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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68年的我22岁。瘦瘦的,头发老长,总是盖住眼睛,两肩耷拉着,弯着腰,一副老要向前跑的架式。但是他很有力气,很能干活儿。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有一台永远也用不坏的手推车,那种木头架子的独轮车。他在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儿除了睡觉总是和他的手推车在一起。他们像是长在一块似的,有手推车的地方就有他,凡是他到的地方他必须推着他的手推车。春天他用手推车从村里的大街小巷往坡里推土肥,叫作“送粪”。夏天又推庄稼又送粪,因为把小麦收割回来又马上要种秋玉米。秋天就往家推地瓜。冬天本来可以不推车了,但上级号召兴修水利,搞农田建设。他就推土,推石头。总之,吃了饺子过完年他把车襻往肩上一搭,它就长在上面了。那种机器皮带作的车襻很结实,驴也拉不断,上面结着他的汗凝成的一层白色的盐。生产队里所有的运输工具就是7辆手推独轮车。动力就是他和他的伙计们。也有4、5头牛,但那是拉犁耕地的,拉车决不能用。冬天牛们闲着他们仍要推车。
       30年后的我,对他的手推车的模样,记得比他们村里的那几个姑娘的模样还要清晰。晚上,他把它倚在院墙边,在朦胧的月光下,他贪婪地看着它,觉得它是那么的好看,它的骨架,它两翼的曲线,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美。他抚摸着它,感觉到它跃动着的生命。要睡觉了,他说,明天见,伙计。进屋时又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它一眼。他对他的手推车的那种美感,使多少年后他在大学里听那位美学教授讲课,一听就弄懂了一个很深奥的美学方面的道理,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而非一种客观上的存在。他知道,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他人感受到那台手推车的优美。这美只存在于他和这台手推车之间。对别人是不存在的。
       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他那样的好社员了。他拼命地干活儿,恨不能一天24小时不闲。他同时又省吃俭用,他整个夏天都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为的是俭省。他最心疼的就是那种废汽车轮胎做的鞋常穿坏。他恨不能有一双铁的永远穿不烂的鞋。
       他本来是可以在村里当一个好社员生活下去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村里也不安宁了。他对前途没有了希望,决定去闯关东。这在当时是一条背叛的路,他清楚地记得,中学的教导主任在讲到有的学生毕业后,作出了不轨的行为,其中一项就是,例如有的学生———受了党培养多年———一毕业———竟然跑到东北去了!教导主任尖得像刀削一样的鼻子在瘦得皮包骨的脸上轻蔑地抽了一下。今天,他也要跑到东北去了。他还记得一年前,韩宗宪因父亲在村里受管制,自己决定要到东北去,找他来商量,他对他的这个同学很不以为然。有必要吗?离开家乡和亲娘。今天,也轮到他了。东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不知道。只是从姐姐的来信里得知,到那里可以找到活儿干,不至于没有饭吃,也许,还可以挣到钱。
       他记得很小的时候跟在爷爷屁股后头,到岳木匠的木匠铺里耍,听那个曾经闯过关东的木匠说,那个天儿啊,实在是太冷了,要屙屎了,不敢出屋呀,就那么一直憋着不去,直到实在憋不行了,这才把门嘭的一脚踢开,不踢不行啊,都冻上了,门一开跑出去,到院子里,一脱裤子,哧的一下,提着裤子就往屋里跑。跑慢了屁股就冻没了。还有,天冷时你吐一口唾沫,掉在地下时,叭的一声,摔碎了,还没等落地的时候就结冰了。
       那个1968年的我,还听说过许多黑瞎子的故事,那家伙伸舌头一舔,人的半边脸就没了。这些都不能动摇他去东北的决心。家乡,太可怕,太没指望了。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关东。他就要“死逼梁山下关东”了。为什么所逼呢?没有希望。年轻人你可以叫他流血流汗,可以不给他饭吃不给他衣穿,但你必须给他希望,不管这希望多么渺茫都可以。只要你给他以希望。没有希望是最不能忍受的。1968年的我就是没有一点儿希望了。那时候的中国声称是消灭了阶级,实际上是历史上最为等级森严的时期。仅仅是农民也要按你的出身,把你分成7个阶级、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他是上中农,当然就永远没一点儿指望。
       1968年的我躺在被窝里偷偷地看着他的母亲,她在一盏灯下给他缝补棉袄。母亲总是那么安详。他对母亲说,娘,我的棉袄胳膊窝下挣开了线,你给我缝一缝吧。他从来不会自己缝衣服,他想让娘把能缝的都给缝好。白天,他没有去生产队里推车,而是请假了,他一年到头都不歇一天工的。他请假是到湾里去用车推湾泥。这是最累最难的活儿,把几百斤的泥从很深的湾底下推上来需要很大的力气。他让周光给他拉车,两个人干了一天,推够了足能用一年的湾泥。这是用来垫猪圈积肥的。他怕自己走了后家里没有人能从湾底下推上湾泥来。多年之后,母亲一提到他推湾泥就伤心。
       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就要离开她了,她在不急不忙的,仔细的给他缝着。忽然,她发觉了棉袄的垫肩里有纸沙沙响,她问,这是些什么?他吓坏了,气不敢出,那是他藏在里面的45块钱。从棚子上找出来,把棉袄撕开一条缝儿塞了进去。这是他的全部路费。糟了,被发现了。他的心咚咚直跳。母亲在那一瞬间似乎变得狰狞可怕。母亲用手沙沙地摸了阵,又疑惑地问,这是些什么呢?他用发抖的声音说,可能是垫肩的纸吧!她从来不怀疑儿子会背着她藏钱,她放过去了,没去掏,也没有再追问。这是她一辈子都没有再知道的一个秘密。这也是她的儿子一生对她的惟一的一个秘密。
       二
       哈尔滨这座北方的城市已经进入深秋。我看着窗外那些日渐凋零的杨树,榆树,怀念那遥远的故乡。秋天给人总是一种伤感。这些树都是些很老的古树了,苍老的树干都是一种黑色,小楼旁边的那棵水曲柳已经完全落光了叶子,过早地进入了冬天。那座红屋顶白墙的俄罗斯建筑渐渐从树枝间显露出来,在一片绿色中掩映着红白相间的二层小楼,如同一幅异国风情的画。那个1968年的我,在离开故乡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来到这座颇具俄罗斯风格的城市里,成为这里的一个居民。这里距他的故乡数千里之遥。他常常觉得自己像一棵树,在胶州湾之西那块金黄色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被一阵风刮到这块寒冷的黑土地上,虽然也扎下了根,但总有一种东西在牵挂着他。再过几个月,他离开那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几乎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半,而且是他最为重要的一半。
       我总记得那个春天的早晨,太阳照着土墙,满院子都是金红色的光线。我把小车从院子里推出来,但我把它放到街上就走了,和它朝夕相伴,这一别却是永远。家里人都以为我是去生产队里干活了。其实我是赤手空拳向着汽车站走去。在那里,等着送我的有五、六个我的伙计。那是个只有一间房子的汽车站,每天只有一趟车开到胶州城。大家脸上都很悲戚的样子,不敢互相看,怕一说话就流下泪来。因为这是真正的一场离别,不知何年才能再见面。
       不巧的是在这时遇到了中学的体育老师刘树本。他问我,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要回答时已经泪水哽住了喉头,我挣扎着说,我要上东北……泪水汹涌而下,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他也神色惨然,扭过头去不再问。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聪明,一双眼睛总是调皮地笑着。他有病,很瘦,一蹲下去就会浑身的骨节都喀巴喀巴一阵响,我们就大笑,他说,你们笑什么?告诉你们,这是练功练的,你们要响还差得远哪。在所有老师中,他是最随和的人,他常常板着脸训人,自己却忍不住哧地笑出来。今天我重提他的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愿他在天之灵愉快吧。
       故乡给我的最后一个影像就是一片苹果花,红红白白的一片。汽车开出车站,我向外一望,看见了村后的那片苹果园。苹果树正开花。我想起了我上植物课时,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这果园里学过剪枝。苹果园消失之后,故乡在我的眼里就再也看不见了。
       东北给我的第一道风景就是一群样子奇怪的麻雀,在黑色的灌木丛上起起落落。
       那是一个早晨,我在吉林省的磐石县明城公社下了车。要到一个叫作洞口二队的屯子去投奔我的同学李学满。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了东北。我沿铁路的路基向前走,那些样子古怪的麻雀,就不停地在道旁的树丛上飞起飞落,早晨的阳光照在它们的翅膀上,时时扇动一道金色的光辉。对于麻雀,我们是老相识,几乎可以说我是和麻雀相伴着长大的。我掏过无数的雀窝,也养大过许多麻雀。我被这些不同寻常的麻雀吸引着,一边走一边看,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当地人叫作苏雀的,和麻雀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鸟类。
       30年过去了,那群在铁道边矮树丛上的苏雀儿,仍旧不停地在我的脑袋里上下翻飞。
       李学满和我是同桌,人很忠厚老实,我记得有一次闹起来,我把他的脑袋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撞得叭叭响,他疼得眼里泪花闪闪,但脸上仍旧装出一副笑模样。他对我的到来一愣,然后又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原以为,我们会高兴得像在学校时,一见面就跳起来。这使我多少有些失望。后来我发现他来到东北有三年了,居然没有自己的住所。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和这个朋友搭伙吃饭。而这个朋友又是和另一户人家共住一栋草房。晚上睡觉时,那个朋友的媳妇在屋子中间挡上一道布幔,就成了两家人家。学满睡北炕,他们小两口儿睡南炕。我来了就和学满两个睡北炕。南炕上是刚结婚才几个月的年轻夫妇。我特别不习惯和这对陌生的夫妇在一块儿吃饭。4个人各自吃着,一句话也不说,只听得筷子在碗里叮叮响。在吃完时,主人才说一句,多吃点儿啊。我本来是想在他这里留下的,一看这情形,住到第三天就拔腿走人了。
