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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服务生引导我们在一张上方有壁灯的桌子旁坐下。酒吧里光线昏暗，在走路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响了几把椅子。坐下之前，王永民嘴里一边弄出很响的怕冷的声音，一边脱下他的毛领皮大衣，哗哗啦啦抖几下，意思是抖落掉上面的雪。其实外面的雪下得很小，零星的头皮屑似的雪花，一沾上衣服就融化消失了，根本抖不掉什么的。我和王永民把外套搭在身后的椅背上，室内暖和的气氛让我们感觉舒服多了。在寒冷的空气里行走，脸上像贴了一层冰凉的薄膜似的，皮肤紧巴巴的。我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拭着镜片上的水雾。现在外面街上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多种，离天黑还有好大一会儿的工夫，而酒吧里的这种类似黎明时的光线，让人觉得好像突然闯入了另外一种时间体系。
       小型直射灯照射下的吧台那儿，是酒吧里惟一比较光亮的地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站在里面，一直静静地望着我们。
       女服务生看着我们坐下。先生想要点什么?她轻声问。
       我对面的王永民倾了倾身子，说：“你想喝点什么?”
       女服务生把脸转向我。她的脸、身上泛出一层细绒毛似的光晕，好像在黑暗里呆久了，她自身就成了一个发光体。
       我对酒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矜持地挑了杯我认为最简单的。“给我杯干红葡萄酒吧。”我说。
       王永民是酒吧里的常客。他要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并且嘱咐兑上些姜汁。
       点完酒，王永民双肘无所事事地撑在桌面上，下巴朝女服务生离去的的方向抬了抬，嘴里发出喷啧声。我赶快回转身，这时女服务生已经坐在了吧台前，我并没有找到他啧啧称赞的东西。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黝黯的环境。空落寂寥的酒吧里十几张桌子，除了我们，只有一个人在喝酒。正在喝酒的那个人坐在屋子最黑暗的一角，从我们这个位置看上去，他就好像浸泡在一团浅黑墨水里，不但身影模糊，而且还多少有些变形。他的身材显得高大壮硕，肩膀既厚又宽，气质上很像运动员。他一只胳膊蜷放在桌面上，半侧着身子，正好与我远远地斜对着面。他低着头，一副旁若无人、漠然的神态。
       “先生，外面下雪了吗?”吧台里的小伙子问。
       “下雪?你自己不会去看?”王永民说，“下雪倒好了。”
       酒吧的门窗后面挂着厚厚的皮革棉帘，隔挡了外面哪怕一点点的光线和寒气。外面那阴沉的天空，浊水般的空气，一想起来，就使人产生了无端的压抑感。就像王永民说的，如果下场雪倒好了。
       “动作快点，小伙子!别磨磨蹭蹭的。”王永民催促道。
       吧台前上方的直射灯斜照着小伙子身后架子上各种颜色的酒，酒架上边，紧挨着天花板，挂着一只长有两个大弯角的黑陶牛头。黑陶牛头上的两只眼珠有乒乓球那么大。小伙子就在牛头的逼视下，忙着用量杯量酒。女服务生坐着圆吧凳，趴在吧台上，嗑着瓜子，在读一本杂志。
       小伙子送来酒。“您二位请慢用。”他说。
       王永民弯下身去，从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里摸索出三五牌香烟和打火机。一喝起酒，他的烟就抽得特别凶。虽然我不会喝酒，但过去我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过现在早已戒掉了。那几年，我精神萎靡颓废，过着浑浑噩噩的梦境一般的日子。他喝了一口酒，让酒在嘴里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点上烟深吸一口，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他说：“可惜呀，你不会喝酒。”
       “一喝酒我就头晕。”我呷了一口酒，于型葡萄酒没有一点甜味儿，还不如一般的葡萄酒好喝。
       “小伙子，放点音乐，弄出点响声来。”王永民大声喊道。他第二口就把酒喝光了，“再来一杯。”他说。
       小伙子赔着小心问，先生想听什么音乐?
