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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离开我们整整一百天了。
       记得七月二十六日我携妻和大哥他们分别从北京、南京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只见妈妈平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张着嘴，费力地喘着粗气。家里人都说，妈妈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妈妈是在等着你们回来的。但是，尽管我们在她跟前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还是没有丝毫反应。我蹲在妈妈的床头，轻轻抚摸着妈妈那灰白的头发，泪水禁不住滚落在妈妈脸上。妈妈好像才知道我们回来看她了，她微微地睁开双眼，那眼神里透着几分眷恋，几分无奈。我们高兴地叫着妈妈，可是，她的双眼很快又闭上了，嘴角不停地蠕动着，好像要说话。我把耳朵贴近妈妈的嘴，但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她的眼角里却渗出了几滴泪珠。我像小时候妈妈给我擦眼泪那样用手轻轻地擦去妈妈的眼泪，我的泪和妈妈的泪流在了一起。我不忍心看着妈妈这样，就趴下身子在妈妈额上深情地一吻，扭头走开了。
       第三天清晨，妈妈就平静地走了，走完了一个农村妇女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八十三年人生。她没有留下任何嘱咐就走了。也许她没有什么可以嘱咐了，她是可以放心地走的。不，她是有话要说的，她眷恋这个世界，眷恋这个家，眷恋她不易的人生，她最后的眼泪就说明了一切。
       记得去年十月，妈妈也曾病危，我们也曾匆匆赶回家。不过那次她又慢慢恢复过来了，经过医生的一番检查，心脏血压都正常，还没有大的危险，她的精神就逐渐好起来了。为了让妈妈高兴，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和大哥他们一家全都回来了，这是我们和妈妈的最后一次大团聚。春节那几天妈妈特别的高兴，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我们在一起拍了全家福，我们兄妹几个一家一家和妈妈合影。那天妈妈都快成“大明星”了，我们大家都和她一起拍了很多合影，这些竟成了我们最后的珍贵留念。那时候妈妈因为脑血栓，搀扶着走路都很困难，吃东西也要靠人喂。我们都抢着喂东西给妈妈吃，那情景与我们小时候妈妈喂我们吃东西一样，一样要哄，一样要逗。这时我顿觉人生的两极竟会如此相似，如此接近。人的一生就像跑了一个圆圈，从孩提到老年，从起点到终点，从步履蹒跚回到步履蹒跚，从喃喃自语回到喃喃自语，从纯真回到纯真，只不过人生终点的纯真饱含着生活的沧桑，是超度的纯真。所以我就想，当我们每一个人扶着爸爸妈妈走步时，你要想到爸爸妈妈曾经这样扶着我们学会了走步，而且我们也还需要子女们搀扶着走完人生。人生的责任是公平的。
       有一天，我一边喂妈妈吃东西一边和她聊起了往事。我们谈到了我小时候的生活，当提到那些难忘的记忆时，她只是淡淡地笑笑，生活的磨砺已使她失去了太多的激情。她说，那时候家里穷，就靠你爸爸每月几十元钱的工资，要供你们兄妹五个上学，你们都吃过不少苦。我说我们都不感到小时候有多苦，我们只记得妈妈的呵护，妈妈的辛劳。记得我上初中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住在学校，吃饭要从家里带粮食，每个星期天返校时，妈妈都让我自己拿粮食，有粗粮有细粮。我看着米桶里很有限的粮食，每次都不忍心多拿，可妈妈每次都要问，“够了吗，多拿点”，每次都要把米袋拿过去再往口袋里抓几把粮食。她说，家里吃稀一点没关系，你在学校里没有别的东西吃。我接过米袋子，望着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十八岁那年，家里准备盖房子，要请人到离家三十多里地的一个集镇上去买木材。正好我放暑假在家，为了节省一份工钱，我就自告奋勇也要求去拉木材。妈妈怕我不行，就让弟弟跟我一起去当帮手，那时他才十四岁。拉木材用的是南方的独轮车，那时的路又大多是田间小路，别说要拉几根木头，就是拉空车对我这个书生来说也都费劲。一路上跌跌撞撞，不知翻了多少次车，不过我和弟弟还是拉回了四根木头，少说也有三四百斤。回到家以后，一坐下来，我的腿就开始抽搐，很难受。妈妈让我躺在一块床板上，用黄酒在我腿上又是擦又是揉，泪水不住地流，自言自语地说：知道会这样，怎么也不能让你去，今后再也不能让你干这种活了。自那以后，妈妈真的不再让我干重活了。