       在那个小村子里我记住的,还有东间屋里的那个洋马似的姑娘。她在你的面前一站,你会觉得她浑身都在散发着一股呼呼的热气。她黑黑的,大眼睛,五官很端正。她们是一大家人,足有六口之多,但仅住那么一间房。也是南北两铺大炕。那天晚上,我和她并排伏在炕上看那些人打扑克,我发现她支在炕上的一条胳膊像一根圆柱一样,又粗又结实,我动了动手,悄悄地把两根手指头压在了她的手背上。她呆了一会儿才回头看我一眼,把她的手挪开了。
       我从坐上火车就一直不停地流泪,那泪水也不知哪儿来的,简直就是无穷无尽悲伤堵在心里。从山东到出了山海关,一直到了吉林,直到我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手上摸了一下,才把心里的悲伤从心里排遣出去。她是我来到东北第一个给了我一点儿欢乐的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姓什么。
       三
       故乡已经是春暖花开,马桥河却刚刚开始化冻。我是在下城子下的火车,沿铁路路基走了10多里路走到这里来的。因为在下城子要检查边境通行证,我当然没有。在这个马桥河有我的一个乡亲岳凤鸣。我下了路基向村里走去。街上的泥粘得一不小心就会把鞋粘掉。马桥河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那里的粘泥。街上到处都是粘泥,每一个马桥河的人都有一双高筒大水靴子,对我这个没有水靴的人是寸步难行。
       马桥河是一个公社所在地,就叫作马桥河公社,坐落在山坡上。我见到的第一个马桥河人大约是一个知青。一个瘦瘦的小伙子,独自坐在马棚前的一堆木头上弹一把吉他。在他旁边一堆马粪冒着白气,酱油一样颜色的污水从粪堆里流出来。我向他打听岳凤鸣住在哪里,他抬起头一看就知道我是从关里来的。我告诉他,我们是乡亲。他收起吉他说,跟我来,我领你去找吧,他是跃进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我听人说过他。一边走,他一边对我说,你放心,我可不是他们那样的人,有的人你向他问路,他就把你领到派出所去,咱不干那种缺德事。
       当时我对他的话并没有什么反映,后来我才知道有许多人进入边境地区,就是和我一样走到这里来的,于是就有许多没有边境居民证的人给抓到派出所里去了。那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这些人都被当作投修分子关起来,进行审查。当时的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和教授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从这里想越境逃往苏联。他们按照地图上的方向,一路坐火车过来,但走到这里人地生疏,大部分都给抓住。就在我到的前一个月,有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往山上跑,后面派出所的人和民兵就追。那个女大学生跑不动了,男的还想拖着她跑,结果一起给逮住。岳凤鸣告诉我说,一个民警追上后,照脸就拿枪把子打了一下,那个大学生立刻就嘴里喷出血来。
       孩子时的岳凤鸣,是我们村里最淘气的两个孩子王之一。我这次见到的岳凤鸣已经是一个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男人了,他高高的个子,很魁梧,仍然是晃着膀子走路,一副准备随时打架的样子。他说,没问题,住几天就给你办一个通行证儿让你过去。
       这个马桥河镇分为五个生产大队,岳凤鸣就是跃进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曾经是马桥河公社响当当的造反派,在马桥河颇有些名气。他有一副好口才,说话形象生动,是我所遇到的三个口才最好的人之一,另外两个是作家王蒙和邓刚。但他实在是个粗人,我亲眼见到他命令两个小伙子自己打着锣游自己的街,当的敲一下,喊一句,我是某某人,干了什么什么事,我对不起大伙儿乡亲们……他在旁边喊道,大声喊,你他妈的给我大声喊!自己说自己的丑事当然放不开嗓子,他就穿着大水靴子咔咔地跑上前去,用脚狠狠地踢了那人一脚。那两个小伙子声音大了一些,打着锣走了。他告诉我,这两个人一个是小偷儿,一个是地主出身却又打过妈妈的家伙。岳凤鸣是个特别孝敬父母的人,当然对打母亲的人深恶痛绝。
       在当时我就觉得他这样的人当官儿是很滑稽的事情。果然在我走了不久就倒台了。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能喝酒,喝醉了就骂人,甚至打人。他对我说,平时他和谁不好,他就找碴儿借醉了去揍他,他力气大,一般人都害怕他。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年,带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林业局去慰问演出,他喝多了。开演前,请他上台讲话,他走上台去一看,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一个个的火柴头儿,密密麻麻,就像摆在火柴盒里似的。他心里明白这当然是观众,可是怎么看也是一片火柴头儿。他就对自己说,火柴头儿就火柴头儿吧。
       他清了清嗓子对着麦克风说道,工农联盟是一家……停顿一下,又说,工农联盟是一家……平时他口若悬河,上台讲话从来不用什么讲话稿之类的,不料这次却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只好又说了一句,咱们工农联盟是一家……他以为后面的会想起来,结果仍是一片空白。台下成千上万的人给他说愣了,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幸亏他的部下赶紧把他架下台去。从此以后,只要他一到林业局去,满街的小孩子就会喊,工农联盟是一家来了!工农联盟是一家来了!
       由于他的目空一切,给我这个刚到此地的年轻人造成一种他在马桥河就是一切,无人敢惹的印象。他给我开了通行证,但我太大意了,却没有能上得去火车,反倒被一个姓田的派出所民警给扣留。这个姓田的偏不买他的账。他命令我脱得只剩一件裤衩搜查我。当时我太年轻,以为这是受了了不起的侮辱,激愤得不行,对这姓田的说了些讽刺的话,结果惹得他坚决不放我。这种事情其实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边境地区每年都抓成千上万的人,哪里有什么苏修特务?但在那个年代里,就那么成千上万的警察、民兵、边防军处处设卡,时时检查,没完没了地折腾。到后来局势缓和了,两国的头头们已经在握手言和。但在边境地区仍然严格地检查了许多年。在距边境还有100多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设卡,这是一个多么广大的地区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每一步行动都要受到限制。你从村里到县城去一趟,一旦忘了带边境居民证就要被审讯,被扣留。尽管长年累月的并没有查到一个真正的特务,可是有那么多的人就能乐此不疲地盘问、检查下去。在无数的关卡上,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车站上,甚至每一个村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劳而无功。这样干任何一件事,也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能坚持下去,但这种检查却能毫不懈怠。现在想来,那实在不过是人的一种对于权力的酷爱。当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命令别人折磨别人的权力时,往往是即便对他毫无利益,他也能够不厌其烦地进行下去。
       岳凤鸣后来被打倒,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我对此心里深感不安。14年后我回到故乡又见到他时,他对在马桥河的那一段辉煌只字不提。但他仍旧很乐观地生活着,仍旧喝酒,喝醉了仍旧要骂人。幸好那天他没有喝醉,他的妻子葛爱秀唱歌儿,她是我们村当年有名的演员。他不服,就说,你这算什么!我来段山东快书给你们听听。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取出他的钢板就叮叮地敲了起来。说完了山东快书,他忽然叫道,我去放一挂鞭给你看。他从柜子里拖出很长的一挂鞭炮,在大街上点着,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他也不用棍子挑起来,就那么拿在手上。无边的黑暗中,一片爆炸燃烧的火光缠绕着他,灿烂的火光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鞭炮炸完之后,他转过身就哗哗地尿了起来。鞭炮的余音在我耳边消散之后,我心里仍被感动着,被他这种对生命的态度感动着。
       四
       春天的树林里总有一股醉人的甜香气味儿,这是各种树叶和青草混合成的气味儿,这种甜香是真正的醉人,它让你有一种昏昏欲睡感觉。新萌发的嫩叶像亮晶晶的眼睛一样看着这些闯入者。姨夫、表舅和我,我们三个人踩着松软的枯草跋涉着。干燥的草茎在脚下啪啪地断裂。我们离开向导之后很快就迷路了,只能凭一个大概的方向在树林里钻。我真正感到这是来到异乡了,这些树我全都不认识。姨夫和表舅告诉我,这是桦树,这是柞树,这是椴树……但是我根本就无法把它们区分,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叶子呀。在关里只有槐树、柳树、杨树等,这些树是没有的。树木是最能让人产生异地感的。直到今天,我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最先去看树木。它们会让我一下子进入一种异乡感觉。特别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趋同,只有树木才能提醒你,你已经远离了家,让你获得身在异乡的感觉。
