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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0月17日，在南开大学80华诞庆典上，南开人列举了4位引以为荣的杰出校友——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和曹禺。这其中两位已经作古，吴大猷当时卧病台北、处于昏迷状态。唯一健在的只有年近九旬的陈省身。当这位老校友出现在贵宾席上时，全体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陈省身发表了简短而动情的演说：“国外很多最好的大学并不都在首都。南开大学的目标不仅要办成一流的大学，而且要立志成为中国第一的大学。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也全不在首都。南开大学要有这个思想——办成第一名的大学!”
       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一次又一次赢得师生的热烈欢迎。
       嘉兴神童
       陈省身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于1911年10月23日出生在浙江嘉兴，因那年是辛亥年，所以号“辛生”，名字则出自中国的古训——“吾日三省吾身”。他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江南水乡，地杰人灵，他自幼聪慧过人。
       父亲在外地做官。一次过年回家，教给他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算法。父亲走后，他把家里那套《笔算数学》拿来，无师自通地做起书中的课目。到了上学年龄，陈省身进入县立小学。入学的第一天，见到老师拿戒尺打学生手心，第二天他就说什么也不肯去上学了。所以他只上过一天初小，转年直接考入高小一年级。那时他9岁，已经会做相当复杂的数学题，并读完《封神榜》、《说岳全传》等书。
       1922年秋天，父亲到天津法院任职，举家迁居天津。陈省身进入离家最近的扶轮中学。扶轮中学是交通部办的学校，经费充裕，师资阵容强大，尤其拥有多位优秀的数学教师。陈省身在全班年纪最小，却显示了出众的数学才华，成了扶轮引以为荣的优秀学生。
       扶轮中学是4年制学校。1926年陈省身毕业，报了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北洋大学规定：4年制毕业生只能报考预科，入学后补读两年。而南开则无此限制，只要考试通过即可，因此他决定以同等学力投考南开大学。那年盛夏，天气炎热，恰值祖母去世，家中大办丧事，和尚念经，亲友吊唁……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陈省身从南开中学借来一本在扶轮没学过的解析几何教材，自学了3周，便去参加考试。
       南开才子
       南开大学理科录取了陈省身，那年他不满15岁，学得轻松自如，是全校有名的少年才子。大同学遇到问题都要向他请教，他也非常乐于助人，常帮一些学得吃力的同学做作业。一年级有国文课。老师在堂上出题做作文，陈省身写得很快，一堂课上同一题目往往能写出好几篇不同的作文。同学找他要，他把最好的一篇留下，其余的送人。到发作文时才发现，给别人的那些得分反倒比自己的那篇要高。
       刚入学时陈省身最爱去图书馆，常常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看书很杂，历史、文学、自然科学，各个门类的书，全都涉猎。
       由于陈省身是连跳两级，有的课程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例如他选了化学教授邱宗岳的定性分析，初次上化学实验课，第一件事是给他一个单子，上面写着化学仪器的英文名子，让他去对照柜里的仪器是否完全。因在中学基本上没做过化学实验，所以陈省身感到很为难。那天指定的工作是吹玻璃管，他总弄不好。实验课快结束时，一位实验室老师帮他吹了一些。他拿着玻璃管觉得还很热，便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冲，结果前功尽弃……
       这样一来，陈省身就不喜欢做实验了。到二年级分系时他选择了数学系。成为数学大师以后，一位台湾记者问他：当年为什么决定读数学?他谦虚而风趣地回答道：“当时我中英文都不好，又不会做实验，就只好学数学了。”
       数学系主任姜立夫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在人格和道德上是位圣人。他对陈省身一生有重大影响。当时数学系只有5名学生，陈省身和同班的吴大任学得最好，二人从此结成终生知己。姜立夫为这两名优秀学生而自豪，又开了一些高深的课，如线性代数、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和非欧几何等，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二年级时，姜立夫让陈省身做他的助手，任务是帮他改卷子，报酬为一个月10块钱。起初只改一、二年级的卷子，后来连三年级的都让他改。再后来其他教授也让陈省身帮助改卷子。
       从清华到海外
       陈省身大学毕业到清华读研究生，随孙光远教授学投影微分几何。1932年春天，德国汉堡大学数学教授布莱希特到北京大学讲学，题目是《微分几何的拓朴问题》，共分6讲。布莱希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大师之一，陈省身每次都去听讲，并做详细笔记。在南开上学时，姜立夫曾采用过布莱希特的著作作为教材。他的著作简要深刻，趣味无穷。因此陈省身这时再来听大师的演讲并不感到有任何困难。布莱希特对陈省身的影响极大。后来他获硕士学位毕业时，由于成绩优秀，本可派往美国留学，但他因景仰布莱希特而申请去了德国汉堡大学。这一选择对陈省身的学术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陈省身于1934年9月初抵达汉堡，进入汉堡大学，先学一个月的德语，直到11月才正式开学。开学之前，布莱希特给了他几篇自己新写的论文。陈省身还未开学就在阅读中发现了一篇论文里的一个漏洞，便向老师提出。布莱希特听了很高兴，让他设法补正。一个月后，陈省身把证明补齐，并扩展了布莱希特的定理，写成在汉堡的第一篇论文。论文发表在汉堡的数学杂志上，从而博得布莱希特的喜爱，并确定了他在汉堡的地位。
