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玫瑰园
       微微和老蒋搞上出乎我的意料，可想想这也是必然的。虽然微微口口声声说她三十岁之前不打算结婚，我知道她也到了耐不住寂寞的年龄。那段时间我信奉“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一信条，既然微微已经跟老蒋搞上了，我还有什么异议呢?当然最开始微微只是说她和一个叫“老蒋”的好了，我还没见过老蒋其人，也没有把他跟“蒋老师”联系在一起，我只是说是吗，什么时候带我见见。微微显然非常愿意在朋友面前显摆她的老蒋，她很着急的样子，为难地皱了皱眉头，说老蒋是个大忙人，这礼拜不行了，下礼拜吧，下礼拜咱们一块儿去吃饭。让老蒋给你也带一个。微微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表现出一副自己吃饱了还不忘姐们儿的宽厚。我说行，反正我也没事儿，随叫随到。
       周五我和微微在“玫瑰园”见面。这是我们接头的老地方，在东四一条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们对这个地方都有感情，上大学就常来这儿。我们上学那会儿还没太多咖啡厅酒吧之类有“情调”的地方，还是微微嗅觉灵敏，她东走走西逛逛，居然就把“玫瑰园”咖啡厅给发掘出来了。最开始跟她来这里我的心情还是有些紧张的，玫瑰园的门脸儿就一扇门那么大，要走上一条长长的窄窄的黑黑的楼梯才到地方。那阵儿，市面上流行一本叫《玫瑰园》的黄书，所以这个名字让我很有联想，我就那样胆战心惊地走上一级级的台阶，明明知道微微带我来的地方不会“有虎”，还是抱着“偏向虎山行”的想法。果然还是不太一样，“玫瑰园”虽然不是一个黄色场所，但是光线幽暗到了超过我曾经去过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这里的照明全靠桌上的摇曳的烛光维持。大多是情侣在这儿幽会，一派神秘的景象。我看了看饮料单，那时我对酒还不感兴趣，在冰淇淋一栏里我发现了“香蕉船”三个字，从此就爱上了这个地方。第一回听说“香蕉船”这个名字还是在“月朦胧，鸟朦胧”的广播连续剧里，童童跟他爸的情人要“香蕉船”吃，从那时起我就对“香蕉船”无限向往。微微说她最喜欢“玫瑰园”的神秘气氛，我说这里很浪漫，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定为“老地方”。
       临出门前，我精心打扮了自己。既然微微费心给我找了一个，我不管喜不喜欢总要给微微一个面子。我把自己收拾完毕，打了一辆车直奔“玫瑰园”。
       这么多年过去了，“玫瑰园”还是没什么改进，如果说在八年前这里算得上是个环境幽雅的所在的话，现在只能说是个破烂得只好凑合装人的地方了。好在我和微微的审美趣味在这些年有了变化，原来我们喜欢高雅的场所，饭店音乐厅之类的是最好的，去不起求其次到一般市民不去的咖啡厅喝洋饮料吃“香蕉船”也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时髦青年都这么做，这种曾使我们自以为是的做法大有平民化的迹象，因此我们干脆一头扎进肮脏陈旧的地方，以此与世俗抗争。“玫瑰园”不经意中迎合了我们的想法。
       在上最后一级台阶时我抿了抿嘴唇，生怕口红不匀。我衣裾飘飘，低头推开“玫瑰园”的门，希望给人留下含蓄典雅的第一印象，等确定长裙完全飘进“玫瑰园”我才松开扶门的手。
       我在昏暗的酒吧(两年前随潮流改成酒吧了)里慢慢地走，寻找微微他们。一个个模糊的人脸浮现出来又隐藏进黑暗，我走得专心一个踉跄差点被什么绊倒，耳旁响起微微的声音：别假装淑女啦，就我一个。我恨得直想破口大骂，累了这么半天全白费了。今天出门前慌慌张张丢了两只隐形眼镜，不得已又重新开了两盒，因为不适应现在眼睛还在微微酸痛。微微拉了我一把，果然就她一个人，我刚想嘲笑她是不是已经被老蒋甩了，她先开口了，对不起，老蒋说他的那个朋友临时有急事儿，晚上才能腾出空，他就先不来打搅了，让咱们姐俩单独谈谈心。我心的话，我来做陪客，弄得好像他们全是为了我张罗似的。再说本来四个人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挺自然的，不知道微微跟人是怎么说的，不会是正式的相亲吧。微微是2．0的眼睛，她一下就看穿我的心思了，她说咱们俩谈谈有什么不行，上班以后咱们还没怎么好好交流过呢。说得我自惭形秽，工作以后的日子跟绑了火箭似的嗖嗖地往前蹿，真的是好久都没跟微微好好聊聊了。
       我定下心，想跟微微说点什么。
       刚毕业的时候我和微微走动得还很频繁，后来基本上也就是电话来去，约我来“玫瑰园”是我们在“赛特”偶然碰上说的。大家都挺忙，忙里偷闲见过几回觉得人大了不比从前，谈理想的劲头小了，谈身边的事儿又觉得没劲。当然也聊工作的事，干的不是一行，我说的她听不懂，她说的我也觉得挺遥远。她彻底改行了，献身音乐事业，整天和音乐圈的人混在一起。我老老实实在公司呆着，像只任劳任怨的工蜂，越活越沉沦。。我羡慕微微的自由职业，但换了我我也不干，一来我没有任何音乐天赋，二来这种没安全感的工作我干不了。微微刚人音乐这行时还雄心勃勃的，后来估计是遇到了诸多困难，跟我谈话的主题就是抱怨，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本来打算大展鸿图请人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些好歌，现在能有人给大俗歌唱就谢天谢地了。我说什么呢?只有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说实话我觉得微微根本没有音乐天赋，创作不用说了，就算当个歌手嗓音条件和演唱技巧都不行，在卡拉OK厅里她也唱不过凑热闹的群众。但是微微放弃不错的工作，毅然投身热爱的事业这一点我是佩服的，我怎么忍心打击她呢?所以每次我都尽量绕开这个敏感话题。
       不管怎么样，微微的生活比我丰富多彩，身边净是演艺圈的小道消息，我要微微给我讲点有趣的事。微微立刻心领神会，她说百灵和卓不凡吹了，而且是卓不凡蹬的百灵。微微说到这儿就停住了。这个消息够圈儿外的群众琢磨好几天，我也不例外，半晌没说话。百灵是个当红女歌星，这点大家都知道，号称“亚洲天后”，她人美歌靓又有钱，尾巴翘到天上，找哪个男的估计都不会遭到拒绝。而卓不凡是我和微微的同学，在学校沉默寡言，毫不起眼，毕业后和我一样也就是个公司的小职员，不知怎么的有机会和百灵邂逅相逢，还被看上了。我还记得半年前微微声音颤抖地打电话向我汇报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我也亢奋了半天，百灵在电视中的形象是优越的，冷酷的，谁都不爱搭理的，她怎么就摽上连我都看不上的卓不凡了呢?我一下觉得自己比百灵高出一头，估计微微也是这么想的。像她这种没出名的歌手看见明星谁不是眼里直冒火?微微的这个消息使我更为之一振。我赶紧问为什么，微微耸耸肩，还能为什么，卓不凡烦她了呗。我恍然大悟，这是个多么正确的答案。
       本来我还打算从微微这里探出些娱乐圈的新闻，正把感兴趣的人物在脑子里筛筛子，微微的脸有些耷拉下来，我看得出来她巴望着我和她谈谈正事即感情的事，我们以前的永恒的话题。感情这种事免谈，这是我最近的口头语，可是眼看着微微一个猛子扎进爱河，我也只好关心一下。我问，你们家老蒋怎么样。怎么样?微微立刻接上了话茬，好呗。就一个“好”字?微微还在卖关子。我继续问，他是干什么的?娱记。这是个挺时髦的词，如果不是天天学习报纸我也听不懂。我立刻发现了娱记老蒋和微微之间的微妙关系，我说那可以让他帮你宣传一下。微微简直是洋洋自得，她说干我这行的，媒体关一定要把好。这下好了，不光是老蒋一个，他的朋友全是娱记，掌握着各个喉舌的娱乐版，这下我可煽起来了。
       微微满面红光，不知是烛光映衬的还是由身体里往外泛的喜气，我也替微微高兴。这年头尽管大家口头上瞧不起娱乐工作者，但是心里都多少有些羡慕，娱乐工作者名利双收，人前人后趾气高扬。像百灵那样的，就算她被卓不凡甩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她照样乐她的。你问问大街上的姑娘，白让她们当百灵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干。我能有这么一个朋友，自己也觉得挺光荣。况且微微比他们素质高，大学毕业，是为了理想才投身娱乐圈的，即使以后赚点钱变成一个庸俗的歌星，性质也是不一样的。
       我的三句话引出了微微的话匣子，微微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老蒋，她和老蒋，她的事业和老蒋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我看着微微，心想虽然时间走得比光还快，但我们毕竟没有虚度，从微微的进步就看得出。从前讲爱情，她必讲那种虚无缥缈的感情本身，恨不得她爱的男人是世界上相貌最丑、最穷困潦倒的人，以此显示她的爱情纯洁，不同凡响，最后证出这场爱情必将永恒。今天她在讲她的事业和老蒋的关系时理直气壮，毫不遮遮掩掩，这就是我喜欢的率直的微微。这几年不同的环境隔膜了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隔着电话说话吞吞吐吐，爱情焕发了微微，她的激扬的语调又感染了我，使我重温了毫无保留的友谊。我兴致勃勃地听微微谈话。她的谈话条理混乱，有时讲女人对男人的天然的渴望，有时讲同志之间同甘苦共患难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两个主题被她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一起，产生了两条线索缠头交颈螺旋上升的效果。她可能也是好久没说这么多的话，竟有些呼吸急促。其间我叫女招待往茶壶里续了若干次水，去了几趟厕所。
