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而又可敬的老顽固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王国维
先生总是忙，忙，忙，忙得无暇生病，也不敢生病，但病可不管你有暇无暇，有畏无畏，到底不请自来。2001年11月12日，先生尿血，入三○一医院急诊。平时，先生最不爱去的就是医院，想到他的诸多好友：赵朴初、周培源、胡乔木、吴组缃，一个个都是从医院“走”的，心头就溢满伤感。谢天谢地，这次只住了半个来月，就打道回衙。然而，先生终归耄矣，耋矣，白发萧疏。老迈龙钟——不病谁病?2002年7月，先生又因皮肤疾患，第二次入住三○一。9月25日，我去医院探望。病房在一楼，单间，室内有写字台，上面摊着刚开了头的文稿。其助手说：“医院有规矩，不准过多地看书写作，先生就和医生捉迷藏，他每天仍是四点起床，伏案工作，待到日上三竿，医生来查房，他已干了几个小时的活，佯装休息了。”先生在一旁撇嘴说：“不让我工作，活着干什么?”
就在这次会见中，先生反复“闹”着要出院。他说：“我没事了，你们看我顶好的，待在这儿干什么?”屈指算来，先生第二次入院，已经四十天，人老了，也没啥大毛病，主要器官老化，免疫功能低下，往往扶得东来，又倒了西。亏得平素很少服药，基本药到病除。适逢国庆，举国放七天假，先生觉得待在医院憋气，“吵”着要回家。医生提醒他家里访客太多，不利于静养。先生说：“我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人家大老远地跑来，怎能避而不见?”结果，医务人员磋商，让先生回家几天，试住，暂不办出院手续。这也算是让一步，特事特办吧。先生回到家里，沙发没焐热，没来由地，突然发烧，一量体温，摄氏39度多。吃药打针，皆无效。勉强拖到第三天凌晨，校方看不是事儿，赶紧动用救护车，再次把先生送回三○一。
昏昏沉沉地，先生一连睡了几天，既醒，连医师、助手也不认识了；也许是还没有醒来。这在先生，算得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病。从此他很是乖觉，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安心治疗。如是过了个把两个月，体征恢复正常，先生心动，又闹着回家。院方经过反复观察，确认病情稳定，无大妨碍，遂于12月30日，批准他出院。先生回到朗润园，回到熟悉的氛围，自由的空气，顿觉天高地阔，心花怒放，提笔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回家》，旨在告诉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谢谢大家的厚爱，我季羡林已经完全康复啦。你们看，我不仅平安出院，还能同从前一样写文章。
先生高兴，吾辈自然更高兴。2003年元月20日下午，我与海平前往季府探望。先生正在午睡，我俩在室外等。无事，趁便把房间扫描了一下。先生住的这单元，序号201。进门，南面一间为卧室兼书房，先生自用；北面一间为次卧，男仆用，室内有一床、一桌、两排书架，架上插满资料盒，分别标明“国学研究”、“学术界”、“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现代传播”、“百科知识”、“延边大学学报”等，地下码了很多资料，一律用礼品袋包装整齐，桌上摊开一本杂志《人世间》，以及“季羡林藏书票”，窗台搁着先生和不知名的小女孩的合影，三帧。西面一间较大的房间，约十四五平方米，辟为客厅，这是整个居室的亮点，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为了接待中央要客，由学校出面，特意装修了的。醒目的是一对大沙发，拆为两组，摆在东西两侧，背景是由琳琅的古籍砌成的书墙，据说是《四库全书》(先生曾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总编纂)，内容十分繁富，我不懂那书目，吃不准，随手抄了几部书名，如：《二十四史》、《
全唐文》、《周礼》、《毛诗》、《铭典释文》、《晏子春秋》、《通鉴纪事》、《
水经注》、《
白氏长庆集》、《丹渊集》、《欧阳文忠公文集》、《临川文集》、《
春秋繁露》、《
说文解字系传》等。主墙上挂着先生的绘像，范曾手笔。另有多幅照片，都是名家所摄，比如先生与猫，先生在林下，先生在荷池畔。案头、地板搁着多盆花卉，有杜鹃、蝴蝶兰、富贵竹、巴西木、剑兰。再就是一尊木刻的观音像。
等了许久，先生仍未起床。我又请其助手开了东边的单元：202。入内，堪谓插架盈室，书籍盈架。北侧的小间，占据显赫地位的是《大藏经》，刷刷的一排，数数，足足一百卷，东窗摆着一张书桌，案头置一小型鱼缸，中间摊着影印本的《清华园日记》。折身，门厅为日文、梵文经典，语言学类书，以及欧洲史、中亚东亚史、世界史。主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城，插架顶天立地，拿高层的书，得借用凳子或梯子。由于久闭未用，灰尘寂寞着，寂寞浮游着，嗅嗅，连书香也些微减色。未遑细看，记得有《二十六史大辞典》、《百科全书》、《甲骨学通论》、《西方美学》、《亚非研究》、《中西交通史》、《敦煌艺术》、《基督教会史》等。与主室相连的阳台，也改造成了小书房，书案搁着文房四宝、《德国古典美学》，另有一玉雕，造型为“马到成功”；从窗口望出去，有一小园，园内有树，是玉兰吧，我在春天见过她的香葩；远处是一弯湖岸。朝南的一间，当中一张巡洋舰似的旧式大书案，地面敷以绒毯，壁上悬以佛像，窗台缀以盆景，后墙，也就是北墙了，挺立着护航使者般的书橱，这儿，想必是先生写作的主阵地，门后贴着一张纸条，为先生手书：“不得随便从室内拿走一切书籍!”
