷城、张志让、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组成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开展民主斗争，并与邓初民等主编和出版《大学月刊》。在“第二条战线”中，面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五二○”血案，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评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等文章，用历史资源说明当下的现实，所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等等。
1947年，奉组织之命，他潜往香港，期间担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了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
二
1947年至1948年，一批数百人的文化人队伍云集香港。翦伯赞一到香港，即与胡绳会面，并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伴随着解放军战车的轰鸣声，1949年1月，他来到解放区的河北，在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以及西柏坡，他与人城前的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是年3月，他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及归国，便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终于，翦伯赞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文化城”的北平，闯入了原来由诸多名家和名流组成的历史学家的圈子。他由吴晗陪同，一一拜访了北大的向达、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这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彼此客客气气，当时章伯钧以为“这是老翦的高明之处”，即“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说，他的‘史纲’被不被这些人承认，还是个问题”。
时北大历史系的阵营最为强大，如教授就有郑天挺、向达、杨人楩、朱庆永、张政粮、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杨翼骧、汪籛等十数人，“这些人聚拢起来，即为胡适校长在任时的全班人马；分散开来，个个皆为饱学之士”(章诒和语)，翦伯赞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他一开始并没有到北大任职，也没有去清华、北师大、辅仁的历史系任教，而是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此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请马列主义史学家来学校座谈，有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等。不成想“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对这四位来宾的学识颇不以为然，便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竟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翦伯赞大怒，在出门时，“他愤愤说道：‘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则是向达。’这事的确深深地伤害了翦伯赞的自尊心。”(章诒和)
翦伯赞不久就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继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之后，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原来那些教授者流，须反复检查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以及工作态度，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委员的张东荪是运动的重点。翦伯赞在“燕大”就以之为典型，批判张东荪的“中间路线”，说张思想上“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不久，对那些旧堡垒采取釜底抽薪的院系调整，结果专事研究清史的北大郑天挺以及清华雷海宗统统被调到南开大学，而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正是翦伯赞。
不过，如章伯钧所说，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在北大历史系，三部分势力(分别是胡适、蒋廷黻、洪业的旧部)相互融合，“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当然学术上的分歧是抹不掉的，“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糅和在一起，作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
再后，在批判胡适思想(包括批判《
红楼梦》研究)以及批判胡风的运动中，翦伯赞理所当然执行了党的方针，但“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或者说，“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而“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于是在翦伯赞的带动下，“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章诒和)。
三
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他还兼任了《历史研究》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他又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员。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翦伯赞进入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巅峰时期。为了指导全国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他发表了《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等大量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论文，由他主编的《
中国史纲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典范，长期被高等院校选为历史专业的教材。他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庄周哲学之辩证观》、《中国宪政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内乱与外患之关系》、《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中国史纲》第1、2卷(校订本改名《先秦史)、《秦汉史》)、《中国历史概要》(与人合作)、《历史哲学教程》、《
史料与史学》、《
中国史论集》(第1、2辑)、《历史问题论丛》等都被治史者所熟读。也是从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还致力于史学建设，并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有11个专题，约2000多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又从1961年春开始，他还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
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
不过，在这辉煌的背后，伴随着共和国不平凡的岁月，翦伯赞也碰到了许多烦恼的事。其中，就有1956年夏季翦伯赞的湖南一行。
翦伯赞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当时他竟与章士钊一唱一和，批评了省委领导、专署专员，批评了《新湖南报》、新华书店、文化局、中山图书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师范学院等，批评了“大汉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在翦伯赞咄咄逼人的批评声中，章士钊也不时插话，甚至说了什么“人还不如猪”、“现在还不如满清啦”之类的话。历史上左派的翦伯赞和
右派的章士钊能说到一起，这说明了许多问题。
1957年夏季的“反右”运动，可以在当年出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2辑：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斗争座谈会发言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初版)中找到诸如翦伯赞和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金岳霖、罗常培、陶孟和、马寅初、周建人、竺可祯等的大作，当时翦伯赞还发表过如《拥护大鸣大放，反对乱鸣乱放》(刊于《北京日报》)、《翦伯赞分析右派言论：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论调看来很像集体创作》(刊于《文汇报》)等的文章和讲话。