       这是冬天，五六点钟天色就暗淡下来，我哈着气跑到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每一次都感到凉意伴随着夜色一点点地渗透肌肤。已经很久没上过这种简易厕所，进门就是并排四个坑，一眼可以望到粪坑里的秽物和几个又白又圆的光溜溜的屁股。连续两次遇见两个相同的女人保持着相同的姿势，这使我有些惊愕，不知道是她们的频率跟我一样还是她们的蹲功出色，尚未离去。这是两个学生样的年轻女人，看样子也在附近的娱乐场所逗留。她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天，谈起百灵，劈头痛骂。一个说，她们娱乐圈的有什么好东西，那个百灵还整天装得挺有才似的，假装自己写歌，还不是枪手替她写。另一个说，她大字可能还识不全几个呢。我发现这两个女人的口吻特别像我们以前在宿舍里聊天的口吻，这使我回味起大学时光，因此当我回到微微身边时竟有些感动。
       微微讲到后来眼光发亮，像黑珍珠力透蚌壳在沉寂如夜的海洋深处中闪光。她终于倾诉完了积蓄了很久的话，她盯着我说，我觉得还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最深。我也深有同感。我对微微说，你可能治好了我的病。什么病?微微问。于是我跟微微说了我最近的口头语：爱情免谈或者说不谈爱情。微微“扑哧”乐了出来，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只有刚失恋的初中生才说这种话。怎么越活越小了?我今天就是来治你病的。等晚上我再找个“男大夫”给你治治。
       我会心一笑。我和老朋友微微坐在烛光里，四目相对。我们又回到从前，我们不仅推心置腹地聊天，我们还将出现在一个四个人的事件里。
       九○年夏天
       曾经有一个故事发生。之所以说是故事，是因为这些年过去了事情的真相早已被我和微微的一厢情愿的回忆涂上了脂粉，这点我们也心知肚明。在这件事发生后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屡次说起它，回味已经发生的，延续希望发生的事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隔膜再见面时我们都不提起了。但每当面对微微想起那个事件时我都觉得恍惚，好像曾经和她一起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拍摄，我们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后作鸟兽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成形后电影，只好凭借想象拼凑一些支离破碎的场景。
       那天天气凉爽，清风拂面，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遇到两个男人，他们很自然地和我们搭话，把电话留给我们。学校的生活实在清苦无聊，我们没有抗拒住那个电话的诱惑。
       我们一起在西直门的天马酒家吃饭，那时“天马”火得可以，坐满了刚刚暴发的小老板。“天马”的菜肴自然也不错，对于天天吃食堂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奢侈的盛宴。我剥着油焖大虾，用眼角的余光瞟那两个男人。他们三十来岁，年轻点的那个叫贺军，年长的叫吴伟良。贺军极瘦，放在锅里三天炸不出油。他的话倒很多，滔滔不绝，不知说些什么，总之是神侃一气。吴伟良就不同，挺胸叠肚，有小老板的气度，很少发言，说一句话能让人想半天。吴伟良看着我和微微饕餮的样子，慈祥地笑，说我就喜欢看食欲好的女孩吃饭，自然，健康。我和微、微顿时停止了咀嚼，互相望了望。贺军马上接话，我们吴老板说的是大实话。你们多吃点，多吃点。这下我和微微倒不好意思不吃了，吃得比力所能及的还要多。饭吃好了，作为报答，我们自然要说些什么，于是我们谈了谈学校里的事。都是平凡而琐碎的事，琐碎得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与此时此刻灯红酒绿的环境不协调，可是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吴伟良很耐心地听着，颔首和微笑。贺军却不以为然，说你们小屁孩儿那点儿事儿有什么意思。还是听我们的吧。不等我们反应，他又侃上了。吴伟良皱了皱眉头。这个皱眉的动作后来被我和微微反复回味，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吴伟良是个体贴的男人。当然有贺军说话，我们就不必献丑了。吴伟良没有阻拦他，这也是我们认为他体贴人的标志之一。
       时间慢慢过去了，我们喝了些酒，错过了宿舍关门的时间。也许是我们故意错过的?这是我和微微在以后的日子里争执的一个话题。记得当时我曾经提醒微微离去，微微装作听不见，醉眼矇陇地瞧着吴伟良。微微却说我把人物搞反了。着急要走的是她，纹丝不动的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们回不去了。贺军话里话外早就流露出让我们不必急着返校，他们在香格里拉包了两个房间，他们住一间，我和微微可以放心地住另外一间。那时我和微微还没有住过酒店，我们很多次一同骑车经过香格里拉，望着门口进出的云鬓香车，心旌摇曳。直到“天马”里的人走光，服务员拿着笤帚过来恨不得把我们扫地出门，我们才站起身。吴伟良诚恳地说，太晚了，——聊天就忘了，回不了学校的话送你们回家吧。我和微微一齐头摇拨浪鼓，心想，让家长知道怎么行?贺军说，算了算了，那么远，去酒店住吧。就这样我们打了辆车直奔香格里拉。
       如果说对于到香格里拉之前我和微微的记忆还有相似之处的话，在那之后就有无数个版本，我只能给你讲一个我认为可信的版本。
       在酒店围墙外吴伟良叫车停住，他说我有点事儿先走了，连头都没回。我和微微都很惊讶，吴伟良一不在，我们就心里打鼓，好像失去了保护神。贺军看我们发蒙，笑了，小声说，傻姑娘，他不想跟我们一块儿进去，过会儿就看见他啦。
       果然，吴伟良正坐在靠窗的茶几旁，笑呵呵地看我们进门。他什么都没解释，只是叫我们随便坐。一共就两把椅子，一把被吴伟良占据了，旁边的另一把自然是贺军的，我们只好坐在床上，面对着他们。床比椅子高，很软，又没有靠背，所以我和微微坐得很别扭。理想的姿势是：坐着，略分着腿，向后靠，用胳膊支撑着身体。但是我们可能采取的姿势只有一种：并紧了腿，上身略向下弓，双手放在两腿上面。尽管这样我们的目光平行放射出去还是在他们的头顶四十公分处，他们的目光则正好落在我们的胸部。四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坐了几秒钟，我感觉有一种奇异的气氛降临了，只是因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从室外走进一间屋里，事情就变得玄妙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喝了一些酒还有一些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我和微微当时都是很享受的，也许还略带一种探险寻宝的心情。
       吴伟良好像也很沉浸于这种气氛，贺军显然对其中的奥妙没有体会，他不耐烦地站起来，“啪”地把电视打开，我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看，正好是一组露骨的男欢女爱的场面，贺军欣赏了一会儿，说没劲，又换台，又说没劲，又换台。吴伟良叫住他，算了，没劲别看了，坐这儿来好好聊会儿天，不早了，过会儿该回屋睡觉了。贺军又坐回他的身边。我们面对面坐着。
       讲了点什么我大多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只有一句话，吴伟良说他对不起初恋的女朋友。不知怎的就说到这儿，吴伟良深情地讲起他的初恋，他说如果时光能倒流，他愿意弥补一切，他最爱的女人还是初恋的女友，那是个纯洁无比的女孩，他们在一起时她是和我跟微微一样花一样的年龄，但是他毁了一切，现在他自己也被自己毁了。
       钱有什么用?现在我住在饭店里，天天吃五星级的饭菜，钱有什么用?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吴伟良显露出无比痛苦的表情。第一次看到貌似强悍的男人袒露内心，我的心中充满怜惜，微微也有同感，事后我们朗诵一样回味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比我们大十来岁的男人啊!