       在马桥河的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月。多年以后,我无数次地从那里路过,每次我都要趴在车窗上看那个小小的车站,那是一栋米黄色的俄罗斯式小房子,心里想,这是我的受难地。我住在岳凤鸣的父母家里,在那里吃,在那里住,却又不能替人家干活儿。因为当时不能种地,那年雪特别大,迟迟没有化完,地里进不去牲口。我惟一能报偿一下他们的就是劈柴禾。我把他们家的木头都给劈光了。走又走不了,住又住不安,我真正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我想到伍子胥在昭关一夜愁白头的故事。年轻人敏感,总觉得人家对我已经厌烦了,可是我能到哪里去呢?他家里有一个破收音机,那就是我惟一能消磨时光的东西。我天天听,都听腻了。我到马桥河的时候青草还没有发芽,到我离开的时候树已经一片翠绿了。
       姨夫和表舅从东宁县来接我,我们不能坐火车,只能步行走到东宁,而且还不能走大路,只能从山林里走。这段路据说有300多里。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根本就不认识路,却又不敢随便打听。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朝拜以后几十年将以它为生的圣地,第一次真正的认识东北的山林,从此后我将在它的怀抱里娶妻生子,把生命延续下去。它将不得不接纳我这个千里迢迢的不速之客,而且最终将背叛它。对于表舅却是苦了他,他有关节炎,痛得龇牙咧嘴却不能歇一歇。
       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各种树木密密丛丛,刚刚张开的叶子像绿玻璃一样透明。阳光从树叶间筛下来,好像也成绿的了。大部分树都是很年轻的,一棵棵生气勃勃,相亲相爱地挤在一起。它们柔嫩的叶子亲切地在我的脸上抚摸着,它们呼出的气息直沁我的心脾,那些高大的老树则要森严得多,它们是那么高高在上地站立着,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又黑又粗的树干,高得摩着云天的树梢。树林是个大家庭,那些低矮的灌木丛就是一群乱叫乱嚷的孩子,叫人看上去也闹得慌。那些白桦树是一群美丽的少女,亭亭玉立,又带几分羞怯地站在坡上。柞树是一些强壮的男孩子,个个都摔胳膊踢腿地不安分,使你走到它们跟前总不免有几分畏惧。那棵半枯干的老椴树是一个面貌慈祥的老头儿,他在哈哈地笑着。
       也许我是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和树亲密相连的东西。直到今天,我只要一见到树,立刻就会精神一振。特别是春天的树林,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走进了久别的亲人中间一样,浑身舒服得心花怒放。我常常独自一个人在树林里或走,或坐,心静如水,忘记了一切烦恼忧愁。身边的树如知己,我在心里和它们轻轻地交谈着,忘了时间。
       我兴奋得像个孩子,在树林里乱窜。姨夫不时地叫我一声,哎,你别到处跑呀,当心走丢了。那时候我刚到东北,还不知道真的有人在树林里能走丢了。在树林稀少的空地上则是茂密的干草丛,这也让我兴奋,在家乡我从没见过这么厚的野草,家乡的地阡上每到秋天,连一根草茎都被人用筢子拾回家去了,有时连草根也刨出来烧火。在草丛里我看到了一堆垛得整整齐齐的迫击炮弹,它们都锈迹斑斑,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大叫起来,姨夫和表舅一看,毫不吃惊地说,这是日本人留下的。我还看到了一个灰色的地堡,它几乎是完好无损,像一个灰色的怪兽一样趴在艾蒿丛中。
       表舅叫一声,嘿,狍子!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驴般大小的家伙冲出一片矮树丛向前跑去。我没有看到它的头部,它把一个雪白的屁股向我们炫耀般的展开。这就是狍子的一大特点,在东北地区,当一项制度定下了而不能执行时,大家就会说,狍子屁股———白定(腚)。它们的这个特点就是给后面的伙伴一个醒目的标记,让伙伴们不要掉队。这是我第一次和东北这种最常见的野兽相识。它张着那个扇形的白屁股在绿树丛里跑得不慌不忙,节奏分明,显得很优美,但那速度却是极快,飞一般的射向小路的尽头处,很快不见了。
       我们只顾走,忘了警惕,当穿出一片树林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座草房子。要躲已经晚了。草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有一些人也同时发现了我们。姨夫说,这是一个开荒队,咱们进去歇一歇吧。事实是我们想跑也跑不了,只能往前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一带山区有很多这样的开荒队,在远离村庄的山林里,他们开垦出一片庄稼地,每年春天赶着马车来播种,种完就回家,秋天再来收割,打完场把粮食拉回家,这屋就扔一个冬天没有人住。天已经中午,种地的人都回到住处来吃饭,所以这里有很多人。这时太阳好像特别明亮,高高地照在头顶上,叫你感到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包括你心里想的。
       房前空地上停放一辆马车,车上的马槽有三匹高大的马在吃草,咯吱咯吱嚼着,粗大的尾巴不停地甩着驱赶马蝇。对于我们三个人的出现他们感到意外,一时愣在那里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走近。屋里做饭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汉子说,进屋来,吃了饭再走吧。姨夫说,谢谢了,我们自己带了点儿吃的,喝点儿水就行。
       屋里除了做饭的锅灶几乎是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是一间空屋。表舅和姨夫就蹲在地下放心地喝水。看来这些人对我们是很友好的。忽然门边一暗,进来一个身穿旧军服的青年,很健壮的样子。他毫不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有居民证吗?姨夫说,有,有。他的脸色已经变了,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想,糟了。那青年很认真地检查了姨夫的边境居民证,表舅也掏出自己的居民证一声不响地递给那个青年看。我心里想,下一个就论到我了。我强作镇静端着碗喝水,把脸埋进碗里不看他,心想,听天由命了。
       他认真地看完了表舅的居民证,还给了他,转过脸来问我道,你也有吗?我点了点头说,有。他相信了,他没有向我伸手。我高兴得差点儿叫起来。这时却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说,看哪,这鸟儿死了。我低头一看,姨夫手里的那只小鸟儿躺在他的手里一动不动了。他由于紧张,声音都变了,以至一点儿都不像他的声音。也许是因为他过于紧张,不自觉地把手里的鸟儿捏死了。那是在我们穿过一片桦树林时他捉到的。
       我们离开了开荒队继续赶路,却找不到那条小路了,只好拐上了大道。总算在天黑时走到绥阳。
       五
       1968年的我,在一个名叫五排的山沟里住了下来。这里是长白山的余脉延伸到黑龙江的部分,四周是一片崇山峻岭。在姨夫把我领到这里时,我急不可待地爬上了最近的一个山头,当我在山顶上四下一看,我真正体会到了苍山如海这句话。茫茫苍苍的山一个接一个,无边无际地向天边排开去。我极力向西南望,那里是我的故乡,但只能看见一片山,夕阳照着,这使我想起了那句“夕阳山外山”。
       这里距姨住的胜利村有70多里路。这是胜利村的一个开荒队,庄稼已经种上了,现在这里的五个人就是在这里照看着,铲草。队长就是姨夫的一个远房叔叔,我就叫他爷爷。这是一个近50岁的人,有气管炎,总是喘,说话听上去都很吃力。做饭的是一个年纪快60岁的白胡子老头儿。他跟我这位爷爷不太好,但他是我的关里乡亲,他的那个村子叫作草夼,距我们村只有8里路,在这千里之外,当然就算是真正的乡亲了。因此他对我还说得过去。他给我附带着做饭,我帮他劈柴、挑水。他姓龚,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儿子的,但是姓王。这就是说,当年他的老伴儿还是一个姓王的老头儿的老婆,他是给人家拉帮套的,有了孩子当然要姓王。那时候,黑龙江省的人口男女比例是10比1,拉帮套的现象很普遍。解放后他当过一阵子村支书,现在大家仍叫他龚支书。
       生产队里不收留,我只能自己跑进这山里来开荒种地。我要找那些被人发现不了的树林里去刨。但在树林里种庄稼又不行,一小块地种上庄稼就会让一些野物给吃光。比方说,野鸡,老鼠,獾子,野猪,黑瞎子,还有花狸棒子。花狸棒子是一种在这一带山区最多的小动物。它们遍地都是,到处乱窜,吱吱叫着,体型比老鼠大,又比松鼠小一些,金黄色,背部上有黑白相间的竖条纹,很好看。大约学名叫金花鼠吧?姨夫给我出主意让我种黄烟,这是什么动物都不吃的,除了人抽之外,还没发现任何一种别的动物抽烟。我不抽烟,但我要种黄烟,姨夫说可卖钱,比种庄稼还合算。
       山谷间的一小块土地,两边是又高又陡的山。我先用镰刀和斧子把密密丛丛的草和小树砍倒,再抱出去。这里不能点火,如果能点火烧掉当然要省力得多。这是防火期,有一点儿火星就会引起森林大火。这块地上长满芦苇、艾蒿,都比我还高。姨夫说,只有长草高的地方才能长庄稼也高。最难对付的是野玫瑰丛,它们遍身都长满刺,无论你怎么小心,也不能不在干完活时满手扎上刺。灌木丛和野草纠缠在一起,真正是扯不断理还乱。心气浮躁的我挥着镰刀,嘴里咒骂着,奋力和它们搏斗,一会儿就又气又累满头大汗了。
       我停下想喘口气,忽然,我被一种恐怖攫住了。嚓嚓的镰刀声一停,无边的寂静一下子铺天盖地向我压过来。天地间没有一点儿声音,树和山把我紧紧地包围,谷底的大树拥挤着向我这里走过来。两边是陡峭的山坡,山坡上的树要稀疏一些,大多是松树、柞树、桦树等,那些高大的松树在高高的山崖上,稀奇古怪的形状,在我抬头时凶恶地向我扑下来。人们都说热爱大自然,但那必须有一个前提,有人类的大自然。当你孤独地面对着几十里之内没有人烟的大自然时,你就会被大自然的恐怖压垮。人们常说的孤独其实还是一种人群中的孤独,只有当你身处没有人类的大自然中,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孤独。人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人是群居动物,在本能上需要有同类在一起才能情绪安定。也许是我那时年轻,太敏感,我总觉得每一棵大树后头,都有一个居心叵测的东西在窥视着我。当我弯下腰割草时,总觉得后背凉风飕飕的,似有一个虎狼之类的凶兽向我扑过来。1968年的那个瘦瘦的我,如同一只被四面包围的兔子,惊恐万状地在那条沟里团团转。逃无处逃跑无处跑,只能硬起头皮继续刨地。他的神经却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中,耳朵竖着,一根草茎折断在他听来如炸雷一样响。