       王永民回答说，当然是美国乡村音乐。
       溪流一样的音乐在空旷的屋子里漫流起来。暗淡迷蒙的光粒子散落在地板上、桌子上和墙壁上，像黑夜里的一层白霜。桌子下靠墙的暖气片贴着我的腿，把我的腿烤得热烘烘的。我看了看坐在角落里的那个人。那么长时间，他好像把全部的兴趣都集中在了喝酒上，眼光一刻也不愿从杯子上移开。除了端端杯子，喝一口酒，他坐在那儿几乎一动不动，始终保持着我刚才看到的那种坐姿。室内那么暖和，他仍然穿着皮棉外套，邋里邋遢地开敞着怀。他端酒的时候，棉外套袖口上的扣子总是碰一下桌面，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响声。现在再看他，他的大块头一点也不像运动员，因为他的面相太冷太凶。他的桌子上放着一瓶酒，已让他喝下去大半了。
       “可惜你不会喝酒，你无法明白喝酒的乐趣。”王永民点上一支烟，打火机的火光刺得他眯起了眼，“比如，苏格兰威土忌，跟其他国家的威士忌相比，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儿，这种黑泥土的香味真是太美妙了。”
       王永民一个劲儿地抽烟，大约抽上两三棵，他就要唤来小伙子送一次酒。酒吧里弥漫着由他喷吐出的烟雾。
       “你可别小瞧了葡萄酒，”他说，他把烟灰弹进烟灰缸，“它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农民一生都离不开它，结果人人高寿。”
       在他的鼓动下，我连续喝了三杯，这已经是第四杯了。
       在那个人空荡荡的桌面上，只有一瓶酒、一只酒杯。酒杯和酒瓶隔开很远，孤零零地占据着桌子的两头。
       “几点了，小伙子?”王永民问。
       “五点一刻，先生。”
       我知道天已经黑了。每逢这时候，大街小巷里总是挤满了下班的人流和车流。在拥挤和充斥着叫声的城市的头顶，天空像得了便秘症，该下的雪就是下不下来，把人的心情全给搅乱了。
       王永民端起酒，碰碰我的杯子，“来来来，快喝呀你。-时间过得还真不慢。”他冲吧台扬扬手，喊：“小姐，喂，小姑娘，送点炸薯片和爆米花来。”
       送来炸薯片和爆米花的仍是小伙子。王永民对他说：“跟你商量个事儿，小伙子，你这儿有小姐吗?”
       “原来有，现在哪敢啊。”
       “一个也行，陪陪我这位朋友。”
       “不，不。”我慌乱地说。在这方面，我可是个生手。
       小伙子摇摇头，“现在警察盯得太紧，先生。”
       “唔，我明白你的生意为什么清淡了，你这酒吧档次上不去呀。”王永民看看吧台，问，“我怎么看她不像服务生呢?”
       “她是我妹妹。”小伙子快速回答道。
       王永民对我尴尬地笑笑，嘟哝说，主要怪这天气，难受。
       自从女服务生安排我们坐下，她一次也没来过这儿。她很安静地读着杂志，里里外外的活儿全由小伙子一人干了。短小的紧身毛衣兜出她的两坨高耸的乳峰，她朝向我们一侧的脸庞，被头顶上的电灯照映出金色的光晕。
       音乐依然在舒缓地流淌，就像我们的脚下有一条小溪似的。这已经是第三遍播放同一盘碟子，如果王永民不要求改放别的音乐，小伙子也许还会播放第四遍的。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她拉开椅子，正准备在那个沉默寡言的酒客身边坐下来。我奇怪她进门时怎么一点动静也不出，挂着棉帘的门窗仍然严密地关闭着，不像有人刚刚掀开过的样子。更为奇怪的是，那个男人好像睡着了一样，仍然保持着原先那种略显僵硬的坐姿，对女人的到来无动于衷。那个男人吸了两下鼻孔，倒是抬头向我这儿看了看。如果他们在约会，最起码也应该打个招呼吧，或者相视一笑也算呀。我想，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两个人都认为可以减免那些不必要的客套的程度吧。
       看见那个女人，我心里很高兴，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好像身体里原先黏滞的血液突然变得轻快明澈了。我兴奋地说：“下雪了。”
       “下雪了?”王永民问。
       我指指那个女人。王永民扭头望了一眼，然后狐疑地盯住我的面孔。“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喝这么多酒。”他说。