       谈到这种“正事”上，贺军的伶牙俐齿就不管用了，他默不作声，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随手从桌上抄起一本书，穷极无聊地一页页翻。那时吴伟良正讲到最震撼人心的关头上，我被沙沙的翻书声扰得一阵心乱，干脆打断了吴伟良的话，问贺军，什么书，给我看看，一把抢过了贺军手中那本蓝灰封面的书。我瞥了一眼封面，把它放在一边，示意吴伟良接着讲，还好吴伟良的情绪还没被完全破坏，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情绪饱满地讲了下去。吴伟良讲完他的初恋故事后，我和微微久久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的脸竟然有些发烫。还是微微先把那本书拿起来看，边看边念：九路公共汽车，贺军。
       贺军，和你的名字一样。微微兴奋地说。
       贺军不以为然，是我写的。
       真没想到。我和微微一下子对贺军肃然起敬起来。吴伟良补充道，看不出来吧，他是北大毕业的，北大第一才子，书都出了好几本了。人不可貌相啊，小姑娘。
       我和微微彻底被这两个男人打动了，贺军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才华横溢，吴伟良充满了不可言说的魅力。特别是吴伟良，他深不可测，感人至深。我们无法想象他的身世职业，他浑身被神秘的气息笼罩，让人想靠近他，看看他从地壳深处奔涌而出的岩浆一般滚烫的灵魂。我想说的是当时我们被他彻底迷住了。
       当我在“玫瑰园”酒吧神思恍惚地回溯过去时，微微也沉默不语，直觉告诉我，同样的事情在我们头脑里回旋。想到这里，我的思绪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层，我想起了微微说的“男大夫”，于是问她。微微说“男大夫”中文系毕业，原来和老蒋在同一家报社工作，后来辞职成了自由撰稿人，写的乐评小有影响，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原创音乐工作室，也写歌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男大夫”和微微是天生的一对，就对微微说了。微微嘻嘻一笑，说“男大夫”和老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是多年的老友，又志同道合，“男大夫”对哥们儿的女友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尽力，给她引荐了不少音乐界的人士和搞乐评的同仁。连音盲老蒋也被感染，对流行音乐热衷起来，写了一些乐评。
       老　　蒋
       我将永远无法如实告诉微微我对老蒋的“第一印象”，因为这次见到他并不是第一次，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幅裸体的特写：赘肉肆意挤压出的一条条并列的横纹；苍白浮肿的屁股上一块大大的暗蓝色的胎记。
       五点半，老蒋和“男大夫”从马路对过过来，隔着宽阔的长安街微微就看见了他们，兴奋地给我指点，然后让我猜测谁是她的男友老蒋谁是我的“男大夫”。因为那副新的“强生”月戴隐形眼镜，尽管即将日落西山，我的视野还是无限明亮。两个男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像漫画里的绝妙搭档朝我们摇晃着走来。他们也早就看见了我们，我依稀觉得其中的一个冲另一个开了一句玩笑，；我想那是针对我的。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从轮廓具体到眉眼逐渐清晰。等他们过了一半的马路，从大一路公共汽车后面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理清了思路。矮胖男人光亮宽敞的脑门儿让我确认不仅是他的脑门儿我连他的裸体都认识。我没有回答微微的问话，我希望他两者都不是。
       至于我怎么认识那个人及他的身体，这件事说来话长。一般来说我们难以见识别人的裸体，裸体具有绝对隐私性。而裸体的绝对隐私性恰恰使之成为一种人们相互袒露心扉的表示。人们替自己或者替对方除去衣衫然后进行一种互娱的游戏，这种游戏有利于增加感情。据说有些嫖客干完了妓女后也会产生一种难以自拔的情愫。当然世界上的事总有例外。我在一个难以想象的机会见识了矮胖男人丑陋的躯体。
       而他，我想从未见过我。
       为了介绍老蒋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前男友王山，我上大学时他在附近另一所大学学习西方美学，搞艺术的人活动范围都很大，他几乎每天出现在我们学校，晚上我去学校小卖部喝酸奶时总能碰上他去买啤酒和花生米。当然起先我以为他是我们学校的，他的打扮落拓不羁，长短不一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地套着，很有名士风范。因此当他和我搭话时我表现得非常大方。你是学什么的?经济法。这么严肃的专业，看不出来。你学什么的?西方美学。好浪漫。你这就外行了，美学是门很严谨的学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风花雪月。
       什么是“风花雪月”?他怎么第一次跟我说话就说什么“风花雪月”?我假装羞涩地微笑，低头，不语。
       第二天同样时候我如愿以偿地在小卖部又遇见了他。
       昨天你骗人吧。咱们学校没有西方美学专业。
       我从来没说和你一个学校啊。
       噢。
       我是北大的。
       那你怎么天天上这儿来?
       为了你啊。
       我从小就有北大情结，一听说是北大的就特别晕。我和王山走到一起实属正常。
       王山在我们学校有不少哥们儿，和王山在一起，我的生活内容像爆米花一样迅速膨胀，除了上课总是有震撼人心的节目等待着我。我们有时一帮人去看画展，有时去看摇滚乐的现场演出，有时去人艺小剧场看实验话剧。而且从来不要票，王山或者王山的某个哥们儿跟门口收票的一提大名鼎鼎的谁谁的名字，收票的就挥挥手放行了。我也从中体会到某种可以炫耀的光荣。
       我和王山进入“状态”很快，但我们苦于没有地方。他的几个哥们儿在我们学校附近租了间民房，也不常去住，后来那里顺理成章成了“赌窝”和“炮房”，其中作为“炮房”的利用率最高。由于那几个哥们儿的结交广泛和慷慨仁慈，据不完全统计有小二十号人经常性地携带女人享用那间屋子，每人一月也轮不上两次。后来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在一天漫长的二十四个小时中只有一对璧人享用那个空间是浪费的即可耻的，鉴于空间太小不可再做分割，只有把时间分割。以后在门口的脚垫底下放一个“排班表”，分出若干时段，谁要在哪个时段利用这间房间先签个名字。临时产生需要的也可以直接来，如果时间表的那个时段显示空白自然解得“近渴”了。众人对这个建议齐声叫好!
