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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书院三章
作者:梁 琴

《十月》 2003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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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如——册靛蓝布面的线装书,随手抽出其中的册页,就能 翻检出许多读书人的故事。
       读书人里有很多江西人。江西人会读书。
       会读书的江西人,一读就读出了唐宋三大家——欧阳修、曾 巩、王安石。
       自古江西“好学重教”,办了大大小小,不下几百座书院。这些 书院形态各异,办学风格也因师而异,有的重义理之学,有的偏诗 赋辞章,也有的讲求经世务时,当然也有纯粹为了登科入仕的。
       江西的读书人,大都从书院出来的。
       从书院出来的江西人,素以文章节义而名世。且不说“临川才 子金溪书”,仅吉安,古代庐陵就出过欧阳修、杨万里、江万里、胡 铨、文天祥、解缙等一代骄子。庐陵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 谚:“五里三状元,一门三进士,隔河两都堂,百步两尚书,十里九 布政,九子十知州。”你没听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吗?
       读书读出如此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天地雄心,是庐陵人也是 江西人永远的骄傲。
       在江西偶然出去走走,不经意间,一走就走进了书院。
       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久久吸引你的目光的,是那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怀。
       鹅湖书院因了两次“鹅湖之会”,在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教 育史上产生过久远的震荡。一些大师、一些读书人响亮的名字,永 远跟鹅湖连在了一起。
       鹅湖书院轻烟笼罩,走过雨的屋瓦上起了雾。
       古老的庭院,无言地坐落在赣东的铅山县鹅湖山北麓。鹅湖 原名荷湖,山上有湖,多生莲荷。相传,东晋时一’名寒士隐居山间, 利用湖蓄鹅。这隐士蓄了一对双鹅,“其双鹅育子数百,羽翮成乃 去”,故称鹅湖。
       或许,东晋的名士都有蓄鹅的嗜好吧?由鹅湖遂想起兰亭,想 起大书法家王羲之“白鹅换字”的逸事。
       鹅湖书院隐在深僻处。这座静静的庭院,到处吊挂着小青虫, 士子的号舍,结满了蜘蛛网,泮池的莲花顾影自怜。棂星门的匾额 上迎面镌刻着“斯文宗主”,背面题写“继往开来”,那意思当然是 极好的,只是这斯文之地,却少有人来。
       问及一旁织毛线的管理人员,她淡然一笑,国内游人不多,但每年总有一两批日本、韩国人来。
       时间在这里渐渐被忽略了,只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草木,长着参差不齐的叶子,幽灵一般出现在墙头瓦棱上……
       谁能想像,这座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庭院,曾经发生过两次震惊华夏的“鹅湖之会”呢y
       拂去八百年的岁月苍茫,让我们看看南宋的书院,会会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吕祖谦。
       朱熹,这位千载之上的读书人的“导师”,以家乡婺源的山水为底色,游学山林,融贯古今,一辈子涵养学问。一首《源头活水》诗,不知激活了几代读书人。
       。
       高蹈远志的朱熹,以光大儒学为己任,皓首穷经,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详注阐发。他定下“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读书人的终极关怀。
       他以一介书生之微,主张皇帝也要诚意正心,到底书生意气。
       他多番上书,犯颜直谏,痛陈朝政弊端,甚至不惮触怒皇帝和文武两班,以致四面树敌。