       1968年的春天对于我来说,尽管我每天都在抡着镐头刨地,但我最感到痛苦的不是劳累,而是这种恐怖,这种孤独。我每天早晨吃完饭就犯愁往那条沟里走。我一天到黑也没有一个人说话。刨地是最单调的活儿,就那么站在原地,一下一下不停地刨,一镐头刨下去,地只能增加了巴掌大的那么一点儿。我当时吃的还是姨夫从他的家里拿出来的口粮,我在这一年之内要打下自己明年的口粮,而且要偿还今年吃的姨夫家的粮食。
       把地刨出之后,为了让阳光能照下来,我还要把四周的树伐倒,光照对黄烟是非常重要的。春天的树汁特别旺,当锯吃进树身的时候,树汗就从锯片上流下来,一会儿就把锯片染成紫色。这种颜色让我心惊胆战,我想到了血,这是树的血。我用的是一种叫作刀锯的,专门伐树用的弯把锯。我跪在地上,把锯横割在树的根部,双手握紧用力拉动,这种锯齿很大,切割起来极快,它嚓嚓地把树皮割开,又把树干截断,我感觉到了树在痛得哆嗦,这种振动通过锯片传到了我的双臂,传进了我的心里。当锯断树干的四分之一左右,我就把它向倾斜方向推倒,它咯吱咯吱折断时的响声叫我听起来特别可怕,看到树梢在天上晃动着,蓝色的天空仿佛在旋转,最后它很不情愿地歪向一边,终于哗啦啦地倒下了,一个生命完结了。它在落地时有一些枯枝反弹起来,一些灌木和蒿草纷纷被压倒在地。我感觉到了,我在犯罪,我在进行一场屠杀。
       刨地是最简单的劳动,只有一个动作,举起,落下。我刨地时,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回忆里,我在脑袋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故乡的场景。我最想念的是母亲,在我生活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我想象着她站在院子里向北望着,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夕阳的金色光芒照在土墙上。她就那么茫然地望着。多年之后她告诉我,每当东院里的那个孩子一吹笛子,她就想起了我,因为我那时也常常在晚上拿一根笛子无休无止地吹着。
       当儿子的永远不能感受到母亲想念孩子的那种镂骨铭心的痛苦。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子,儿子又离开了他的母亲时,从妻子身上,我才知道了当年我给予了母亲一种多么严重的创痛。我是怕她流泪才偷偷逃走了,当时我全然没想到她会怎样地痛苦。
       我还想念我们生产队里的一个姑娘,她黑黑的,但五官端正得无可挑剔。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睫毛长长地覆盖着。她总穿一件大红大绿带有烟叶一样图案的褂子。她很瘦小,但身材匀称。在走的前几天,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等着吧,等我到东北去挣了钱回来娶你作老婆。她撇了撇嘴什么也没说。14年后,我回故乡时,专程到县城里去看望了她。她胖得圆圆的像一个土豆,而且那双让我十几年来魂牵梦萦的大眼睛也荡然无存了。她不知怎么竟在眼皮上长了疤。我还是半真半假地抱了抱她,算作是一种对自己多年梦想的一个安慰。
       我也想我的那些伙计们,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朝夕相处。可以说是心心相通。现在独自一个在这样的荒山沟里,连个人影儿都不见。
       每天能看到的只有花狸棒子。它们就在我的身边窜来窜去,翘着一根翎毛样的尾巴,上树爬山,跳跃奔跑,倏忽不见踪影,灵敏得远远胜过猫。它们吱吱叫着,追逐打闹,欢欢乐乐。也许是一种嫉妒心理,有一天我用石块儿打中了一只。它痛苦地痉挛着团起身子,我走上去拿起它,它小小的身体颤抖着,我感受到了它的剧痛。我把它埋进了土里,但等我离开时,它已经钻出土跑掉了。
       哈尔滨的深秋说到就到,早晨我踩着满地落叶跑步,忽然想到一年又要过去了。30年前的那个我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决定把他写下来。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头戴一顶旧军帽,洗得发了白,帽檐都破了。但他很喜欢,就那么从关里戴到了东北。他在那条山沟里开垦了大约有3亩地。但是只种了一年,因为他第二年就到煤矿去挖煤了。那里太远,根本就无法去种,也不知别人种没有?或者是又成了荒地。我总想去看看它,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条山沟里最多的是野核桃树。土质很肥沃,几乎没有沙土,全是腐烂的树叶和草堆积成的,足可以种20年也不用上肥。
       六
       一条金红色的沙石大道从山谷间蜿蜒着穿过。它就那么日复一日地躺在阳光下,安安静静,没有车驶过,也没有人走过。我每天越过它时都不禁要向两边张望一番,盼望着能从大道的尽头出现一个人影,或是一辆车开过来。但从我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人在这大道上出现过。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吃饭,小姜忽然说,哎,一个人。我抬头一看,果然是一个人在大道上走过来。明晃晃的阳光下,大道像在水中袅袅地动着,那个人大约是走累了,把一件黑色的上衣缠在腰间,像一只大甲虫似的一路爬了过来。爷爷说,快,去叫来吃饭。我放下碗飞跑出去,那几只狗以为是出了什么事,紧跟在我后头狂叫着跑。那人在我的邀请下愉快地进了我们的屋里,老龚头就给他盛了一碗饭,他说了声,不客气了,就大口地吃起来。他边吃边告诉我们,他是下面闹枝沟村放牛的,有一头牛丢了,他到处找。吃完饭,他抹了下嘴说,谢谢了。我们都说,别客气,回来时一定进屋坐坐。我们恋恋不舍地送他走上大道。他是我们一个月来惟一的客人。
       5月13日,这一天在关东山是一个大节日。到底是个什么节却又谁也说不出。这一天爷爷说,放假一天,咱们到山那边买鱼吃去。他扭头对我说,你也去,不刨地了。吃过饭我们就开始往山上爬。具体是应该怎么个走法谁也不知道,只有爷爷说在山那边有一个鱼梁子。他也是听人说的。但他知道山那边就是有名的绥芬河。我们在山上走着,根本就没有路。爷爷手里拿一把镰刀,他说,在山里出门,你最好手里拿一件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事实上这一天他的镰刀就没什么用。我们一共四个人,走一会儿把方向也弄糊涂了,你说是往西,我说这是往东。爷爷说,不管往西还是往东,你现在已经在山顶上了,只管往下就行,大河不能在山上。他还对我说,在山里万一你迷失了方向,你就不要乱走了,只认准了往下坡走,步步往下走,走到哪里去不一定,但总会走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
       多年之后我看地图,才发现他这话是非常正确的。你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居民点儿都在河流的线上。但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许多人就不明白,凭着感觉在山里乱转,结果转来转去或冻死在山林里,或饿死在山林里。直到今天,大兴安岭每年都有迷失在山林里的人。夏天,他们有的人在树林里走一个多月,靠吃野菜野果或者蘑菇维持着,最终还是没有走出来。如果他们能按爷爷说的只往下坡走,是用不了多少天就一定会遇到居民点的。
       在一个山坡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排大松树的树干,在距地面二尺高的地方都没有树皮了,而且深深地凹了进去,木质都被什么东西刮去一层。我指给爷爷看,他说,这是野猪蹭痒痒蹭掉的。我说,这要多么大的力气呀。他说,这不是一头野猪蹭的,它们一群从这里过,每头蹭一下就能蹭成这个样子。我似乎看见黑压压的一群野猪向这里奔突,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但爷爷说,成群的野猪是不可怕的,它们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轰的一声,没命地逃窜,不会有任何危险。可怕的是孤猪,你打它比打黑瞎子还要当心,它会闻着枪的火药味儿一下子冲过来,你跑都来不及。几年之后当我亲眼看见了野猪时,我才知道这家伙的厉害。它在树林里跑得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一样快。小树和灌木丛就当没有一样,一穿而过,它根本就不要躲避。转眼就不见踪影。这一方面是它的力气大,另一方面是它的体型决定的。它呈纺锤形,前头尖,像炮弹一样向前穿行。它的皮又厚,身体紧凑,不怕碰撞。这是别的任何动物都不能比的。
       我的家距动物园很近,我常到那里去。当我看到动物园里的那头野猪时,我常常会心生怜悯,我想起在山林里遭遇的那头野猪。它在山林里的威风已经荡然无存,和一头家猪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从严格意义上说,动物园的老虎也不是真正的老虎,豹子也不是真正的豹子。
       前头一片榛树林子,密不透风,连一只鸟儿也休想钻过去。老卫泄气了,说这还能往下走吗?爷爷说,走,你不走没有别的道儿,榛树林子不会太大。
       就在我们穿过这片浓密的榛树林时,我忽然听见隐约的哗哗声。爷爷说,这山下可能就是大河了。果然走了半个小时之后,一条大河出现在我们面前,两边是陡峭的山崖,绥芬河就在山崖间弯弯曲曲地绕着。由于河床全是巨石,落差又大,激流跌宕,水声在这寂静的山间就如同雷鸣一般。总算找到鱼梁子了。
       鱼梁子捕鱼的方式就是坐等。首先在河上拦一道坝,提高一下水位,使水流更湍急。在急流下方有柳树条子编成一个很大的水篱子,鱼一冲到这水篱子上面就逃不脱了。这是捕从上游来的鱼。从下游来的鱼就有一个专门的豁口,当鱼往上冲感到吃力时,稍一转身,啪的一声就被上面的激流打到水篱子上了。看这鱼梁子的是一个名叫张淑琴的男人和另一个呆头呆脑的老头儿。这个张淑琴我是到了煤矿以后才知道他的名字的。他在煤矿干过。那天他对我们说了很多话,无非是说在这里捕鱼多么难,在这条河上撑船多么惊险,很有些吹嘘的意思。他瘦瘦的,中等个子,一双大眼睛骨碌碌乱转。我对他印象实在不怎么好。但到后来我在煤矿听人讲起过他,他的确是身手敏捷,很了不起。他说去年鱼多的时候,一天曾经捕到过上千斤滩头鱼,今年天旱,水太小,滩头鱼上不来。
