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我常常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女儿，人过中年之后，我还能得到母亲的母爱。父母亲送我上学，又教我如何做人。童年的生活和家庭教育，我至今不忘。
       我的母亲是作家谢冰心。从外表和装束上看，母亲和许多与她同龄的中国妇女没有多大差别。我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在四川省歌乐山，母亲常常穿阴丹士林的蓝布大褂。那时我10岁左右的哥哥正是淘气的时候。他弹弓打得极准，当时歌乐山住宅门上新换的搪瓷白底蓝字的门牌号，都是他弹射的目标，因此有许多人来我家告状。找上门来的陌生人常把去开门的母亲当作我们家的保姆。
       解放后，母亲多次出国，做了些质地好而颜色素净的衣服。我觉得。她“打扮”起来，气质相当高雅。但是在家里她总是爱穿旧衣裳，她说旧衣服穿着舒服，干起家务事来也方便。因此，只要她穿得稍为好一些，人们见了就会客气地说：“老太太，您今天又有外事活动吧?”这些在我们家里都成了笑话。
       我们家里虽然总有帮忙的女工，母亲还是天天忙着干家务。她最喜欢做的是收拾房间，或把茶具、餐具等洗得干干净净。插花也是她的爱好之一，除了香味太浓的花以外，只要是鲜花，她都喜欢。在歌乐山时，她经常采些野花插在各种别致的花瓶里。
       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时，看到的多是母亲拿着块抹布东擦西擦，很少见她在伏案写作。我有些纳闷，她那些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后来才体会到这是她独特的“休息”方式，她往往利用做家务劳动的时间来打腹稿。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在我眼中只是母亲，不是作家。
       勤快、爱整洁的母亲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馨美好的家庭环境。这个家，从抗战前燕京大学燕南园的教授住宅搬到了云南呈贡乡下；从四川歌乐山的小土房搬到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从日本东京的小洋楼搬到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再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楼。我们的家有时简陋，甚至拥挤，有时宽敞，母亲总是尽力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这个家也因为有了她而温暖、快乐。
       母亲从来不在晚上写作，因为这会使她失眠。她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也不许我们睡懒觉，即使是节假日。只要阳光照进屋里，她就会进来掀我们的被子，催促我们起床。她不喜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因为这给人一种懒散的印象；她还不喜欢我们嗑瓜子，吃花生，把瓜子、花生皮丢得满地。
       她所要求的，我们虽然没能样样做到，还是养成了早起和整洁的习惯。现在算起来，因为不睡懒觉，几十年来我争得了不少时间。也不要小看勤快、“眼里有活儿”的习惯；1980年我到美国进修一年，无论是到人家里做客或是小住，都往往因为能保持卫生间的整洁、主动帮助主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而使他们感到意外和高兴。
       母亲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教育是德智并重，尤其注重德育。她能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缺点对我们进行帮助。
       哥哥小时特别淘气，学习成绩有时不好。但是他心眼儿好，能体贴大人。一个冬天的夜晚。母亲不知为什么生气打他，他一面躲闪，一面转过身来给母亲披衣服，并说：“娘，别着凉了!”因此母亲常说哥哥是她的“安慰”。
       我从小用功好强，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母亲从来不用在这方面为我操心，她说我是她的“骄傲”，但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偏爱我。
       妹妹小时像男孩子一样好动贪玩，到考试前母亲帮她复习时，发现她记忆力好，认字全靠背书，随便指一个字让她认，她要从头背到那个地方才读得出来。母亲就拿一张纸，中间挖个洞，遮住了其他的文字，这样妹妹就认不出那个字了。每逢考试，她少不了挨打手心。但是妹妹活泼，喜爱小动物，富有同情心，爱帮助人，母亲说妹妹是她的“快乐”。
       在众多的品德中，母亲最注意的恐怕是心地善良了。她常通过讲故事来教育我们。在歌乐山时和我们同住的还有我三舅舅的几个孩子。每当大家功课做完后，最快活的时刻就是围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各种中外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主人公悲惨的童年让我们流了许多眼泪。故事一个晚上讲不完，于是连续多日大家都是赶快做完功课，急急忙忙吃完饭，然后各自把小板凳和小手绢准备好，等着母亲继续讲下去。
       我们小时候也犯过许多“错误”，如因为馋而偷吃糖果、糕点，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尝尝香烟的味道等等。这些母亲肯定都发现了，因为床上常留有饼干筒的印子，我们嘴里有烟味等等。但我不记得我们为此受过什么惩罚。
       母亲最恨的有两样：一是大孩子欺负小孩子；二是说脏话。一次我和妹妹吵架，两个都用听来却不明白的“X你妈”对骂，母亲为此非常生气。她使用的惩罚方法很特别，先是用肥皂洗嘴，然后灌奎宁水。奎宁这种药是治疟疾的，奇苦无比。妹妹吓得跪下讨饶；我的脾气很犟，赌气喝下苦水后，就跑到山上的树下站着，到天黑也不回家，最后还是母亲拉着妹妹去把我找回来。
