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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爱无处不在，为什么还要在它看上去显然存在的地方寻找它呢?
       李航就是一个踯躅荒漠的寻爱者，一个在远离亲人的地方寻找到爱而且妥善收藏的平凡男人。1979年离家到现在，他在西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为了搞好藏区的科技推广，为了帮助当地藏胞脱贫致富，二十多年来，他的青春和智慧，他寂寞中不被消磨的幸福，都在这里埋藏并获得滋养。
       寂寞是感情的培养基，笼中的藏獒将积蓄更烈的野性。五十岁，本是该知天命的年龄，可李航仍是一只靠幻想飞翔的展翅鸟，一个我行我素的神游者。外人看到的温和，恰是他私藏的倔强；外人看到的拘谨，恰是他内燃的热烈。对于爱，他有着本能的悟性，孤旅漫长，他从未减弱与自己生命中两个女人的情感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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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见李航，是在中国科技会堂光线柔和的咖啡厅里：沙发舒适，地毯松软，厅堂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若在街上，李航属于那类容易消失在人群里的人，但是只要与他谈上几句就会感到：这是一个深藏了故事的人。
       作为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科技局局长、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航此次赴京是来参加中国科协的会议。从西藏到北京，山重水复的距离在他身上折射出某种时空的错位：质朴的憨笑带着绅士的谦恭，在流光溢彩的环境里，他的面孔就像一个村在摩登背景上的部落图腾。李航是个敦实健壮的陕西汉子，脸膛黝黑，头发稀疏，额头宽展，目光炯然有神，说话时总带着笑意。尽管他的头发梳理得齐整，西服熨帖，谈吐温文尔雅，仍掩饰不住那从肌骨里散发出的甚至带点土气的高原淳朴。
       李航一再谦逊地强调：“在学问上我一无所成，实在没什么可以炫耀。我算不上科学家，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在藏区推广的技术，没有一样称得上‘高科技’，甚至连城市意义的‘科普’都算不上……”但正是这位自称“无所作为”的人，为世界屋脊传去了科技的连绵福音。
       也许在李航的故事里，最令人感动的不仅是援藏业绩，更是一个凡夫俗子身世的坎坷和呈现在一位普通科技人员身上的执著精神和丰富情感。
       1956年冬，李航出生在陕西白水县大杨乡的一个贫寒人家。李航四岁被人领养，不仅至今不知亲生父母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现在李航在履历表上填写的生日——12月19日，实际是他被父母送人的日子。
       李航的生父是个白皙清瘦的江浙书生，年轻时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结果做了陕西人“倒插门女婿”。他默默教了一辈子书，性情敦厚，为人拘谨，家里家外全靠妻子支撑。
       李航的生母是陕西人，由于家境贫苦，很早投身革命，是1948年入党的农会干部。女人有着刚硬的西北人秉性，做事风风火火，信仰虔诚执著，解放后先是担任公社领导，后来被调到西安市政协，工作勤勉，极少顾家。她总共怀过十胎，活下来的只有六个。
       1960年中国正困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就在这年，李航的父母又生下了一子，本来就很拮据的日子变得雪上加霜，两口子要靠每月六十元的收入养活八口之家。为给孩子求一个活路，生母忍痛将排行老八的李航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分别送到别人家抚养，并且承诺人家“永不领回”。被父母遗弃的李航，注定要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并且养成了既倔强又脆弱、既自尊又自怜的复杂性格。
       领养李航的是家住白水县城关镇的一个中年寡妇，名叫杨紫贤。妇人已经五十岁，说是孩子的“远房姑妈”，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后来，就是这位并无血缘的陌生寡妇，不仅将李航拉扯成人，而且给了他世上最博大的母爱。
       回想起当年被抱走的场景，年近花甲的男人沉吟了片刻，然后只说了三个字：“一片白。”被领走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房上地上墙上树上，到处是冰是雪是雾是霜……一片白!这就是李航四岁时仅存的孩提记亿，一种凄冷刺骨的悲凉记忆，凝固成苍白永恒的痛苦记忆。或许为了回避痛苦，李航被养母领走时，他的父母都没在家，而是委托一位表亲代为“交接”。父母虽穷，但还是给即将离别的儿子穿了身新衣。
       那天，杨紫贤先借了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孩子拉到了白水县城，然后又雇了一架马车，将他驮回了城关镇，驮进一个冰封雪覆、死气沉沉的深宅大院。
       杨紫贤生于1911年，是浙江富户的大家闺秀。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岁月，她爱上一位风流倜傥的国民党军官，并跟着他搬到了西安。夫妻俩过了十年的恩爱日子，并且生有一双儿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国民党正规军营长的男人别妻离子，浴血救国，在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中不幸阵亡。
       飞雪埋尸，寒风报丧，杨紫贤哭得昏天黑地，也唤不回爱人的一块尸骨。她悲痛欲绝，神志错乱，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出了古城……结果，状态恍惚中的杨紫贤在途中弄丢了孩子。雪上加霜的打击让杨紫贤一蹶不振，她难以抵抗内心的悲痛，染上了大烟瘾消愁度日，把所有家当都换成了烟土。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第二个男人。说是“遇到”，实际是“骗婚”：白水县有个有钱有势的保安团团长，看上了这个西安城有名的漂亮寡妇，于是乘人之危，在她生活窘困的关口派了个替身代自己相亲，并且送去彩礼。见过前来相亲的英俊后生，杨紫贤答应了。可等上了花轿、拜了天地、揭开盖头之后，她才发现新郎使了调包计，真正娶她的，是一个相貌丑陋、粗野专横的老男人。但是，新娘怎么哭闹都已经晚了，硬被家丁架入了洞房。
       杨紫贤是个烈性女人，不愿接受这桩伎俩下的婚姻。于是，她伺机偷了一套保安团兵服，将一双小脚藏进马靴，女扮男装地星夜出逃。杨紫贤在南方流浪了几个月，最后在上海被丈夫抓回。不幸中的万幸，比她大十五岁的丈夫确实喜欢她，为了表明诚意，他将包括兄弟在内的家族财产，全部交给了女人掌管。男人是县里有名的豪绅大户，不仅有一套气派的私宅和五百亩土地，还开了几家大染坊，雇佣的长工就有二十个。尽管杨紫贤并不爱丈夫，但她最终认命了：逃出那么远都能被他找回来，看来这次婚姻也是命中注定。她心灰意冷地留了下来，当上了家族的“大掌柜”。然而女人命苦，十九年过去后，第二个丈夫在1950年“镇反”中被拉出去枪毙，只给她留下一个闹鬼的宅院和孤寡的日子。
       根据李航描述，杨紫贤是位既有容貌、又有韵味的南方妇人：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从来不过百斤，是位高额头高颧骨、嘴大耳大眼睛大的美人。她皮肤细润，头发总是梳得油光水亮，盘在脑后，习惯穿青色或浅灰的绸缎上衣，黑色的裤脚利索地绑紧，棉袜总是干净雪白，蓝面的缎子鞋上绣着艳丽的海棠花。冬天，杨紫贤喜欢穿平绒夹袄，即使穿棉鞋，里面也穿着绣花鞋。妇人一生都大方得体，傲慢自信，就是活到九十岁，都腰直背挺，思维敏捷。
       “养母的手很巧，我们娘儿俩的衣服几乎都是她亲手缝制。小时候，养母疼我疼得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好，恨不得把箱子里所有的漂亮布片都裹在我身上。”李航动情地回忆说，“我
       的衣服破了，养母先补上一小块白布，然后再在白布上绣红花。为了这个，当时我常跟养母闹，觉得她把我当女孩子养。刚迈出院门，就立即把养母刚绣好的花撕掉……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针针一线线，她把对儿子的爱全都缝了进去。”
       杨紫贤是位既有教养、又有棱角的泼辣女人，有一副耿直的秉性和洪亮的嗓门。她的心善而不弱，细而不柔，浓情暗敛，内柔外刚。对儿子爱归爱，但决不娇宠，失望的时候破口大骂，生气的时候用放牛鞭抽。
       童年的李航内向敏感，倔强好强。由于自己的身世和养母的“地主”身份，常遭学校和街坊的孩子欺负，渐渐养成了自尊自怜、孤僻任性的复杂性格。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需要童话的颜色和欢娱的节奏，空宅大院里的训教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孩提时代的李航，总是憧憬墙外的天空，他常趁人不备，偷偷逃出，每次被养母找回，都免不了遭到一顿狠揍。李航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抹着眼泪冲出家门，钻进场院的麦秸垛里，心惊肉跳地数着星星躲了一夜。
       杨家的宅子虽大，但早已败落，家里的财产所剩无几，铜盆铁锅也都在“大跃进”时捐出去炼钢了。60年代又遇饥荒，幸好女主人囤了些麦子埋在地下，饿的时候挖出来，偷偷捣碎，放在砂锅里用炕火熬粥。就这样，家里尽管没有劳力，母子俩也饥一顿饱一顿地挨过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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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革”爆发，五湖四海都没有了安宁，就连李航居住的偏僻县城，也顷刻化成了赤烈的海洋。在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运动风暴里，继承了丈夫“地主帽子”的杨紫贤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一夜之间，杨家门外的墙上糊满了一张张大标语大字报，杨紫贤三天两头被专政组织揪去提审，谩骂，批斗，审查，游街……要她交代前夫的罪孽，交代自己的“破鞋历史”。一个养了个“野种”的地主寡妇，无疑激发了当地人压抑扭曲的淫荡想象，杨紫贤不仅成了反面的公众人物，而且变成男人们意淫的对象。然而，妇人耿直刚烈，宁折不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她领养的，但她至死都不承认。
       “狐狸精，你要老实交代!你连个男人都没有，自己怎么能生出孩子?”
