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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城内全安广场的西南角上，早年是有一家马掌铺的，门脸朝向东北。低矮破败的铺面右方，是用木桩搭成的拴马架，呈门形。上有绳索下悬，做固定马掌之用。马掌铺正门前，立着一根水泥电杆，高八九米，粗过成年的白杨树，有了马掌铺，就常有马匹拴在那里。往来不断的胶轮大车给马掌铺带来不错的生意，骡马挂掌时的脆响传得很远。那时尚能见到高大骠烈的东洋马，通体栗色，鬃毛如刷，其身高过东北大汉的头顶。在没有战火硝烟的和平年代，东洋马只好到部队的农场或军马场服劳役，驾起了胶轮大车。
       1967年6月8日，一辆载着武斗人员的卡车途经全安广场，绕行转盘时，由于车速太快突然倾覆，砸向马掌铺。卡车刚好被水泥电杆挡住，马掌铺免遭灭顶之灾。车祸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后，有人在电线杆上题了一行醒目的大字：“六八惨案翻车杆”。
       这是37年前的往事。
       如今，马掌铺、东洋马、嵌入翻车痕迹的水泥电杆不复存在，扩建后的广场车水马龙，人流熙攘，只有东北角几处待拆的危房，还有几分旧时的模样。那个时候，沿大经路南行，至全安广场，过永安桥，西折南岭大街，是我往返学校的必经之路。
       2000年夏季里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过去的上学路线，专程来到长春八一学校原址。如今，这里已经一分为二，辟为两所中学，主楼向南延伸的附楼成为两校的分界线。几个少年在操场上打着篮球，欢呼雀跃如我的学生时代。操场东侧的一簇松树还在，松树下，曾发生过造反学生追打老师的事情。教室里书声琅琅，秩序井然，循声望去，是一张张稚嫩而陌生的面孔。
       如果没有那场浩劫，如果我的母校还能走到今天，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用相机拍摄母校的旧址，感叹如水的光阴，突然想起当年一位负责拍摄学校活动的教工，长得颇像电影《白毛女》里的穆仁智，每到学校集会的时候，都看见他台前台后地忙碌，镁光灯频闪。可是，学校、学年或班级里却没有留下一幅值得回忆和纪念的合影。只有走近校园的时候，还能唤起支离破碎的记忆……
       一、阳光校园
       长春八一学校位于南岭体育场路南，校园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东与长春地质学校毗邻，西与第一光学仪器厂相接。校舍均为二层建筑，由数个“T”型楼体组合而成。由东向西，依次是卫生所、大礼堂、初中部、一二年级教学楼和宿舍、图书阅览室、三四年级教学楼和宿舍、主楼音乐教室和会议厅(主楼南侧的附楼还设有浴池和理发室)、五六年级教学楼和宿舍、食堂。楼与楼之间有木板搭建的房山走廊相连，从低年级教学楼，不必走出室外，即可以沿着长长的走廊进入食堂，生活起居可避免雨雪风霜之苦。楼群之间，有3个操场，可供各学年课间活动。校舍南面，是占地约两公顷的果园，一块静谧的杉树坡地，杂草丛生的荒岭，和一片教职工的家属区。
       长春八一学校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所部队子弟学校，招收校级以上军官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少数地方干部子女。建校之初曾叫做沈阳军区第二小学，而后独立出来，改了校名，先期叫八一小学，中期因扩招地方干部子女，改称七一学校，办了初中部之后，又改称八一学校。学校实行集中寄宿制，既便于管理，又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作自习。小学一二年级，还发放蓝色的学生套装和大头鞋。革命烈士子女则由学校减免学杂费，提供生活必需品。学校还专门设有洗衣房，学生每周换洗衣服时，由生活老师组织学生统一去洗衣房领取，拿到宿舍。
       学校的卫生所实际上是“二O八”医院的派出机构，几位校医都是军人，30多岁的女所长是上尉军阶。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午饭后，同班的几位同学在操场上荡摇篮，两个淘气的同学打赌从运动中的摇篮底下钻过去，结果同学周行被摇篮撞碎了头骨，恰好女所长经过这里，及时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把周送到了二O八医院，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击碎的头骨难以接合，落下了永久的残疾。
       学校有学生1200余名，每学年4个班级。学生多数是市内驻军和省内各地方部队子弟。周末放假和返校时，有班车接送。外地学生只有在寒暑假期间才能离校回家。
       老校长齐玉田为学校的筹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学校邀集了不少教学人才。吉林师范大学的许多毕业生，受学校优越条件的吸引和老校长的感召，到八一学校从事教学。到了60年代初，八一学校的教学水平已在长春近百所小学中凸显出来，其初中部已办到初中二年，大体接近于吉林师大附小，以及附中和省实验中学初中的教学水平。
       我所在班级的成绩在学年中始终名列前茅，这受益于几任老师的严格执教。