不久，中国科学院召开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郭沫若发言之后，翦伯赞在发言中却没有点一个右派的名字。他在发言结束时还竟说：“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然而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在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中，调子大变，他竟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他的矛头所向，就是中国历史学泰斗的雷海宗、老乡向达以及新秀荣孟源。
章诒和在文章中详细记述了翦伯赞批判3人的经过，老实说，在引用这些材料时，笔者竟数度不忍。在章诒和看来，翦伯赞是出于公心，即他“虽为北大历史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四
翦伯赞曾与郭沫若、范文澜被誉为“新史学”的三大家，但是他们3人在史学观点上仍有争论，比如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等。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当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用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观点来布置陈列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都很通达，主动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难题。到了1961年，北大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的委托，准备撰写《
中国史纲要》，作为主编的翦伯赞在《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也为《纲要》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这在当时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的赞同。
“古史分期”是中国历史学长期争论的问题，当时翦伯赞表示：作为学术问题，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还是使用统一的表述为好，为此他曾以“中国通史陈列”为例，拟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当时有入提议由中宣部来决断，但陆定一表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既然是翦老主编这部教材，当然可以按照自己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写，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他还鼓励翦伯赞：“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据说事后陆定一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同意，并说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那么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于是由翦伯赞主编的4卷本《
中国史纲要》便在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上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这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便不一样了。多年以后陆定一“文革”后复出，他把这件事当做“百家争鸣”的一个范例，并由此引申说：社会科学应该有不同学派的并存，“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提高一个学派”，后者那样的蠢事，历史上仅有梵蒂冈的教皇、中国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干过”，等等。
此外，翦伯赞对逐渐兴起的“左”的一套越来越反感了，如所谓“以论代史”，更简单的就是满纸领袖语录，他说：写文章满篇都引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话，那你这篇文章应当还给马克思，还给毛主席，怎么能算你张三李四写的?他还直斥所谓“史学革命”的结果：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以至于“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完全是“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另外，对农民起义问题，他也认为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做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做一个主义来反对；且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等等。对于要用“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等，他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不同的观点。
渐渐地，当年那个左派的翦伯赞，开始“右”了，尤其到了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越来越激烈的60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因为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与战争年代自己自觉地以历史研究为武器开展现实斗争不同，此时甚器尘上的简单类比的研究风气，“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因为以往那种简单和轻率的历史类比研究已经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中国，而简单地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1963年，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戚本禹在当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断定太平天国的后期领袖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随后毛泽东又在《
李秀成自述》上大批“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支持。很快，烈士瞿秋白也因牺牲前自书的《多余的话》遭到非议(后又被逐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史学界为之淡虎色变。当时还有所谓批判“议会迷”的文章，即“用宋教仁来影射现代修正主义的议会路线”。
是年9月，时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宋教仁是主张议会路线的，但他的议会路线和陶里亚蒂的议会路线是不
能相提并论的。第一，宋教仁代表资产阶级，而陶里亚蒂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第二，宋教仁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共产党，而陶里亚蒂的时代，则不仅有了共产党，而且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还有声势浩大的亚非拉美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地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因此，他虽然承认“历史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参加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亟待明确的一个问题”，如“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个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例如向戎弭兵是反对封建混战，怎么能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相提并论呢?”
翦伯赞当年的说法今天看来都似“小儿科”的东西了，然而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这种愚蠢的“批判”触眼即是，不但墨子、向戎、李秀成、宋教仁，甚至外国的爱因斯坦等等悉在被“批判”之列了。
也正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在“古为今用”的口号下，上述“大批判”的学风有如铺天盖地，搞得沸反盈天，翦伯赞心急如焚，他认为“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反对用修正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不是要从中国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做修正主义者或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用历史人物作炮弹来射击现代修正主义者，花的本钱太大，而且也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于是，他不懈地力图纠正之，并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处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认为“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并说如果非要坚持什么“厚今薄古”，则势必会产生割断中国历史的危险，最终只能导致“把历史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
然而，这就接近于危险了。因为，它根本不符合当时政治运动的要求，必然触到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不知深浅的翦伯赞为此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五