       自然，如此安排是有悖浪漫的，开始我多少有些别扭，而且惊异于学美学的王山处之泰然。但是王山说的话掷地有声，字字在理，他说，如果不来这儿我们去哪儿呢?于是每次我都带一条干净的床单，小心翼翼地把它铺展在结了硬痂的五十年代的老式双人床上，慢慢地我也能够排除万难，享受来之不易的鱼水之欢了。
       事情出在那张“排班表”上。那天我和王山在校门口的“一品香酒家”吃完麻辣烫，我们浑身燥热急需挥发，当四川小姐走过来结账时我和王山心有灵犀地互相望了望，然后我们心照不宣地手牵手走向“炮房”。
       “炮房”坐落于学校西门外槐花胡同五十三号小院的一隅。在院门外我们遇上了房主老郭，老郭说刚来了一对，不过他们一般完事就走。你们得等五十分钟左右。老郭精确地估算。老郭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在印刷厂工作，可能是由于成天接触书籍的缘故，他喜欢大学生，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坐。我们正值大失所望之际，哪里有心思和老郭海阔天空?老郭察言观色，十分体贴地说改天吧，今天我不打扰了，你们赶紧去“登记”吧，别又让别人占了先。
       于是我们谢过老郭，去找垫子下的“排班表”。说来也巧，刚蹲下门就开了，冲出两个人差点儿撞到我们身上。我对那个女的印象颇深，她的脸很白，好像抹了一厘米厚的白灰，以至于把脸上的内容全都覆盖了，乍一看酷似一张“白板”。她显然也吓了一跳，纵身一跃，蹦出老远，说我急着上厕所，好像是在用这句话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很尴尬，怕他们误会，解释我们是在找“排班表”。男的是个小瘦子，看上去还没发育过，人倒不错，他说我也找了半天找不到，可能没压好被风吹走了，干脆自己又画了一个。他转身进屋拿出张纸递给王山说给你了哥们儿，你一个钟头后来吧。王山跟小瘦子借了笔签上自己的外号“山魈”，把纸／顷手塞进了口袋。我们说完不好意思就告退了。
       那是个不太冷的季节，恋人还可以在室外散步，我和王山依偎着绕着学校的围墙漫步三周，好几次差点被躲在墙角里亲热的人的支棱的手脚绊倒，我们由此更感到深深的幸福。我们计算着时间，感觉幸福一点点地临近。
       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槐花胡同五十三号院，已是夜深人静，连白天狂吠的狗都睡着了。王山掏出钥匙打开院门。进屋之前为了保险起见王山还把手伸到垫子底下摸索了一阵，什么也没有，于是王山把签了名伪那张纸放了回去。我们打开房门，外面寂寥空旷的压迫让我们保持着安静的惯性。里屋透出一丝灯光，没有声响，却能感觉到一种笨拙的节奏在振动着空气。我和王山静悄悄地走到屋门口，只见“白板”惨无血色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浮动，一个矮胖男人趴在她身上辛勤地耕作着，浑身的肥肉呼之欲出，屁股上还有一大块青记在费力地摇晃。“白板”无力地垂着头，紧闭双眼，仿佛一具被抽干的尸体，矮胖男人恰恰相反全身通红，好像是他吸光了“白板”身上的血。他们聚精会神地动作着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到来。
       出去把房门带上后，王山小声对我说那肯定是“老蒋”，也有人叫他“蒋老师”，因为据说以前当过老师。“老蒋”最喜欢抽“二手烟”，他自称这样可以引起他的性幻想，这话被当作笑柄流传，他自己却乐在其中。王山也是久闻其名，今日才得见其人，其事。
       我们又去脚垫下摸索“排班表”，果然又摸出一份，这一份在这个时间段的签名赫然就是“老蒋”。
       今天的人物到齐
       此老蒋正是彼老蒋。
       微微的嘴角泛着莫名的笑意，给我们假模假式地介绍了一通对方，我们也遵循初次见面的程式相互点头致意，算是正式认识了。老蒋没有任何对我有印象的表示，我松了口气。解除警报使我心不在焉起来，我始终在思考两个问题：微微怎么和老蒋搞上了?蒋老师现在果真蜕变成了一个娱记吗?
       我们顺着“赛特”西边的小街向南而行，似乎没有人有主意去哪里吃饭。大家都认为应该找一家有特色的地方吃，于是我们沿街走去，一路寻找。微微自然和老蒋走在一起，我和杜比紧随其后。杜比就是那个“男大夫”，长相平常，如果不开口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他见我不说话，主动和我聊了些有关音乐的事，看来他把自己放在圈外之人的位置，他抵触港台歌曲及其翻版，想搞大陆自己的原创音乐，而且是品位和商业价值兼而有之的既不放弃艺术追求又不丧失听众的东西。如果真的如他所言，他应该是个乏味的中庸主义者。平心而论，他也不是个适合给女人当“大夫”的人，“大夫”应该天生乐观开朗，没心没肺，无时无刻不谈笑风生的一棵“忘忧草”。或者十全十美磁力十足，是个让女人一见钟情的主儿。后者当然千载难逢，前者纵然不是唾手可得，但显然可遇不可求，可他却不是。
       我们走进一家饭馆，是小店，从外看热气腾腾，高朋满座，显得很有气氛。这也算是特色的一种吧。是我提议进这家店的，我高腰靴子太单薄抵挡不住半个小时积聚的寒气，他们都没异议。坐下后，立刻有人送上菜单，把茶水倒上。看着看着菜单老蒋的额头上突然凝聚起几道忧愁的纹路，他说都是家常菜，沙锅豆腐，沙锅白菜，沙锅丸子，醋熘白菜，醋熘土豆丝，烧茄子，拍黄瓜，炒饼白饭……岂不是不让两位小姐委屈了?换一家吧。我们又站起身。店小二正兴冲冲拿了点菜单过来，看四位都要点什么，话还没说完，我们就这么不给他面子，店小二当时就有点脸上挂不住，你们再看看?店小二手指蘸了蘸唾沫，把菜单翻到荤腥那几页，说我们有宫爆肉丁，宫爆鸡丁，爆炒腰花，炖吊子……老蒋不耐烦地摆摆手，想走都不行?还强留?茶多少钱一杯?店小二仍旧职业性地谦恭地弯着身子，眼睛里却放射出怨毒的目光，杜比拉住老蒋，算了算了。我们一行就这样仓皇逃窜。这下我和微微走在一处，微微替他的老蒋找补：老蒋这人就是脾气直，没办法。
       现在轮到“大夫”杜比张罗吃饭的地方，杜比比我想象的要果断，他说咱们去燕莎那边，那儿饭馆多，有不少韩国馆子，吃完饭还可以在酒吧呆会儿。我和微微立即附和，表示举双手赞同。
       我们踏踏实实在一家韩国饭馆坐下。韩国馆子一向以赠送出名，小菜无限量供应自不必说，细眉细眼的小姐不一会儿就端来了一张泡菜煎饼和一大碗鱼卷汤，还郑重地说这是我们老板某某某赠送的。
       老蒋把耳朵向娇滴滴而又含糊不清的声音侧过去。谁?老蒋问道。
       东北口音的小姐重复了一遍。老蒋好像听明白了似的“噢”了一声，认可般地顺势稳重地点了点头。
       微微在对面咯咯笑起来，喘气的间隙撒娇地甩出几个字，就跟你谁都认识似的你。
       老蒋绷了绷脸上的肌肉，挺起胸，你真以为我不认识，小丫头片子?小姐，老蒋冲服务员挥了挥手，把你们老板叫过来。我们多少年前的兄弟，她居然不信。老蒋手指微微。
       微微这才停住笑，好像一段笑被菜刀拦腰截断。没事了，你走吧。微微冲服务员说。随后老蒋和微微对着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
       杜比干笑了两声，眼光正好和坐在他斜对面的我相遇，在我的脸上逗留了几秒钟又移开了。
       佐餐的照例是酒，老蒋和杜比干了几杯后，把眼光投向一直默不作声的我，老蒋拿了根牙签，伸进黑洞洞的嘴里，听说你酒量不一般，怎么不见你喝?
       我不会喝酒。
       小离，别到了男人面前就装啦，把丫喝趴下。微微没喝已经醉了，她的眼睛放光，两颊泛红，身体向前倾着，每说一句话挥一下手，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杜比打着官腔，看不出陆小姐这么能喝酒。
       我嘴角堆出点笑容，哪里哪里。
       老蒋把沾着肉渣和血迹的牙签扔在桌上，什么陆小姐陆小姐的，见外。来了都是妹妹，离妹妹。给大哥点面子，喝点儿。
       反正到哪儿都免不了这一出。我举起杯子，做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样子，一口，我真不能喝，就一口，为两位大哥。他们盯着我喝了一大口，各自喝了一小口。
       微微手托下巴，侧过半边脸，揭发我，什么时候不能喝了?在学校时不是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吗?