       那个女人像披了一身月光，她的头上、肩上落满了厚厚的雪花。她从肩上摘下坤包，然后脱下手套，开始拍打身上的白雪。雪花像爆米花似的在她的肩上跳跃，纷纷坠入桌下。那个男人依旧一副不理不睬、心不在焉的神态，任由雪花飞溅到他的脸上和衣服上。女人穿着一件青绿色皮大衣，脖子里系着一条碎花白纱巾。她脱下大衣，解开纱巾，一头瀑布般的长发便立即披散开来。虽然隔着几张桌子，但我还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她从外面带来的那团浓重的寒气。她与那个男人并肩而坐，并且越过男人的胳膊端起杯子，喝了一杯酒，好使自己暖和一些。酒辣得她咝咝地吸着长气。她在那个男人面前无拘无束，神情自若，显示出他们关系的非同寻常，但他们俩又隐隐约约给人另外一种感觉：仿佛一个人是草原，一个人是蓝天，总是若即若离、互不相干一样。
       “喂，喂，别老盯着人家，”王永民趴在桌子上，小声提醒我说，“那个男的不善良，最好别招惹他。”
       我说：“我并不是在看女人，我只是对他们的关系感到好奇。”
       王永民再次狐疑地打量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搜寻到什么东西。“再来一杯?”他说。
       “杯子里还有。”我说，“今天我已经喝得不少了。”
       “我们是好朋友，你如果不愿意喝了，就别勉强。”
       我吃了几片炸薯片，把杯中酒喝干，又向小伙子要了一杯。一想到外面下起那么大的雪，我觉得自己再喝一些问题不大，这样晚上也可以睡一个好觉了。王永民像有点犯迷糊似的，闭着眼，不过，他的头却在随着音乐轻轻晃动，隔一会儿还吧嗒吧嗒抽两口香烟。他夹着烟的那只手在桌面上高高地擎着，长长的烟灰像一只蜷曲的虫子。这时，他突然睁开眼，望着吧台那儿，高声说：“小伙子，怎么老放一个音乐，如果没有别的碟子你就不会停下来吗?”
       小伙子果真关上了音响。王永民不满意地“嗤”了一声，其实他是希望再换一种曲子。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刮起了北风，啸啸地吹着北窗，好像有一个人吹着口哨在窗下徘徊，随时会推门走进来。我弄不清楚现在已经几点了。空荡的酒吧里还是原先的那几个人。小伙子和女服务生在交头接耳地说话。小伙子摸了一下女服务生的脸。女服务生喝着一瓶汽水，杂志放在一旁。
       虽然王永民警告过我不要看恼了那个男人，但好奇心仍然促使我时不时地瞧向那儿。这会儿，那个女人正趴在桌子上，头枕着男人的胳膊，玩赏着一只粉红色的粉饼盒，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那个男人觉察出我在看他，他皱紧了眉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脸上的表情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唐突。我正想收回自己的目光，却突然发现那个女人此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随着那个男人的注意力转向我这儿，女人的形象开始变得模糊和虚幻起来。她的身体仿佛没有了骨肉，她坐在那儿，十分像一支细风吹动下的蜡烛的火舌，轻轻地左右摇摆，上下跳动。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那个男人打了一个激灵，女人的形象也真的如风中的烛焰，挣扎着跳动了几下，消失了。我的惊呼，吸引了全屋人的目光，他们懵懵懂懂的表情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个男人站起来，推开他坐过的椅子，顺手提起桌上的酒瓶子，冲我走过来。小伙子显然被这种情形吓坏了，他不知所措地站在吧台里，伸直了脖子，注视着我们这儿。王永民还算沉得住气，他把烟叼在嘴上，瞟我一眼，仿佛在说：“我说的没错吧?可我的话你不听。”他面朝吧台，左手在桌面上不停地翻弄着防风打火机。打火机一下一下地磕响着桌面。
       “朋友，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他走到我跟前哑着嗓子问。我们这张吧桌还不及他的裆部高，他的腰显得特别粗壮。
       我回答说：“没有，我一直在喝酒。”
       那个男人却嘿嘿笑了，说：“你别骗我，我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他从邻桌拉把椅子过来，在我们桌头坐下。他一笑，他满脸的凶蛮相倒显出几分憨直，看得出他并没有多少恶意。
       王永民仍然目不斜视地望着吧台，手里摆弄着打火机。他不冷不热地说：“他在看音乐，他想找找刚才的音乐到哪儿去了。”
       男人又笑了。“兄弟你喝多了吧?”他恍然明白过来一样，“噢，你是看我喝多了，才来糊弄我。”他把那瓶酒往桌子上一暾，说：“来，交个朋友吧，一个人喝酒连话儿都没人说。”