多灾多难的中国，每遇一场政治事故就要牺牲一批学人。现在轮到了向达、翦伯赞这批人了。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即对1961年以来他先后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纠左的文章进行攻击，斥之为“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翦伯赞却不知深浅，还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认为姚文元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认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等等。
1966年3月，《红旗》又发表戚本禹等人合写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随即给他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并指责他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随即全国报刊开始对他进行指名道姓的批判。也是这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中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以及中宣部，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号召要解散市委；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包庇他们的则是“大党阀”(暗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等，乃至刘少奇)。
文革正式发动后不久，北大就把翦伯赞揪了出来他因“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还“为吴晗鸣冤。屈”，被戴上了“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等帽子，被造反派批斗达百余场，且几乎每次都受到拳打脚踢，后不升级到日夜被审讯和逼供，乃至几乎被赶出家门。
在大难来临之际，1966年4月7日，范文澜派助手到翦伯赞家中探望，并转告范将到翦宅午餐的约定，但数天之后，范的助手又转告翦：范不能如约前来了。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磅炸弹的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随之，历史系的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也统统被打成“牛鬼蛇神”。这时，不管是翦伯赞还是他曾经批判过的向达，他们的命运都被拴在了一起。他大概已经勘破了自己将近古稀之年的命数。章诒和记述了这样一幕：“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而“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他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我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里，毛泽东讲话的语意，是把冯友兰、翦伯赞和众多知识分子(当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道来说的，这也表示了对“臭老九”的政策，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变相进行的。于是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翦伯赞，就在“工宣队”的安排和自己感激的心情下写信感谢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意思是，在政治和学术上是不能对之心慈手软，不过“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而已。此后，北大军宣队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还得到了优待，他们被迁入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与此同时还被派了一位为他们服务的工人。
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已被“解放”了，然而没过一周，翦伯赞夫妇却决然赴死矣。
翦伯赞的死，是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相连到了一起。当时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至于其具体的“罪行”之一则是曾与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勾结”，而30年代围绕一致对外而展开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秘密接触和谈判，湖南人的吕振羽、翦伯赞参与其中，于是，翦伯赞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相关证据的重要人证。就在毛泽东讲话刚刚两个月之后，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位名叫巫中的军人(据说此前是8341部队的一个副科长)，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面孔宣布说：“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作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巫中还讲了刘少奇在历史上是“叛徒”的情节，并说翦伯赞是知情人，“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翦
伯赞沉默不语。巫中又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个机会。我等着!”翦伯赞还是拒绝作证。巫中最后给翦伯赞留下3天时间的考虑，说完扬长而去。
3天，是翦伯赞70年人生最漫长的3天。这3天，他仔细回忆起一件件往事，但怎么也回忆不起刘少奇有过“叛变”行为。第三天，巫中又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离去时还留下一句话：“我还要来的!你不交代清楚我决不放过你!”此后，不到两个月，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而且每次越来越气急败坏，每次越逼越紧，情急之中巫中还从腰间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吼道：“翦伯赞!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这样，逼得翦伯赞非得以死抗争了。
接下来的几天，翦伯赞夫妇默默相对而坐，甚至通宵不眠。翦伯赞开始向管理人员索要安眠药，直到药量达到赴死。
12月18日晚，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翦伯赞夫妇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了过量的“速可眠”离开了人世，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其状颇似上海傅雷夫妇之死。
北大当局感到了事情重大，迅速上报，然后迟群突然来看视翦伯赞夫妇的遗体。不久，谢富治在电话中痛骂了“军管”的副军长，并说：“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都是些废物!”原来，毛泽东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怒，此前宣布给翦伯赞“出路”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是他的战略部署。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严厉批评了谢富治，而负责“军管”北京的那支部队随之也被调往外地。
在众多的文革的死难者——自杀者之中，又多了一对翦伯赞夫妇。当年这一噩耗震惊了不少人，尤其是知识界，是眼见“右派”悉数倒台，现在“左派”也危乎殆哉，北大的学人更是人人自危。如周一良惊叹道：“我大为震惊，心想他解放前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都未被吓倒，何以如今顶不住?”其实，原来的如何“艰难险阻”并没有什么，现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而轻掷了性命才是最让人痛心不已、也最是悲剧的。
翦伯赞夫妇的死，却意外地解脱了其他“牛鬼蛇神”的困境，如另一位堪与翦伯赞并称的北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居然被从监禁中放回家中了，其原因“也许是怕我们也自杀吧”。随即毛泽东委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致意，冯友兰赶紧“写了一封信，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说：“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若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周一良也回忆说：“红卫兵把我们身边的剪子、小刀以至剃须保险刀都收缴了去……”
翦伯赞死矣，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骨灰。当时在火葬场，送葬人竟在填写“骨灰处理”一栏时写道：“不要骨灰”。1979年2月22日，在他的追悼会上，摆放在会场前方的骨灰盒里，只有3件物品：一是翦伯赞的老花眼镜，一是冯玉祥曾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一是他们夫妇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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