       我小时还有个遇到烦心的事爱迁怒于人的坏毛病。每逢我犯脾气时，母亲总是拉着妹妹说：“咱们走，别理她!”这使我更加恼怒，但是身边没有撒气对象，过了一阵子，自己也觉得没趣。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不干预我们玩耍。小学时，母亲的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们一种叫“垄断”的玩意儿。那是一种在纸盘上掷骰子的游戏。各人的子儿走到某格，那里可能写着再前进多少步或后退多少步，或者能得到多少“钱”，或“罚款”多少。钱多的可置地买房子、盖旅店。你买的小小木房子放在某格内，别人的子儿若停在这里，要向你付款。这种游戏曾一度使我们着迷，赢的自然兴高采烈，输的免不了气得脸红脖子粗。一次，大家玩急了，争吵起来，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把抓过纸盘来撕得粉碎。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玩过类似赌博的游戏。
       母亲在她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我当海军的外祖父常年在外，外祖母又体弱多病。作为女儿和姐姐，她从小懂得为父母分忧，从生活和学习上照顾家计，帮助弟弟。她从19岁当学生时开始写作，后来她做了教师，和我父亲结婚以后又成了师母。
       她对自己和父亲的学生非常关心。有的学生谈恋爱了，母亲会给他们指导；有的学生失恋伤心时，母亲耐心地给予安慰；有的学生结婚，母亲热心为他们操办，从打扮新娘直到准备婚后的生活，她都考虑到了；连小两口吵嘴上门告状的事她也管；他们生了孩子常来请母亲给起名字。
       我们小时候常见家里有父母亲的学生来，有高兴的，有忧伤的，有笑的，有哭的。他们把母亲当作亲人，母亲也把母爱分给了每一个人，对他们有安慰，有鼓励，有批评。大概是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吧，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从不避忌我们。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暗地里对他们也有评论，说这些人真是又“傻气”，又“可笑”。可母亲对他们却总是一片真心。
       母亲不仅有爱心，而且“勇于”表达。在这点上，我觉得她要比我“前卫”得多!她晚年住在北京医院时，和许多护士朝夕相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她对来扫床或送药的护士说“我爱你”，那些年
       轻的姑娘们也都很喜欢她。在年轻的医生和护士眼里，她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我记得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医生还和她谈起自己的烦恼，说他爱的人不爱他，母亲安慰他说爱情的事不可强求。有时她喜欢的女朋友来看她，她会嘬唇表示要亲吻对方，我不得不因为她抵抗力差而加以劝阻。我常常感叹藏在她弱小身体里的那颗心，怎么能够爱那么多的人!
       我想正是由于有一颗爱心，她总是看到世上美好、光明的一面。尽管家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斗、遭羞辱，她却从来没有对任何个人产生或表达过怨恨。并不是说她没有爱憎、是非，她是宽容，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因为爱而坚强、乐观；她的确相信“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母亲对家庭这个社会中最小的细胞非常重视。她认为和睦的家庭可以培养出身心健康的孩子。母亲常说一家人相亲相爱，互勉互助，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苦难都能度过。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从婴儿成长到青年的年代，正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抗战、解放、“反右”、“文革”等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家里的日子有时过得清苦，有时各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中父母甚至受到了人身侮辱，但是大家都挺过来了。
       母亲常说：“关键时刻感到家庭温暖和理解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的确，众叛亲离恐怕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她认为在关键时刻，家里人的一推、一拉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父亲回国后，事业上一直得不到发展；不仅如此，耿直的他几乎每一次运动中都受到冲击。相比之下，母亲颇受重视，她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多次出国访问。两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差异，并没有引起像今天一些家庭那样的夫妻不和、分手。我想这是因为双方对爱情忠贞，相互理解彼此的“价值”，而且十方尊重对方的人格。我有时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她这一辈子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了父亲，也只有她最懂得珍惜父亲这样的男人!在父亲被划为“右派”，民族学院小报上整版地刊登批判吴文藻的文章时，她对他的信任也从未动摇过。她从没有想到要离婚，她说，“我的思想和文藻是一样的。”
       她也从不在我们受到冲击时为着安慰我们而说些无原则的宽心话。“反右”期间，哥哥被错划成“右派”，送到汉沽盐场劳动，我也因“严重右倾”下决心毕业后到甘肃去“脱胎换骨”地改造。母亲送我们上路时没有流露出一点悲伤，也从没有说过一句“拉后腿”的话。母亲“爱子有方”，她没有试图把我们留在家庭的小天地里，在我们人生旅途的艰难时刻，母亲的眼泪只会增加我们的心理负担，使我们前进的步履变得更加沉重。
       每当我想起这些，总是对她充满感激之情，是她在动荡的变革时代坚强、明智地为我们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家。至今，我仍然觉得我在甘肃生活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也是最值得回忆的十几年。年轻人不到祖国比较贫苦的地方去，就不会懂得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艰难，就体会不到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担子有多重!