       面对厉声质问，妇人即使被挂牌子戴高帽批斗游街，也会用不屑的口吻一遍又一遍轻蔑地回答：“这孩子就是我亲生的!我是女人，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想跟谁生就跟谁生!”
       杨紫贤是个经历风雨的刚强女性，此时她所痛苦的并不是自己“挂不挂破鞋”，而是担心无辜的孩子和他的未来。在那个年代，成分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于是，在“文革”的第二年，已经守寡十六年的妇人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改嫁！
       1967年开春，五十六岁的杨紫贤选了一个桃花盛开的暖日，“娶回”了一个比她年轻五岁的贫下中农：一个游手好闲、其貌不扬的单身汉。妇人自有妇人的盘算，结婚时她说得很明白：“我一把老骨头了，摘不摘‘地主帽子’无所谓，但我不能把这个坏成分传给儿子!”
       促使杨紫贤下决心“改嫁”，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当时李航的生母在政府工作，家境也稍微好转，一想到自己本来“根红苗iE"’的儿子如今在外乡当“地主崽子”，心里就觉得愧疚万分，有心把儿子领回来。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她知道：在这个“成分决定命运”的年月，假如自己不横下心来走这步，很可能就会失去儿子。
       “寡妇改嫁”的消息传开，街坊邻居都说“这老婆子肯定疯了”，嫁人不就为找个靠山?就凭她的风韵和那套让当地人垂涎的大宅子，就是再戴十顶“黑帽子”也不愁找不到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可杨紫贤宁可白养一个好吃懒做的闲汉子，也不愿让一个能干男人今后跟儿子分家产。她的心里只有儿子，根本不可能忍受在自家宅院里出现一个对自己指手画脚的外人。
       从结婚证办好那天起，这就是一对“名义夫妻”。杨紫贤把临街把角一间低矮厢房腾出来让“新郎官”住，不许丈夫跨进正房。就这样，李航十一岁那年，不仅把身份改成了“贫下中农”，而且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李”姓。
       养母嫁给了贫下中农，虽从表格上改写了儿子的“地主成分”，但在同学眼里，李航不仅是“地主崽子”，还成了“野崽子”，经常成为孩子们取笑的对象。有一次，李航又在学校跟一个骂他“野种”的小子打起来，他一气之下抄起了椅子，砸坏了人家的一条胳膊。养母气得罚他下跪，并且又挥起放牛鞭；打完后，却又心疼地抱住他痛哭。后来，当她得知儿子打架的原因后，立即冲到邻居家跟人家大吵……不过吵归吵，杨紫贤毕竟是女人心肠，她花了六十块钱将受伤的孩子送到洛阳的白马寺骨科医院请名医接骨，并且不再责备儿子。
       杨紫贤脾气暴烈，她不仅用挂在门后的放牛鞭抽过儿子，还抽过自己的懒汉丈夫。平时，女主人对丈夫十分轻蔑，只要男人在她面前稍显劣相，她轻则辱骂，重则挥鞭，经常几个月不跟他搭话。吃饭时，妇人叫儿子把饭送到下房，母子俩一起在上房用餐。由于养母的态度，李航和男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直到后来养父去世，他连“伯父”都没有叫过。
       1970年，懒汉也受不了老婆的态度，情急之下，离家出走。大宅子重新平静下来，又剩下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
       李航自从被养母抱走，再没跟亲生父母来往过，要不是因为父亲去世，恐怕他还不会知道身世。1969年10月下旬，秋风瑟瑟，阴雨绵绵，在李航生母的央求下，杨紫贤同意让孩子去西安奔丧，但要坚持亲自陪同。
       “我们娘儿俩花了两块六的票钱坐车到西安。”李航叙述说，“养母坚决不去生母家，而是带着我住在解放路的一家小旅社里。见到生母，她本想搂我，但养母的手像钳子一样拽住我，生母忍不住摸了一下我的脸，伤心地落了泪。”这短暂的触摸，就是李航从生母那里感受过的所有母爱。在西安的几日，养母跟儿子寸步不离，从火葬场出来，直接拉他去了车站。
       就这样，李航在被送养的九年之后，第一次在殡仪馆里见到了父母。一个从没有过父爱的十三岁少年，面对一具陌生的冰冷尸体，虽然知道了父亲是谁，但也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再有父亲。那年李航初中毕业，人很瘦弱，是个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子。
       知道了身世，虽没改变李航对养母的感情，但激发了他青春期的第一次反叛。李航说：“在上高中之前，我一直跟养母睡在一个炕上，她睡窗下，我睡在靠箱子的另一头。要知道，直到上小学，我一下学回家，养母就把我搂在怀里叫我吃奶……想想真是羞死人，她一个老太太哪里有奶!可是，我在养母跟前从不敢反抗。”从西安回来，李航开始读高中，男孩第一次违背了养母的意志，死活要从正房搬出来。老人最后同意了，一声不吭地打扫出积满灰尘的西厢房，搬来最好的绸缎被褥。每天清早，养母刚一扫完院子，立即到儿子房间给他倒痰盂。
       有了自己的房间，李航也有了相对的自由，他明知养母不喜欢外人，但还是经常带来同学，偶尔还让同学在家留宿。这种时候，同
       学前脚出门，养母后脚就动手拆洗被褥，煮水消毒杯碗。
       杨紫贤有洁癖，而且从不会在穿着上节俭，她认为：“饭可以跟人家分，但衣服要留给自己穿。衣服穿体面了，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杨紫贤虽然脾气暴躁，常跟邻居争吵，但是为人大度，并不记仇。由于她见过世面，又会算账，不管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多要请她帮忙操持。“养母的窗花剪得很好看，而且剪什么像什么，剪出蝴蝶都会飞……”在李航心目里，养母是天下最能干的人。
       1972年李航高中毕业，为了挣钱糊口，十六岁的少年跟成年人一样干起了农活。由于身体羸弱，无论干得多苦多累，李航也只能挣到妇女的工分。别人一天挣10分，他最多只能挣8分，队里穷，年终本该分到的粮食，又被“一斤折五斤”地换成了红薯，靠这点分到的红薯，母子俩精打细算，相依为命。
       这年冬天，李航被派到延安洛川的石堡川水库拉土方，工地离家有两百公里。没想到，李航刚到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单薄的他架不住车辕，下山途中翻了车，整个人被砸在了土方下面，造成多根肋骨骨折!出事后，养母急了，跑到队里大吵大闹，说什么也不准儿子再去劳动。
       儿子是回来了，可是家里没人出工靠什么糊口?杨紫贤把心一横，毅然扒掉两间邻街的房子，卖掉木料维持生计。就这样，李航在家窝了一年工，一边自学医术想做郎中，一边顺着养母的性子学做木工和泥瓦匠，有时也到队里做些摘棉花、看仓库的轻活儿。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民兵连长，再次被派到水库工地。十八岁了，李航想考大学，但是由于养母的地主成分，生产队不可能推荐他。
       1976年毛主席去世，高考改革，上级在原有的“贫下中农推荐指标”外，新添了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推荐指标”。就这样，当过“民兵连长”的李航被生产队推荐参加了高考，养母也托了不少的人情。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儿子只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吃公饭”。当时家里穷，老人连每月五角的电费都掏不起，于是督促儿子早起晨读。