       我妈妈是个典型的胆小怕事的农村妇女，平日里很少言语，所有的艰辛、痛苦、委屈她都愿意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与人相处，宁可别人有负于自己而不愿自己有负于别人。她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离我们家不远的大路边有两棵至少五六百年的大樟树，每到秋天，椭圆形的树叶就会变成淡红色，随风飘落下来，是一种非常好的引火柴。小时候我们常常到大树下玩耍，用细细的竹签拴上一根长长的细麻绳，把树叶子串成一长串，像条长龙，与小伙伴们比长短。有一次我把一串长长的树叶拿回家，准备在家门口把它晒干后给妈妈烧火用。这时，同村的一个比我大的小伙伴走过来，用脚把树叶划拉得到处都是。这明明是在欺负人，我就气愤地冲过去与他吵架。这时被妈妈听到了，生气地冲着我大声吼：“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拉了回家。我感到很委屈，就不停地哭。过了一会儿，妈妈走过来抚摸着我的脸，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我哭得更凶了。妈妈用手轻轻地擦着我的眼泪说：“妈妈没有别的本事，我只能打你。以后别跟人家吵架，少给家里惹麻烦。”我透过泪花看着妈妈那无奈的样子，似懂非懂地默默点头，妈妈的眼泪噗噜噜地落在我的脸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在外面惹是生非了。
       小时候我们总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东西吃，才有新衣服、新鞋子穿。可我妈妈总为过年发愁。那时候我们一年就穿一双鞋，春夏秋冬都是它。我们兄妹五个，过年光鞋子就要做五双，还有爸爸妈妈他们自己的。这七双鞋光纳鞋底就不知要花多少时间，而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在“业余”时间做，因为白天还得干农活。因此，她要在年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忙着准备，而且总是时间来不及，到了临近年三十，只有少睡觉甚至不睡觉，昏暗的小油灯陪伴妈妈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记忆里，没有一年穿不上新鞋的。过年办年货对妈妈来讲也是一桩年年犯愁的事。平时自己家里过日子怎么都好说，过年了总不能让亲戚们看不起，按风俗，桌子上摆的菜最基本的那几样是不能少的，鸡鸭鱼肉都得有。我记得年三十晚上虽然桌上的莱肴很丰盛，但是好多东西是不能动的，要留给来拜年的客人们吃。我们家过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年夜饭吃得比别人家晚，因为我们要等爸爸回来吃团圆饭。我爸爸在离家很远的一家商店工作，回家要坐火车，还得赶十几里路。过年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要等年三十关了店门才能往家赶。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就让我们兄弟几个早早地到江边渡口去等了，直到天黑才能等到。我们都抢着帮爸爸拿背包，那包里往往装着妈妈和我们过年的希望。
       据说美国作家克里腾登写过一篇题为《母亲的价格》的文章，提倡把母亲所做的一切给予量化，并且计算出若母亲的工作可以获得薪水的话，年薪是六万美元。而据“埃德尔曼财经服务组织”经过所谓“缜密”的计算，若将母亲所做的工作改为出钱聘人代劳，那么，子女一年应付的工钱是六十三点五万美元。不管多少，这样算一算对那些对父母不尽孝道的人来说，也许有一种负疚感。但是我对这种把父母的养育之恩折算成金钱的做法，心里很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母亲这个庄严名词的一种亵渎。母亲伟大，母爱无价。
       母亲百日忌辰，站在自家的阳台上遥望南方的故乡，清秋明月之夜，那如弯钩似的残月，使我想起了南唐李后主李煜的一首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情境不同，却一样的离愁，只不过他是为亡国而忧愁，而我在为丧母哀思。
       在我办公室的书橱里，有一张我妈妈的照片，这是妈妈今年五月在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据说那天几个儿媳给她洗了澡，特别地高兴，坐在那里笑得很开心，很灿烂，我侄子赶快拿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她那慈祥的笑容我扭头就能看到。我不觉得妈妈真的走了，她还在我身边。2002年11月6日于北京责任编辑海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