       他所说的滩头鱼就是这绥芬河里特有的一种鱼。这种鱼在绥芬河里生,游到海里去长大。然后再回到绥芬河里来产卵,死去。这条绥芬河向东千回百转,穿过重重群山,越过国界,进入俄罗斯,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向南折去,最后流入日本海。而这些滩头鱼千难万险地进入日本海之后,又一直向东,游过波涛万顷的太平洋,到达北美洲的西海岸。游过阿拉斯加湾再向北,从北太平洋的边缘再回到亚洲海岸,穿过鞑靼海峡,继续南下回到绥芬河口,历经3年,行程数万里,又回到它们的出生地。这些资料我是多年之后才知道的。对于它们能再回到像五排那样一个险峻的山峡里,我实在感到不可思议。
       那天我们一听他说没鱼可卖,就准备回去,他说,不行,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哪有饿着肚子走的道理。他很霸道地喝令那老头儿快烙饼。他自己到鱼圈里去捉了几条鱼,就动手做鱼。那天我们吃过鱼之后,向他道了声谢谢,并邀请他到我们那边作客。我们也是一片真心希望他能到我们开荒队去,但他一直也没有去。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一顿鱼。我这么多年都能记得,足见他那顿鱼是没白给我吃。人与人的关系在那人烟稀少的山林里是很特殊的,只要你见到一个人就觉得很亲,不管相识不相识。
       七
       我们住的草屋叫“马架子”,这是山里最常见的,也是建造最容易的一种住房。在平地挖下一米深,上面用小树搭成人字形的一个架子,屋顶再盖上树枝、树皮、茅草,从房山上开一个小门,房子就盖成了。这样的房子冬天暖和,但因没有窗户,白天屋里光线也很暗。屋里有做饭的灶台,灶台后面连着炕。我们六个人就睡在南北两铺大炕上,吃过晚饭坐一会儿就上炕躺下,这时候大家说几句话。但没有一个人能讲故事,都是一些几乎什么也不会说的庄稼人。他们的所有本领全在一双手上,说话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功能了。有时我就唱几句戏,唱几支歌儿给他们听,这就是大家惟一的文娱生活了。
       我常常半夜醒来忘记了这是在东北,总觉得睁眼一看就是躺在家里的炕上,但是听得屋外有一种呜呜的声音,心里就一哆嗦,知道已经是远离故乡了。满山上的树一有风就会呜呜地响。如果风大,那响声简直是地动山摇。有时听着风声,想起故乡和亲人,眼睛觉得发热,用手摸一摸,湿漉漉的了。
       龚支书做饭,只有两样,一是贴玉米大饼子,一是做大米和小米搀一起的二米饭。菜就是萝卜汤。他有时把一种从山上挖出的树根放在汤里煮,这种树根他叫作山花椒,真有一种花椒的味道。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现在早已不在人世。
       小姜是一个从别村聘请来的养蜂技术员,他管理着房前空地上的那20多箱蜜蜂。他那时只有26岁左右,但比一个老年人还沉默。这大约也是和他的工作有关,长年一个人呆在山上,和谁说话?人说话的能力也是长时间不用就会退化的。很多农民你听他说话总是那么大声大气的,还常常语不达意,其实他那是紧张,他要费力地去组织,去想起。这个小姜去年我在县城里见到过他,他当然是完全不认识我了。他正在一个商店里买东西,那样子完全是一个老农民了。其实他比我大不几岁。还有一个姓卫的四十多岁的人,姨夫最看不起的就是他,说他曾经勾搭过人家的大姑娘。这个姓卫的说一句话总要带一半的脏字,似乎他不骂人就不会说话。还有一个姓王的老头子也是我的乡亲,这老头子总是爱说顺着别人的话,真是你说长他说不短,你说方他说不圆,你说公鸡能下蛋他就会说亲眼见。
       开荒队里养了三条狗,这是我那爷爷准备冬天打猎用的。别看他气管炎很厉害,他枪法却很好。据他说,黑瞎子是最经打的,有一年他把一只熊打得肠子都淌出来了,就那么拖在地上,它仍然向他猛扑。最后一枪是把枪口伸进了它嘴里放的。等它倒下后数了数,共中了八枪,差不多枪枪都打到要害上,可就是不死。他说狍子和鹿是最不经打的,有一年他看到山崖上有一只狍子,很远,枪不一定能够到,但是它就那么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动不动。他心想,放他一枪吓一吓它。他就瞄准了开了一枪,没想到那家伙应声翻了下来。后来看了看,子弹仅仅是从它犄角中间穿过,擦破了一道皮,它就那么给吓死了。
       我叫他爷爷,其实他并不很老,那时候也只有50岁吧。现在他已去世很多年了,他死的时候也只有60出头吧?他说那只老母狗是真正的猎狗,其他两条需要冬天好好训练一番才能行。他教给我说,狗你先要看它屁眼大小,一般的屁眼大的狗胆子就大。打猎,狗的胆子是很重要的。有的狗在平时什么都很好,但一遇到大的野兽就胆怯了。在那种关键时刻你就要吃亏了。比方说一头黑瞎子向你扑过来,你的狗不敢往上冲,反而一个劲儿地往你裤裆里钻,这就完了,让你闪也闪不开,枪也端不准,你就会被它给害了。所以猎狗第一就是要胆子大才行。他说那只老母狗就大胆,从来什么也不怕。有一天早晨,我发现三只狗浑身都给露水打得湿漉漉的,像水里捞出来一样,瘸着腿回来了。看样子,这一天夜里,它们不知和一个什么东西干了一架。果然是那只老母狗的脸给咬得血肉模糊,鼻子给划开了,耳朵少了半块,而那两条年轻轻的狗却是伤在屁股上。
       那条老母狗看上去实在不怎么样,灰土土的颜色,两只耳朵耷拉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有一天一个专门打猎的人从这里路过,一眼看上了它,一定要用他的一只猎狗和爷爷交换。爷爷说,它老了,不行了,你别要了,把这只小细狗给你吧,它可能跑了,要不,这两只随你挑。但那个人笑笑走了。
       早晨,爷爷咳着说,今天我要上山去看看套子,说不定“老把头”夜里给咱赶进套儿里一只狍子呢。我知道他说的所谓“老把头”就是老虎。我顺口说,你别让老把头也给套住呀。他一阵猛烈地咳嗽,半天没说话,一会儿才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没遮拦呢?我自知失言,脸涨得发烧。老卫说,这鸡巴人……
       他领我去看过他下的套子。原来那只是一些铁丝拴在树上做的活扣儿,我还以为所说的套子是多么复杂呢。这些活扣儿拴在野兽们要经过的路上,如果不小心把脑袋伸进去再一挣,套儿就勒紧了,越挣扎勒得越紧。下套儿最主要的工夫是要挡趟子,就是在树林里拦成一道篱笆,只留几条通道。把套子下在这些通道上。这要挡好几公里长,真要有耐心才行。当然是你挡的越长,下的套子越多,效果就越好。爷爷告诉我,你拴套子要注意,套子的下沿必须是和你的膝盖一样高。这正是狍子的膝盖以上。有时别的野兽也能套住,狍子是最容易上套儿的。野猪最不容易套得住,它们常常把你的套子都给扯跑了。兔子也容易套,特别是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它们的眼睛还不能适应,雪耀得它们像瞎子似的,根本看不见套子。只要你在它跑的路上拴一个套子,准能套得住。套兔子的套子要拴得离地面一巴掌高。野鸡的套子可略高一些,但是夏天要拴得低一些,因为夏天草木叶子密,它们必须低下脑袋跑。一到秋冬庄稼和草叶子都没了,它们就会高高地昂着头跑。下了套子后,你就必须每天都去走一趟,如果不去看,套上的猎物马上就会被别的野兽吃掉。
       爷爷的套子在我种地的时候一直没套住什么。他每次空手而回就要感叹道,唉,这年头儿狍子也学精了。到冬天时才套了几头狍子和几十只兔子,我上山去打猪菜时看到了。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猪菜是什么,就是鸡冠花。姨夫在山上种了一片片的鸡冠花,这也是因为别的庄稼会给野物们吃光。晒干后,将这些鸡冠花的籽和叶茎打碎就是猪的好饲料。我打了两天,装了4麻袋之多。你想想,4麻袋干了的鸡冠花!那次他给我吃了好些狍子肉,直到我肚子胀得不行才算完。其实那东西远不如羊肉好吃,但近些年却比羊肉贵得多了。我下山的时候,他给我拿上几只冻得石头一样硬的兔子。
       冬天,别人都下山了,只留他一个人在那里看着房子、蜂箱和一些粮食。他就那么一个人孤单单地和三只狗住在山上。他又经常咳嗽,有一次夜里出去昏倒在外面,幸亏几只狗围着他,把他用舌头给舔醒了。他自己做饭吃,只吃玉米面窝头,有小麦,但他说要留到明年春天大家上山来种地时才能吃。菜就只吃冻白菜,煮的冻白菜油也很少,简直没法下咽,可他一个冬天就吃这东西。我下山的时候,他指着远处一个小山包说,你走到那儿留点儿神儿,那里可能是有一只黑瞎子在蹲仓子,你看它从洞里扔出来那么多的石头。顺他指的方向看去,可以看到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半腰有一个洞口,而在洞口四周的雪地上散布着一些黑色的斑点,那肯定是抛出来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
       既然他知道那里有一只熊,他为什么不去打它?我满腹疑问地看看他。他说,不怕,你走吧,只要你不去惹它,它一般是不会出来找你的麻烦的。
       八
       1968年的春天大旱,这场旱灾一直持续到了夏天。刚开的地由于草根树叶含得多,太松散,也就
       特别不耐干旱。我种的黄烟几乎就是一点儿也不长了。来年我吃什么?穿什么?我有一种走进了绝境的感觉。
       年轻人总是容易怨天尤人,1968年的我心怀怨恨,觉得这是老天对他的不公。似乎这天大旱是专门为了对付他的,似乎只有他开荒种地的这条山沟里不下雨。1968年的我经常一遇到高兴的事就觉得天下的人都在对他微笑,一遇到倒霉的事情就认为天下的人都和他过不去。他面对着他的干坏了的黄烟悲愤满腔。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家乡的周光,向他诉苦,用上了许多的形容词,甚至说什么,古松为我悲泣,老桦为我流泪,现在来看很是好笑,这才哪到哪呀。当这信几经周折到了周光手里时,这个最忠实的朋友正在一所学校里读书。他难受坏了,失眠了,成天愁眉苦脸郁郁寡欢。那时候兴一帮一,一对红,兴谈心活动,同学们一致认为他是失恋了,都争着来找他谈心,争着帮他洗衣服,帮他叠被子。其实事情远没有1968年的我说的那么严重。一进6月下旬,下雨了。
       那雨一下就下了5天5夜。山崖树林都隐在一片白茫茫的烟雨里。云层很低,低得就在山半腰,就在屋顶上,空气也湿漉漉的像能拧出水来。草屋顶开始漏雨,吃饭的盆都用上接雨水。这种马架房子最大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屋里低凹,地表下的水在几天雨之后从四面八方向屋里渗透。爷爷在中央掘了一个坑,住一会儿就向外舀一阵。头一天,我还想,好了,黄烟可以长了,黄烟喝饱了。几天之后,面对着这无休无止的雨心里难受得不行了,哪里也去不了,吃过饭就这么在炕上躺着,有时向外伸一伸头,听得树林被雨打得一片哇哇响。狗窝也漏雨了,狗们也愁得在窝里直哼哼。狗毛湿了之后发出一种难闻的狗腥气,这狗腥气使我直恶心。老卫心烦了就不住地骂,操他奶奶的,这太阳是不是也烂了个鸡巴的?爷爷警告他说,你这话在外头说,非打成你反革命不可。他吓得就闭上了嘴。每到晚上,爷爷就掏出一个小本子,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用铅笔写上一个半字。他这是记工分,按照规定,你在外面误了工也给半个工日,当然如果是在家里遇上这样的天气就一分工也没有了。他数了数,一共写了5个半字了。大家对他这作法都很不满,姨夫也说他这人太死心眼了,在这里也没有别人,你给记一个工就算了,谁愿到这山里来,抛家舍业的?但他就是不听,只给记半个工。