       本来，李航很想报考师范，觉得能像父亲那样教书才最体面。可是那年到白水县招生的学校只有陕西农林学院一所，李航别无选择。学校位于离家三百公里的杨林镇，李航在林学院读林业工程专业，养母省吃俭用每月给他十三元生活费，学校只补助六块钱。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也是李航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且决定增强援藏力度——除了继续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和工程援助，还要为西藏输送新鲜的技术血液。
       同年12月，李航大学毕业。中央组织部到学校调干，决定将品学兼优的李航派往西藏。对一个离开家就进校门的年轻人来讲，西藏是一个遥远神秘、离太阳最近的浪漫地方。李航关于西藏的所有知识，都来自地理课本里的赞美描述和影视报刊的纵情讴歌。他知道青藏高原是两千万年前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剧烈碰撞生成的世界屋脊，知道那里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两岸牛羊成群的雅鲁藏布江；他从图片上欣赏过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听老师讲过《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民族史诗。另外，“巩固民族团结”的文成公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潘多，唱《j匕京金山上》的才旦卓玛，还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翻身道情的盛装男女，便是他对藏族人的全部了解。
       对于赴藏支边，意气风发的李航并无怨言，但是考虑到年迈的养母将孤身在家，李航心里实在放不下。他很为难：如果不服从组织，自己将被取消分配资格。杨紫贤老人深明事理，不愿断送孩子的前程。于是，老人把心一横说：“你走吧，反正我也不能带你一辈子。家里有媳妇在，你就去安心工作吧!”
       其实，李航当时并没结婚，老人说的“媳妇”，是她两年前为儿子相中的女孩，叫王宝珠。宝珠比李航小两岁，就住李航的斜对门，十六岁高中毕业，在当地学校教初中，性格持重，贤惠淳朴。两家人是老相识，知根知底，早早替孩子定了亲。分手那天，老人不仅让儿子背走那床为他结婚准备的一床被褥，而且苦口婆心地嘱咐他不要变心：“宝珠跟你订了婚，就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
       政府虽然拨了每人百元的安家费，但是扣掉御寒费后，拿到手里只有六十元。出发前，李航给养母留下十元，怀里就揣了五十元人民币和自己青春的本钱，开始了高原上的奉献。儿子的脚刚跨出门道，养母就“哐当”一声闭紧了院门；李航眼里顿时溢满泪水，他知道：不是老人心硬，而是不愿儿子看到她伤心。
       特别的身世，给了李航特别的财富，不仅使他长成一个内心丰富、敏感易伤的感性男人，而且有勇气成为孤独一生、梦想一生的苦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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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3月2日，李航和同行的两百多同学一起从西安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经兰州、酒泉、武威和嘉峪关，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柳园小站。
       刚动身时，车厢里人声鼎沸，意气昂扬，唱歌，辩论，打牌，谈天，轰隆的车轮满载着理想主义的憧憬。李航独自缩在车厢的角落无声落泪，他并不怕艰苦，而是挂念养母，挂念他从未离开过的亲人。
       列车进入甘肃，像一只断翅的昆虫，爬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朝晖中的荒凉大漠，夕阳下的秦城残垣，高原沙暴，塞外飞雪，越来越冷的荒凉渐渐将大学生脆弱的浪漫扑灭了。车厢里终于安静下来，再出声时，是男同学无措的责怨和女同学啜泣的哭腔。
       李航他们在柳园停宿一夜，然后搭乘公交车一路烟尘地赶赴敦煌。到达目的地时，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喘气的兵马俑，沙漠风暴不仅卷走了头顶的棉帽，而且吹得李航直打趔趄。在敦煌困了两天，西藏派来接的人才到，年轻人由此兵分几路，李航和另外三十几名分到山南的同学一起又上了路。戈壁大漠，见不到一个生灵。汽车经过青海湖畔的大柴旦，穿过格尔木和纳赤台，驶上了巍峨的昆仑山。
       五道梁是昆仑山主峰，海拔5700米。司机王师傅担心孩子们害怕，所以决定开夜车翻山。没想到，汽车的刹车出现了故障，幸好崖边有块巨石拦挡，一车人才侥幸捡了命。汽车好不容易挪到沱沱河兵站，王师傅要留下来等人修车，只得拦了几辆过路的油车，分批将三十三名同学送到那曲。这时，孩子们的高原反应已非常严重，浑身无力，头痛欲裂，饥寒交迫，困倦不堪，跟李航同车的女生痛苦得哭了又哭。李航也想哭，但是作为男人，他必须忍着。
       那曲是藏北地区的贫困小镇。油车开进了那曲小站，说是车站，其实只有两间土房和半道残墙。当时天还很黑，还是寒风呼啸、星月高悬的高原凌晨。
       落后，蛮荒，是西藏给李航的第一．印象。李航的心凉了!对一个未曾涉世的大学生来说，纵有“献身祖国建设”的时代热情，毕竟没想做拓荒屠龙的救世英雄。
       又经过几天长途颠簸，李航又搭了一辆运柏油的卡车经过当雄抵达拉萨。由于一路躺
       在柏油桶上，李航的棉大衣浸满了乌臭的沥青，头发脸上满是油污。接待他们的人看了直笑，说他们比藏人更像藏人。
       70年代末的拉萨，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还不足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除了布达拉宫及周围的雪村，再就是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见不到其他的繁华街道。李航被安排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休整，看到街上的人腰挎藏刀，身材剽悍，怕得根本不敢出门。黄昏，李航站在二楼的窗口朝大昭寺方向张望：密密麻麻的人流围着寺院高墙无声地走着，好似一个逆时针卷动的黑色旋涡。
       接待大学生的，是一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入藏的“老支边”。他告诉孩子们：“你现在看到的西藏，已比我来时好多了!当初我随部队入藏，这里还是农奴制，城里没灯没水，贫困破败。大昭寺西面就是个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当时拉萨只有三万多人，乞丐就有三四千。”尽管“老支边”一再强调，西藏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眼前萧条的街景，毕竟跟李航想象里的“太阳城”相去甚远。对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历史，毕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初到拉萨，李航看到的只是一幅转经的街景，再去拉萨，则是半年以后的事了。1979年9月，分到山南地委的李航凑了三天假日去拉萨参观，并请一位热心的藏族朋友引导，去了神秘的布达拉宫。藏族小伙一再叮嘱他：进宫后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当年的布达拉宫还没有照明，幽暗的大殿里，只有一盏橘黄的酥油灯，只有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堂里，才能见到一小块天光……对李航这样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汉人来说，短暂的一次参观并不能帮助他很快了解西藏文化。