先生醒来了，身子虚弱，就在卧室待客。说到我俩刚才的参观，他说，大部分书籍都已打包，送给北大图书馆了，你们看到的是残余。每次与先生会见，哪怕只是一面，匆匆数语，躬身而退，都会感到桑拿浴后的轻松，精神的桑拿；在这个斯文扫地、铜臭熏天、世俗化、功利化彻入骨髓的时代，先生这儿绝对是一方净土。有人曾问我：“每次与季老见面，都谈些什么?”这个嘛，说实在的，也没什么高深的话题，不过是一般家常话。因为吾辈之去，多数是礼节性的，探望探望而已；偶有请教，也只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至于先生晚来引发满城风雨的那些宏论，如“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在论战开始时，我并不关注。若问我的观点?假如我赞成，就变为附和——附和老师的观点有什么意思?我这人脾性倔，最不擅长的就是附和。假使观点不一致，倒有得说，可惜不是体现这几个问题上——接我前边的话说，即使到了尘埃似乎落地的今天，我对那样的争论，依然不关注。“是否谈散文?”有人又问。——也不谈。散文是灵性的东西，一切都已表现在文字上，多谈也俗。那么，见了面，总得唠点什么吧?当然。譬如这次拜望，打的旗号是将回苏北老家过春节，提前给先生拜年。既是拜年，就得说点拜年的话。谈话中，不知扯动哪一根筋，忽然说送先生一卦。什么卦呢?时近农历羊年新岁，报刊上一片“三羊开泰”、“三阳开泰”的热闹声，我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入眼就瞅见这四字，于是说，就送您这“三阳开泰”。这当然是玩笑，三阳开泰本身就是《易经》排出的吉卦，还用卜吗?先生却很认真，他一边解释其出处，一边让我帮他翻《辞源》。翻出来了，字很小，我没戴眼镜，看不清。先生不用看，却
已把大致内容说出。海平年轻，眼睛尖，她接过《辞源》，看罢，直咋舌。事后跟我说，老爷子说的一点不差，他的记性可真好。
又说起编辑校对。先生作文，用的是钢笔，字迹相当工整，但对于某些毛躁编辑，终归不如打印的明白。因此，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年前出的这几本书，把“予生也晚”，错成“子生也晚”，把“名者。实之宾也”错成“名者，实之宪也”，把“旧雨新交”，错成“四雨新交”，把“大块载我以形”，错成“大丈夫载我以形”，把“迅雷震于顶”，错成“迟雷震于顶”，把“石破天惊逗秋雨”，错成“石破天惊近秋雨”，把“叫”，错成“叶”，等等，等等，这是很令先生懊恼的。其实这等低级错误，校对只要粗通文字，就能检出。唉，我们的出版只盯着金钱，哪里顾到这些。先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样误人子弟的书，还不如不出!”
先生毕竟上了年纪，文章难免出现笔误，或疏漏，助手们就劝他在发表之前，找个人看看稿，把把关。先生不干。他说：“把什么关?文章经别人改动，算他的，还是我的?我情愿自己慢慢改，错了也是我的。”先生曾为拒用电脑的事，对我说：“老年人有些顽固是正常的。”有人便拿了这句话，攻击先生是老顽固。我这里倒要补一句：“可爱而又可敬的老顽固!”
告别季老，出门，我和海平在房外徘徊了一会。东侧，是一溜土山，约三十来米，丛生着杂树，冬天大半落叶，萧索索的，看不出风景。西侧，也是土山，蜿蜒而去，一眼看不到头，松柏交翠，竹苍成林，寒风中别有蓊蔚，山脚是幽径，随山形而曲折，径旁是串联后湖与红湖的清溪。先生写过一篇《幽径悲剧》，说：“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得在五十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
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由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联系的。”在幽径的一处，曾有一棵古藤萝。它比校园其他的几棵同类更具特色。先生说：“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到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顾而乐之了。”然而，这棵神奇的古藤萝，躲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却没能躲过愚氓的摧残。1992年的春天，先生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他的眼前一闪，吓了一大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虬干，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上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干已经季羡林先生的书房被砍断，脱离了地面，再没有水分供它们生存了。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先生又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患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决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为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一声悠长的猫咪，把我从沉思中拉了转来。回头看，原来是先生钟爱的大白猫咪咪(不知嘉名是咪咪几世)，一直尾随在我俩的身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聪明的、善解人意的小生灵啊，你可是在替主人殷勤送客?视写作为串联生命本体的红线
齐白石八十五岁那年，一天上午，他连作四张条幅，中午仍不停笔墨，又坚持再画完一张。画完题词日：“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安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摘自《齐白石轶事》
春节后从老家归来，得知先生又住进了三。一医院，这是“四进宫”了。病因是心肌衰竭，经过一段治疗，已基本控制，左腿多年的骨髓炎，也经手术治愈，先生能自行站立、走路。但是，考虑到他年老体弱，且只知努力耕耘，不知珍惜呵护，院方就不再放他回家，留在康复楼做“娇客”了。
先生人在医院，心还惦着做事，在医生的指导下，对作息时间作了调整：每天六点起床，上午、下午各拿出两个小时，用于写作、阅读或会客。病房，就成了先生的卧室、书斋兼办公室。鉴于老人时间金贵，先生的一小时，相当于常人的一天、一周，吾辈没有要事，便不好意思前去打扰；偶尔前往，也是尽量缩短会面时间。病房摆有书案、书架，养有金鱼、花草，气氛一如居室之温馨；遗憾的是先生钟爱的猫咪不能进入——这毕竟是公众空间，不是私人园地啊!细心的客人，就给先生带来了布制的小狗、小猫、小松鼠，装饰起来，也是饶有生趣。
先生视写作为命根子，为串联生命本体的红线，一天的大多数时间，包括吃饭、输氧、输液。他都在酝酿，思考，然后坐到桌前，摊开稿纸，一挥而就。先生思维清晰，两个小时，写千把字没问题。住院以来，已陆续完成了十多万字，统称“病榻杂忆”。消息传出，数十家出版社前来联系，成了抢手货。先生不为所动，仍本着一贯的习惯，写了改，改了写，苟有不满意，就推倒重来。因此，截至我写这节文字为止(2006年6月15日)，交货付梓的事，仍遥遥无期。
曾问先生：“您住院以来，只发过有限的几篇文字，像悼念巴金、臧克家的，其余的，都秘不示人，这有什么说头吗?”