       我悬着的心踏实下来。我往墙边挪挪椅子，给他腾出大一些的地方。他有四十多岁了，下巴上的胡茬子又密又黑。他的皮外套也有些脏，看得出好长时间没有擦洗过了。他的酒是白酒，而且是红星二锅头。他提起酒瓶子，热情地劝我们每人来一杯。本来王永民对他待理不理的，但见他喝二锅头，就特意多打量了他两眼。确实，在我的印象中，酒吧里是不能喝这种酒的，就好像一个人不应该穿着背心短裤跳交谊舞一样。
       “我给你叫一杯威士忌?”王永民说。
       “我喝不惯那玩意儿，”他举举瓶子，说，“还是这个爽快。”
       瓶子里大约还剩下不到二两酒，他的酒量让人咋舌。王永民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来看看牌子，点上。他说：“我以前从不抽烟，今天破个例。”
       “你刚才看到什么了?”他问，“是不是一个女人?”
       王永民接过话说：“你一个人喝了半天闷酒，他觉得有点奇怪，就多瞧了两眼，老兄何必这样计较。”
       他不理会王永民，看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点点头。我说：“我喝多了，出现了幻觉。但……”
       “不是幻觉，你看到的是真的。”他用苦恼的语气说，“已有好多人看到过她了，不过我却从来看不见她。”他让我再讲一遍她的长相。
       我说：“披肩发，瓜子脸，皮肤好像很白。”
       他肯定说：“就是她。”
       王永民不太相信会发生这种虚无缥缈的事‘隋。“我刚才什么也没看见呀，”他说，“你们俩一唱一和在编聊斋故事吗?”他大声问小伙子和女服务生，刚才是否看见过一个女人，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看见什么人进来。
       高个子男人喝一口酒，又向王永民要了一支烟。他说：“给你们说你们也不会相信。”他沉默了片刻，眼睛里闪出一丝忧郁的神色，“其实有什么呀?我们俩之间什么也没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老是缠住我不放。”
       王永民脸上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要是叫我碰上这事，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说，“被一个狐狸精爱上，用当下时髦的话说，这才叫刺激和另类。你包‘二奶’被人发现了还要受法律惩罚，而法律对狐狸精却毫无办法。”
       “你别开玩笑了，这怎么和狐狸精扯得上。”高个子男人说，“她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年轻姑娘，我是在一个大雪天碰上她的，当时是晚上。”
       “狐狸精一般都是这时候出现的。”王永民说。
       “哪有狐狸精?你别打岔。”高个子男人说，他这才想起把手里的烟点上，打火机照亮了他石头一样粗糙的脸，“当初碰上她时，我还在东郊机械厂工作，大概是四年前吧。你们知道，那儿有点偏僻，除了钢厂、机械厂，招商路上的几家外资服装厂、玩具厂之外，剩下的就是一块块农民的菜地了。那天夜里十二点，我下夜班，骑着自行车回家。没想到雪下得那么大，风雪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地上的雪已经下得很厚了。我尽量低着头，费劲地骑着车于。我家住在剪子巷，至少得有十七八里吧?我当时很着急，像这么骑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回家?走到招商路，我突然听见路旁有人喊，师傅，师傅。声音既急切又胆怯，想喊又不敢喊的样子。我下来车，看见昏暗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推着自行车，这时候已成了一个雪人。原来她也是刚下夜班，厂里又没有住处，面对茫茫大雪，正作难不知该怎么办。我大声说姑娘你别怕，我一定送你安全到家。一听我这话，她竟然一下子大声哭了起来。”
       “这是女人在考验你，过了这一关就该报答你了。”高个子男人稍一停顿，王永民马上插话说。