       临近中午,雨停了,云层开始提上去一点,一抹青翠的山林出现在眼前,偶尔有太阳从云层间的缝隙里射下一道亮晃晃的光带。我高兴地说,好了,总算天要晴了。爷爷说,你知道什么,这叫歇晌,等一会儿还要下。果然刚吃过中午饭,云层又沉下来,雨点噼里叭啦地开始往下掉。后来天天如此,只在中午停一小会儿,饭后又下,好像是老天爷歇一歇,也让人喘口气的意思。
       九
       第5天的早晨我起来一看,天是真的晴了。雨刚过,地里有水,不能下地,爷爷说,走吧,捡蘑菇去。捡蘑菇捡木耳,这也是他们的生产任务,捡了归公家,个人记工分。我也跟他们一块儿上山,当然捡了归我自己。
       走进很深的沟底,大白天也见不到太阳。两边的大树半空里一合拢,遮天蔽日。同时树上的水不断滴落下来,如同仍旧在下雨。还不到秋天,土里生的蘑菇都没有,我们要捡的就是树上生的,叫作青蘑。是蘑菇里最好的品种。这就必须找到烂树才有。沟底下就横倒着许多枯树,它们老了,枯死了,倒下之后就这么躺在沟里。一些小树就从大树的身体里长了出来,它们的根就那么吸取着大树的血肉以壮大自己的生命。1968年的我,站在一棵躺在地下的树的残骸旁边。这是一棵巨大的松树,它生前一定是一棵树中之王,从它生长成大树,到腐烂成如此程度,已有千年左右。
       众多的蕨类植物,小松树、小榆树、小柞树蓬蓬勃勃地从它的身体里生长出来。在死亡的遗迹上新的生命欢欣鼓舞。
       蘑菇并不很多。爷爷总催促我在前头快走,开头我不明白,我愿意和大家一块儿,直到他不得不给我使眼色,我才知道他是让我多捡。他是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老党员,这对他是一件用心良苦的、很为难的事。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很感动。忽然我在一块大石头旁边发现了一堆新土,还有一些脚印,我对爷爷大叫道,快来看啊,怪不得咱们捡不着,前头早有人捡过了。爷爷上前一看,大惊失色,低声说,别嚷,这是黑瞎子。从那时我才知道熊的脚印几乎和人的一模一样。我们离开了那道沟,爷爷才告诉我,黑瞎子经常把大石头掀翻,找底下的蚂蚁吃,当你看到大石头翻了,有新土,就要小心。
       十
       我看见一个似鸟非鸟的东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我指给他们看,爷爷也惊喜地说,是飞鼠子!我们开始把它往树林外头驱赶,它像一块手帕似的就那么从一棵树飘到另一棵树上。它是在飞,但不像鸟儿那样扇动翅膀,也不像蝙蝠那样是靠前肢生长出来的薄膜飞行,它就那么张开四肢滑翔。飘飘摇摇,恰似一块四四方方的手帕。捉到手后我才看明白,它的四肢原来是由皮毛连成块儿的,很薄也很柔软,伸缩自如。它飞行的时候非常优美,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新奇的飞行方式。
       它上当了,飞出了树林,落在一棵远离其他树的孤树上。我们从四面包围了它。用石块儿向它攻击。如果它不会飞,比如像花狸棒子那样从地下逃跑,我们也肯定是捉不住它,它跑得比花狸棒子要快得多。但它多了一项了不起的本领,会飞。哪想到反而是这种本领使它陷入了绝境。它开始有些惊慌失措了,从树一边躲到另一边,但四面八方都有凶恶的人向它又喊又打。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它的威胁最大,我投掷的石块总是在它的左右横飞,而别人掷出的只能是一种虚张声势而已。
       我一声不响,不像别人那样喊叫,只是沉着冷静地进行着投掷。但我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这是一种最佳的竞技状态。它几乎爬上了树的最梢头,但我像一具发射器一样,掷出的每一块石头都如子弹一样,嗖嗖地直射向它的身体,总能达到它的高度上。击中了!在我刚掷出这块石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你向一根电线杆,特别是那种木质的电线杆,打出一块石头时,就在打中前的那一刹那,你会在掌心感觉到一股气流的冲击。
       它并没有死,但是不能动了。它躺在地下,一双大眼睛不甘地看着我。这双眼睛使我心一颤,它们是那么的又黑又亮,又大又圆,似乎还有些湿漉漉的,不是一种仇恨而是一种怨尤。一种罪恶感开始在我心里萌生,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它温热而又柔软的小小的身体在我的手里,我的手感觉到它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它的大小跟松鼠差不多,但远比松鼠漂亮。它的皮毛是一种银灰色,油亮闪光,这是松鼠那种干燥的毛色所不能比的。背部深一些,从上往下颜色渐淡,到肚皮则差不多是一种柔和的雪白了。它是我直到今天为止,见到的最美丽的动物。我把它放到捡蘑菇的桶里,心里直发痛。
       十一
       回到马架子时,它忽然恢复了,它要跳出来,我不得不抓住它。它吱吱叫着反抗,毫不畏惧地向我发动攻击,一下一下跳起来要咬我。它的凶猛使我怀疑它是一种食肉的动物。一般而言,食肉动物都比食草动物凶猛而敏捷。就它身体的矫健有力和反应灵敏而言,我只在水貂身上见识过。
       我跑到山上找了一截空树筒子,用锯割下一段,两头钉上铁丝,作成一个坚固的铁笼子。我当时以一种亢奋的心情在干这件事。人对一种他爱的东西往往都会有一种不正常的占有心理。我既爱它又想关起它来。我饭也顾不得吃,一直干到天黑。我想,你吃什么,我也要弄来喂你,只要你能住在笼子里。但是它什么也不吃,只是在里面团团乱转,一会儿又用锋利的牙齿嚓嚓地啃那铁丝,虽然我知道它肯定是徒劳,但总有一种它能啃断的感觉。
       过了狂躁的两天,它死了。那天早晨我到笼前一看,它没有在铁丝网前躁动,再一看,它躺在里面不动了。它美丽的小身体就那么一动不动的,安安静静地躺着,叫你很难相信这就是那个狂暴不安的生灵。1968年的我,站在马架房前,默默地对他所钟爱的动物哀悼。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瘦瘦的脸上,他显出了一种深深的哀痛。它是大自然的精灵,是除蝙蝠之外唯一的会飞翔的哺乳动物,是连爷爷那样一辈子在山林里过日子的人都为之惊喜的动物。四周的山林一片肃穆。他认为它是气死的。他小时候就有过这经验,当他捉到一只鸟儿时,想养活它,它却不喝不吃,几天后就死在笼子里了。不管是家雀还是燕子,只要是它们能飞了你再关在笼子里养,都会是这样结果。你只能在它们很小的时候,还没有长毛时开始养,到大了它才能和你相熟。
       爷爷说,飞鼠子皮是很贵的,你把皮剥下来吧。我摇摇头。爷爷替我把它的皮剥了下来,我偶一伸头,惊呆了,它的背部有一大块紫花的瘀血,那正是我击中的部位。我感到浑身一阵冰凉,我杀了它,我杀了它……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一种巨大的罪恶感乌云一样压在了我的心头。我的背部感觉到了不堪忍受的一种疼痛。几天来,它一直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它英勇不屈地搏斗着,始终都生气勃勃,至死都没表现出一点儿软弱,一点萎靡不振。但它最终没有逃脱它的命运。对于它来说,我就是它的命运。我深切地感觉到了,作为别个生命主宰的危险,你常常无意之中就成了罪人。
       十二
       树叶终于全部落光了。树枝们在晴空下显得疏朗而宁静。在这样的季节里,太阳过早地西斜了。金色的光辉照着前院那座红色屋顶的俄罗斯小楼,今天是休息日,那院里看不见一个人,楼里也没有人。我在录音机里放进一盘京胡曲牌磁带。我相信艺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这有点儿像你从小喂它一种什么东西,它很可能一生就会在生理上具备那方面的素质。不怕人笑话,我对听交响乐没一点儿兴趣,而对中国的古曲一听就进入到灵魂里去了。我总觉得中国民乐当中那种悲凉是感人至深的。听着《夜深沉》我在怀想那个1968年的我。他迈着两条细腿翻山越岭地奔跑。看着这座俄式小楼,同样也让人有一种怀旧的思绪,这本是一座苏联的领事馆,当年这里面一定是住着许多的俄罗斯人,有大人也有妇女和儿童,那些儿童现在也都是中年人了。他们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们也一定会怀念这座小楼和这个环境优美的小院。夕阳照着,人去楼空,只有这些树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我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情来回忆那个1968年的我呢?他值得怜悯吗?好像他也不是多么的苦难。若说他没有陷入苦难,可他也的确在当时已经没有了父母的关怀。也可以说是他拒绝了父母的关怀。在那个人烟稀少的深山里他度过了让他难以忘怀的日子。
       当黄烟要收割的时候,姨夫已离开了开荒队。爷爷也因为病了回到村里治病。这样我在当时进行收割时就举目无亲了。我没有粮食,只能吃倭瓜度日。我要是吃老龚头做的饭,就等于吃别人的口粮。就是他们叫我吃,我也决不肯吃的。我种了许多倭瓜。东北的倭瓜是可以充饥的。有一个笑话,一个像我一样独自在东北闯荡的小伙子,在临近过年时想家了,自言自语道,有心要回关里家,舍不得干妹妹和干妈。他的干妈听见了,问道,你在说什么?他马上改口说,有心要回关里家,舍不得土豆大倭瓜。东北的土豆和倭瓜都是中国之最。但是,要长时间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每天我割黄烟回来,就从山上摘一个倭瓜捎回来,请龚支书做饭时给我煮上。一连5天,我只吃倭瓜度日,为了那可恶的自尊,我连一口咸菜都不吃。龚支书多次给我菜吃,但我坚决拒绝了。吃倭瓜吃得我脸都是倭瓜色了,在那之后许多年里一见到倭瓜就反胃。
       我一口烟也不吸,但我成了一个种黄烟的行家。在那之后我种了好几年黄烟。我曾一年收获上千斤烟叶,这数量除了过去专种黄烟的地主,没人收过这么多的黄烟。吸烟的人不一定会种烟,这就如吸毒的人不会种罂粟一样。东北的黄烟是中国最好的黄烟,过去的人叫作关东烟,从清朝末年开始,关东烟就大量地销往关里地区。黄烟越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越是品质好。新开的荒地也叫作处女地,这样的土地含腐殖质多,它生长出的任何作物都味道纯正。抽黄烟的人只要抽上一口,就会说,得!这是生荒地上种的。