       汉堡大学数学系蜚声世界，师资阵容强大。布莱希特经常外出，同陈省身接触最多的是布莱希特的助教、年轻英俊的凯勒博士。凯勒著有《微分方程组论》，发挥了法国当代大数学家嘉当的理论。书中的定理被后人称之为“嘉当一凯勒定理”。凯勒开了一个讨论班，一起研读这部著作。可是这一定理实在太难，凯勒本人又不善讲课，参加讨论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陈省身一个人坚持到底，所以他说自己的收益最大。
       通过这个讨论班，陈省身逐渐认识了嘉当理论。嘉当的论文以深奥著称，但他却慢慢习惯了嘉当的思想，感到并不难于接受。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嘉当方法在微分几何上的应用。
       1936年夏，陈省身公费期满，同时接到清华和北大的聘书，而且又得到中华文化基金会的补助，可在国外再延长一年。嘉当的理论虽难，但陈省身对这位大师的学说已有初步基础，所以同布莱希特商量后，决定到法国追随嘉当从事微分几何研究。
       嘉当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学生非常多。在他办公时间谒见他时是要排长队的。然而这位世界著名的几何大师，在众多学生中敏锐地发现了陈省身的才华，特地允许陈每两周到自己家面谈一次，每次一小时。嘉当的法语陈省身勉强能听懂，他们主要靠笔谈。第二天陈省身还能接到嘉当的信，继续讨论前一天的话题。
       陈省身在巴黎紧张工作了10个月，写出3篇论文，但他的收获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离开法国时，他对微分几何已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日后他说：“当时能够理解嘉当工作的人还不多，我得意的是很早就进入
       到这一领域，熟悉了嘉当的工作。因此后来我能应用他的发展方向，继续做出一些贡献。”
       在西南联大
       1937年夏，陈省身结束了学业，决定回母校清华大学，实现振兴近代数学的夙愿。他原以为自己将在清华园终此一生，不料却连清华的大门都没看到——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根据校方指示，直接去长沙报到。他牵挂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心情沉重地踏上归途，来到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建的临时大学任教。临时大学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3人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一学期后长沙成了前线，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省身从此开始了西南联大生涯。
       西南联大师生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教师们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最大乐事，学生们则以“受业于名师而苦读”为人生的幸运。这里荟萃了3校精英，师资力量雄厚而充裕。陈省身有机会开一些高深课程，这些课程是为硕士生开的，但实际已达到博士生课程的水平。他与华罗庚及物理教授王竹溪合开“李群”讨论班，这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李群的理论后来在数学和物理两个领域都有重大发展和应用。陈省身和他的同事们走在了时代前沿，很早就对这一理论有充足认识。
       联大部分教师最初借住在当地一所中学内，陈省身、华罗庚和日本史专家王忠信合居一室。每人一张床，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屋里摆得满当当的。大家心情舒畅，每天早晨起床时说点笑话，然后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并且各自都取得优异成绩。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北大物理教授吴大猷(吴大任之堂兄)家里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1939年7月，陈省身同郑士宁女士结婚，新房就在离联大不远的大西门内大富春街的一座楼内。这里住着联大几位老教授：物理教授饶毓泰在楼上，数学教授姜立夫在楼下。当时饶毓泰去上海探亲，便让出一间厢房给陈省身夫妇。不久因日寇轰炸，陈省身和妻子被疏散到近郊梨烟村，与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家同住一个院里。这时郑士宁已怀孕，陈省身又不会干家务活儿，生活显得很狼狈。热心的吴有训夫人便请他俩每天到自己家吃饭。几十年后，陈省身回忆起这段往事，称自己曾当过吴先生家的“食客”，对吴夫人的盛情帮助，表示最诚挚的感激。
       翌年郑士宁回上海父母家待产，陈省身又过起单身汉生活。他同几位没带家眷的教授合租了唐继尧家花园的一个戏台。陈省身的房间是个包厢，戏台上住着朱自清、李继侗、陈福田和陈岱孙4位教授。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交通中断。陈省身的妻儿滞留于上海，他在昆明仍过着单身生活。此时吴大猷家的“牌战”之乐也一去不复返了——因敌机空袭频繁，吴大猷一家被疏散到近郊岗头村。陈省身孑身一人，虽然孤寂，但却拥有充足时间苦读他的导师嘉当从巴黎寄来的大量论文。他把嘉当的理论搞得很熟，后来这些成为近代数学的主流之一。
       “微分几何之父”