       高升元曾给我们当了两年的班主任，正值年富力强的岁数，一只手能端起满满的一盆水。他抓教学近乎苛刻，那根教鞭没少敲打调皮学生的脑袋，因此学生们对他很是畏惧，背地里没少说他的坏话。
       那时，我算得上一名听话的学生，各科成绩都是班级里的前几名。因此，“文革”前的学校评比中，我在每学期都能得到一张“五好学生”的奖状。这些奖状得以保留至今。但是我的作文成绩并不理想，学校油印的《作文园地》月刊几乎与我绝缘。
       1964年暑假过后，学校放映了专场电影《英雄儿女》，高老师组织学生写一篇观后感，由于我因故晚到学校一周时间，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只好写了一篇《夺印》的观后感，这部电影是反映“四清”运动的代表作。可惜的是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涵义，又急于应付差事，因此作文写得一塌糊涂，被老师抓了个“典型”。高老师当众高声念着我的作文：“瘸大爷(地主分子)暗地里指示他老婆‘烂菜花’村前村后地叫喊‘何支书吃元宵了’，给何支书送去了一碗热腾腾的大元宵。何支书为啥不吃呢?我想何支书肯定在贫下中农家里吃过早饭了……”高老师用一种近似揶揄的语调把作文念得绘声绘色，还接着说：“我看你将来当了下放干部，还不得成了瘸大爷家的常客?立场站到哪边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真让我自尊心备受折磨。
       最倒霉的是那些功课较差的学生，挨高老师的批评更多、更严厉。每次考试之后，都有成绩差的同学被拉到教室前面罚站，蔫头耷脑的样子，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因此有几个调皮蛋恨透了高升元，马嗣就说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高老师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他还骂过高老师。更大的“玩笑”是在几年之后，教师和同学换了位置，很多老师在台上弯腰弓背，心力交瘁地承受学生们的施暴。
       二、苦乐年华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唱着这首歌曲的年代，是崇尚英雄的年代。这首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的歌曲，是新中国最早的“少年先锋队之歌”。尔后，歌曲又进一步升华，赋予了新的含义，将歌词中的“父兄”换成了“英雄”二字。再后来，马思聪顶不住政治重压，“叛逃”国外，这首歌曲也被打入冷宫，换成了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60年代初，正是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状况开始复苏之际。进入八一学校的学生和一脸菜色的成年人相比，或与同龄人相比，所遭遇的苦难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从我们的经历中，仍然可以折射出共和国的艰辛。
       学校伙食标准有了相应的改善，早饭的面糊糊粥取消了，每天能够保证一顿细粮。开饭的时候，是学校最热闹的场面，千余名学生从各个教室出来，拥人校舍最西边的食堂，炊事员推着送饭车，车轱辘碾着铁轨，发出隆隆的声音，十多间能容纳百余学生的饭厅里烟雾蒸腾，锅碗瓢盆，响成 一片。
       那时候，粗茶淡饭能够满足供应已相当不易， 但是端起带着不少红壳的高梁米饭时，还是感到难 以下咽。当时，幻想着能够每天吃上一顿大米饭，就 成了我最大的心愿。有一天中午，我皱着眉头吃了 几口高梁米饭，心想，晚上的细粮多吃点就行了。但 是到了晚上，又是通红的高梁米，清水煮白菜，于是 我就把饭菜偷偷地倒进了泔水缸。到了凌晨的时 候，我在饥饿中醒来，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爬起来走 出寝室，见走廊的洗脸架上摆着洗漱用具，就用刷 牙缸舀了一缸清水喝下去，觉得舒服了一些，就又 躺到床上。过了一会儿，饥饿感再次袭来，只好起身 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还是一无所获，没有办法，我 拿起了那只“叶绿素”牌牙膏，挤出半管，吞了下去。 这样折腾了半宿，挨到起床。早自习的时候，我已饿 得眼前发黑，最终被同学送到了卫生所。我知道自 己根本不是生了病，就自己怯生生地去了食堂，那 天早上，我一气吃了4个黑面馒头。
       事后，陈鸿文老师知道了这件事，专门找我谈 了话。他说，你知道方志敏烈士的故事吗?我当然 知道。教室安装的广播里，还教唱过怀念他的民 歌：“江西出了个方志敏，弋阳北门湖塘村，两条半 枪闹革命，共产救穷人。”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清 贫》一文已收入了小学的教科书中。陈老师接着给 我背了一段很有感染力的遗言，当然是方志敏的。 朦胧的意识中，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这 种负罪感来源于对高梁米饭毫无“阶级感情”，而 吃了4个黑面馒头。