       关键的时刻到了。愈是临近下霜的日子就愈是烟叶上劲儿。但烟叶经不得霜,这时候你就要准确地判断了,你敢不敢再冒险过几天?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这你就得请教别人,自己拿主意,很有赌博的意思。过每一天都会给你的烟叶长几分成色,但也要担几分风险,万一一场霜下来,你就全完了。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有经验的老年人说,孩子,是时候了,别靠了。我已经提心吊胆过了好多天了,终于痛下决心,好,割!收割黄烟用一种特殊的小镰刀。割黄烟的技术是你既要把烟秸尽量带在烟叶上,又要显得烟拐子不那么大。收割总给人一种快感,镰刀嚓嚓地把肥大的烟叶从烟秸上割下来,烟汁粘在了你的手上。烟叶是最顶端的两片叶子最大也质量最好。这时候它沉甸甸地垂下来,当你拿在手时,它们厚厚的,像铜钱一样发出一种沙啦啦的响声,这表明它们是完全成熟到最佳程度了。我割得很快,在我割到第二天就超过一般老烟农了。锋利的刀片在阳光下闪耀着,你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在你心头荡漾。抬起头看看蓝蓝的天,闻一闻秋天草木发出的成熟气息,低下头看看你身边一片密密丛丛覆盖住地面的烟叶,这是一张张的钱啊。你会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真好哇。当然也有伤了手的时候,但你不要怕,割黄烟时割破的伤口永远不会发炎。
       收割完的烟叶你要垛起来,上面盖上蒿草,让它们稍稍发热,这样一发热就会去掉原来的绿色,变黄一些。但如果你不及时打开来,烟叶就会变黑。再后就是上架晾晒了。烟叶是最难晒干的,如果是别的作物,叶子一天就能晒干,烟叶差不多要晒上一个月才能干。这一个月又够你操心的了,你要尽可能地让露水打上几场,这样烟叶就会不那么冲,味道柔和一些,但你又不能让雨淋到,一淋雨就会失掉烟的劲头儿。有一次半夜里突然下雨,我爬起来往山上跑,四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吓得要死。从来没一个人在这么黑的夜里,在荒山里走。但我不去把烟盖上又不行。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恐怖的一个夜晚,我相信即使今天我也没有胆量在那样漆黑的夜里一个人到山上去。
       烟叶晒干之后就是打捆。这要尽可能地把好叶子,也就是顶叶包在外面。买黄烟的人一般都是要掐下一点儿,抽一抽,尝尝劲头大小,他抽的正好是顶叶,吧嗒吧嗒两下把他顶得几乎要晕倒,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上几斤。
       30年后,一提起黄烟我仍然会兴奋。1968年的那个我,那个21岁的年轻人和黄烟太密切了。
       你知道黄烟的起源吗?如果翻中国的历史,你能看到古人喝酒的故事,决没有吸烟的故事。我告诉你吧,这古怪玩意儿是从印第安人那儿传来的,先传给了欧洲人,又传给了中国人。我敢说中国大约有数千万的人在抽烟,能真正知道烟的历史的怕不多。唉,那个瘦骨伶伶的年轻人种出的黄烟供多少人抽过呢?
       十三
       收割完黄烟之后,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捡庄稼。我曾经为自己去不去捡犹豫了很长时间,我总认为那是一种类似讨饭的活儿,太丢人,我不能去干。终于经不住姨再三地劝说,她说很多人刚到东北都捡过庄稼,而且有的人都讨过饭。有一天,我腰里拴了根绳子出了村子。我不能在本村的地里捡,怕有人认识。我到了北山煤矿大队的地里去捡,那时候捡地也是不让的。我怕让人驱赶就不进他们的地里,而在路上捡。路上是马车拉时掉落下来的大豆,如果没有人捡就会被车马压碎,辗进土里,所以我觉得我去捡起来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刚捡了那么一小捆,也就是能有几十棵豆子,从山上下来了两个人,一个在50岁左右,另个是年轻的姑娘。那男人对我喝道,不许捡,走开!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赌气的想法,对他说道,我又没有地不捡吃什么?那男人站下了,盯住我说,你还不服?把你捡的给我放下!我站直了,没放下,我觉得受了奇耻大辱,脸涨得像火烧。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面貌端庄的姑娘,丰满高大,她也正看着我,眼里有一种怜悯的神色。我大体猜到了他们一个是支书或生产队长,一个是妇女队长。那个男人的目光里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光,我知道,我如果反抗,他真有抓起我来的权力。1968年的我,狼狈万分地转身离开大道下到沟里,我知道我无论怎么走也是在逃窜。在沟底,我仍旧没有从那种羞耻感里摆脱出来,我觉得,一个堂堂的男人,在一个姑娘面前被羞辱,这是不能忍受的。我坐在地上,太阳当头照着,四周是正在枯萎的蒿草,一些穷途末路的秋虫在微弱地鸣叫,好像在嘲笑我也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虫子。我的心在流血,我的自尊心被那个狗娘养的狠狠地捅了一刀。我要报复他,我想了半天,我能报复他的唯一手段就是仍旧去捡,你不让我捡,我偏要捡!我就那样独自坐在那里翻来覆去地想,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爬起来向回走,手里拿着那几十棵豆子。
       姨在站在院子里笑着迎接我,哟,捡地的回来了,不少,不少,总比闲呆着强,明天还去捡吗?我说,捡。
       第二天开始,我就进到他们地里去捡了。那时候生产队收庄稼都很粗,地里落下很多豆稞,一会儿就能捡一抱。我真该感谢那个人,他把我的自尊心给一下子打破了。人的自尊有时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旦放下它,你会觉得轻松愉快。我不在乎别人的斥骂,也不在乎别人的追逐,我自由自在地和他们在野地里打着游击。我把捡到的豆稞藏到树林里,到天快黑时就担回家。但是我没有偷,因为偷比捡省不了多少力气。我在姨家院子里清理出一个小场园。姐姐和姨帮我打豆子,直到天上了大冻才打完。那年秋天我捡了许多豆子,好像有几千斤吧?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有口粮了。
       十四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那些小田鼠们。1968年的我因为那些小田鼠们而获得了大米。田鼠和老鼠是大有区别的,它们绝对不是常见的老鼠那样丑陋,它们的长像个个都是很漂亮的。稻田里的田鼠体型小,短短的小尾巴。它们不打很深的洞,只是在草皮下面浅浅地挖下去一个仅仅能容下身体的小小的洞穴。
       它们的窝虽小,但总是挖掘一个圆形的谷仓。这些小动物工作极认真,挑拣那些籽粒饱满的稻穗,把穗梗都截掉,只取颗粒,很结实地塞进仓里。但是它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当马车骨碌碌开进来,人们把稻捆一捆捆挑到马车上时,它们的小小的洞口也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1968年的我,手里拿一根粗铁丝作的勾子,背上背一只背筐,走在收割后的稻田里。稻田已经干涸,裂着横七竖八的缝子。一撮撮的稻茬在他脚下被啪啪地踩折。他的身旁走着一个比他略矮一些的少年,他叫小义,刚16岁。小义是他掏田鼠洞的伙伴,两个人每天就这样在稻田跑来跑去,一看到哪块稻田拉光稻捆,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奔过去。小义是跟随母亲一块儿到东北投奔他的一个姐姐的。姐姐和姐夫待他们又很不好,就借一间小马架子搬了出来。他和母亲都没有口粮,他就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粮食吃了。我那时并没觉出这个小义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几年后,李家趟子村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公社的案子,他们的一架鹿茸被盗,就是这个小义干的。一架鹿茸上千元,而那时一千元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被列为全县的要案。抓了许多人,破了三年也没有结果。到后来是他弄到胶州去卖时给抓到了。那时候鹿茸很少,买卖都很困难,要想处理掉是不容易的。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好像是判了5年徒刑。
       那年的秋天,我们俩就在田野上东跑西窜地找田鼠洞,背上的背筐有节奏地磕碰着我们瘦骨嶙峋的屁股。实在比从地下捡稻穗强多了。比地里捡的稻穗饱满,这是经过了田鼠们精选的,比地里捡的干净,多余的稻茎它们都截掉了,只剩下稻粒。差不多每天都能够掏那么一背筐。而且我再也不用老鼠似的怕人看见,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不必兔子似的被人追着满山跑了。连那些看秋的民兵也不怕,他们再霸道也总不至于不让掏老鼠洞吧?他们看我背着那么多的稻穗,觉得很眼气,可总找不出一个理由来没收。
       每天傍晚,我们背着沉重的背筐,迎着西天一片火焰似的晚霞,向着升起炊烟的村落走去,兴高采烈,一点儿不为这种强盗行径感到不安。开头,我们由于人类所养成的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坏习惯,对掏出来的老鼠一律打死。到后来,看着这些小动物从它们苦心经营的窝里被驱赶出来,仓皇逃窜,我忽然想,我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我已经抢了人家过冬的粮食,让人家一个冬天都要忍饥挨饿,还要再打死它们的性命,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我没有种一棵稻子,但1968年的我也有大米吃了。30年后的我仍对那些小小的田鼠们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你们知道吗?你们曾经在关键的时刻救助了一个大作家,使他在那个粮食最宝贵的时期能吃饱肚子,而且有了大米吃。除了你们谁能在那个时刻给他那么多的大米?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善举吗?愿上帝保佑你们,1968年的小田鼠们,愿上帝赐福你们,1968年的稻田里的田鼠们,我永远怀念你们。阿门。