       陈省身每年都有论文在国外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为国际数学界所瞩目。1943年，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邀请他去从事研究工作。那时世界大战正酣，交通十分困难。陈省身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历时7天，才抵达目的地。
       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仅仅两个月，陈省身就完成了高斯一邦尼公式的证明——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文章。接着，他由此又引入以后被称之为“陈省身示性类”的著名工作，为微分几何奠定基础，对当今数学乃至理论物理的发展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受到国际数学界的称赞：“将数学带人一个新世纪!”
       陈省身说：“我一生数学工作的突破，是于普林斯顿完成的，但事前在西南联大的准备，实为关键。”也就是说，条件艰苦的西南联大，是这位国际数学大师一生事业的重要准备阶段。
       当陈省身的工作取得开拓性成果时，抗日战争胜利，他决定立即归来为祖国效力。就在这时，他突然收到家中电报，告知母亲病重。他马上提前启程，乘火车到旧金山换船。在洛杉矶，他接到母亲已病故的噩耗。想到母亲多年的养育之恩未能补报于万一，他哀恸不已。
       陈省身归心似箭，怀念慈祥的母亲，思想年迈的父亲，也想到自己的小家庭——新婚不久便分离的妻子，还有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儿子……
       然而战后的交通运输拥挤不堪，他在美国西部候船，整整等了3个月。直到1946年3月中旬才从旧金山乘船返沪，抵达上海时已经是4月初。他同分别将近7年的妻子和第一次见面，同已经6岁的儿子伯龙团聚。
       当全家人坐在一起，感到经过六七年的战乱和离散，今天能活着重逢，而且全都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啊!郑士宁流下悲喜交集的泪水，陈省身拥抱着爱妻，向她许诺：“从今以后一家人永不分离!”
       陈省身奉命组织中央研究院数学所。1948年初数学所迁往南京，他任所长。这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37岁的陈省身当选，是81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1948年末，迫于形势陈省身不得不再次应普林斯顿之邀，举家飞抵美国。他虽然受到贵宾礼遇，但遥望故国，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心中无限惆怅，唯有埋头工作以摆脱愁思。
       新中国成立，他的挚友吴大任来信请他回国。心系故土的陈省身也有此心愿，无奈当时中美关系紧张，国内又运动不断，时机尚未成熟，他的报国之志难以实现。
       在这期间，陈省身的事业如日中天，1961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为此必须加入美国国籍。尽管他成了美国公民，但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由于陈省身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成就，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界，荣获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沃尔夫奖，被尊为“微分几何之父”。他的高足、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把他誉为继世界大数学家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位划时代的巨匠。
       一颗中国心
       陈省身已功成名就，物质生活也十分富有，但报效中华的愿望却越加强烈。这位海外赤子时时刻刻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变化。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刚刚解冻，陈省身便抓住时机，在这年秋天回国访问，朝拜魂牵梦萦的故土。
       他同吴大任谈心，表示愿将最后的心血贡献给祖国。吴大任欣喜万分，立即为好友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而奔走。终于在1985年建成南开数学研究所，陈省身被聘担任所长，他为此倾注了满腔心血。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他郑重宣称：要为数学所乃至中国数学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筹建数学所时，他捐款一万美元，捐书近万册，并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除分给两个子女外，再加上南开
       数学所这个“新生儿”。以后他又捐出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100万美元，建立“陈省身基金”，供数学所发展使用。
       人们根据一般规律，以为陈省身的所长只是名誉性质的，真正干实事的恐怕是副所长胡国定吧。而胡国定听到这话后连连摆手说：“这是莫大的误解。”他列举了几个事实，来说明陈省身是既干大事也做小事的名副其实的所长。
       陈省身每年来南开两次，每次两个月。在他返美期间，与胡国定就数学所的各种事宜通信频繁。往往给胡国定发出一信，未等回信，就又发出另一封。他的信都编上了号码，信中罗列大小事项1、2、3、4……总有十多项。有一次，陈省身来信说，某号信的某一项胡国定尚未给予答复，这就迫使胡国定把自己的信也都编上了号。