       不久以后，我在图书阅鉴室里读到了方志敏写在《可爱的中国》中的这段文字，心里对方志敏烈士充满了崇敬之情。在新年的晚会上，学校根据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糟蹋粮食现象，编排了一场独幕歌剧《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接受的阶段教育课。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发表，一场新的学习英雄业绩，走英雄之路的高潮兴起，少年英雄刘文学、张高谦，青年英雄黄继光、邱少云、杜凤瑞、向秀丽，一批英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新的英雄又不断涌现出来。学校专门请来特等荣军匡兆清为我们讲述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事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在学校树立了曹敏英老师和董小英同学两位典型。
       曹敏英是生活老师，旧社会“苦大仇深”，不识几个大字，工作上肯吃苦，对同学富有博爱精神，因此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她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由于把“泰山”念成了“秦山”而被发现了“闪光点”，树为学习标兵。董小英则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后来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长。
       我们不但在书本上了解了英雄人物和事迹，而且又把这种兴奋起来的激情付诸行动。为了学雷锋做好事，主动到操场上去拔草，为老师们打扫教研室，就连房山走廊的玻璃窗也控得锃明瓦亮，这都是我们偷着干的。
       我们的行动是盲目的，真正的英雄是个什么形象，更是虚无缥缈。这样，嚼着刺口的谷糠，对敌人冷酷无情，对人民永远挂着灿烂的微笑的方志敏，就成了崇拜的偶像。而对像雷锋那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总与头脑中的英雄形象合不上拍。
       三年级的时候，田霞老师因病休假，由教体育的刘中夏老师代课。刘老师中等身材，清瘦而肤色黑黄，那张不会笑的脸和一双凸出的眼泡使人难以接近。他的烟瘾很大，吸着辛辣的劣质烟是他最大的享受。其实，他为人很和蔼，在校期间，从没见他和学生发过脾气。课余时间，他经常给大家照本宣科讲一段英雄的故事，然后就带领我们自己动手，制做幻灯机。刘老师手艺巧，幻灯机几次更新换代，最后可以在白天放映，像是一个静止画面的电视机，刘老师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昼幻灯”。幻灯片是师生们自己画的，大部分是英雄事迹和抗美援越的故事。
       在休息时间里，我的最大兴趣是到图书阅览
       室里去看书。阅览室有400平方米面积，数万种图书。我在那里知道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安徒生，知道了卓娅和舒拉，也了解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辛，夹金山的风雪。有一天，刘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数学家的故事，说到此人在敌人进了家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坚持要把一道数学题解完，结果被敌人打死了。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以后是要当科学家的，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的，所以你们应当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有的男同学立刻表示不同看法：当科学家实在是不容易，得吃多少辛苦，像那个死到临头的数学家，死得一点儿也不壮烈，有什么意义?不如当兵保卫祖国，即使死了也能成为英雄。这样的想法是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学生的思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在八一学校度过了充满阳光的少年时代。矫老师弹奏的钢琴曲，师生们排练的音乐短剧《草原英雄小姐妹》、《钱包》；元旦晚会上老校长悠扬的笛声，时常在我的眼前过着电影，回响着旋律。在我即将结束小学阶段步人中学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三、“造反有理”
       1966年夏季，广播里不再教唱革命歌曲和领做眼保健操了，几乎每天都在播出北京方面的“革命形势”，先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尔后又开始批判“三家村”。为了跟上“革命形势”，学校无休止地组织学习姚文元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我第一次理解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含义，并在笔记本的后面记下报纸上点名批判的“黑帮”分子。
       学校每天都能从广播里和报纸上获得新的消息，“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老师们震惊，学生们兴奋。