       我只好说，老了。心里想，这个傻丫头，见着男人就人来疯，还要把我拉下水。
       那么多男生全趴在你的酒精裙下了，不会吧，武功全废了?
       废了废了，全废了。说这句话时，我用的是一种顺水推舟的语气，塑造出藏头露尾的效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有门手艺不用总是有些遗憾的。看他们今天的架势，我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也不能太不给面子。今天既然有人知道老底，也别抵赖了。
       老蒋和杜比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他们笃定起来，老蒋点了根烟，给杜比也点了一根。还跷起了二郎腿，老蒋把矛头转向微微，你别说她，你不也是女中豪杰吗?你们姐俩还不比试比试。
       微微心虚地说，我喝不过她。
       老蒋一把搂过微微，眯缝着眼，我老婆怎么一上来就认输呢?不能够吧。
       杜比打圆场，能凑在一块儿也是缘分，咱们一起喝，陪着两位小姐。
       老蒋面有难色，咱俩可都喝了一天了……行，今天为了两位妹妹……在所不惜，说完他就把杯子端了起来。喝酒时，除了微微闭眼仰脖一副陶醉的表情外，另外六只眼睛互相看着，老蒋的眼睛好像正在捉老鼠的猫，目光炯炯；杜比不动声色，眼神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底；我的呢，想必是毫无城府。老蒋不高兴了，你是怕哥哥们灌你?那都是小孩儿的把戏了。你是微微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除了保护你们还能干什么?你疑心太重，不爽快。
       我被抢白了一通，心里正窝火。听微微还火上浇油，就是喝点酒，怎么啦?你要从良?
       喝就喝吧，也没什么想不开的。从前确实把几个男生灌趴下过，其实早就醉了，不过是意志坚强硬撑着而已，那时年轻，喜欢听大话，尤其听男人夸奖，感觉格外良好。后来才知道江湖险恶，每次吃饭都有男的联起手来灌你，好在你稀里糊涂中占了把埂宜，或者等你自愿来成就一段好事。这种事怨不得别人，愿者上钩。都这么大人了，也没什么不明白的。我只是有点看不上老蒋，成心和他对着干。不过，不管怎样，也得给微微一个面子。
       我三口两口就喝了一杯，他们叫好。老蒋语重心长地说，这就对了，喝酒为什么呀?就是图个自己高兴。你看你老跟个女战土似的，整个儿一个备战状态。没必要，咱这儿没坏人。
       老蒋喝了几口脸就红了，黑红的脸膛和粗壮的身躯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老师或者新闻工作者，杜比的脸色则是煞白，我开始怀疑他生理方面有疾病，凭直觉，要不为什么老蒋死气白咧要把我配给他呢?好在他话不多，不像老蒋，言多必失，显出一副蠢相，我是死活看不上老蒋，要不是他娱记的身份，微微未必瞧得上他。不过，这年头谁不渴望成功，老蒋越恶心，才显得微微越有决心，我当然要帮她一把。再说，认识娱记，搞两张演出的票，听一些笑掉大牙的娱乐丑闻也不错。
       喝了酒，思路分外活跃，我们聊到关于胎盘的话题，微微说她有一次差一点吃了胎盘。
       怎么吃的?
       就是和猪肉，土豆什么的一块儿炖。要不是人告诉我，我可就真吃下去了。微微做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吃还是没吃?我们都问。
       没吃。
       大家松了口气，但更加感兴趣起来。现在这样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胎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老蒋和杜比都表示不知道。我仔细观察他们，他们一脸无辜，好像在说对女同志再了解也没了解过这么深入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老蒋还自作聪明地说，我觉得胎盘就是一片东西，吸盘似的吸在子宫上。
       我笑问，那你说说看，胎盘和哪儿连着？
       老蒋说，这我怎么知道?我青光眼，不是X光眼。
       自然是和胎儿啦。为了给胎儿营养。杜比喝多了也没管住嘴，忍不住把自己伪装成科学家或者妇产科大夫。
       那营养都在子宫壁上?这下把他们都问住了。也许吧。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微微以亲眼目睹者的身份纠正老蒋，胎盘就和肉一样，就是一坨肉。我们同时去看盘子里的生拌牛肉，都觉得没有食欲。
       老蒋对这个话题丧失了兴趣，他含糊地说，反正人身上的东西都有营养。给你们讲个笑话?他征询般地看我们。
       讲啊讲啊，微微催促老蒋。
       杜比脸上泛出暧昧的表情。
       老蒋突然扭捏起来，眼睛看着别的地方，不知当讲不当讲?
       微微大声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又不是外人，说完她瞟了我一眼。我清楚地感到如果我不明确地表态的话，我将成为微微快乐道路上的绊脚石。我只好耸耸肩，表示自己不在乎。然后就听老蒋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一个真事，绝对的百分百的如假包换的真实。杜比显然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点头增加真实性。
       老蒋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看看杜比。微微问，谁啊?我认识吗?老蒋故弄玄虚的语气被微微扰乱，他几乎是有些厌烦地迅速回答了微微的话，你不认识。哎，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个微微到了男人面前就那么弱智，简直判若两人。
       老蒋继续说，一天，我的这个朋友跟他的情人滚在一处，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小心谨慎地选择词句，接着说，他舔着他情人的胸，老蒋又顿了顿，他觉得怎么这么甜啊，于是他问情人，你是不是抹了蜜啦?我们都瞪着老蒋，等着他抖包袱。老蒋卖了会儿关子，喝了一口酒，表情豁然开朗，他带着恶作剧的快乐把脸皱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笑着说，你们猜他情人怎么说?猜猜。他朝着我和微微。杜比显然对谜底早已了如指掌，引而不发地笑着渲染气氛。老蒋笑得几乎要断了气，猜猜，你们猜猜?我和微微作迷茫需要指点迷津状等着他。他情人说，我刚生完孩子啊。哈哈哈……老蒋说完再也忍不住了，浑身大幅度地颤起来，让人担心他会晃掉一身的好肉。他边笑边指着杜比，傻……傻逼……傻逼……微微疑惑地望着杜比，也笑起来。我觉得不太可笑，可我也在笑。杜比最含蓄，可他到底也放开声笑了。饭馆的一角像是突然点燃了一大挂鞭炮，笑声不断地爆炸四溅开来，还有人仿佛被爆竹伤了，间或传出听上去像抽噎的声音。邻桌的人都看我们，我听见有人在骂傻逼，也有人傻逼似的一副渴望了解的表情，如果邀请几个加入我们的狂笑派对，他们肯定不会拒绝。这帮傻逼!
       笑到小腹表示抗议，我们木然地坐了一会儿，感到体力透支。然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讨论人奶是不是真是甜的。老蒋和杜比都表示没尝过，不知道。我和微微就更无从知晓了。是不是甜的?是不是甜的?我脑子里老在转这个问题。反正酒是越喝越高了。酒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一路喝下去，也不觉得老蒋讨厌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难看的屁股，他给我的印象不至于这么差，如果他的屁股长得好看一些呢?老蒋在不断地讲笑话，讲完自己先笑，一笑就露出满口的黑牙，像个挺调皮的男孩。他还给微微夹菜，弄得微微满脸幸福加兴奋的潮红，老蒋给微微夹完了给我夹，我连声说谢谢蒋哥。杜比喝了酒也不同寻常，他先给我夹菜，再给微微夹。我和微微好似两个受宠的公主，我猜想我现在也容光焕发了。
       喝酒全凭自觉，我们不碰杯了，都各自大口大口地喝着，话也少了，这反而增加了我们彼此间的默契。从我见到他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基本上相当于上了大半天的班。我感到自己离地越来越远，他们的脸越来越模糊，笼统地说，都是一副微笑的神态，平时绷紧的肌肉都有点可笑地耷拉下来，肉与肉之间的纹路构筑了慈祥。不管他们怎么样，我反正是浑身舒坦，人整个松弛下来，四海皆兄弟嘛，也许我们应该表示友好?