       他穷毕生之力,孜孜砣砣,创立了他的“理学”,被人尊为“朱子”。
       他标举“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
       朱子是两宋儒学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峰。
       与之对峙的,是另一座高峰——象山先生陆九渊。
       陆九渊心性高傲,不肯居人之下,也和朱子一样情辞激烈,常给皇帝上书,敢为君师。中年以后,在贵溪聚徒讲学,人称“象山先生”。
       象山与朱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敢大胆质疑圣人思想,大胆宣称:“《六经》皆我注脚。”
       象山和他的兄弟崇奉“尊德性”,认为理在我心,我心即理。
       ‘
       用传统的文火煎自己的药,孔孟儒学到了陆九渊,就彻底转化为发明本性的“心学”。
       第一次“鹅湖之会”的倡导者,是婺学领军吕祖谦,浙东丽泽书院著名的主持。他温文尔雅,有一颗包容之心,他的理学也兼取朱陆两家之长。
       心境平和的吕祖谦一向与朱熹交好,又跟陆九渊同登进士第,见朱、陆两家学说分歧,试图从中调停,促成两家“会归于一”。于是派人致信,约陆氏兄弟会于鹅湖。
       淳熙二年(1175)暮春,吕祖谦亲自陪朱熹及门生八人,从福建寒泉精舍越分水关抵鹅湖,一路浩浩荡荡。陆九龄、陆九渊也带着抚州家乡的众多弟子,由金溪出发,泛舟东行。兄弟俩在船上吟诗作对,悉心准备好辩折,到了鹅湖稍事歇息,就和初次见面的朱熹“唇枪舌剑”。
       朱熹、吕祖谦、二陆相聚鹅湖,闻讯赶来的,还有两地父母官——抚州知州,信州知州。
       “鹅湖之会”好不热闹,针尖对麦芒,当面论辩整整十天。论辩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争论的焦点为“论及教人”。
       朱熹主张:“先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不以为然,强调“先开发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读书须专精”。
       朱熹批评陆氏兄弟教人的方法“太简”,两陆很不服气,反过来以朱熹教人“支离”相讥。双方各持已见,争执不下,朱熹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
       言辞锐利的陆九渊,甚至以“尧舜之前,何书之有?”来诘问朱熹,被他宽厚的兄长婉言劝止了。朱熹标举“道问学”,陆派推崇“尊德,这就是所谓的“门户之见”吧?“君子和而不同。”鹅湖会晤后,朱熹、陆九渊仍书信往来不断,继续论辩不已,彼此却更加尊重了。
       “鹅湖之会”,一次灵感的触发,一次大胆的创意。历史在这儿凝眸了一瞬,然而,一次看似寻常的学人之间的集会,有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一座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寺院,一夜之间成了理学圣地,跻身为江南四大书院。
       是偶然,还是必然?
       瞬息即是永恒。十三年后,又有了一次“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的第二次“鹅湖之会”,曾长久地被第一次“鹅湖之会”的光辉遮蔽了。
       这次相聚的,不再是穷究据理、会文讲学的理学大儒,而是热血喷张、狂歌痛饮的文学大师。
       一位自诩“酒圣诗豪”的辛弃疾,一位自许“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陈亮。
       提起辛弃疾,这位“眼光有棱”的南宋名将,自然会记起他“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壮词。这位一心想抗金复国,干一番大业的英雄,却因“主战”横遭挤对,被朝廷罢官落职,长期闲居上饶带湖、铅山瓢泉一带,一闲二十年。壮志难伸的辛弃疾,只有遣词解恨,没想到“一觞一咏”、“樽酒风流”却成就了他的另一番事业。然而,纵然有清风明月,也难解他郁结的愤懑不平,纵使“把栏杆拍遍”,也“无人会,登临意”。
       江东才子陈亮,读书人中的“异数”。他标举异帜,创立了与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二十年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陈亮不屈不挠,连续五次上书,力主抗金中兴,反对偏安妥协。昏聩的当权者不仅不予理睬,朝臣们还趁机中伤,陈亮气愤至极,在朝廷上当众大怒,被“主和派”目为“狂怪”。