       出了布达拉宫大门，李航被带到宫墙脚下的“农奴制旧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馆”。藏族朋友说：民主改革前，西藏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农奴。他们世代为奴，没有自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不仅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送，而且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他们像牲畜一样为奴隶主劳动，负担几辈子还不完的租税，祖祖辈辈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次参观给李航留下的记忆铭心刻骨，“和西藏人民一起建设新西藏”的信念，则成了他自觉献身的内在动力。
       从离家到进藏，李航前后走了半个月。一到山南，敦厚文静的李航就被农牧局的郭局长看中，把他留在身边做文秘工作。
       “西藏生活确实很苦，但人的适应性很强。等你待一段后，有了感情，恐怕让你走你都不舍得。”郭局长看出了年轻人失落的情绪，十分体贴地安慰他。他向李航介绍：旧西藏经济停滞，社会落后，民生贫困，既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也没有现代科技和教育。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这里耕地还用“二牛抬杠”，这种土法子早在公元一世纪雅龙部落时就有了，木犁耕地，牦牛踩场，粮食亩产平均只有一百多斤。经过了二十年的民主改革和政府援建，虽然西藏经济已经开始与全国接轨，但是当时科技为自治区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还远远不够。“所以，你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这里扎根，要比去别的地方工作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郭局长乐观地鼓励他。
       当时山南还很贫瘠，所谓的“地委大院”，不过是用一圈不挡风寒的低矮土墙围着的几排铁皮房子。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两张吱呀作响的铁床，就是窗外飞沙的风景。招待他们的饭菜，是不见油水的凉粉和小白菜。
       几个月后，李航盼来了第一封家书，未婚妻在信里告诉他：自从他走了以后，养母的话一天比一天少，经常哭得两眼红肿。尽管这样，老人再三叮嘱宝珠，给李航写信只许报平安……捧着信，李航不知哭了多少次。回信中，他也从来不提藏区的辛苦。
       到了西藏，李航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雅鲁藏布江防风固沙林带的勘察与规划。半年后，他频繁到与印度、不丹和锡金等国接壤的“南疆五县”——朗县、洛扎、加查、错那和隆孜，进行原始林区的储蓄量调查。李航回忆说：“南疆藏区人口稀少，有的乡政府只有三个人。当时的边民贸易十分自由，出国回国像走亲戚，有的边防站简陋得连铁皮房都没有，军人就在山洞里放哨!”
       冬季的山南是冷酷的雪野，到了夏季，则是姹紫嫣红的热带花园。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阳光，斑斓的植被，珍稀的动物，悠闲的牛羊，盘旋的鹰鹫，奏出一曲和谐的天籁。随着冰雪融化，李航骨子里的浪漫也逐渐复苏。劳动之余，坐在山坡，他写了不少朴素的诗歌：
       这里飞不过老雕，因为这里的山高耸云霄。
       山顶常年不化的积雪，是藏族人民的淳朴和坦诚。
       山间万紫千红的杜鹃，像我们大学生的年轻脸庞。
       我从六千米的雪山上走来，
       来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门巴小寨……
       门巴族是藏南古老的群居部落，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以极其原始的方式种一点儿产量极低的粗粮，一年中八九个月粮食不够，而要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以及套猎维持生计。在燠热的夏季，在野兽出没的热带雨林，妇女只用树皮围腰，男人也皮肤赤黑，暴露在阳光里。当时那种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生风景，让内地来的年轻人眼界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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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生活贫瘠原始，援藏工作充满了艰辛。
       1979年夏末，暴雨连天，渠水涨满，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在过木桥时落水，被正好过路的李航救起。渠里流的是雪山融水，冰冷刺骨，李航将孩子托上岸时，身体己冻得失去了知觉。下水救人，救的是别人的险，李航谈到自己的遇险经历，更令人毛悚骨寒。
       李航说是留在机关工作，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一次下乡途中，李航搭乘的卡车在山坳里与迎面开来的军车狭路相撞，对面军车坠到山下，车身虽被秃树挡住，但是司机飞出了窗外……这种恐怖的车祸场面，李航在西藏遇到了不知多少次。
       1980年4月，李航到朗县帮助安装电动带锯，并且组织伐木场南迁。一次在去朗县的路上，李航乘坐的吉普车突遇车祸。那天同行的除了藏族司机曲扎外，还有一位叫李慧莲的女同事。李慧莲四十出头，是陕西老乡，1970年进藏，是技术人员中的老大姐。
       当吉普车翻越海拔5300米的加查山时，跟一辆满载方木的货车在陡峭的拐弯处紧急错车。卡车的方木上坐了四位搭车的藏胞，驾驶舱里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团结族”姑娘(“团结族”是指藏汉通婚的后代)。活泼漂亮的李秀英只有二十岁，是很讨小伙子喜欢的电影放映员。那天错车时，行驶在外缘的货车突然失重，翻下悬崖，滚到河滩。
       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跳下吉普，踩着碎石，爬下两千米深的乱石滩寻找伤员。驾驶员双腿摔断，四位藏胞脑浆进裂，女孩虽然昏迷不醒，但是鼻孔里还有一丝热气。健壮的曲扎背起货车驾驶员，体重不到五十公斤的李航背着奄奄一息的李秀英，李大姐跟在李航身后，帮他托着女孩的两脚。山上根本没有路，李航他们躬着腰，揪着枯草，脚踩碎石一步一滑。
       大约爬了四个小时，他们才把两个伤员背
       到公路。当李航将背上的女孩放到地上时，李秀英的身子已僵成了铺板。李航这才想起刚才半途中女孩曾在他背上抽搐过两下，估计当时就咽了气。一想到这儿，李航恐怖得头皮发麻，责备李大姐为什么不告诉他。李大姐苦笑着反问：“当时我要是告诉你，你还能把她背回来?”他们将伤员和尸首送到医院，然后掉头继续赶路，三个人一路都不再讲话。
       或许，萨迦魔女还嫌李航他们遭遇的险情不够，就在车祸当天晚上，他们的吉普车又在加查山下爆了轮胎。入夜，雅鲁藏布江岸的风沙大得出奇，不出几个小时，沙子就埋掉了半个轮胎。司机曲扎和李慧莲大姐蜷在座位里打盹，李航惊惧地盯着窗外末日般的世界：漆黑的夜，呼啸的风，狂沙打着吉普的挡风玻璃，发出暴风雨般的噼啪碎响。天上有月，但隐在云后，即便偶尔露出，也被风沙密密地缠裹。