       大多数的老师都在静观其变，而有一些激进的老师已经开始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在主楼收发室的西侧，专门倒出了一个宽敞的房间，张贴起来。有了开端，学生们也不甘示弱，该是我们表现英雄行为的时候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练习的“仿格”派上了用场。“拿起笔来做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凡是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成了我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是考验我们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原则问题，也是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走不走英雄成长道路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容许有任何的犹豫和彷徨，因此，学生们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形势的发展一天一个样，我在笔记本上记下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而在学校主楼会议室张贴的大字报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从室内蔓延到了整个走廊。
       校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工们开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成了这次运动的重点。老师们则一改往日的“师道尊严”，见到学生都满脸带着笑容，惟恐惹祸上身。
       当我的笔记本上记载了20多个“黑帮”分子的时候，我们的校长齐玉田被揪了出来。连续几天，我都看见他和其他两位校领导在实验田里劳动。骄阳似火，齐校长穿着挎篮背心，脖子上搭了一条白毛巾，高大肥胖的身躯显得十分疲惫，他那满脸汗水、心事重重的样子使我感到可怜。在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他现在已经成了被管制和监督改造的对象，已经不能再和我们处于同一阶级立场上了。
       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向北京进发，向全国各地进军，开始革命的大串联，而一些人又聚集在一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组织成立初期，很有点像当年占山为王的绿林起局子、报字号。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组织，到处是穿军装、扎武装带的青年人。长春八一校园，也成了绿色的军营，红色的海洋。初中生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女生成立了“红色娘子军”。
       老师们则组成了“永祥战斗队”——起这样一个名称，是有一定的意义的。1966年10月10日，钱塘江大桥的警卫战士蔡永祥，为推开横在铁道上的断木，牺牲在车轮之下。我校音乐教师矫桂茹到外地串联恰好经过那里，目睹了英雄壮举。她从现场捡拾了一块带血的石头，作为纪念。为了学习和纪念蔡永祥烈士，教师组织便启用了这个名称。
       10月，活跃而纷乱的校园失去了秩序，整个学年的同学聚到一起也不过几十个人。由几个被摈弃于教师组织之外的老师发起，我们成立了“红卫兵团”。红色的袖标上的明显标志是印上了“镰刀铁锤”。
       住在同一宿舍里的同学只剩下我和李显、孙殊阳、周行、马嗣等5人，想干点惊天动地的事，又感到势单力薄。马嗣提议说，既然成立了组织，就得行动起来，造那些教师的反。大家一致赞同。想来想去，目标锁定在高升元老师身上。
       晚饭之后，天已逐渐暗淡下来，我们5个人向家属区走去。
       李显走在前面，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美式大头鞋，略显单薄的身体，活像一支钓鱼竿。我手里拿着武装带断后，心里充满了自豪感。马嗣则和周行在一起筹划着具体的行动计划，大家说，如果高的态度不好，下一步就开他的批斗会。
       学校下坎那一趟红砖家属房已亮起灯光，我们叫开高老师家门时，高老师一家正在围着炕桌吃饭。
       “高升元，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许你乱说乱动！”马思大声地喝斥道。
       高老师已经愣愣地站到地上，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惶惑。
       马嗣接着问道：“你什么出身?”
       高老师满脸堆笑回答说：“城贫”。
       这一下，该是我们一脸惶惑了。城贫算是哪个阶级的?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同盟军，还是属于专政对象的敌对阶级?尴尬了片刻，马嗣绷着脸又问道：“那你对这次运动是什么态度?”