       一向畏金如虎的“太上皇”赵构驾崩后,陈亮见时局有了转机,便四方奔走,一度非常活跃。他向孝宗上书献策,提出“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
       在恃才傲物的陈亮眼里,满朝文武,只有朱熹、辛弃疾(当然,还有他自己),称得上“非常之人”,真正“四海所系望者”。辛、朱、陈三家联手,无疑是在野“主战派”的最佳阵营。
       闽赣官道上的紫溪,是闽赣两省交界处。陈亮选定铅山紫溪,作为三方会晤之地。
       为了争取朱熹到主战派来,陈亮放下彼此间的学术分歧,以国事为重,在紫溪迎接朱熹。
       然而,朱熹爽约。他借口年纪大了,再一年就六十岁了,只想躲在山里,喝喝自己栽种的杞菊,啃啃莱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朱熹晚年的消沉,很让陈亮失望,不由得怀念起吕祖谦来,若这位温厚长者出面,兴许朱熹肯出山,可惜他病逝了。
       此前,陈亮与朱熹早有接触,并同在永康等地一起讲学。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司的身份巡视衢州婺州(金华)时,年少气盛的陈亮找上门去,与朱熹围绕着“王霸义利”辩论了一旬,以后又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数年之久的论辩。
       陈亮跟朱熹舌战时,朱熹与辛弃疾有了一桩“公事”。彼时,辛弃疾正威风凛凛统领湖南军,派客船满载牛皮过南康军境,恰被军守朱熹截获(查走私船?),按规定货物全部没收。眼见得损失惨重,辛弃疾紧急修书求情,货物才得以发还。朱熹虽放了辛弃疾一马,但修身严格的他,实在看不惯辛弃疾的放浪不羁。
       辛弃疾则是吕祖谦介绍给陈亮的。当时陈亮再次上书,刚巧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调任临安任大理少卿,“北定中原”、“雪耻洗辱”,共同的政治主张使他们互为知己,意气相投。
       淳熙十五年冬,陈亮冒了严寒,自浙东往紫溪拜访辛弃疾。陈亮心切,一路打马狂奔,快到瓢泉时,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河挡住了去路,陈亮引马过桥,马止步不前,策马三次,马退却三回。陈亮大怒,遂拔剑斩马,剑起,马首落地。
       (瓢泉附近的那座“斩马亭”旧址,容易让人想起,时时准备行动的陈亮是何等躁动不安。“斩马亭”虽在,然而,小桥、小河都梦一般消失了……)
       有朋自远方来,偶感风寒的辛弃疾,陡然来了精神,他在瓢泉新居接待了陈亮。两人“同憩鹅湖,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弃疾后来写的《祭陈同父文》,点明了这次会面讨论抗金复国大计的性质。流连十日,陈亮飘然东归。
       望着陈亮离去的背影,辛弃疾恋恋不舍,离别第二天,又赶去挽留,一直追到鹭鸶林,只因雪泥路滑,无法前行,才怆然歇步。当晚投宿村店,夜半听到邻人悲切的笛声,更想起十天来与陈亮朝夕相处的情形,惜别之情与家国之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披衣下床,挥笔泼墨,一气写下《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辛弃疾把陈亮比作古代的先贤,对陈亮为国奔波、上下求索,作了高度评价:“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鹅湖之会”后,辛弃疾、陈亮别后相互酬唱的六首词,千载之下,那披情入文的直接感染力,仍令人震撼不已。
       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进裂到字句上,这类文学作品,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象山书院
       象山书院,祠废院荒,已不复存在。
       你只能从浙赣铁路飞驰的列车上,从龙虎山附近的青山绿树中,远远望见一块残留的石碑,上书“象山书院”。为着醒目,涂了红漆。
       红漆的象山书院,显然与当初结庐而居的面貌,相去甚远。
       没有书院的书院,你只能凭象山所说的“顿悟”,在昔日的遗址上,用“心”去想像、去触摸。