先生回答：“没有什么奥秘，原因很简单：住院的人，除了思想，什么都不自由。我利用的仅仅是这一点思想自由，想到哪，写到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但若是要发表，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医院里没条件，只好放放再说。”过一会儿又讲：“我一直遵循‘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如今这状态，基本与世隔绝，哪来那么多的新意?按照原来的要求，没有新意，就决不动笔，那就只能整天干坐着，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我可受不了。还不如拿起笔来随便画画，活动活动脑筋是主要的，发不发则是另一回事。”
先生拿起他的高倍放大镜，在眼前耀了耀。又说：“你想我整天待在医院，接触的，就是这一方小天地。或者换个说法，体验的，就是这病房的生活。反映到文章里，自然也只能是这些琐事。我这人决不隐瞒观点，总是有话直说，好就是好，孬就是孬。如果现在拿出去，无论说好说孬，恐怕都不适宜。你说是不是?”
噢，原来如此。
“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呢?”我希望。
“不能。”没有商量余地。
设法旁敲侧击，打探写作的内容。
先生松了口，他说：“我以前写过《论包装》，
最近写了一篇《再论包装》。”
噢，《论包装》，我是看过的。先生对一般包装，并不排斥，商业社会，包装大行其道，也是市场的选择。但有些包装愈来愈变本加厉，匪夷所思。先生写道：“外面盒子，或木，或纸，或金属，往往极大。装扮得五彩缤纷，璀璨耀目。摆在货架上时，是庞然大物；提在手中或放在车中，更是运转不灵，左提，右提；横摆，竖摆，都煞费周折。及至拿到或运到家中，打开时也是煞费周折。在庞然大物中，左找，右找，找不到商品究在何处。很希望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处距商品尚有十公里!庶不致使我失去寻找的信心。据我粗略的统计，有的商品在大包装中仅占空间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我想到那个鸡和鸡毛的故事，我不禁要问：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说得好。哪个消费者不是经常面对大量这种商业垃圾，先生忍不住质疑：“人类是变得越来越精呢，还是越来越蠢?”
这篇《再论包装》，先生说，也是有感而发：有人送来一个礼品盒，看上去，又大又漂亮；提在手里，重实实，沉甸甸。折腾了半天，打开，里边嵌着六个小盒。再打开小盒，揭去层层包裹，露出一版胶囊。数一数，12粒。就是说，六个小盒，六版胶囊，总共72粒。这么一丁点儿玩意，一个小瓶子足够装了，硬要动用这么多的材料，渲染得像包藏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似的，值当吗?有人说这是从国外学来的，是新潮。我说这是洋垃圾，是浪费，也是犯罪。
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国人承认贪污是犯罪，但对于浪费，就上不去这么高的纲了。先生说起浪费，可谓感慨弥深。他说，最大的浪费，还不是物品，是人才。先生当北大副校长，兼南亚所所长期间，对人才，以及培养人才的机会，是倍加珍惜的。举个小例子：那时先生主管外事，对于申请出国进修，只要条件符合，一律放行。先生认为，研究国外的问题，到国外去实地学习、体验，是天经地义。人放得多了，就超出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额度，有了滥用职权之嫌，上边不停地打招呼，要他刹车。先生我行我素，不予理睬。上头急了，派人当面责问。先生理直气壮地回答：“制度是人定的，是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你那制度不适应形势，就要改!”唉，先生如今老了，离开岗位，也就管不了那些事啦。但他对身边的小事，能管的，还是要管。就说这水吧：先生每晚洗脚，不让用肥皂，为的是洗脚水，再用于养鱼。从鱼缸换出的水，又用于浇花。护工们年轻，她们对节约没有深刻的概念，用起水来，大手大脚，譬如洗澡，龙头一拧，哗哗直淌。先生听着心疼，经常向她们提出告诫。再说这灯光：按医院规定。夜里房间要留灯，先生认为既然不关门，走廊的灯光已经够亮，房间就不必再留，留则是浪费。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护工在背后嘀咕，说先生管起事来，比医院的院长还院长!
先生视浪费为犯罪，但说到眼下国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却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淡定。先生说：“从一个封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走向开放，有些腐败，是正常的；要没有，倒令人奇怪了。问题不在于腐败本身，而在于我们怎样去遏制，让社会逐步走上正轨。积弊是一点一点沉淀的，根除它，也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一锹不能挖出一口井，得一步一步来。”先生相信：“既然小米加步枪能拿下江山，只要措施对头，也一定能铲除腐败。”
我试探着问：“这看法您有没有写成文章?”