       陈省身把南开数学所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关爱、呵护。在数学所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上，他动情地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个75岁的老人，此时此地怀抱着一个一周岁的婴儿是一种什么心情!”这句话令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陈省身猜想”
       南开大学为陈省身盖了一幢别致的二层楼房，题名“宁园”。供他和夫人回国时居住。从此“宁园”便成了他们在中国的家。一进入宁园，“几何之家”4个大字就映人眼帘，告诉人们这里住的是位数学大师。
       陈省身经常凌晨3点醒来就起床工作。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为什么半夜三更起床工作?”他微微一笑，回答道：“岁数大了，觉少了，睡不着躺着不是浪费时间吗?干脆起来做点事。”
       陈省身的全部生活就是数学，他对数学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正是在这种痴迷中，往往能迸发出一些新鲜、奇妙的思想。在美国，他的夫人不放心他开车。每次外出，她都要再三叮咛，因为他在开车时也总是想着数学。80岁那年陈省身说：我将继续做数学，所幸的是整体微分几何还留有许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大师自己痴心做数学，他更关心要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早在1980年初，他在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讲坛上就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希望是在21世纪中国成为数学大国!”
       于是“21世纪中国要建成数学大国”这个“陈省身猜想”便在数学界广为流传。他一再论证，21世纪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才能毋庸置疑，因为数学是一门十分活跃的学问，而且很个人化，对于中国人非常适合。他反复强调，数学这门学问有其优越性，不需设备，完全可以靠个人努力。在一个不很发达的环境里，研究数学是比较容易的。
       自1972年开始，几十年间，陈省身不顾年高，偕夫人数十次穿梭往返于大洋两岸，为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尽心竭力。
       新世纪伊始，天津市政府聘请陈省身担任天津科技馆名誉馆长。他热心科普事业，表示：“我愿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工作，把天津变成世界数学中心!”
       把天津变成世界数学中心——这是又一个“陈省身猜想”!
       温馨的家
       就在陈省身忘我地工作时，他的家庭突然发生了不幸：与他意笃情深共同生活了60余载的夫人郑士宁，在2000年1月12日中午休息时，因心脏病突发，未及抢救，在睡梦中悄然离世。夫人走得很安详，没有经受痛苦。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对亲人来说未免过于残酷。失去这位伴侣、知己和贤内助后，陈省身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苦，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一时难以相信这是无情的现实还是个噩梦?
       悲痛中他不禁回忆起妻子的种种往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俩新婚不久就分离。郑士宁由于战乱不能回昆明同丈夫团聚，带着新生婴儿留在上海。这样一别就是数不尽的日日夜夜。在一连串漫长、艰辛、充满思念，充满挂牵的岁月里，一个年轻而纤弱的女子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生活压力!经过战争洗礼，她是一位伟大的妻子，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陈省身才风尘仆仆地回来，同家人团聚。为补偿分离的痛苦，陈省身和妻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永远相随相伴，再也没有分开。
       在美国时，陈省身以其人品与学术成就博得数学界的极高声誉，而郑士宁的慈祥善良和热情好客，也给人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具有高超的厨艺，每年圣诞夜，陈省身夫妇总要在家里宴请二三十名华裔学生。郑士宁亲自下厨，盛情款待。使得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年轻学子备感温暖，仿佛回到了故乡，回到亲人当中。
       郑士宁努力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陈省身对此十分感激。每当他取得卓越成就时，就念念不忘妻子的功劳。他深情地写道：“必须提及我的夫人在我生活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近50年来，无论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无论顺境抑或逆境中，我们相濡以沫，过着朴素而充实的生活。我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之成就，实乃我俩共同努力之结晶。”
       落叶归根
       早在1995年天津市政府就授予陈省身荣誉市民称号，那时他和郑士宁便表示想回国定居。他们的心情是急切的。为办理定居手续，天津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常到南开大学陈省身的寓所。这个年轻人恰巧是南开大学80年代的毕业生，所以陈老夫妇感到格外亲切。一次在同这位“小校友”闲谈中，郑士宁开玩笑说：“办好手续，我们就不会被驱逐出境了吧?”