       象山书院始建于淳熙十三年(1187)。象山原名应天山,伏踞贵溪上清镇东南,距道教发祥地龙虎山不过十数里。陆九渊的门徒彭宗兴往应天山访友,登山游览,见山高谷邃,云烟出没,悬瀑如练,不觉怦然心动。此时林茂泉清,环境幽静,正是讲学的好去处。于是和友人商议,先生讲学的槐堂过于狭陋,已容不下慕名而来的学子,何不在应天山结庐,迎请先生上山讲学。不久,象山先生携二子一侄偕门徒欣然登山。彭宗兴等人又忙着建草堂,安顿先生。
       次年,先生以山形如象,将应天山改名象山,先生也自号“象山”。
       云水、烟树、苍陵、悬瀑,构成一座象山,构成一块读书人的圣地。那洁净之地有着一种怎样的场景呢?“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象山先生升堂讲学,闻风而来的学子,背着粮食,云一样聚合,影子一般追随。
       早在家乡金溪槐堂,象山已有很高的名望,每开讲席,远近乡绅学子挤满了书堂,户外鞋屐堆积无数,更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拄着拐杖在堂外观听。
       象山先生以山为冠,以水为带,羽扇纶巾。
       或读书,或抚琴,或观瀑吟楚辞,或登临诵经文,一派雍容自适。
       象山先生办书院,别具一格:不建斋舍、不立学规、不供饮食,全凭先生的精神感化,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
       象山先生教人,有教无类,无论尊贵之身,布衣白丁,进得门来,都是陆派弟子。
       每当天一放亮,启明星还在天边闪烁,象山精舍就击鼓鸣金。听到鸣鼓,学子急急如令,漫山漫谷涌来,象山先生且乘一顶山轿,飘然来到讲堂。’
       升堂讲学,象山先生精神炯然。端坐堂前,门徒各举一小块木牌,上面写着姓名,年甲顺序,依次拜见先生,数十百人,神情肃然,无一人喧哗骚动。
       象山先生教诲弟子:首先要收拾精神,涵养德行,虚心听讲。弟子们俯首恭听。
       讲经时,象山先生每每开启人的本心。弟子中有渴望表达又拙于表达的,象山就代为讲述,并从中点拨启悟,只要有片言半词可取,象山“必奖进之”。
       象山先生吐音清亮、有力,他告诉弟子,自己的思想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学习贵在自立,“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人“不可自暴、自弃、自屈”。他认为“天、地、人之才相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岂可轻?”“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其中,须大做一个人。”
       象山先生大胆放言:“宇宙便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
       大音稀声,弟子们如醍醐灌顶。
       象山先生讲论,每讲到痛快处,就回转头来对傅子云说“岂不快哉”!傅子云敏而好学,是象山的得意门生。孩童时即登象山之门,因年龄小,先跟邓约礼师兄学,后来才升弟子。
       象山中进士时,傅子云也入太学。两人途中相遇,惊喜莫名,师生一道泛舟桐江,樽酒痛饮。漫游中,才思敏捷的傅子云“答问如响应”,深得象山赏识,称他“季鲁英才也”(傅子云字季鲁)。
       初入精舍,童子隅坐。傅子云因年少坐于末席,象山却破例为他特设一席置讲台侧,还时常让傅子云代讲。
       象山另眼高看傅子云,颇有点像“徐孺子陈蕃之榻”。东汉高士徐孺子,清贫至骨,不肯做官。豫章太守陈蕃,素来不接待宾客,只有徐孺子来时才招待,并为他特设一榻(躺椅),徐孺子一走,就把榻挂起来,不准别人用。
       一个礼贤高士,一个厚待弟子。
       象山告诫他的门徒:轻易不要做官。因为政事猥琐,有害于个人身心修养。然而他又深感国耻难伸,亟欲起来为国效命,因此,续续断断做了几任小官。
       教人轻易不要做官的象山先生,自己却被“官”所困扰,身不由己做了湖北知荆门军。赴任之前,他命傅子云为象山精舍的住持,紧紧攥住傅子云的手说:书院的事,全都托付于你了,你要好好为我把这一束火薪传下去啊。他深切地对弟子们嘱咐:我远守小郡,不能再为诸君授业解惑了,幸好有季鲁在,愿你们手足般相亲相近。
       荆门为南宋的边地,边地自有它特殊的战略意义。可这边地却毫无防务能力,居然连一座像样的城墙,一道窄狭的护城河也没有。“治荆践履”,上任头一件事,象山就奏请朝廷,修筑城防。