先生笑而不答。
看来，关注先生病榻写作的读者，只有耐心等到先生自我解禁，公开发表的那一天了。
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
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季羡林
晚近，先生的头衔，除了教育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通常还有一项“国学大师”。为此，有人在报上陈辞，认为“季羡林的专业是佛学和梵文研究，算不上国学大师”。有人又撰文反驳，认为“传统国学的许多重大领域季羡林都涉及了，绝对称得上是国学大师”。今年5月，中央电视台的同志拍摄季老的专题，拿我做陪衬，其间，就提到了这段公案，问我怎么看。卑之无甚高论，窃以为，这事不值得争辩，在东西融会、环球一村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学大师也者，既不应是一味钻故纸堆的冬烘先生，也无所谓荣辱褒贬。要我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平凡，即如他所说，只是一个教书匠，至多再加一个写家，他的大有人格魅力，就在于亦儒亦释亦道，而又非儒非释非道，从心所欲，脱略形迹，无法取替，不可超越。这后八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先生若听到，也一定不赞成。去年，胡光利、梁志刚两位学兄出版《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录》，在前言中曾写上“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终身教授”等词，先生阅后，坚决要求删去。先生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
同是去年，第十九届世界诗人大会在我国山东泰安召开，会上，季羡林、高占祥、李国彝三位被评为世界桂冠诗人。这又是一顶高帽。组织者的心思，咱不去猜测，高占祥、李国彝二位的成就，咱也不去评估，且说季先生。先生在中学时，曾有“诗人”外号，说明他是喜欢诗的，是有这方面的素养的，但他一生发表之诗，据在下所知，不会超过十首。先生著作等身，忝列作家之林，还自谦是票友。以不到十首诗的数量，荣膺世界桂冠诗人称号，他老人家肯定会感到惶恐。我没有猜错，一次见面中，先生说了创作经过。先生讲：“原本是泰安地区来人，说请我写一首诗，关于泰山的。我自幼景仰泰山，至今初衷不改，兴致一上，就动笔了。7月29日(2005年)，温总理来，来得特早，我桌上摊着稿纸，没有收拾。总理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关于泰山的诗，并且念了开头几句。以后新华社就作了报道。再以后，你们都知道了的，我季某人忽然就成了桂冠诗人。”说到这儿，先生转为“难得糊涂”，他说：“我要是当桂冠诗人，还有人当诗人吗?这是天大的笑话!”又说，“桂冠诗人不是随便戴的，他们这么做，只能使我脸红。”
“中国牌”的荣誉有它本土特色的游戏规则：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千推万阻，避而不见；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却是不邀自来，蜂拥而至。——算了，撇开这些背后的玄机不谈，话题还是回到季先生。笔者觉得，仅就九十四岁的老人，依然拥有这般创作活力，《泰山颂》就值得一读；在这一点上，先生完全用不着脸红。《泰山颂》先生写了两稿，迄今未定，打算继续修改，笔者择其未
定稿之一，录在这里，读者不妨自行判断：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
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
千。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
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
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
颜。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
染。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
绵。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
斯年。
泱泱中华，特点是人多，人多思想杂，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许多议论，是颇为滑稽的。譬如有人转给我一篇文章，是从网上下载的，讽刺季老是官迷，理由是从杨绛的《我们仨》推测，那个想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而最终没有当成的，估计就是季羡林。嘻嘻，胡为乎来哉?!熟悉季老的人都知道，他对官场，一向敬而远之，了无兴趣。证以笔者的目睹：那还是九十年代，一天，有老友自城内来，落座，喝茶，老友说起近来见了哪些哪些高官，禁不住眉飞色舞，唾星四溅。先生干坐一旁，默然无语。待老友走后，只幽幽地说了一句：“他还很得意。”这一句就表明了先生的心迹。即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来说，倒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文革”后，某要员曾建议先生出任此职。先生嘛，婉拒了。尔后，北大让他当副校长，他倒是痛快地应承。为此，有人曾当面讶怪：“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要，却要这个副局级呢?”先生说：“什么级别，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他想的，就是当他的教书匠。