       “我是有妻室的人，儿子今年都十岁了。”他不满意地瞪王永民一眼，抓起一把爆米花吃，思绪似乎还沉浸在漫天大雪中，“她骑不动车子，我们干脆就推着车子慢慢走。到后来，雪深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得花费很大的气力。落人这种境地，我反倒不怎么着急了。我们走一段路，就找个避风处歇一歇。那姑娘确实讨人喜欢，也很会体贴人。当我得知她家住在青龙桥时，我说你不用感谢我什么，即便不遇见你我也得走这条道。她当时开心得不得了，看得出这是一种如释重负之后的开心。她说她在一家服装厂工作，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天气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我们顶着风推车走路，感觉茫茫宇宙整个空间都在下雪，我们完全被雪包围了，好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端起杯子，喝下去一杯酒，接着说，“从那次相遇以后，我们的交往就多了。她只要上夜班，就在招商路那儿等我一起回来。她天真活泼，嘴很甜，大哥大哥地叫着你，总让你很开心。”
       我说：“赢得别人的尊敬，这是帮助别人最好的回报。”
       他点头表示赞同。说：“第二年春天，我们厂倒闭了。为了能继续和她一块儿下夜班，我没敢把我失业的事告诉她。每次去接她，我都先骑车到我厂门口，然后再装模作样地返回来，仿佛我并没有失业，而且还是一个活得很充实的人。一直到了秋天，天气开始转冷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接不到她了。我到招商路上的几家工厂挨个去找，那儿女工那么多，其实根本就没法找。大约以后的三四个月里，每当她们下班，我就去招商路上来回地游逛，希望有一天她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最后，我彻底绝望了。”
       “你不必太执著，”我说，“她可能不在那儿了，而又没来得及通知你。”
       他叹一口气，说：“只能这么想了。”他伸手去拿王永民的三五烟。王永民嬉皮笑脸地说：“抽吧，抽吧，你的烟瘾真不小，你不讲故事也会让你抽的。”烟灰缸里已堆满了烟蒂，王永民从别的桌子上拿来一个新的。他们俩比赛着抽烟似的，酒吧里浓烈的烟味呛得人难受。看高个子男人抽烟动作的熟练程度，说他以前从不抽烟怎么也不让人相信。
       “我以为这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他完全被苦恼控制了，他说，“不想怪事却接连找上门。很多朋友或街坊开始议论我，说我身边总领着个女人。比如说坐公交车，我身旁的座位经常空着没人去坐，他们说有个女人坐在那儿。其实，在我看来，哪有什么女人啊。我失业后本来心里就烦，于是我干脆闷在家里不再出门。这时妻子又开始闹了，每逢她从外面回来，总是把家里翻个底朝天，追问我把刚才的那个女人藏在哪儿了。时间一长，妻子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跟我离婚了。”他一仰脖子，喝下去一杯酒，两眼僵直地盯着室内昏暗的光线。
       我安慰说：“你思虑过多，你应该学会忘记一些不该记住的事情。有时候，过于强烈的意识有可能会虚构出某种现实。”
       他说：“谢谢你的提醒。”
       “也谢谢你的鬼怪故事，”王永民喝下最后一口酒，说，“这个晚上过得很愉快，本来还发愁这个晚上怎么打发。”
       我们穿上外套，王永民付了账，我与高个子男人握握手，算是告别。女服务生趴在吧台上，头枕着胳膊，看样子是睡着了。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他面朝墙壁，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背。那个年轻女人又隐隐约约坐在了他的身边。我想回去再劝他两句，这时被王永民拉了一把，他说，别再黏糊了，你也不看看什么时间了，赶快回家吧。
       一出门，我们就被惊呆了，我们没有想到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雪。沙子一样的雪粒儿打在脸上又冷又硬。强劲的过街风挟裹着纷纷扬扬的雪粒儿，像一条条雪龙在午夜的城市里横冲直撞。王永民埋怨说：“都怪那家伙把时间耽误了，絮叨个没完，原打算领你去夜总会找个女人玩玩的，停几天再说吧。”说完，他竖起衣领，把头缩进去，像一只兔子一跳一跳地跑开了。我学着他的样子，朝另一个方向飞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王永民为什么非得像只兔子一跳一跳地跑动，因为天冷，雪缺少黏性，踩上去滑不唧溜的，必须快速地提脚才能跑稳。
       　　责任编辑陈东捷
       题　　字邬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