       高老师已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边解释着，一边作着检讨：“城贫，就是城市贫民，成分比较复杂，一部分是无产者，属于革命的阶级，另一部分是流氓无产者，是在旧社会做了一些坏事的沾染了旧社会思想和坏习气而又没有资产的一类，是应该团结和改造的。我虽然是属于革命阶级的，但是我也有旧的思想存在，我会在这次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和你们一起战斗的。”
       我们的讯问继续着，但声调已软了许多：“你在课堂上有体罚和侮辱学生的现象，你应该好好地作检查。”
       老师连声称是，并答应写成书面材料，过几天交给我们。
       看着老师唯唯诺诺的样子，我的心里颇不是滋味，拿着武装带的手背在后面，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次造反行动。再看看身边的4个伙伴，眼神里也充满了同情，实际上我们的斗志，在老师站到地上的瞬间已经被瓦解，事先想好的批斗计划再也说不出口了。这次行动总计不到10分钟。
       回来的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一句话也没说，只有李显的大头皮鞋踏出一溜闷响。
       四、“色团”兴衰
       红卫兵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没有形成气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每天无所事事，我们就上街看看大字报，或是去参观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好像是一场大戏的旁观者，而学校的另一个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则成了舞台上的主角。
       红色造反团的成员，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军人后代，响当当的“红五类”，他们喊着最革命的口号，没有任何顾忌，他们把一切打、砸、抢、抄、抓的行动称做革命行动，个顶个儿地敢打敢拼敢闯。他们和当时的造反组织“体校造大”关系密切，由“体校造大”拨给了一批白色的“回力”牌运动鞋，穿在脚上，离得老远，就知道“色团”来了。
       “色团”的总司令叫王向，瘦小的个头带着猴相。下面又分了若干个部，有个部长叫沈立江，最富有攻击性，是个谁也惹不起的人物。有他的撑腰，在我们红卫兵团的弟弟沈立滨也耀武扬威起来。后勤部长叫胡泽义，据说他爸爸是军区的后勤处长，因此他比他爸还高了一个级别。
       红色造反团成立之后，似乎只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死保了校长齐玉田和生活老师曹敏英。据说齐校长在战争年代救过胡部长爸爸的命，胡部长知恩图报，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齐胡泽义”。
       “色团”成员的手里经常拿着根齐眉短棒，除了打人之外，就是砸碎了走廊里所有的玻璃。他们搜遍了每一个角落，能砸的都砸，见东西就抢，说是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卫生所、音乐教室、图书馆，以及装物资的仓库等都叫他们砸个稀烂。
       卫生所的昂贵器械有的叫他们砸坏了，有的被捧回家里；音乐老师似乎已预感到劫难的发生，事先将数千张珍贵的胶木唱片藏在地板下面，结果仍然没有逃过色团的耳目，他们抢走了老式的电唱机，听着30年代的歌曲，听腻了，就把唱片砸碎，唱片的碎片，扔到楼前的操场上。电影放映机也搬到了“色团”的宿舍里，仅有的一部故事片《海鹰》也在看腻了之后砸毁。
       有一天，“色团”撬开了一个楼梯间，将正在流通的就餐券盗了出来。这样，他们在职工食堂里大吃大喝，每天都吃最好的饭莱。直到一周之后，才被学校发现，就餐券宣布作废，满院子的就餐券随风起舞。
       学校的图书阅览室也是在劫难逃，因为那里“封、资、修”的“毒草”垂手可得。我和红卫兵团的战友进到阅览室是在被砸后的第二天上午。空旷的房间里一片狼藉，高大的书架被全部拉倒，地上的图书有一尺厚。
       这所读书的殿堂，曾给了我多少知识和营养，织成了多少梦幻和理想。可它还是被破坏了，破坏得面目皆非，不成样子。我在地上翻捡着，挑了一大摞认为有用的书出来，以便打发停课的时光。
       “色团”集体行动的时候，学校的教职工就遭了殃。
       1967年秋，红色造反团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兆清，陪斗的是学校的女司机。张的罪名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普通的炊事员，少言寡语，人很能干。张站在台上，由两名红卫兵倒剪双手，腰弯成九十度，脖子上挂了一块小黑板，名字上打着醒目的红叉。批斗后不久，由于他的交代不能令人满意，由“文斗”升级为“武斗”，脖子上的小黑板增加到3块。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拳脚相加，张在台上大汗淋漓，痛苦不堪。当张和那位女司机被押出会场时，过道两侧的学生们开始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了。“色团”的付鑫猛地一脚踢在张的脸上，张满脸是血，瘫倒在过道上，女司机也没有因为是个柔弱女人而得到丝毫怜悯。当他们被拖过会场时，拳头就像雨点一般砸在身上。人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威力。
       我当时正坐在过道边的位置上，当我的拳头举起的时候，竟悬在半空中，那殷红的血色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唤醒了我的良知，强者与弱者形成了巨大反差，使我亲睹了什么叫做“残酷”。我终于放下拳头，默默地坐到凳子上，为这两个可怜人抱着同情，又为对敌斗争的软弱而自责。第二天，我在主楼前厅又见到了付鑫，他那双白色的回力鞋上还染着血迹。张兆清因不堪凌辱和打骂，在不久后的一天夜里，掰开指头粗的铁栏杆，逃到亲戚家里躲藏起来。