       母亲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从未忘记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作为中国人，她热爱祖国，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我们从童年时期就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
       旧中国贫穷落后，不能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算是五强之一，但是实际上却没有相应的国际地位。抗战胜利后，我们家在日本时，英国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高傲与优越感：常常刺痛着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母亲平日是很反对男孩子们打架的。有一次，我们认识的、就读于东京美国学校的吴家兄弟二人，由于受不了外国孩子对中国的侮辱，卷入了一场恶斗。母亲听说这事时，却对这两位少年的骨气十分赞赏。他们的事迹后来被她写进短篇小说《回国以前》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抗美援朝初期，我们家还在东京，每当听到志愿军胜利的消息，都有说不出的欢快与自豪。父母亲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使祖国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处境而对它产生了极大的敬意。1951年，他们借赴美教学的机会，悄悄地带我们取道香港回国。
       回国后，他们两人，尤其是我父亲，在历次“左”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过冲击，在“文革”期间更被打发去扫厕所，并挨过打。父母亲胸前曾挂着牌子站在“抄家物资展览会”前示众。但是他们对于回国，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后悔。他们总是把祖国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只要祖国繁荣富强，个人受点委屈就算不了什么了。
       实际上，我国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父母的朋友和我的可敬可亲的老师们，都表现出了这种高尚的情操。他们中间，有的解放前就闻名于世界，在国外已有固定的工作，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有的无论何时到国外去，都会享受到比国内优越得多的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但是他们并不为个人的名利和小家庭的舒适和安逸而活着。他们有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使命感。
       我曾问过母亲：“如果是国民党当政，您是不是还带我们回国?”她说：“那就要考虑了。不过，当时我是不愿意你们做‘白华’，不愿意你们跟外国人结婚，忘了祖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母亲富有同情心，又十分慷慨。几十年来，她写过许多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她用拿到的稿费不知支援过多少亲友。
       家里的东西和收到的礼品，她常常很快地就送给了别人。她惦记的人很多，从家乡的长辈、堂表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后代，直到作协年轻的同事和司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收到过她的小礼物。
       母亲对钱财和舒适的生活都看得很淡，这也是她从不向往国外生活的原因。我们在日本的那几年，家里住着有花园的小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冰箱、钢琴、小汽车、厨师、女工、花匠，几乎是应有尽有了。但是母亲没有一点惋惜地放弃了这一切，带我们回到了她念念不忘的祖国。“文革”后，父母搬进了民族学院分给他们的四居室。按照他们的经济能力，完全可以把家装饰得焕然一新。但是他们沿用了旧沙发、木板床、掉了漆的床头柜，连到家里来帮忙的小姑娘都说，没有想到摆设还不如她从前干活的一个厂长家漂亮。我注意到在现代文学馆的诸多作家陈列室里，就属冰心家的用具最陈旧。
       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们懂得物质享受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也从未羡慕过别人在国外的富裕生活。
       也许是母亲把钱财、地位都看得很淡的缘故，她待人接物就比较豁达、自然、真诚。她从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四人帮”横行时，有人曾代表江青来要母亲带头写“革命儿歌”，被她拒绝了。对于文学青年，她总是满腔热忱。我多次听到她高兴地称赞某报刊登了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或小说，作者常常是没有名气的新人。许多老、中、青年作家，都把她当成好朋友，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她面前讲心里话。
       母亲也有看得很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她的事业和做人的气节。1980年她因轻微中风，右手一度抬不起来，在医院里，她曾十分伤心地流着泪对我说：“我恐怕再也不能写了……”我这才了解对于80岁的她来说，写作仍然是那么重要!后来她积极、顽强地和医生配合，恢复了右手的功能。当她终于能拿笔颤颤悠悠地写字时，那高兴劲儿宛如一个小孩子得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玩具一样。
       1900年出生的母亲是世纪的同龄人，晚年仍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她从不服老，每天仍然坚持看书、写作。她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收音机里的相声、小说连续广播，电视中的球赛、京戏、戏曲和智力竞赛，对她都有吸引力。自从1981年右腿骨折以后，她行动不便，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是她仍然看书看报，关心着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以及周围人们的生活；国内外的朋友和她喜爱的孩子们也没有忘记常来看她。因此她从未脱离现实生活，并能与时俱进，不断写出虽然短小却不乏新意的作品来。
       母亲曾说过：“生命从80岁开始!”如今她已过世八年了，但对于我来说，永怀童心、爱心的母亲，她的生命似乎从未终止过。
       本文为《我爱妈妈》一书所写，此次发表做了补充修改。
       责任编辑　宁　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