       不知什么时候小饭馆只剩了我们四个人，好像其他人只是我们的陪衬，他们的退场提醒了我们该换个场景了。老蒋邀请我们，不只是微微，还有我和杜比到他那里去。
       老蒋家
       老蒋住一套一室一厅的单元房子，厅形同虚设，堆着杂物，我们直接被领到屋里。看来杜比和微微对这里比较熟悉，惟一需要指点的是我，老蒋站在我身边，告诉我这就是他的房间。那时我的目光正落在那张特大号的床上。这张床宽大，舒适，也算得上整洁，占据了一半房间，足够四个人在上面睡的。老蒋面露得意之色地说，任何人到这里来都对这张床感兴趣，看来我的离妹妹也不例外啊。
       老蒋拿来几根最常见的白蜡烛，在床边、窗台上、墙角各放了几支。蜡烛大多数都烧到一半，参差不齐的，挂着蜡泪。看来他常在家搞这种小情调。是和微微?
       老蒋把手掌摊向他的独一无二的大床，请坐。杜比看看我，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表示女士优先。微微晃悠着，第一个把鞋脱了坐上去。她背靠着墙，下颌抬起很高，脸半侧着，一道软绵绵的目光和脸呈锐角落在我身上，她向上勾着的食指不断向内曲伸着，来啊，她邀请我。说完后嘴依然半开，向前撅起，仿佛并不是在与我说话，而是在幻想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我犹豫了一下。但屋里除了这张床没有任何能坐的地方。
       老蒋灭掉灯，烛光使人安静。我们的影子投射在墙上，异常的大，有些疹人。深夜的寂静水一样漫过来，寒风在楼群中呼啸，顽强地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窗帘迎风摆动着，如同一块裹尸布隐蔽着黑暗中发生的种种。腐朽或是再生?远处马路上汽车急驰而过，让人不由得想一想车里坐着什么样的人，他们来自何方，去向哪里?我们四个人”有序地坐着，我和微微靠墙坐，老蒋和杜比在外围，微微挨着老蒋，我挨着杜比。大床中间铺了张报纸，摆了几样酒菜，我们每个人手里握了一瓶冰凉的燕京。
       说点什么?有人在提议。
       说什么?嗳，别傻呆着，你们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微微叫嚷道，她抱起酒瓶，咕噜咕噜喝了两口，接着自说白话，不说就算了。有什么可说的?天天就是那点事儿。说说说，不停地说，说得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说得唾沫星子乱溅，说了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谁不说，谁不白说?微微挥舞着手臂精神病似的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说到这儿，微微的思路好像被电击了一下更加亢奋了，她忽地站起来，喊口号似的振臂高呼，说点什么吧，诸位!她歪着脑袋挨个点我们的名，语重心长地，老蒋同志，杜比同志，陆离同志，还有其他一些看不见的同志，你们倒是说话呀!老蒋一把捂住她的嘴巴，小点声，小姐。微微并不介意，一偏头挣脱开来，继续沿着她淌着酒精的思路走下去。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她摆出外国电影里常见的“COME 0N!COMEON!”的手势，放低了声音，拖长着尾音把后半句配乐唱了出来。现在的微微透出一股傻得可爱的劲儿来，我们都笑嘻嘻地看她，只要她的声音不穿透墙壁招惹来麻烦，我想老蒋和杜比和我一样可以忍受。突然微微萎靡的眼睛一亮，就像上帝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给了她什么灵感，对，别扯别的了，说说你们自己。她手指头依次点着老蒋，杜比，我，你们一个一个老实交代，说真事，别整天拿编的段子来糊弄人。就今天。全都说出来!通通的。大大的。她颐指气使地呼唤着。
       那总得有个主题吧。老蒋笑眯眯地一脸坏相。
       你说——。微微竖起食指贴在嘴边，示意我们不要插话，仿佛她知道老蒋会有合她心意的主意。老蒋努力收敛了笑容，但他看上去不够诚恳，像要坏笑没憋住，他拿腔拿调地操着南方口音说，今天我蒋老师给大家透露一道摸底考试的作文题，想摸一摸大家的情况。作文并不难，题目是——记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希望同学们会编(骗)的编(骗)，不会编(骗)的互相抄(操)一抄(操)。老蒋打了一个酒嗝，带头狂笑起来，他一下一下摸着自己光亮的脑门，哈哈哈地显得没心没肺，异常快乐。我和杜比紧接着笑起来。微微慢了半拍，但她笑得比谁都卖力，延续的时间还特别长。微微一边笑来了劲，就说这个——记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可不能来俗的，什么老师抱病工作啦，不肯留下姓名的好心人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啦，同学老蒋拾金不昧啦，天天第一个来做值日啦等等。微微拍了杜比大腿一下，听见没?别就知道喝，把酒精变成灵感，变成源源不断的——杜比接茬道——尿!我们又一阵狂笑。微微并不理会，满脸正色道，别废话了，要不你先来一段?我?杜比怔在那里，指着自己的鼻子，蒋微微老师，您说的是我吗?他装出一副哭丧的面孔。谁姓蒋了?微微轻蔑地哼了一声。没出息劲儿的，这点小事儿都不会。微微旁若无人地闭上眼，学一休盘腿正襟危坐，两个食指在太阳穴上画圈，画了几圈后，双手的食指和拇指围成一个圆，放在小腹前方，像在殚精竭虑思考什么艰深的问题。杜比和我跟老蒋碰了碰酒瓶，老蒋说为我们可爱的微微干杯，我们都喝了一大口。喝酒的空儿，我们斜着眼瞅着微微有什么新花样，她丝毫不为所动地保持着静坐的状态。老蒋用冰凉的酒瓶镇了一下微微的脑门，没发烧吧，小姐?你要病了我们还得陪你去医院。我也心里有些着急。还没见过微微撒酒疯，希望她能适可而止。
       叮——，微微的上下牙床有弹性地张开，舌头向后一缩，嗓子眼里就蹦出了清脆的“叮”声，她睁开眼，我想出来了，你们不说，我先说，不过你们可得一个一个说啊，一个都不能跑。
       行，你先说。
       令微微感动的事——
       那年夏天，我和蹦豆儿谈恋爱。那时候我们多小啊，脸上没有一点儿褶子，脑子里也没有。(微微一副自我陶醉，渴望被青春再撞一下腰的表情)我们就愿意呆一块儿，白天晚上的，这就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我们吃饭在一块儿，玩在一块儿，睡觉也在一块儿。自己家当然不行，那时候家长还都挺守旧的，要不就是装的，怕左邻右舍说闲话。我们住崔浩家。
       崔浩人挺随和的，他原来追过我，我没搭理他，他也不计前嫌，和蹦豆儿仍旧称兄道弟情同手足。他家房多，他自己住一套。我和蹦豆儿就在那儿过上日子了，他家来人我们就躲开。他父母生活很有规律，一般也就下了班过来看看。有时候我和蹦豆儿也不走，我藏柜子里，崔浩和蹦豆儿假装聊天。他父母挺懂事儿的，从不多呆，看看就走。那天崔浩家外地来亲戚了，百年不遇的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我们被逼无奈流落街头。走投无路之际我们挨个儿给朋友打电话，蹦豆儿小时候的朋友石头挺同情我们的，他刚跟女朋友吹了，特别羡慕一对一对的坚贞小情侣。这是他的原话。他告诉我他们同学都回家了，宿舍空出来了。现在是暑假，宿舍楼里人不太多，只有在学校看书打算补考的，可以混迹于他们之间进楼，住上一晚。不过天天住可不行，同一层的舍友都是半熟脸，楼门口的门房又特别贼，时间长了难免不露馅儿。我们一听就乐了，谁要天天住宿舍啊，臭气熏天的。就一晚，一晚足以了。石头说，你们来拿趟钥匙吧。我们在城西，他家在城东，这么大热天跑一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石头也爽快，不来也行，你们晚点儿进去，从气窗爬进去。我们忘带钥匙时就这么进出宿舍。