       “天哪，有狼!”李航的惊叫吵醒了两个同伴。三个人定睛望去，果真看到黑暗中十几只闪着荧光的绿眼正在朝车头接近。它们削着耳朵，拖着粗尾，目光透着逼人的凶残。曲扎是经验丰富的藏族司机，他立刻打开了车头的大灯。狼群朝后退了几米，退到雪白的灯柱之外，但那幽幽的目光唤起李航一段孩提的记忆。
       ——那时李航还上小学，晚上跟养母睡在正房的炕上。一天半夜，养母一个骨碌从床上坐起，听到后院有嗷嗷怪响。“不好，有狼!”妇人警觉地翻身下床，敏捷地将长袄披在身上，一把抄起门后的铁叉，并且严肃地叮嘱孩子：“儿啊，要是娘没回来，你一定把门关好!”说完，迈开小脚冲了出去。李航用被子蒙着头，屏息静气地趴在后窗玻璃上，看到养母在后院挥叉追打……养母动作过猛，披着的衣服掉了也来不及捡，白皙的裸体在月光下泛着陶瓷般的光晕。男孩看傻了：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有了美的意识。狼被打急了，越墙逃走。第二天有邻居讲：他们看到一条瘸腿的老狼逃出了村子……
       公路上，一群狼顶着风沙焦躁地打转，不时扬起脖，发出幽怨的尖嚎。奇怪的是，在这黑漆撕裂的狼吟里，李航恍惚听到自己的声音，一种发自脏腑的、黏稠感伤的悠远呼唤。
       就这样，三个人坐在车里一动不动，屏息静气地和一群野狼对峙到天亮。
       在朗县蹲点的一年，对李航来说虽然很苦，但很新鲜饱满。水路，他学会了划牛皮筏；旱路，他学会了骑马，并会用藏语哼唱跑马小调：
       朝着山顶走，白雪迎面飘。
       岗巴拉山噢，何惧你的险。
       有马铃陪伴，有金子马鞍。
       当然，藏族人的歌词夸张了些：李航骑的马背上不仅没有金子马鞍，甚至什么都没有!因为林区人骑马不用缰绳，也不用马鞍。不出两日，李航的屁股就被磨烂了，一沾马背就火辣辣地疼。即使这样，他每天也得骑马赶回驻地，披星戴月地在野林穿行。屁股磨得起了老茧，身体摔得已经不知道痛，抓马鬃的手也勒出了血……不过，二十四岁正是喜欢历险的年龄，生理的苦痛，可以转化成心理的激情。
       后来，李航不仅喜欢上了骑马，还和藏胞一样爱上了马的灵性。一个人骑马走在林间，李航会突然拉开嗓门学一声狼嚎，或唱一首撕心裂肺的《信天游》……
       雨季的林区生活并不比冬季好过多少，白天闷热，晚上潮冷，既要忍受四脚蛇在泥泞里惊蹿，更要忍受蚊虫的叮咬。一个月能穿破两条裤子，一星期会穿烂一双胶鞋，浑身馊臭，奇痒难忍，蓬头垢面如同野人。很脏，但不能洗澡，脏得实在难受了，只能打盆井水在太阳下晒晒，趁同屋不在时擦一擦身。每天吃的，不是熬小白菜，就是煮野蘑菇，还要喝喝不惯的酥油茶、菜糊子，吃吃不惯的青稞面和糌粑。文化生活根本没有，除了单位开会，就是政治学习，偶尔能看一场电影，肯定也是看过不下百遍的老片子，不是《苦菜花》，就是《黑三角》。书在西藏是稀罕物，即便找到报纸杂志，至少也是半年前的。十平方米的宿舍里住四个单身汉，实在冷了，就两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相互取暖。
       “白天累，晚上怕，睡了不怕，醒了后怕。”李航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日子虽然过得像受刑，但凭着年轻人耐力和超人的理想，他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挺了过来。“晚上还委屈地掉泪，天亮又会一脸笑容，苦归苦，但也苦中有乐。”
       有一次，李航和李慧莲一起陪林业局局长到朗县检查工作，结果被大雨拦阻途中，只得露宿在当地藏胞的房檐下。“怎么，你尿裤子了?”李大姐拿被雨淋得精湿的李航打趣。李航咧嘴苦笑说：“何止裤子，半个身子都尿湿了。”现在听来，这句玩笑根本算不上幽默，但在当时，却像一叶风筝，调亮了天空的颜色。李航刚到西藏的几年，就是这样在劳累和兴奋交织、孤独与理想相伴的日子里度过的。
       李航一到西藏就读了一个藏语短训班，但是真正学习藏语，还是在下乡的工作中。藏族姑娘央金年轻美貌、气质卓群，给李航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位贵族小姐，父亲曾在英国留学，是西藏旧政府的外交官。她的贤淑、聪颖以及丰富的学养，不仅改变了李航对藏胞的偏见，而且使他对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工作久了，李航交的藏族朋友也越来越多，刚进藏时的陌生恐惧，随着时光的流逝消除了。有时，李航乍一下见到内地的客人，倒觉得自己是一个藏胞。
       由于工作紧张，李航进藏后第三年，才跟领导请假三个月回乡探母，并在养母的张罗下仓促成亲。1981年春节，李航和王宝珠领取了结婚证，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宝珠害羞地怕学生撞见，硬和李航兵分两路，走另一条巷子到家门口汇合。
       儿子结婚，对杨紫贤老人来说是大喜事，她跟王家商量，不管怎样都要把婚礼搞得气派。王家没钱陪嫁，老太太自己准备好嫁妆，叫儿子夜里扛到对门，白天再体面地抬回来。婚宴设在县城最豪华的饭馆“秦风楼”，楼上楼下摆了五十桌!李航的亲生母亲也闻讯赶来，但是养母硬将生母送来的被子退了回去。李航夹在两位母亲中间左右为难，对他来说，这双份的母爱过于沉重。李航4月2日举行了婚礼，4日立即动身返藏。回到山南不久，妻子就告诉他自己怀了身孕。
       新婚之后一别就是一年半1 1982年元月女儿出世，但是当了父亲的李航第一次看到女儿，孩子已经八个月了。1982年9月李航第二次探亲，刚跳下火车，妻子就将闺女塞到他怀里。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两个月，女儿才认了这个父亲。
       女儿出世本来是喜事，可是杨紫贤老人重男轻女，说什么也想再抱个孙子。1983年，老人以“担心两地分居会引起感情危机”为由，让宝珠带着一岁半的女儿进藏寻夫。当然，李航明白，养母此举是想早点要一条男根。
       “女儿来西藏受了很多罪，当时只有土豆、萝卜、洋白菜，根本搞不到鸡蛋蔬菜。”聊起那段生活，李航的滋味很不好受，“十五平方米的简易房既做卧室，又当厨房，除了有张床和桌子外，连个衣柜都没有。煮饭烧的是牛粪，25瓦的灯泡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电器。当时我挣九十七元，一半工资寄给养母，剩下的钱不够养活一家，只好让宝珠打临时工……”
       
       不管怎样说，三口人总算过了五年团圆日子。1988年李航的养父出了车祸，宝珠带着女儿赶回家照料。从此，母女俩再没有回过西藏。
       5
       1982年起，西藏自治区政府逐步实施“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的致富策略，决心改变西藏长期以来“靠天种地、望天养畜”的落后现状，将推动科技进步作为推动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些地县农业部门大力支持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小面积的科技承包试点，摸索并推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经验。为了响应技术干部下乡的号召，原在地委工作的李航也于1982年下乡，到山南地区的乃东县负责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一个猛子扎到今天。
       乃东县位于雅鲁藏布江和雅砻河的交汇处，海拔3600米，是古代藏文化的发源地。李航刚到的时候，青稞是当地的传统粮食，但与冬麦相比，产量少，效益低。政府为在藏区推广冬麦，制定了高价收购的鼓励政策，刺激藏胞的积极性。李航经过实验，选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冬麦品种——“肥麦”，并且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跟藏胞示范，一起挥汗田间。3月春播，8月收割，10月冬播，李航一年里有九个月待在乡下，“免费为藏胞当长工”。