       目睹荆门积贫积弱的惨状,象山先生痛心疾首,他以超人的胆识与魄力,抓了荆门七大政:除弊风、重法治、严边防、修城池、建保伍(类似民兵)、堵北泄(堵截粮食给北面金人)、抗旱涝。
       荆门七大政极具现代意识,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八百年前的一代大儒所创下的政绩。这些政绩使象山先生青史留名。
       象山做官,恪守以安民为本。破除当时做官的惯例,到任先言明约束,见客、受状、都规定了一定的日期;他客到随见,持牒即入,不分晨暮,迅疾使下情通达。
       象山为官,实践着这样一句箴言:道在笃行,不在空谈。
       经过一年多的治理,荆门民风为之大变,一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象山先生认真治学,认真当官,认真做人。这位过于认真的人,以中年之身,死于任白鹿洞书院
       立于早春二月的山门外,听“风声、雨声、读书声”,满耳满盈的却是“风声、雨声、松涛声”。
       读书声已随风而去,读书人也不见踪影。只有山间的野雀当童子,看见人来,叽叽喳喳,殷勤探问。
       庭院深深。五个院门勾连成五座院落,一进又一进,楼台回廊,谜一般,让人深陷其中。
       先贤祠和报功祠,祭祀的古圣先贤果然不少,除了爱菊的陶渊明,爱莲的周敦颐,记住的只有爱桂的朱子。
       记下朱子,不只因为朱子是终日俨然的学问家,也不只因为朱子是继孔子以来的儒家集大成者,只因朱子力排众议修复的这座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
       书院的山脉自五老峰而来,悬天绝壁,一峰南下。
       自从太史公司马迁年轻时领父命“南登庐山”,庐山的山水便叠印着历代文人骚客的屐痕,也有风雅的官吏劈山开洞,用了思贤的名义建读书台。
       白鹿洞本有名无洞,只因有一“洞”宇,忙得几任知府“钻山打洞”。
       明嘉靖年间,南康太守王溱便望文生义,在五老峰的余脉后屏山,生生开出一个洞来。更有知府何岩,明知神鹿已仙驾,硬要把一块顽石凿成半蹲半卧的鹿,将石鹿置放洞中。过了数十年,又冒出个参议葛寅亮,认为此举不妥,不该开洞置鹿,复把石鹿从洞中取出,又朝地下钻个洞,将鹿埋于地下。
       本该四方神游的白鹿,却被好事者们拘于阳光不到的洞中,怪不得胡适博士要笑骂:“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这白鹿颠颠倒倒,一朝上天,一朝入地,不知白鹿的主人作何感想?
       白鹿先生李渤,洛阳人,聪颖通脱,与兄李涉同隐庐山。优游山林的李渤,蓄了一只白鹿自娱。那白鹿温良驯善,十分灵异,常随李渤左右,还能替主人办事,只需在鹿的梅花叉上悬上钱粮布袋,就能上市沽酒,采回纸墨笔砚。那份灵异,让山民觉出它的不寻常,奉为神鹿,李渤被人称作“白鹿先生”,他居住的山谷名为“白鹿洞”。
       久隐山中的李渤,似闲云野鹤,过得逍遥自在。一纸诏书,打破了他的仙人梦。出山还是隐洞?处于两难的李渤犹豫不定,这时,洛阳令韩愈一篇激扬的文字《遗李渤书》,劝其出山,书称:“朝廷士引颈东望,若景星、凤鸟始见,争先睹之为快……”“韩潮苏海”,谁人能抵挡韩文的汪洋恣肆?李渤只得出山。
       李渤出山那天,据说那白鹿也四蹄踏云,腾空飞天……
       出山后的李渤,不改书生本色,立马上书,主张博引海内名儒,大开学馆。他念念不忘旧居,任江州刺史时,对白鹿洞加以修葺,植木、引流,建造台榭。从此,白鹿洞四乡文人往来不绝。
       长庆二年,曾经“浔阳江头夜送客”的白居易,赴杭州刺史任,途经江州,登庐山,重临他的遗爱草堂,与李渤相会。此时距白居易离开江州司马贬所,恰好五年。
       一个当年被贬的江州司马,一个现今的江州刺史,两名唐才子,草堂晤对,仰观山,俯听泉,家事国事,从何说起。“曾住炉峰下,书堂对药台……五年方暂至,一夜又须回……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
       本想“左手牵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书堂的白居易,终因“冗员所羁”,未能如愿。
       带着遗憾,白居易离开了他“恋恋不能去”的草堂。这一别就是永远。只留下了他的《草堂记》,他的心情,给庐山那一轮千年月。
       李渤之后,唐末兵乱。多事之秋,一些淡泊的文人为避战事,纷纷来白鹿洞读书、讲义。南唐开元四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院,国子监李善道为洞主,称“庐山国学”。