       当晚十一点差十分，我们进了外院的男生宿舍，蹦豆儿是大摇大摆进去的，我是贴着门房的墙根进去的。石头的宿舍在二层的紧里头，蹦豆儿先跳了进去，在里面鼓捣了半天也没把门打开。他贴着门告诉我让我别着急，他出来帮我，就又爬了出来。从小到大我是爬墙爬树的一把好手，气窗从来没有爬过，不过有蹦豆儿在下面托着我就好多了，就是往下跳的时候悬点儿，声儿太大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在心里埋怨蹦豆儿，慌里慌张的也没把桌子搬到气窗下，这样不是省事多了吗?我摸着黑在宿舍里挪桌子，就听蹦豆儿在门外试了几次，都没爬进来，可能是他的体力刚才消耗太多了。楼道里安静极了，好像根本没住人，只听见蹦豆儿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努力。当然最后他还是爬进来了(微微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似乎那汗是因为太沉浸于情节中了。微微笑笑，转换了紧张的气氛)。反正，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开日光灯巡视了一圈宿舍，找了一张看上去还算干净的靠床的下铺，把灯关上，小心翼翼地把蚊帐放下来。我们搂在一块儿觉得幸福极了。(老蒋此时插嘴，此处需要省略多少字吗?微微说，不用。我说的是感人的事，不是色情故事。杜比摸不着头脑，感人?我怎么没看出一点感人的迹象?微微说，你们别急，慢慢听。微微朝窗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们也下意识地看过去，那里挂着一幅窗帘)
       那天的月亮是圆的，特别亮，我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就有点迷迷糊糊的，挺晚的了，这么一折腾加上紧张，觉得特别累。我心想还是崔浩家里好。后来我就听见开门声。蹦豆儿松开我的手，我当时想，别是住这张床上的人回来就行，和他解释解释。我还想是不是又有一对来了呢?好几个人的脚步声踢里秃噜的，有人用手电一张张床地照，光柱到我们这儿就停住了。有人掀我们的蚊帐，我背过身去装睡。我也觉得这挺愚蠢的，可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那几个人说，起来起来，手电对着我们的脸乱晃，我和蹦豆儿只好坐了起来。像两只猴子，床边上围了一圈人。幸亏我们穿得整齐，要不太丢人了。那几个人的样子我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害怕不敢看，他们手里捏着家伙，可能是警棍，跟我们要40块钱。我们也就有5块钱。蹦豆儿骑车带我来的。本来想住一晚就回家了，谁带钱啊。何况我们也没钱。那几个人又问，有没有40坎钱。我说，我们明天凑钱给你们不行吗?他们断然否决了。没钱?没钱就跟我们走!
       我们只好乖乖地跟在他们后面，也不知道去哪儿，就那么傻呵呵地跟着。他们好像是校保卫处的，我们跟着他们出了学校，我哀求了几句，根本没用。他们不搭理我。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像在做噩梦一样。其实也挺快的，因为没多远(微微暂时从她的故事里走了出来，说我后来实际勘测过，就两分钟的路程)。可当时觉得真长啊。我们被领到一个地方，交给一个穿制服的人。你们猜是哪儿?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进了派出所。(杜比说，他们丫的太孙子了。老蒋说，比孙子还不如。我说，我要是蹦豆儿我可不那么老实，一点没有男人气。微微也不在乎，说你们听下去)
       进了派出所警察就把我们隔离了，正好两个值班的一个审一个。那场面——(微微吸了口冷气，似乎心有余悸)，把祖宗八辈儿都问了一遍，就差问你什么时候例假了(真孙子。老蒋和杜比同时说。微微说到这儿有些疲倦)。我还是把令我感动的事儿说出来吧。反正问了我们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他们说要找学校和家长，后来来了个人，看着像他们头儿，心情不错，哼着歌来上班的，他说，算了，以后别再犯了就成。给你们一个机会，不找家长学校了。于是我们就被放了。我真的很感动。
       老蒋带头嚷嚷起来，你丫傻逼啊。就为这个感动?!微微受了委屈似的说，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档案上记一笔，毕了业也没单位要，我还能跟你们在一块儿快乐?杜比说，你现在不是不在单位上班，是自由职业者吗?在娱乐圈混，谁管你这个啊!
       老蒋说，还是我来吧，讲一个如假包换，催人泪下，谁不哭我倒贴谁钱的故事。确切地讲，是我的亲身经历。
       令老蒋感动的故事——
       (老蒋的开头故弄玄虚)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爱情故事(杜比笑，你以为你村上春树呢。老蒋不受影响，感情依旧饱满。)不是百分之一百，是百分之二百。我和阿莲。(杜比找烟，嘴也不闲着，你起的名字还挺古典。微微说，就因为我提了蹦豆儿，你就提阿莲。没劲)我和阿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如今这种事已经不多见了。我们手拉手上学，放学，一块儿吃饭，就是——(老蒋欲言又止，欲止又言)没一块儿睡觉。后来我们大了，都知道害羞了，就有点儿相互躲着。有一天，我没钱了，想跟父母要，不敢，正好碰上阿莲，阿莲二话没说就领我去她爸那儿了。她爸是个锅炉工，在那儿一铲一铲地往锅炉里铲煤呢。女儿来了也没顾上歇会儿。他光着膀子，满头大汗。蓝布工作服挂在木头椅背上。阿莲示意我过去和他爸打招呼。我亲亲热热地叫叔叔，身子就挡在了椅背前(然后呢?杜比皮笑肉不笑的)。然后阿莲就把手伸到他爸工作服兜里偷了她爸5块钱(5块?以前的5块还不相当于现在的5007微微计算着。我否认，500到不了，也就250吧)。我用5块钱买了一支自动铅笔，一斤江米条，给阿莲买了一根雪糕，还剩了不少准备下回花。后来东窗事发，阿莲爸爸着着实实打了她一顿，阿莲也没招。
       没劲。没劲。像编的。没新意。我和微微都不满意。杜比问老蒋，哥们儿，要是我是阿莲，替你受不白之冤，挨了一顿打。你感动吗?老蒋斩钉截铁地说，不感动。你重色轻友!不对，老蒋说，不是重色轻友，是怜香惜玉。我们哈哈哈笑了一通。老蒋张张嘴，显然还有话要说。后来一次我在大街上搂了一个姑娘，正撞上阿莲。我要上前搭讪，她一扭头就走了，连瞧都没瞧我一眼。
       阿莲对你动情了?
       要不哪个姑娘甘愿偷东西再挨顿打呢?
       人阿莲根本就不记得你了吧?
       小孩儿都仗义，我看不为你为别人阿莲也得偷那5块。你就别美了。
       我还没讲完呢。老蒋面色突然凝重起来，像封了一层蜡。再后来听说阿莲到南方当鸡去了。老蒋说着扫视了我们一眼，想必他看到我们都含着笑意，我们正等着老蒋给故事一个戏剧性结尾。我们全笑盈盈地望着他。
       你们俩巧遇了吧，我憋不住替大家说出了心里话。
       老蒋眼梢耷拉下来，嘴也画了一个向下的弧形。他居然恨恨地瞪了我们一眼，操，你说阿莲怎么当鸡去了?多纯的姑娘，她怎么当鸡去了?
       她也是人。杜比说，想当初你老蒋不也是一介纯情少男，没事儿在女孩窗底下惆怅又徘徊，还结着丁香一样的愁怨。可现在呢?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自己。你能找小姐，就不能让阿莲当鸡去?