       山南是“科技兴农”政策的试点地区，仅过一年就成绩卓著：不仅李航负责的乃东县“肥麦种植”初见成效，泽当进行的221亩青稞示范田，也获得了26．7％的增产幅度。如果说，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中尼公路和拉萨贡嘎机场是西藏建设的第一次浪潮，那么1985年国家投资、九省市援建的43项工程则形成了第二次浪潮，这也是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正式起步。作为农牧业为首的西藏经济，自然更将农业现代化的紧迫重任，放在了李航和他的同事们肩上。许多年过去，“科技兴农”虽然成绩斐然，但科技人员为了取得这个成绩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只有李航他们自己知道。
       80年代中期，西藏实行了包产到户，大锅饭虽被打破了，但给科普工作增加了难度。就拿推广肥麦来说，要在以前，只要上级下道命令，基层就会立即执行，哪怕千亩万亩，公社都可以统一规划。但是现在，土地被庄户割成碎块，自己愿种什么种什么。李航必须走家串户的动员，苦口婆心地劝说，不厌其烦地解释，麦田每扩大一亩，科技人员都要付出极大的心血。通过实践，李航他们认识到，在西藏实行“农区土地归户，牧区牲畜归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确实保护调动了农牧民积极性，但是还必须将集体与家庭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式封闭作业，否则无法实现农牧业产业化的世纪战略。
       李航宽慰地说，目前乃东县的肥麦种植面积达到7000亩，年产高达5000万斤，亩产800斤，为西藏之最。不仅解决了藏胞的粮食自给，同时解决了脱贫问题。到了1988年，当地粮食达到饱和，李航他们又及时帮助藏胞做产量调整，相对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
       80年代末，山南发生大面积虫灾。看着成片麦田毁在害虫的啮齿下，李航心急如焚，决定推广“种子包衣，药剂拌种”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但是在夏果村，当李航将拌好药的种子交给藏胞要他们播种时，藏胞看到颜色变红的种子担心中毒。有人试探地问李航：“你要敢吃，我就敢种。”
       “包了药的种子是不能吃，但等明年长出的麦子，我可以吃。”李航耐心解释。
       “你不敢吃的东西，我们怎么敢种?”对方理直气壮地反驳，搞得李航哭笑不得。
       有的藏胞表面配合，实际敷衍，只等技术人员一走，他们就随手在田头挖个坑，将拌好药的种子成袋埋了，害虫来年照样肆虐。李航抱怨说：“着急得我们也骂娘，跟领导汇报时也很动气。但是急归急，气归气，工作还得继续做。”
       西藏的神很多，禁忌也很多，尤其是对自然界，藏人怀着无限的敬畏与虔诚。他们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丰年享受，灾年承受，他们不肯打药杀虫，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丰收，而是怕“杀生”惹祸，来生经受地狱的折磨。
       1994年大旱，当地爆发蚜虫灾害，黑芝麻样的虫子密密麻麻爬满麦叶，如不及时控制，当年粮食面临严重减产。李航和同事们走街串户，踏破了门槛，磨烂了嘴皮。不少藏胞认为天旱和虫害是天神的惩罚，说什么也不肯喷药“杀生”。但是，打药只要漏掉一家，蚜虫就会多一个避难所，杀虫工作便前功尽弃。最后，李航和同事干脆自己背上了药桶，十天喷了一万多亩农田。
       在西藏搞科普是一项苦差，李航说：“我们干的，是既复杂又很不起眼的服务工种。在内地只需下一道红头公文就能够推广的技术，在西藏却要苦干几十年。当地人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卖炭的，走到跟前一打听，原来是推广站的。不少同事干得实在憋屈，最后回了泽当，甚至调离了农业系统。”
       生活是辩证的，或许正因为播种阶段的艰难，李航更能体会收获的喜悦。每年8月1日，是山南人庆丰收的“望果节”。望着阳光下金色的麦浪，就连曾经怨声载道的藏胞也变得喜笑颜开，他们激动地跟李航拥抱，亲吻，称兄道弟，纵酒欢歌。穿上节日盛装，跳“果桩”舞(锅庄)，甩“果谐”袖，捧上喷香的酥油茶，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西藏人自古有尚白的民俗，哈达表达着西藏人的感恩与祝福。洁白的哈达，表达了西藏人淳朴、善良、真诚、信任，浸透了他们对雪山白云的无暇情感。从生到死，每个藏人都有哈达陪伴一生。西藏有句谚语：“哈达不求多，只求洁白一条；朋友不求多，只求挚友一个。”然而李航在藏区工作的二十九年里，他脖子上戴过的哈达足有千条，他结交的藏族挚友更难以计数。
       1989年到1991年，乃东县也着手筹组科技局和科学技术协会，经过两年创业，于1991年2月正式成立，李航成了县里的科技带头人，继续从事科技培训和科普工作。2001年，由于他在山南地区推广冬麦和油菜的大面积种植成绩显著，乃东县科技局被评为“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目前，乃东县不仅是西藏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县，而且被誉为“山南的粮仓”。
       西藏的地理环境奥妙多样，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从东南向西北，囊括了热带、亚热带、高原温带、高原亚寒带、高原寒带的诸多气候类型。那里不仅海拔高，空气薄，气压低，日照多，辐射强，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天气变化无常。“西藏不仅一年有四季，一日也有四季，早晴午雪晚风沙，六七月会下大雪。”李航在描述高原天气时这样形容，“早穿单衫午穿袄，西藏的气候像婆娘的脸。”
       2002年元月，李航带着两位女同事到丁拉村宣传关于高寒牧区的牲畜越冬管理的科普知识。丁拉村位于冈底斯山脉的一个偏僻山沟，当地人以畜牧为生，但由于缺少科技知识，大批的牛群经常冻死在突降的暴风雪里，春暖花开，山野里才吐出具具尸骨。
       那是一个寂静的冬日上午，天上无云，田野无风。李航他们一进村，就忙着支起宣传
       牌，动员村民来听讲座。中午，讲座刚开始一小时，头顶突然乌云翻滚，不仅漫天飞雪，而且飞沙走石。三个人困在牛圈里，手冻肿了，脸吹裂了，脚冻得走不了路，吃着掺满沙子的方便面苦熬了三天。李航滋味复杂地自嘲道：“在内地做官都很体面，可是在西藏，我们做的是最低下的工作。我躺在牛圈里，心里委屈得想要落泪，我们来给群众讲牲畜如何过冬，而我们自己又是如何过冬的?”长期的艰苦生活，使李航患了慢性胃病，但是为了跟藏胞沟通，他照样常跟当地人同吃同住，啃干肉，吃奶渣，喝味道古怪的“土巴”。
       李航不仅受过苦，还挨了不少骂。1995年，他带头推广“山油5号”和“藏油5号”的油菜新品种。橄榄形的油菜秆子粗，叶子壮，能够长到一人高，能够极大提高藏区的蔬菜产量。．可是藏胞不懂科技，以为撒种多，收成就多，结果适得其反。看到这种情况，李航给藏胞讲道理，道理讲不通，就自己蹲到地里拔，藏胞则追在背后冲他嚷，说他“破坏生产，打击劳动积极性”。
       为了帮藏胞脱贫致富，李航因地制宜地推广了多项农牧业技术。1996年他在乃东县推广“大棚蔬菜种植”，讲授大棚管理的科普知识。由于大棚里没风，西藏又缺少蜜蜂、昆虫等传播媒介，所以人工授粉格外重要。藏胞听不懂，李航就在黑板上画，告诉他们“花不但有雌雄之分，还要像爸妈一样睡觉做爱”。说得女孩羞得低头，男孩子听得咯咯直笑。讲课之余，他还作出具体指导，在扎西妥美村村长家蹲了半个月点，亲自为他家的西葫芦人工授粉，最多的一株结了二十六个瓜，一亩瓜田的收入高达7000元，是邻家收入的几十倍。