先生自称是一个杂家。这杂，也是一种优势。我曾拆过一个汉字：“尖”。“尖”就是脱颖而出，出类拔萃；而怎样才能做到“尖”呢?我们看，“尖”字下面是一个“大”，说明基础要广博雄厚。这杂，就是广博雄厚的一个要义。有了这个庞大的杂做基础，再小小的一专，就成了“尖”。以先生为例，他学贯中西，兼容百家，在此层次上，他每作一文，每发一语，都往往有新意。譬如他那篇《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本来是为他人的一册文集捧场，却小题大做，把寻常赞语升华成警世的黄钟大吕。他说：“屈指算来，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拿走了不少优秀的精华，他们学习了、应用了，收到了效果，获得了利益。但是，仍然有许多精华，他们没有拿走。比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其精华部分对世界人民处理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心中感情思想中的矛盾时会有很大的助益。眼前全世界大声疾呼的环保问题实际上是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恶果，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如能切实行之，必能济西方之穷。我们眼前，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科技在某些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一点创造发明都没有，一点先进的东西都没有。比如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而获得成功，对世界其他国家就很有借鉴的价值。”珠玉在前，人家却不来拿，怎么办?先生说：“你不来拿，我们就送去。”送什么?“首要送去的就是汉语。‘射入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汉语是‘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为了增强中外文化交流，为了加强中外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我们首先必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再譬如，先生与他的弟子钱文忠教授谈话，仿佛很随意地说出：“现在中国有哲学家而无哲学，有哲学而无见解。”钱教授就感到很震惊，他觉得，这简单的一句，展开来，就是一篇深者不觉其浅，浅者不觉其深的大文章。
先生的杂，总归杂出了名堂。杂的建树，是长达九十余年的时光的濡染。无论清华建校九十周年纪念，还是北大建校百年纪念，他都是当然的长者、前辈。先生活得长，这是资格，是阅历；他的清华西洋文学系同班以及同级伙伴，一个个都去了国外，他却从国外又回到国内，而且生活在北大，生活在旋涡的中心，他成了若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什么是北大精神?鲁迅当年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先生无愧为北大精神的传人，六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向上走。笔者认为，先生的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挖掘，只是这挖掘还有待于时间——爱因斯坦发现的这个宇宙的第四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中往往比在“现实”中更可把握，更具透视性，雕塑性；有一个词儿说得好：“雕塑时光”!——区区在下不才，暂时还无此腕力，只能寄望于后贤，寄望于将来；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烛照历史才能烛照未来；因此，挖掘先生，不啻就是挖掘华夏百年兴衰，百年悲欢。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医院门外，访客如云
而对我来说，每次会见到季羡林，都宛若一次登临，总觉得云生胸次，有无法言说的高旷而清新的感受。
——范曾
这当然属于文学的夸张；但到医院访问先生的人，总得耐着性子，在李老师的日程表上待命，有时一待就是十天半月，甚至更长。
笔者深有感慨。且说去年夏初，宜兴文联的徐风先生来京，假楚云楼飨客，酒酣耳热，蓦地说起想给季老暖寿。或问：打算怎么做?答：季老生于1911年，已届九十四岁高寿，请老人家吃饭，送老人家鲜花，不如送一把有纪念价值的紫砂壶。宜兴是闻名中外的陶都。徐君显系有备而来。对于他的提议，众人皆大欢喜地赞成，话题于是围绕“纪念价值”展开。末了达成共识：壶名为“光风霁月”，紧扣季老的学风、文风、人品，文字部分，请在座的书法大家刘宝柱先生挥毫，制作，则由徐风做主，另请高明。徐风后来请出顾绍培，他的挚友，也是享誉遐迩的紫砂壶大师。这是命题做壶了。绍培先生不负众望，以黄山不老松的铁干虬枝为韵，及时而圆满地捧出了佳作。
剩下的，便为安排与季老见面。季老的生日是8月初，从那时算起，不停地往后推，一直推到10月18日，既巴金先生逝世的次日，才如愿以偿。此处所以特意点出巴老的忌辰，因为跟季老见面时。他老人家正伏案撰写悼文，钢笔小楷，正襟危坐，一丝不苟。
曾问季老：“都有哪些人到医院来过?”季老似乎没听清。此问题由其助手代为解答。她说：“人可多了。大体上有这几个方面：中央和北京市的官员，学校的领导、同事、学生，天南地北的文化人和仰慕者。医院的门卡得严，要不，来的人还多。有人就是为了见季老一面，到了病房门口，三鞠躬而退，一句话也没讲，连个名字也没留下。”
想起从前的两件逸事。一天，先生走出朗润
园的家门，没多远，碰上一位驾驶白色轿车的年轻人。对方问明先生去处，执意要相送一程。先生说路不是太远，锻炼锻炼也好，坚持继续步行。先生在前面走，听得后面轿车掉头，为了让它尽快通过，便一直贴着路边。走啊，走啊，走了五六十米，不听喇叭响，也不见轿车从旁擦过。心下奇怪，回头一看，原来轿车放慢速度，老远地尾随。先生便停下来，摆手让轿车先走。轿车也停下来，示意不敢僭越。就这样，先生在前面走，轿车在后面跟。直到出了朗润园，来到一处岔路，年轻人才轻轻按了一下喇叭，向先生致意，然后拐上另一条道飞驰而去。
又一天——这是有明确记载的：1998年9月25日，清晨，一伙男男女女的大孩子，在先生门外徘徊。他们是这一届的新生，久仰季老大名，未等正式上课，甚至未等这一天的霞光染红燕园，就迫不及待地跑来拜谒长者。来了，才想起季老有个习惯，每天四点起床写作，日上三竿方歇，这是先生一天的黄金时段，谁也不忍心上前打扰。那怎么办?既然来了，总不能毫无表示地回去吧。有人便以树枝为笔，在窗外花圃的泥地上留言：“来访。九八级日语。”写罢，意犹未尽，又在湖边的湿土上大书：“季老好!九八级日语。”
转而想起季老对自己的照拂。九十年代末，季老给我联系过四位大家：邓广铭、汤一介、张学书、范曾。先说邓老，事情由金克木先生引起，一次与之交谈，金老说：“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人，邓广铭。”我请金老引荐，他说：“你是怎么找我的，就怎样找他好了。他九十岁了，又有病，我不能介绍。”说的也在理。于是转请季先生，先生不假思索，当场写了一张便条，说明我的身份，请邓老予以接待。我拿到条子，沉甸甸的，觉得压手。因为邓老是历史大家，又值如此高龄，对这样的长者，不宜仓促采访，得先找他的书读，做足案头工作。孰料，就在这七找八找、七做八做的过程中，邓老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羽化而登仙了。虽然和邓老缘悭一面，但季先生的盛意，在下终生不忘。