       2000年1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根据陈省身的意愿，授予他在华永久居留资格。公安局干部亲自登门，将荣誉证书送到他的手中。陈省身接过这张渴望多年的“绿卡”，久久凝视着，心情十分激动。只是暗暗惋惜妻子猝逝，仅差6日，没能等到她企盼已久的这一天!
       陈省身与天津有特殊情缘，他说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天津度过的。1930年离开天津，70年后的2000年，他又回到自己事业的起点、第二故乡——天津定居。
       这年春天，他去美国，安排处理好一些私人事务，同子女孙辈们团聚。9月，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行陈省身回国定居欢送会。会后陈省身重返南开，从此不再在两国间奔波，真正落叶归根了。
       自从郑士宁骤然辞世，陈省身便决定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南开园内，并在旁边为自己留一个墓穴，准备百年后同爱妻合葬在这片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上。在他看来这是为逝去的亲人和自己选择的最好归宿。
       定居南开后，作为科学泰斗，陈省身始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为全校师生讲“数学之美”。他每天清晨起床做数学。除了数学外，他兴趣广泛，生活充实，同金庸讨论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谈诗词，和画家范曾说绘画……
       他一贯淡泊名利，总是将自己的津贴、稿费以及各种奖金——包括2004年荣获“邵逸夫数学奖”的巨额奖金全部捐赠出来。他的精神已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
       大师为人随和，宽厚大度，睿智幽默，而且充满童心童趣，看起来就像一位邻家的慈祥长者。更难得的是他对自己想得极少，为别人想得很多。对身处逆
       境的朋友百般关怀，爱护，时时给予鼓励。
       晚霞灿烂
       2002年夏日的北京迎来一件盛事：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这里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球数学界最高层次、最具权威性、有“数学界国际奥林匹克”之誉的学术研究论坛。这个会议由国际数学家联盟组织，每4年召开一次。自1897年首届大会举行以来，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历届大会都是在欧美国家举行。经过陈省身的积极争取，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我国、也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此次大会规模空前，并取得圆满成功。
       陈省身1980年提出建成数学大国的宏伟目标，经过20多年的努力，如今已取得明显成效。国际数学家大会能由中国承办，就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正在步人数学大国的行列。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同陈省身的努力与奉献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会见陈省身谈及这个大会时曾说：希望借此契机，力争在21世纪初将中国的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推向世界前列，为中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奠定坚实、雄厚的基础。
       年逾九旬的陈省身为本届大会做了大量工作。他说：“要通过这个会议把中国近年的数学成就介绍出去，把世界的先进理论吸纳进来。”为促进中国早日成为数学大国，他又一次倾注了满腔心血。
       陈省身的最后一年几乎是由一串闪光的亮点连缀起来的。
       2004年9月，由于成就突出，陈省身荣获“首届邵逸夫数学奖"100万美元，赴香港领奖。南开大学为表彰他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为学校赢得的至高荣誉，又配套奖励他100万美元。
       11月2日，国际小行星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正式向世界公布，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杰出贡献。
       2004年10月28日是陈省身93岁诞辰，世界各地的朋友纷纷前来祝寿。这位醉心驰骋于数学王国的老寿星，向客人们公布了自己在数学界半个世纪未被破解的难题——“六维球面上的复结构问题”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以答谢众位关爱他的友人。在座的数学家无不惊叹道：“90多岁了，还能做这样的工作，千古一人而已!”“陈先生是为数学而生的人。”这一天成了数学界的盛大节日。
       陈省身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里，向世人交出一份最新研究成果。一个多月后大师便与世长辞，他果真实现了“把最后的心血奉献给祖国”的诺言。
       在病重住院时，陈省身还同医生开玩笑道：“我若是不行了，就到数学圣地希腊去报到!”——原来古代希腊是个数学家辈出的国度。弥留之际，他向医护人员要来纸和笔，用颤抖的手写下“希腊”二字。在最后一息，他仍向往着数学圣地……
       如今大师与星光同在，无论他的业绩还是他的品德，都已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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