       就这么一项授粉技术，李航整整推广了三年。现在，当地人不再只吃土豆、萝卜、洋白菜这“老三样”，还能吃上番茄、青椒、南瓜、苦瓜、茄子和黄瓜等内地引进的新鲜蔬菜，并且销售到其他藏区。
       李航的成绩不仅限于农业，还见于牧业。从1987年起，李航带头搞起“黄牛品种改良”，从自治区农牧学院取来冻精，等到母牛发情时解冻受精。李航说：“我们给藏胞做配种示范，有人拉来的母牛还没发情，有的糊里糊涂地拉来了公牛。后来，我们又推广‘牦牛品种选育’，用措美地区的高山型牦牛与农耕地区的普通牦牛交配改良。农科所的一位老专家怕当地群众听不懂，自己披上一张牦牛皮，撅着屁股模仿发情的母牛。”
       90年代，李航在雪山脚下的亚堆乡等地搞“纯种藏鸡的集中养殖”。2000年，他又从山西大同率先引进荷兰种的黑白花奶牛。另外，他还在克松乡搞起“食用菌栽培”，在昌珠镇做起“沼气示范”。正是由于有许多像李航这样吃苦耐劳的科技工作者作出贡献，山南地区现在不仅摆脱了贫苦，而且在西藏经济中位居中上。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随着自己知识与情感的付出，李航对高原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日记里，他常流洒出深厚的依恋：
       山南的田园美景令人陶醉。漫山的原始森林充满神秘，山坳的流水、麦田和瑟瑟的竹园，渲染出藏南特有的丰收喜庆气氛。山南是静谧的世外桃源，我多想能在这儿长驻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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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航在藏区工作二十九年，他跟家人团聚的时间总共不到六年。
       “谁都是凡人肉身，说不寂寞，那是骗人。可是一想到家里有老婆等，老娘盼，就是再好的女人，也不能让我动心。”谈到这些年的独身生活时，李航推心置腹地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做人要有原则，要对得起良心。”李航每到歌厅，都必唱他最喜欢的两首歌，献给养母的《慈祥的母亲》和唱给爱妻的《长相依》，唱到动情之处，心中淌泪。游子的心声，纵隔千里万里，他的亲人也能够听见。
       1992年，宝珠为李家生了个儿子，取名李盟。盼孙子盼了十年的杨紫贤老人，简直比儿子还高兴。尽管她的腿脚已不利落，但说什么也要到街上走一圈!她借来一辆平板车，让儿子在前面拉，媳妇在后面推，自己抱着孙子、搂着孙女扬眉吐气地坐在车上。街坊们跑出来看热闹，老太太神气十足地说：“当初他们拖我游街，今天我自己游街给他们看!要他们看看，我不但能生儿子，而且还能有孙子!”
       杨紫贤实在是位血性老人，尽管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但始终没忘当年为了糊口拆房的羞耻。尽管她家的房子大半都空着，但她还是凑钱在原来拆掉的下房处盖了栋新房，而且是一幢两层小楼!楼盖好了，老人在孩子的搀扶下只上去了一次，但她心里的最后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而李盟的出世，也使远离丈夫的宝珠，多了一份感情的寄托。
       生活中，李航身边曾经出现喜欢他的女性，但他从来没忘远在家乡代自己照顾老人、抚养子女的贤惠妻子，没忘养母教自己做人的朴实原则。曾有位同事的妻子对他有意，但他理智地回避了；曾有位爱他的女同事，为了摆脱无望的单恋，伤感地调到其他藏区。李航不是木头人，但他总借养母的叮咛约束自己：“做人要有德行。朋友的衣服可以穿，饭可以吃，朋友之妻不可欺，否则猪狗不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类话“老派”，可正因养母从小的教诲，使他有了很强的自制力，能对妻子从无二心。如果有人拿女人问题跟他开玩笑，李航会认真地申辩说：“我对天发誓，除了老婆，我这辈子没有碰过第二个女人!”
       “我在男女问题上有心理障碍。”李航羞涩地笑了两声，然后不无自嘲地讲述说，“只要有异性来家里做客，我都要敞开门窗，怕人议论……在藏胞眼里，每个女人都有魔性，西藏的许多女人豪放大胆。在克松乡，我帮一家藏胞搞了三年的平菇养殖，使他们从贫困户变成了富裕户。出于感激，四十多岁的女主人硬要把十几岁的女JL许给我，说‘你看不上我，难道还看不上我姑娘?”’后来，李航为了避免尴尬，他派了一位女同事代他工作，自己去了其他村子。
       有人不信李航的“清白”，问他：“这么多年，没有女人怎么过?”
       李航嘿嘿一笑说：“怎么过?自己过。小喇嘛没女人，不也一样能长成大喇嘛?”
       这话听来虽然逗人，但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不仅对这位献身藏区发展的寂寞男人心怀敬意，而且还感到同情和心疼。他牺牲的不仅是自己青春的欲望，还有珍贵的家庭团聚时光。每次回家探亲，面对变得陌生的孩子，他总感到隐隐内疚。
       现在，二十三岁的女儿李冰已经参加工作，儿子李盟也上了初中，可是他们对父亲的记忆却少得可怜。但是儿子毕竟是儿子，即便父亲不在身边，他也会用早熟的敏感维护父亲的位置。有一天，李盟放学回家，一进屋就警惕地盘问妈妈：“家里来人了?”宝珠说，没人来。儿子顿时厉声质问：“你骗人!怎么没有?地上的烟头哪儿来的?”宝珠突然愣了，好一阵才醒过味儿来：原来儿子看到了邻居大婶扔在门口的一个烟蒂。
       “你一个人是不是很寂寞?”李航也常歉疚地问妻子。
       “有什么好寂寞的?”宝珠温存地宽慰他，“我看到你儿子，不就等于看到你了。”
       1999年12月6日，杨紫贤老人在沉睡了
       五天之后平静地去了。用李航的话说：“养母走时干干净净，身上不沾一丝灰尘。”
       老人过世时，是西藏时间清晨六点，下了一夜的雪已经住了，冬季的晨星闪着冷光。李航被刺耳的电话铃吵醒，话筒里传来妻子的声音：“妈没气了……”宝珠只说了四个字，但足以把李航击蒙了，顿时天旋地转，泪如泉涌。房间仿佛被抽空了一般，他跌坐在客厅里放声痛哭。李航虽然知道老人昏迷的事，但他并没做诀别的心理准备。在男人心目里，养母体内有一种不可能耗尽的生命能量，换句话说，李航从未将“死亡”的概念与老人挂钩。在他的感情深处，养母是个不死的仙人。
       记得十五年前，1984年8月的一天早上，正在下乡的李航得到养母病危的电报，立即丢下正在西藏的妻子女儿，昼夜兼程赶回老家。进门后，看到72岁的老人眼神涣散地依在床头，呼吸微弱。看到儿子回家，杨紫贤老人的心安了大半，她使出最后一点气力吩咐儿子：将摆在窗台的一盆仙人掌端下来，削掉皮，用白纱布裹着蒸了一小碗浓汁，然后强撑起身子喝了下去，平静地说：“儿啊，我要睡会儿。能不能醒，就听天由命吧。”
       李航难过地坐在养母床边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老人醒了，叫儿子扶她上厕所，排了一大摊带着凝块的污血后彻底虚脱，昏厥不醒。老人不吃不喝地躺了三天，结果不仅睁开了眼，而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这次跟十五年前不同，妻子在电话里说的不是“病危”。
       李航赶到家，养母已走了三天。，九十岁的老人躺在棺椁内，安详得仿佛熟睡一般。老人的皮肤洁白光润，居然看不到一个斑点。宝珠说，老人弥留之际拉住她的手，说了一个真情哀婉、自知不可能实现的心愿：她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葬到第一个丈夫身边。