接着说汤一介先生，知道他是哲学家，那还是“文革”前，在北大读书时的事，知道他是汤用彤校长的公子，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乐黛云女士的丈夫，则是在季老介绍之后。夫妇俩，一个搞哲学，一个搞比较文学。都是当代文化前沿的活跃人物。乐先生暂且不表，单说汤先生，他名下那些汗牛充栋的皇皇大著：《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等等，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啃的果子，难啃也要啃它几口啊!这也是一种缘分。啃着，啃着，我忽然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予采访，且专心研读汤先生的著作，窃以为这么做，也是不负季老的一番美意。谁知，嘿嘿，这一暂时就暂时到现在。
再接着说张学书先生，倒是及时见了面，而且不止一次。张老跟我讲过季先生的一段故事，相信能为本传添彩：两家同住十三公寓，张老住楼上，季老住楼下。一天，季老晨起，到书房写作，忘了忙碌多久，忽觉腹饥，寻思到对面房间找点吃的，孰料门被反锁，打不开。老人家情急，竟翻窗而出。那窗有一人多高，八十出头的老人，身子不利索，这一跳，就崴了脚。张老听见呻唤，下楼看个究竟，见是季先生，问明缘由，责怪说：“你要出来，给我打个电话，我下楼给你开门，不就行了吗?”季老说：“这么早，怕你没有起床，不便打扰。”改天在郊区有一个活动，大家看老先生伤得厉害，劝他不要去。季老说：“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失信。”结果，还是忍着痛一拐一拐地去了。张老感慨：“你看，季先生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先替别人着想。”后来，也是不久，承张老雅爱，我加入了他麾下的一个学会一仅是虚担其名，未务其实，说来有愧。
最后说到范曾先生，也是见了面，其时恰好读到他写季老的一篇散文：《彼美一人》，通篇典雅勃郁，啸吟跌宕，在众多描绘季老的文章中，属上乘之作。季老显然也推许范公的丹青，朗润园寓所的客厅，三○一医院的病房，挂的都是范公手绘的“彼美一人”。季先生还曾为范公《庄子显灵记》作序，其中有言：“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那天，我是偕魏强先生同谒范公，过程因与季老无关，略去，事后留下一篇速写，题日：《大江送夏》。
一路写来，涉及先生的多位师友。先生也。阅水而成川，阅人而成世，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择人标准呢?在《佛山心影》中，他说：“我交了一辈子朋友，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作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最重要的是能分清是非，又敢分清；从而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那一些境界。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这是很高的高度，又是很难的难度啊!西谚云：“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知道你是谁。”从先生的择友标准，不难窥识他自身的真情，真思，真美。
朝花夕拾，是先生的童心在笑
我现在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我原以为自已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内心还是比较坚强的。现在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假象，我的感情其实脆弱得很。
——季羡林
晚年，先生一再提到他的少作《兔子》。他说：“当初写《兔子》，是怀了满腔深情的。”
先生的散文创作(严格意义上的散文)，是从大四上学期开始，1933年12月8日，完成了处女作《枸杞树》，转年，也就是大四下，连续写了七篇：《黄昏》、《回忆》、《寂寞》、《年》、《兔子》、《母与子》，以及《红》。其中，先生本人最看好的，是《年》。写作途中，万象纷驰，思如泉涌，不择地而出，稿成掷笔，感觉棒极了!自信让郁达夫来评，也是“通篇无一败笔”。叶公超看好的也是《年》，认为他着眼的是普遍意识，比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什么早晨啦黄昏啦之类的要强，鼓励他按这方向写下去。李长之的审美观有别，他不喜欢《年》，喜欢《兔子》。吴组缃也是，且称赞《兔子》感人至深，令他魄悸魂动云云。九十而后，先生的心境明
显向长之和组缃靠拢，他也感觉到了《兔子》有在才华、技巧之外，那一份明白如话而又血肉相融的大美。
《兔子》展现的是先生的童年岁月。话说六岁那年，他离开父母，托身济南，那日子，是颇有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都市的房屋高是高，挤得蓝天只剩下一条窄窄的缝，他瞅不到温柔的白云，看不到成排成阵散发着轻烟的绿树，嗅不到泥土的腥气，听不到鸟雀的欢鸣。终日，闹哄哄的尽是车马的喧哗，胀得人头脑发痛。即使夜深，也还有小贩的吆喝从巷尾传来，叫人心头不得安宁。他是地之子，他渴望回到乡野的怀抱。渴望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他想起了故乡的兔子。
小羡林把这心思跟叔父说了，说过不止一次，也没抱多大希望，知道这不是官庄，都市人家，到哪儿去弄兔子呢?如是过了几年，总之是在秋天，叔父从乡下办事回来，突然带回一笼兔子。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嘛!打开笼子，跑出来三只，一只大的，毛黑，像母亲，两只小的，色白，自然就是儿女了。以前在老家官庄，他曾伏在别人的洞口，窥视人家的兔子，心头总是痒痒的。如今，嘿嘿——哈!自个儿居然也拥有了小兔，而且是三只!那份狂喜，实难用语言形容。兔子买来了，搁哪儿呢?你猜吧，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小羡林把兔子窝安在床底下，这样他才安心，才实在。他说，他在文章中说，从此，“每当我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的旁边读书的时候，兔子便偷偷地从床下面踱出来，没有一点声音。我从书页上面屏息地看着它们。——先是大的一探头，又缩回去；再一探头，走出来了，一溜黑烟似的。紧随着的是两只小的，都白得像一团雪，眼睛红亮。像——我简直说不出像什么。像玛瑙吗?比玛瑙还光莹。就用这小小的红亮的眼睛四面看着，走到从花盆里垂出的拂着地的草叶下面，嘴战栗似的颤动几下，停一停，走到书旁边。嘴战栗似的颤动几下，停一停，走到小凳下面。嘴战栗似的颤动几下，停一停。忽然，我觉得有软茸茸的东西靠上了我的脚了。我知道是小兔正伏在我的脚下。我忍耐着不敢动，不知怎的，腿忽然一抽。我再看时，一溜黑烟，两溜白烟，兔子都藏到床下面去。伏下身子去看，在床下面暗黑的角隅里，便只看见莹透的宝石似的一对对的眼睛了。”多么活灵活现，神乎其神，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可爱也不过如此吧。