       “色团”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动机完全出于个人的恶习。有的成员从体育教研室抢来了汽枪，就用铅弹追打老师。有一次竟打在“红色娘子军”一位女同学的脑门上，好在距离较远，只伤了皮肉。
       “红色娘子军”摹仿当年的琼崖支队，选了一个男同学季桐做“党代表”。“色团”的盛夏认为季桐钻到女生堆里头，是给男同学丢了脸面，很是嫉
       恨。有一天他与“党代表”相遇，盛夏将“党代表”按在地上，双手死死地掐住了“党代表”的脖子，“党代表”昏了过去。如果不是老师发现及时，恐怕“党代表”性命难保了。
       1967年1月24日，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将“工人自发造反大军”、“群众自发造反大军”，以及“体校造大”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批斗了抓体育工作的副省长张文海，以及3个组织的负责人。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采取的过激行动，也是那些造反起家的风云人物造成的恶果。由于我校的红色造反团和体校造大关系密切，又在学校的名声很坏，所以，红色造反团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学校举办了“红色造反团罪行展览”，在陈列的物品中，有色团打、砸、抢、抄来的教学用具、体育器材，以及电影放映机、电唱机、汽枪、冰鞋等，学校的各种物资真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把日军指挥刀放在醒目的位置上，那是“色团”一名成员从家里偷出来的，是他的父亲在战场上缴获的。作为战利品，八路军赠给了那位革命功臣。而这位革命功臣的后代，却把刀挥向了自己的同学和老师。
       1968年，大规模的“清队”运动开始，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我的老师刘中夏也被“清理”出来，他的罪名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那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只要被发现和揭发出历史问题，立刻就成了专政对象，进而隔离，交代问题，接受审查，遭受非人待遇。
       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了那个搞摄影的教工，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学校，因为是上坡，半小时的路程，他已累得浑身是汗。没等到校门口，他就让我下来，我原以为他是骑不动了，才这样做的。但到中午的时候，我见一个红卫兵手持武装带站在一个教室门口，就走过去，好奇地向教室里张望。我吃惊地看见，那个教工蜷缩在角落里，身下只有一张草垫子，四面的窗户已被堵死，只有一张课桌上亮着一只昏暗的台灯——他也成了专政对象，被隔离审查了。
       学校的斗、批、改运动掀起了第二次高潮，铺 天盖地的大字报，乱纷纷的校园，躁动不安的人 群。师生们亲手点燃的斗争烈火，最终烧到自己 头上。
       早在“文革”初期，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 富治在视察了某校之后说：“干部子弟集中寄宿 制，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必须予以解散。”这个 讲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和 冲击波，使全国各地许多类似的学校面临着或存 或废的抉择。
       1968年初，学校的走廊里贴出了洋洋数千言 的大字报“集中寄宿制——培养修正主义的苗 圃”。大字报写道：“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抵制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在 教育阵地上公开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贩卖资产阶 级黑货，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为刘少奇推行资本 主义全面复辟做思想方面和干部方面的准备。而 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的教育制度，是他罪恶的组 织部分”。“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长期脱离工农 兵，脱离阶级斗争，培养特权思想，这种教育制度 一定要砸烂。”
       无论是“温床”，还是“苗圃”，都毋庸置疑地击 中了要害。一所苦心经营了十数年的学校，在一片 声讨之中分崩离析，宣告解体。
       那年夏天，我在斯大林大街上遇到了刘中夏老师。他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清癯的脸孔更加晦暗、蜡黄。我走到他的身边，叫了一声老师。其实，刘老师早就看见了我，我知道如果不是我走过去，他是不会主动和我打招呼的。他说，我被隔离审查的事你知道吗?我未置可否。刘老师接着说道，现在我已经“解放”了，学校解散了，暂时还没有工作。
       我默默地走开了，心里布满了阴云。
       从此，我与老师和同学们彻底失掉了联系。时隔37年，那段苦乐年华，时常引起我的回忆和感叹，永生难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文大部分当事人采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