       ·白鹿洞书院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与徂徕、石鼓、岳麓齐名,则是朱熹兴复以后的事。
       淳熙六年,朱子知南康军。几经兵乱,白鹿洞书院已经废弃了125年。北宋的遗址上,荒烟蔓草,屋宇不存。朱子见了痛心不已,然而他发现,这里“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环境幽谧,正适合著书讲学。
       重兴书院。担此大任,朱子极看重这件事。他接二连三张榜、行牒、书状,给尚书、丞相上札子,给孝宗书奏。
       南宋的月光为朱子掌灯,照见他夜以继日,濡墨写字,“榜、牒、状、札、学规、书奏”,“凡二十九”篇。再读这些有月光味的文章,让人生出很深的感慨:一代理学大师,勤勉如此,实在是个做事极投入的人。
       然而,世间无情。朱子的高蹈远举,他要复兴书院的大业,不被世人理解,上报朝廷的谋划、设想也石沉大海。当朝权贵非但不支持,反而被“朝野喧传以为怪事”,遭到肆意的嘲笑和讽刺。
       庄子有言:“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朱子毫不动摇担当的使命,在一份“奏札”中,重申了重兴书院,培养学子的重要,痛斥了那些责难。
       白鹿洞的草枯了又绿,一年多过去了。修葺一新的书院,飞檐斗拱,气势宏大,亭台书阁,错落有致。淳熙七年(1180)春三月,书院落成。朱子百感交集,率领军、县官吏,师生共赴书院,祭先师先圣,以隆重的仪礼昭告四方。俨然的朱子,这回索性举杯酣饮,赋诗唱和:“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朱子亲自主持书院,白鹿洞一时名声大噪,闽、赣、浙三省辐集,庐山道上挤满了行色匆匆的莘莘学子……
       倘没有朱子,白鹿洞会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历史没有假如)。若没有白鹿洞,失去这个巨大的讲台,朱子还叫朱子吗?恐怕会黯然失色吧。千载之下,除了书院,除了《四书集注》,谁还记得朱子知南康军或别的什么军的政声呢y
       翌年,白鹿洞书院桂子飘香时,陆九渊赴朱子之约来书院讲学。朱子虽与象山学术意见不和,但佩服象山为人高洁。发生在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两人激烈的舌战,成了愉快的记忆。
       象山极富口才,很能鼓动人心。一章原本枯燥的“君子小人喻义利”,被他讲得精辟生动,让座中学子感动得流泪,朱子也击节称快,以为“义利”章切中了当时“学者隐微深痼之处”。朱子十分谦逊,当即表示:“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随后又将象山的讲义刻上碑石,立于院门。
       博大、恢宏,这就是朱子。这才是真正的大师。
       朱子学术上的气度,首开了书院“讲会”制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做出了懿范。
       一时讲学之风兴起,一些学派主张,一些思想交锋在书院碰撞。师徒间辩诘问难,大师与学子相互切磋砥砺,酷似先秦时的诸子争鸣。
       大师产生于书院,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孕育于书院,又通过书院得以传播、弘扬。
       朱子每天黎明即起,端坐一室,通贯古今,讲经论道常至夜深。晚年,朱子疾病缠身,但只要…回答弟子的提问,“则脱然沉疴之体”,连重病都会脱身。终生讲学的朱子,倘若——日不讲学,便怅然若有所失。
       朱子告诫弟子:“读书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万不可浮漂。
       “血”与“痕”,实在是朱子自己的真切感受。
       《论语》是朱子的经典,朱子一辈子捧读,自幼到老,从不间断。他先用朱笔画线,再以墨笔圈点。等到有了新的领悟,就交替使用青色和黄色笔批注。
       凭着这枝四色笔,朱子写下了千古不灭的道德文章。
       朱子过于博大,书院的学问也过于精你无法言说,只能默然感悟,稍稍靠
       出山门,过流芳涧,见石壁上有朱子手书的“洗心”“枕流”,心有所触。转回枕流桥,桥下流水淙淙潺潺。流水汩汩流过千年百年,想那清流曾经濯过一个清癯的面影,于是攀上枕流石,含一茎草,卧听流水…… 责任编辑 空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