如是快乐了半个秋天，那是天堂的儿童版本，一饮一啄都是诗，一偎一依都是画。然而上帝老了，存心和儿童过不去，一天早晨，小羡林起床，俯身查看他的老朋友，忽然发现兔子少了一只，是大的。轰!他的脑袋炸开了!赶忙四下里找，屋内，屋外，犄角旮旯，搜个遍，愣是没有踪影。他快快回房，两只小兔儿预感到了不祥，从床底溜出来，紧偎在他的脚下。望着那可怜兮兮的小家伙，一种大枯寂大悲恸攫住了他的心，禁不住哀从中来。他后来写道：“我哭了，我是很早就离开母亲的，我时常想到她。我感到凄凉和寂寞。看来这两个小兔子也同我一样地感到凄凉和寂寞吧。我没地方倾诉，除非在梦里，小兔子又向哪里，而且又怎样倾诉呢?——我又哭了。”
起初，小羡林还抱着一丝幻想，幻想大兔子突然从哪儿冒出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奇迹没有出现，幻想宣告破灭。他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竭力把满腔的怜悯，转化成爱。倾注到两只小兔儿身上，以弥补它们丧母的空虚。然而，这哪里是可能的呢?这哪里是可能的呢?!眼看它们时不时地迷茫，眼看它们一天天地消瘦，兔儿和人一样，也是恋母的啊!他不由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心头哀哀地只想哭，只想哭。这样的情况也没能延续多久，数日后，小兔又少了一只。他又是到处找，墙角，天井，树丛，巴巴地搜，低低地唤，没有，哪儿也没有。绝望袭来，莫可名状。可怜那剩下的一只小兔，夜里再也不肯睡觉，只是在屋里不停地转，它是在找它的母亲吗?它是在找它的兄弟吗?兔儿无言，唯有宝石似的大眼，噙着晶莹欲滴的泪珠。小羡林无法入眠，他的眼里，也始终含着泪水。
最后的打击到来了。剩下的那只小兔，终于也不辞而别。照例是到处找，照例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小羡林早有预料，他深知在这种情势下，结局会是什么。这样也好，他想，不然，孤零零的一个活在世上，形单影只，没有一丝温暖，没有一丝乐趣，这长长的一生，又怎样消磨呢?思念及此，小羡林反而不哭了，他是哭不出，泪都流到肚里去了。悲哀倏地掠过脑际，他又想到了故乡的母亲。
从那以后。小羡林告别了短暂的欢乐，又坠入无底的寂寞。那三只兔儿经常在他心头晃动，有时长夜梦回——他日后写道——“眼一花，便会看到满地历乱的影子，一溜黑烟，一溜白烟。再仔细看，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暗淡的灯光照澈了冷寂的秋夜，外面又蟋蟀地响，是雨吧?冷栗，寂寞，混上了一点轻微空漠的悲哀，压住了我的心。一切都空虚。我能再做什么样的梦呢?”
这段真实的经历，不，这篇纯情哀婉的散文，也感染了笔者，以至于在叙述的过程中，突然产生一种幻觉：在兔儿宝石般的瞳仁里，闪动着季老晚年宠爱的猫咪的影子(关于他故乡临清特产的波斯猫，先生写过多少钟爱有加的散文啊)；或者说，它们其实就是“咪咪”们的前身。——对了，前些日到我先生家去，看到那只绰号“大强盗”的白猫，因为主人长期不回家，失去了依托，躺在厅里好半天不动弹，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但在先生面前，我隐瞒未提，我怕——引起老先生的伤感。
年初，有家出版社拟出先生的散文集，先生嘱我代为选编。我在早期的作品中，加进了一般选本不选的《兔子》，先生颇为高兴。他问我：“你晓得那几只兔儿是怎么跑的吗?”我说：“文章没有交代，我倒是疑心被什么野物，如黄鼠狼之类叼走了。”先生笑说：“你上了我散文的当了，我最初也是上了大兔子的当。它们不是放在我的床底下养吗，那时的房，墙是土墙，地是泥地，大兔子狡猾，不知不觉中，它在床里贴近墙角的地方，掘了一个小洞，成功‘越狱’，逃之夭夭。小兔子后来也发现了秘密通道，同样不辞而别。至于它们的结局，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先生嘿嘿一乐，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不，毋宁说是他满口的残牙在笑，是他满脸的皱纹在笑，是他的童心在笑，也是室内的空气和听众如我一起在笑。
追踪觅兴，从中天门一步跃上南天门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行笔至此，本书接近尾声，决定到先生的山东老家走一遭；这念头，也许是由先生笔下的兔子引起的，也许不是，谁知道呢。反正是写完“朝花夕拾”，说动身就动身。2006年7月2日，上午十点，我和鹏飞、海鹰驾车从北京出发，下午四点到达济南。这是先生的发蒙地，小学、中学旧址尚存。“只是朱颜改”，驱车分别绕校一周而过，未进。没有接头人，贸贸然你去找谁呢?谁又还记得七十多
年前那个老成、腼腆的少年呢?
3日上午，由济南市委统战部长，也是老友兼文士的孟宪杰先生作陪，赴临清市采风。这是先生的乡梓，早先叫清平县，后来划归临清县。再后来撤县改市，成了现在的规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季孟祥出面接待，他和先生同宗，按辈分，是先生的重孙。血缘这玩意儿真是奇妙，虽说不是一房，长得和先生的嫡重孙硬是有几分像。由孟祥口中得知，先生有两个亲妹(原来我只知有一个二妹)，老大嫁在当地，夫家姓董，老二嫁在济南，夫家姓常；一个堂妹(叔父的女儿)，嫁给了济南一位画家，姓弥。孟宪杰先生在一旁插话：“是弥菊田吧，老先生是山水画大师，在山东很有名气。”由孟祥口中还得知，他身边有季氏宗谱。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当即留下“伊妹儿”，请他务必传给我一份。
参观季羡林资料馆；馆名为欧阳中石题写。大气而硬朗。内容属普及性的，荣耀是永久的。看罢，提出去先生的老家官庄转转，从聊城特意赶来的诸位陪同，一再强调近来多雨，路况极差，小汽车难以通行。问孟祥，说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儿。如此，只能客随主便，回聊城午餐了。论起来。这顿饭才是接待的正宗。种种细节，无须描述，读者概可想见。这里，想起季老在《还乡记》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宴会上互相祝酒，本来是常见的事情，也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但在一般宴会上，不过是点到为止，彼此心照不宣。可我们山东人多半是老实巴交的人，我家乡也不例外。他们敬起酒来，其势勇猛，全力以赴，不似点水的蜻蜓，而像下山的猛虎。酒量大的，还能抵挡一下；酒量小的，三杯入肚，就会出洋相。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宴会上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让客人醉倒出丑，大说胡话，或者竟出溜到桌子底下，爬不起来。劝酒者有的白开水当酒，欺骗对方，口中还念念有词：交情浅，舔一舔；交情深，闷一闷。两个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劝酒决无恶意，可是何以竟这样恶作剧呢?其中道理，我始终不明白，敬请心理学家或比较文化学家去探讨一下，或者竟召开一个国际讨论会，来予以解答。这会给世界学术作出重大贡献的。