       杨紫贤是位懂爱的女人，她懂得赢得，懂得呵护，懂得珍藏，她用自己倔强的一生，编织了一个凡世间的爱的童话。一讲到养母，李航的情绪就开始激动，他说：“养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是我做人的样板。我这辈子无论怎么做，都赶不上她的一个脚指头。养母虽然生在俗世，但不是俗人，她爱憎分明的品行，对我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老人不止一次告诉我：不求做官，要先做人。”
       说到遗憾，李航最遗憾的是：他未能亲自伺候老人。“养母一生嫁过三个男人，但还是孤寡地过了大半生，她虽然拉扯大我这个养子，但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养母给我的爱，我几生几世都无法报答。”老人走后，李航经常半夜惊醒，盯着漆黑的棚顶愣神，想他永远不能再见的养母，想他远隔千里的妻儿。这种时候，即便再多的荣誉、再多的成绩，也难排解内心的惆怅。
       现在，李航虽然知道亲生母亲的下落，知道自己在西安的西城门下还有个家，知道世上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他从不想寻根。不是男人心狠，而是在他的感情深处，只把养母认作自己的真正母亲。
       歌词里唱：“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而李航援藏的军功章，则要跟养母和妻子一掰三瓣。二十多年，王宝珠没跟丈夫过过几天团圆日子，不仅拉扯大一双子女，而且赡养了两家老人。就拿李航的养父来说，男人自1970年赌气出走，一人在外流落了十年。1981年宝珠过门，新媳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名誉公公”接回家，一直把他当亲人照料。老人晚年瘫痪在床，宝珠也没有嫌弃过。老太太性格太硬，她跟懒汉男人结了三十三年婚，几乎不跟男人说话。媳妇的孝心感动了婆婆，杨紫贤不再跟丈夫赌气，反而经常叮嘱儿子：“我跟他闹是我俩的事，你们小辈还要对他好。我吃什么，也要给他吃什么，别让外人说闲话。”
       1999年，八十五岁的养父比老太太早五十天过世，说是无情，毕竟有情，回想自己的一生坎坷，杨紫贤老人哀婉地感叹：“我的命怎么就这么硬，即便找了个比我小的，最后也走在了我前头。”养父去世后，李氏家族将一块写着“孝敬老人，抚养子女”的大匾送给李航的妻子，称她是“城关镇的好媳妇”。
       “我爱人性子急，但心很细，心胸开阔，孝敬老人。我在西藏这些年，她既没抱怨，也不猜疑。为了能让我安心工作，家里不管出什么事，她都尽量一个人扛。”这是李航对宝珠的简单评价。在忠贞打折的摩登社会，这恐怕也是男人对妻子的最稀有最感人的评价了。
       总结自己的性格特点，李航顺口说了三个字：憨，直，乐。
       李航是个不适应官场、喜欢做平民的人，虽然当上了山南地区乃东县科技局局长、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并多次被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和“全国科技先进个人”，虽然他领导的科技局也多次被评为“全国科普先进集体”、“全国科技进步先进集体”、“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以及“自治区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先进单位”，但是一谈到荣誉，他就谦逊得像个大孩子。他一再说自己“做的是不起眼的工作”，称自己是个“在学术上不成大器的普通科普工作者”。在热闹的官场上，他总是尽量后缩，寡言少语；而和乡下藏胞在一起，他说唱就唱，说舞就舞，他早把山南当成了第二故乡。
       山南，西藏的江南。
       山南，西藏的摇篮。
       走进您，使我神往。
       走近您，一路吉祥。
       谈到忘情之处，李航忍不住哼起了《山南之歌》。当年贫瘠的土地，如今变成“西藏的粮仓”。李航这样的科技工作者，用他们多年的心血，浇灌开当地人致富的雪莲。但是李航自己，却多年来一直过着单调得不能再单调、清贫地不能再清贫的简陋生活。
       有两件事说出来恐怕没有人信：李航四十岁时才穿上第一双皮鞋，四十四岁才看上了自己的第一台彩电。李航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一直到了1996年他在县科技局任职，才破费地奢侈地买了双普通的皮鞋。可是，由于工作需要李航频繁下乡，不仅每天要走许多路，而且还要在田间、牲畜圈里“跟群众打成一片”。所以，新皮鞋没穿几天就被泥水泡烂，于是，他把皮鞋塞到床下，再没见过天日。“乐时同吃山头草，苦时同饮洼地水。”李航与西藏人的岁月浓情，便是这句西藏古谚的真实写照。
       西藏人过上了好日子，而劳累一天的李航回到家，面对的总是寂寞的空房。直到1998年的公历除夕，他才下决心从拉萨买回一台29寸的“长虹牌”彩电，算是对是自己多年劳碌的犒劳。李航一个人坐在大屏幕的电视机前，浸泡在变换斑斓的光影里，就这样形影孤单地度过了1999年奢侈的元旦。
       时间的轮轴滚入了21世纪，西藏和平解放已半个世纪，自治区成立也已过了不惑之年，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连年超过全国平均速度，技术人员人数超过3万，在校学生将近40万。目前，西藏人口260多万，不仅数字比五十年前翻了一倍，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延长了一倍，从原来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五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拨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建投资累计多达数百亿。
       今天，布达拉宫的喇嘛们不仅用上了电灯，而且有了电脑、手机和小灵通；拉萨的面积从原来的3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40平方公里；许多藏胞不仅住上了楼房、换上了西服，而且经营起酒吧、餐馆、舞厅或游戏厅；当年作为“财力象征”的自行车早不再是稀罕物，越野吉普在雪山间的公路上豹一般疾驰。当年一步一磕头的朝圣信徒，如今在膝盖和胳膊肘套上“手脚板”，再不会磨得衣衫褴褛，血肉模糊；本该驰骋莽原的高原骏马，蹄声刺耳地驮着八方游客，走在新铺的柏油路上；就连糌粑、青稞酒这类的藏区俗食，也创出了具有消费档次的市场品牌；蔬菜摊上四季常青，青菜品种超过百种，副食肉类也应有尽有；当地产的皮革、药材、地毯、毛料、啤酒，不仅行销国内，而且饮誉国外……
       或许对旅游者来说，藏人日益苏醒的商业意识和科技头脑，使得神秘封闭的藏文化有所流失。然而，对那些每日要与生存角斗的高原人来说，这无疑是时代的发展和幸运的拯救。最值得李航自豪的是：他主持科技工作的乃东县，经济收入在有“西藏江南”美誉的山南地区中高居榜首！2004年，乃东县财政总收入超过千万大关，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
       二十九年过去，一切成了往事回忆，李航用他的学识与青春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们一起，为西藏人民编织了一条祈求富裕与幸福的洁白哈达。
       再过一年，李航就能退休了，就能回乡与亲人团聚。问及退休后的打算，李航的回答出人意料。李航说，他很想出国看一看，而且最想去荷兰。
       我问他为什么?李航不假思索地说：荷兰是世界上最美的田园国家，他想看看那里人生活的样子，想代那些在西藏安家的黑白花奶牛“回家看看”……
       说完，李航憨厚地笑了，笑容里带着淳朴的稚气。或许，对于闭塞多年的李航来说，荷兰是在现实中离他最远、但离他的田园梦想最近的地方。
       责任编辑　晓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