       老蒋没理会杜比。你们讲吧，我讲完了。他的语气恹恹的，透露着疲惫，脑门儿也不光了，抬头纹深得能夹进一根铅笔。老蒋好像当真了，还沉浸在往事中不能自拔。微微若无其事地哼着歌低头欣赏自己今天刚做的美甲。我和杜比对视了一眼，下一个谁讲呢?你来。不，还是你来。我们都磨磨蹭蹭的，总觉得老蒋的故事还没完。女士优先，杜比眨眨眼对我说。我坚持杜比先来，女士优先得分场合，上楼梯的时候都是男士在前。再说，万一咱们要讲得重了，那你先来还不捡了个便宜?杜比说我不捡便宜。我们争了一阵，见老蒋还故做沉痛状一脸哀怨，杜比耸耸肩，那好吧，我先来，不过，事先声明，这是个别人的故事。
       令杜比感动的事——
       那是上大学时候的事儿。我一直也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他们总是小东子小东子的叫，小东子又高又瘦，是物理系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就是校园常见的那种小学究，扔人堆里根本就找不着。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他天天背一个下半身瘫痪的女孩爬楼。
       那个姑娘长得不错，可惜了，要没毛病也轮不上小东子。可谁受得了天天背一百多斤的大活人?看他一级一级地上五层我都替他捏一把汗。我们学校都是老房子，台阶特别高，那女孩又害羞，上半身老是挺得笔直，要跟小东子划清界限，跟骑在小东子身上似的(杜比嘿嘿坏笑了两声)。小东子也不说。那时候我想背自己家的媳妇受点罪也是应该的。可是纳闷的是这两人从来不在大家面前说一句话。就跟不认识似的。看小东子那样子家里挺穷的。我又想是不是勤工俭学能挣不少钱啊。结果都不是。
       听说那女孩高考的时候还好好的，暑假里突然两条腿不能动了，腹部以下失去知觉。父母带着她满世界地治病，哈尔滨北京上海都去了，最后才知道是脊髓炎，这种病是几乎没法治。在北京住了3个月院不见任何好转，父母带着她回了家里，大学通知书来了，她却不得不办理了休学手续。原来挺苗条的女孩因为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体重超过了70公斤，她一气之下把镜子砸碎了。她妈用白纸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粘上了，把所有带电的东西都安上了防护设施，把所有的刀具都藏了起来，就怕女儿想不开。第一年女孩全家都挺难过的，她哪儿都去不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老想自杀，要不闷闷不乐要不就乱发脾气。他们家人都耐下心来轮流哄着她，两个姐姐怕她受刺激，不化妆不穿漂亮的衣服。后来女孩总算想开了，她让妈妈把粘在镜子上的纸都撕掉了，劝姐姐穿最漂亮的衣服上班，同时她也开始锻炼身体。她让妈妈在房间的两角间拴了一条粗绳子，又在绳子上系了一条很结实的带子，每天女孩拉着带子拄着拐杖站起来。她的腿一点知觉也没有，她父母就跪在地上帮她一步步地挪动。为了给女孩治病，全家人平时连蔬菜都舍不得吃，女孩的父亲因此而常年患口腔溃疡，女孩的姐姐出嫁时只带走了120元钱的两床被子。休学两年后，女孩申请重新上学。申请被批准了。为了让女孩上学，全家人又开始一通忙。从她们家到女孩的教室有两公里的路，上课的教室一般在三楼，有时在五楼。那时女孩体重70公斤，父母和姐姐都背不动她，后来她们家想了一个办法：雇人背女孩上学。家里人通过学校把雇人的海报贴到校园里，一个月过去了，根本’没有人应聘。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干了：—天’就走了，说是比在码头扛大包还累，受不了。再后来就是小东子去女孩家，他说可以每天背女孩上下学，并且分文不取。女孩的父亲执意不肯，小东子说他知道女孩家为了给女孩治病花了不少钱。坚决不要钱。其实小东子家在农村也很穷，上大学的一切费用都是自己边上学边打工挣的。
       然后就开始了。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到小东子的。他大冬天的汗都顺着脸颊往下流。脸老是憋得通红。反正我从看见他起他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开始我不了解情况觉得他挺逗的，天天背上背下太肉麻了吧。后来才知道那女孩瘫了。他们都挺矜持，从来不多说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夫老妻那种默契呢。据说他俩第一次说话是在冬天，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很大，女孩坐在轮椅里，小东子推着她非常小心地下一个坡，突然小东子被什么东西绊倒了，轮椅受惯力支配还在向前跑着，小东子飞快地爬起来，在轮椅撞到树前的一刹那把它拉住了，女孩害怕得惊叫着。小东子脱口而出吓着了吧，对不起。女孩不好意思地说没事，你摔疼了吧。那是两个人第一次说“题外话”。小东子背女孩上学从来很准时，只是有一次来晚了，他背起女孩就走了。那天也是个下雪天，当小东子把女孩背上三楼时，满脸都是热汗，下楼时几乎晕倒在地，同学把他送到校医院。医生说小东子正发着高烧，还说他严重营养不良。女孩家知道这个情况后，都赶到宿舍看望小东子，他仍然谢绝了他们的帮助。第二天小东子又带病去接女孩了。小东子比女孩高一级，和我一届，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他以老师的身份背完了最后一年。
       后来呢?结束了。他们俩没发展一下?没有。他没有好事做到底。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如果就这么结束了要么说明他太崇高了，乐于助人什么也不为，要不就说明他思想斗争了半天还是没敢下决心和女孩结婚。不过，他做的已经够多的了。陆离，你的故事呢?
       令我感动(悲伤?)的故事——
       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大名叫陈成。他是我妈妈同事的孩子，和我同一年生的。对他六岁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他的脸上有很多雀斑，我叫他麻雀。我们常在一起讲故事，匹诺曹丑小鸭小布头什么的，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我们俩最喜欢在沙堆上堆城堡。想象我们两个人住在里面。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城堡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城堡是我们心目中最神秘的地方。
       我忘不了当我知道麻雀得病的那天。那天我在常去的沙堆那儿等着麻雀，边等他边漫不经心地用沙子堆那个堆了好些天没有完工的城堡。那天心里总有些惴惴不安，麻雀没有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天开始下雨，雨把我和麻雀的城堡浇倒了。不一会儿，大约十分钟以后，我看到麻雀的妈妈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她找我妈，她们在屋里呆了会儿，麻雀妈妈就走了。我猜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走进屋子，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妈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觉到麻雀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麻雀作了血化验，麻雀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所有得白血病的人一定会死。
       我不愿麻雀离开我，我要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我必须马上见麻雀!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找他，可麻雀没开门，说他不想见我，他不知道他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我，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麻雀让别人捎话过来，让我到沙堆那儿找，他，我答应了麻雀。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麻雀。他真的在等我。我们一边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渐渐高兴起来。麻雀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样的房子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偎依着躺在温暖的沙子上，沉浸在纯真的友谊之中，城堡为我们守望。沙堆像一个小岛。四周静极了，麻雀打破了沉默，说我要到城堡里去了。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麻雀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说，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保证我会去的。他闭上了眼睛就像死过去了一样。几个月后，麻雀死了。
       我总觉得他的灵魂在哪儿看着我……
       夜风鼓荡起窗帘，依次吹过我们，一种酥酥的痒痒的触觉，如一根温柔的手指在心尖上轻轻点了一下。我的故事讲完了。自从进了老蒋家，空气中始终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现在那股味道愈加浓重起来。没有人说话，老蒋微微和杜比都不做声，我们相互看着，每个人都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微微一嘴酒气地感叹道，这个小孩实在太可怜了。是啊，我说。可是时光为他停留，他永远是个小孩，而我们不可救药地长大了。我睡意沉沉又感到自己还清醒，太阳穴上凉飕飕的像抹了风油精。我这才发现盘腿坐了那么久始终没有换过姿势，腿都麻了，摸上去完全没有感觉。我揉了揉腿，血液微微流动起来，像无数小针密集地刺在腿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蓝格子的床单被坐得一团糟，露出底下发黄的褥子。四具躯壳都出奇的安静，面面相觑着。杜比很突然地对老蒋说，谁让你提头讲这种故事。越讲越伤心。两位小姐得哭到明天了吧。我明天还有事，我先走了。说完，也不等我们回应，站起身来，拧开门把径直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听到外面一辆车戛然停住，砰的关闭车门的声音，车急驰而去，远了。微微冲我扬了一下头，干脆地说，咱们顺道，一块儿走吧。我揉了揉酸痛的腿，确实坐得太久了。我们都懒得说话，只朝昏黄的烛光下呆坐的老蒋挥挥手。老蒋也默然与我们挥手作别。我和微微分别上了出租车，她往东，我往西。我坐在车的后排，出溜得很低，头枕在靠背上。司机在反光镜中注意地看了我两眼。我想，那个老蒋一定已经睡着了。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