读者也许误会这是在影射那天的接待，因此必须申明：那天的午宴是亲切而文明的。酒自然少不了，不过，我从来不喝，也无人强劝。季老这里说的，只是一般宴会的共性。我在这里提起。不过是借题发挥，聊抒积郁。国人的“酒文化”，恕我直言，多薄滑而无聊，情形不会因我的好恶而改变，但肯定会因物质与文明的进展而改观。总有一天——我坚信——后人在宴席上表演今人的劝酒令，不啻表演一则助兴逗乐的滑稽小品。
午后参观傅斯年(孟真)纪念馆。馆名为季先生手书。傅家为聊城的望族，孟真先生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朝的开国状元，官居宰相。孟真先生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五四运动的健将。季羡林在清华时，听过他的演讲。1999年，季先生著文回忆：“孟真先生西装笔挺，革履锃亮。讲演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但是，他那把双手插在西装坎肩的口袋里的独特的姿势，却至今历历如在目前。”又，本书第四章说过，1946年，季羡林从欧洲回国，持陈寅恪的推荐书，在南京拜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孟真先生，并蒙接纳为副教授；按季老的说法，孟真先生于他是有恩的。纪念馆的一侧有“六尺巷”，故事说：其家人因盖房与邻居发生划界纠纷，写信向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的傅以渐求助，傅以渐阅后，当即赋诗一首，着人火速传回：“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醒悟，随后撤销诉状，主动退让三尺，邻人感其义，也将宅基后退三尺，于是出现了至今犹存的“六尺巷”，即康熙题名的“仁义胡同”。据我所知，这个故事另有安徽桐城版、京东平谷版，前者的背景也是康熙年间，后者则上溯至明隆庆、万历。这三个版本，究竟谁是真传，谁是虚拟附会，笔者无意详考。感叹它寄寓的处世原则，是地皆宜，历久而弥新；君不见今日神州，地无南北，人无老幼，都在倡导和睦和谐嘛。
一行还游览了山陕会馆、光岳楼、大剧院、江北水城、博物馆。前两处，是旧迹，估计季先生曾经到过，但未留下文字；后三处，是新兴，2001年季先生返乡，它们还没有建好。笔者不才，总觉得“江北水城”冠名太空泛，以华北之大，长江之远，谁会把“江北”和聊城联系在一起呢?冠名“鲁西”，不是更为确切吗?当然那样一来，名头就要小得多，国人的心理是崇洋崇大的啊!——回京后检索资料，查证：聊城在明清即有“江北一都会”之称。它缘大运河之兴而兴，随大运河之衰而衰，今天，又因京九铁路的穿越而风云际会，再度崛起。一笑，但愿它在新的世纪实至名归，笑傲水浒。
晚间仍回济南歇宿。4日上午，出发去泰山。途中联系张强先生，那位请季老作《泰山颂》的“泰安地区来人”，七打听八打听，查到了他的所在单位，泰安市属下某区的工会，并问出了他的手机号码，可惜他没有开机。平心而论，张强先生不是以身份，以关系，而是凭热诚，凭执著打动季老，激发出老人的创作欲，一阕《泰山颂》，也是文坛一例鲜活的佳话。
转而攀登泰山，是汽车的四个轱辘沿盘山道而爬，不是人的手脚并用。抵中天门，改乘一线牵引凌空飞越的缆车。记得曾问季老：您什么时候登过泰山?答说有两次，一次是1934年，清华毕业之后。一次是六十年代初，忘了具体时间。季老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到了南天门，居高临下，披襟当风，一览无余之际。我问向导：“快活三里在什么地方?”答说：“就在中天门过来不远，你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下界如织的游人，依稀可辨。快活似神仙的代价，是九曲十八盘一步一步地打拼，缆车一插手，享受也就乏味贬值。
漫步天街，满耳听得游人传说：不久前，若干党政要人莅临泰山，谒碧霞寺，与住持长时间密谈，留宿山顶宾馆，翌晨观日出，等等；其间，颇多浪漫动人的联想。好奇心大发，在泰安市委统战部的安排下，我们一行也于碧霞寺，会见住持大成道士，请他介绍了当日的经过原委。随后，在大成住持的引导下，每人也于大殿点燃了三炷香，各许所愿，敬拜如仪。
那一日，在泰山之巅，在北望幽燕南眺吴越的快意中，突然想到了季先生，想到了他有关“中国牌知识分子”以及东方文化的高论。季先生说：“在全世界知识分子之林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具有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应该引以为豪的。”(《中国的腾飞，谁也挡不住》)又说：“我希望，二十一世纪走到某一个阶段时，人类文化会在融合的基础上突出东方文化的作用，明辨而又笃行之……我真希望，大吉大利能降临我国；我真希望，国泰民安；我真希望，人民的素质越来越提高；我真希望，人民越过越幸福；我真希望，我国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巍然立于全世界民族之林中。”(《千禧感言》)这一切，在脑海展开是无尽的长卷，在心念只是电转，一刹千言，千言一刹，一念万语，万语一念——尽管有人曾据此批评季先生是“庸俗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尽管我以前对这些争论从来不曾予以关注，此时此刻，还是要为先生热烈地鼓一回掌。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真理；试看宇宙间万事万物，哪一样是违背了这两句话的根本精神的?”以区区在下的阅历，在先生说过的许许多多话中，数这一句最有底气。1988年，世界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不就响亮地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吗!宇宙的生生不息背后，自有其可测而不可抗的大道在，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本文节选自作者《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一书，该书近期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宗永平
题 字 朱以撒
插 图 罗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