       30年后当我回到那个县里当什么县长助理的时候,一个农民发明家发明了一种消灭田鼠的技术,要求我帮助他推广,我大不以为然。我不能忘恩负义。我相信我的煤矿伙计薛学全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对东北的田鼠们怀着一份感激之情。那年他的老婆带领他的两个儿子千里迢迢从关里找来了。他只有一份儿口粮,到哪里弄粮食给这三口人吃?他就扛着把铁锹到处挖田鼠洞。我们开煤矿那地方水田少。他挖的是那种能打大洞的大个儿的田鼠。它们打的洞像一口口的小井似的,可以说工程浩大。里面也非常考究,有进出口,有通气孔,有粮仓,有卧室,甚至厕所也具备。但那洞很深,深达1米多。也不易挖,很多岔道,如同地道战一样,常常挖着挖着就迷了路,再也找不到。如能挖掘出来一个,足可以得到一水桶玉米粒。薛学全那年的秋冬就拼命地挖那种田鼠洞,得到了大约几千斤玉米和大豆。
       但是这些玉米和大豆与我掏出的稻子不同,稻子是小田鼠一穗穗叼进去的,而且稻子表面还有一层壳儿,它们的嘴不直接接触大米。这些玉米粒和豆粒可是大田鼠们一粒粒吃进嘴里,用腮带进洞里去的。据科学的说法,这样的粮食是不能吃的,可以传染多种疾病。但这话你不能说给我的小伙计薛学全听,他会嗤之以鼻,说,操,听那话不能活了,你看看我那两个小子!的确,他那两个吃老鼠洞里粮食长大的儿子生龙活虎般强壮。现在他的这两个儿子都结婚而且有孩子了,回到了青岛市黄岛区生活,不知他们是否怀念那些远在东北的田鼠们。
       十五
       胜利村是这样的一个村子,大肚川河从老黑山发源,流经了崇山峻岭,蜿蜒100公里,在临近国境时略放宽了腰身,在这里形成了一块小小的冲积平原。胜利村就坐落在这块小小的平原之上。原名叫作佛爷沟。
       我打了几车柴之后,便没活可干了。村里的青年们却依然在忙,民兵训练、刨粪、组织宣传队。晚上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那时候是每晚都有会,政治学习、批斗会。我羡慕得要命,每次从那个俱乐部门前走过,都会想,等有一天我成了这个村里的社员,能进去坐在里面开会该多好哪。开会对那个时期的老百姓是很有必要的,没有电视,没有书看,不能玩麻将,甚至连扑克也不让打,那么就只有开会了。开会使大家总算到了晚上还有个去处。我常常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一样在寒冷的、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孤独在啮噬着我年轻的心。有一天我上山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就在那个南山上的树林里乱钻了一气儿。那天我真正知道了东北的寒冷是个什么滋味,没有一点儿风,但你就像是给一下子剥光了衣服,冷空气如同冰水一样往鼻腔里灌,肚子立刻给冻住了。我赶紧往家跑,跑到家手脚都麻木了。从那天后,我再不敢一个人到山上去。
       早晨,我担上水走到院里,发现猪圈里跳进去好几只羊,它们趴在猪身上,一副相亲相爱样子。我不由得就那么担着水站住了,这在关里也是绝对见不到的情况。羊是一种特别爱干净,对气味很敏感的动物,如果你在它吃的草上沾上人的气味,它也会受不了,连连地喷着鼻子不再吃,它们最讨厌猪的气味儿,为严寒所迫,它们竟然能趴到猪身上,和猪偎依在一起。
       严寒所昭示着的一切,都在加强着我身在异乡的感觉。夜里我常常梦见在故乡和伙计们一块儿的情景,醒来后听着北风在屋顶上鬼哭狼嚎地滚过,身边的孤老头子打着鼾,我就不由得心如刀搅。我是在这个老跑腿的家里借宿的,他也是孤身一人,我们是一老一少的两个跑腿子。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东北地区把单身汉叫作跑腿子,这是一个多么难听的名称啊。好像那个在家乡的我永远死了,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身处他乡的跑腿子。
       十六
       林东东到姨家里来了一趟,她是胜利村的广播员,和姨夫沾点儿亲戚。临走时,她回头对我一笑说,到我那里去玩儿呀。我激动了,因为早听说过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姑娘,或者说是听过她的一些风流事吧。她给予了我一个巨大的希望,如同在天边一团绚丽的礼花炸开了。她说不上很漂亮,但因为常年不出屋,皮肤很白,在农村里她这样的白皮肤是很少见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在她的那个广播室小屋里坐着。她的鼻子很直,眼睛很好看,我有点儿发晕,似乎觉得她在很远的地方。屋里没有别人,我又感到很紧张。我问了她喜不喜欢看书,周光从关里给我寄来了几本书,那对我是非常宝贵的,但我愿意送给她看。她说,我从来不看书。我又问她会不会唱革命样板戏,她如果愿意我可以教她。我以为她即使不想学,也会叫我唱两句给她听一听,这对我是一个难得的显示的机会。但是她说,不,我不想学,也不想听。我没话说了,就那么坐着。她忽然说,呀,时间到了,我该放广播了。
       我走到了街上,站在那棵拴着两个高音喇叭的大杨树底下,看着那两个即将传出她声音的喇叭。喇叭是漆成灰色的,长年地风吹雨打,油漆有些剥落,露出一块块的铝皮。它们就像这大杨树的两只眼睛似的高高地挂在上面。但是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它们总是不响。一直到我的脚都冻得麻木了,它们也没有响。我明白了,她是赶我出来。我受到了一次伤害。我吐了口唾沫恨恨地离开了大树下。我再没有去过她的那个小屋,但又想见她,几乎每天都装作若无其事地从她的门前走过。我听说过她在那个小屋里和一个又一个的青年人谈恋爱,但我伤心地知道那永远没有我的份儿。
       几年之后,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排长,我那时才结束了对她的恨,因为我认识到她原本是属于高高在上的那个阶层,我一个没有户口的小盲流压根儿就不应该到那个屋里去。一个排长在当时的我来看几乎是和皇帝一样高不可攀的。
       胜利村里也有十几个知青,他们住集体宿舍,吃食堂,每到晚上就唱歌儿,弹吉他,吹口琴。我常常站在他们的门前听上一会儿,在当时的我看来,他们是一群生活在天堂里的孩子。每次离开时我都要想,唉,我要是个知青该多好啊。即使和村里的青年们比,他们也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敢和队长顶嘴,他们不愿干的活儿就不去干。他们经常歇工,因为他们不在乎这几个工分儿,家里也不指望这几个工分养家矲口,村里的青年可是要指望工分儿活命的啊。
       多少年后,我读知青们写下乡的文章,大吃一惊,人们居然认为那生活很苦。这叫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痛苦和幸福永远是相对而言的。
       形容表妹臭子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绝不是夸张。我到姨家的那天晚上,姨对我说,这是你妹妹臭子。我一扭头看见了傍门边站一个小姑娘,一双大眼睛充满好奇地望着我。她把着门边欲进不进地站在那里好像对我有一种恐惧。这双大眼睛如同一道电光一闪,让我觉得姨家这乌黑的小草屋生气勃勃。天气愈加严寒,出不去门了,我就成天和她在一个屋里说笑打闹。臭子已经12岁了,但仍不见发育,瘦骨伶伶的。她心理上也没有发育成女孩子的心理,她常常当着我的面脱衣穿衣,这时我发现她的小小的乳房已经开始动了,鼓了起来,像两只小小的桃子,上面的皮肤也变得比别处白嫩。对于姑娘们的这个部位,一直是我所向往的,但是我从来未敢造次。她并不拿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大表哥当回事,我也不要她尊重。就在有一次她和我动手闹的时候,我蓄谋已久地把手伸到了她小小的乳房上。那是小小的刚刚发育的乳房,很松软,弹性十足,我激动了,心怦怦直跳,同时感到了一种罪恶感。但她并不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件,只是大叫一声,你要死呀?手冰凉的!我心满意足地把手抽了出来。
       我知道,我偷盗了一件很宝贵的东西,而且这是偷盗了姨和姨夫的。我侮辱了一件神圣的圣物,而这圣物是我亲人的。
       吃饭时我不敢抬头,觉得他们就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了。我也觉得臭子突然把筷子一放说,嗨,你们知道吗?大哥摸我的奶子了。但她只是边吃饭边说东屋的那只母狗昨天下了4个小狗崽,两个黑的两个花的。对于我摸了她的乳房这件事她好像忘记了,始终没说什么。一连几天,我就在一种罪恶感中度过,但臭子的那两个小小的像棉花一样温软的东西强烈地吸引着我。不错,它们是神圣的,但是正因为神圣才值得我冒险去接近它们。它们像两个小小的太阳一样在我的头上光芒四射,使我不敢抬头去看,但是又急于扑过去抓获到手。终于当家里别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又挑起事端,和她打闹起来,又一次在动手胳肢她的动作掩盖下,满足了自己罪恶的欲望。我已经21岁了,深知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但我不能管住自己。终于有一天,姨很严肃地把我叫到她面前,说,我问你一件事,你是摸了臭子的肚皮吗?我觉得自己要瘫下去了,但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没有,我没有,那是她和我闹我推了她一把。推和摸是两个绝对不同的动作,姨显然是不会相信的。她又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这样下去可是不行,你想一想,这事让你姨夫知道了还不讨厌死你呀。
       姨对这件事很生气,但在责备之中又有着一种很深的亲情,这是我当时就能感觉到的。这让我几十年后都感激万分。当我从屋里出来时,臭子一见我就老鼠见了猫似的,倏地跑进她那屋里去了。并且她又从那门上糊的塑料布上挖了一个小洞,用一只眼睛惊恐万分地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一个可怕的恶鬼。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和我说笑打闹了。只要能躲开,她就会一溜烟地逃掉。
       从那又过了十几年吧?臭子已经出嫁,而且也有了一个孩子了。有一次我因事到了她嫁的那个村子里去,我到她家里去看她。那是秋天,她的丈夫下地了,孩子也没有在家。一见是我,她很快地从仓房里拿出一些梨洗干净了,送到我面前要我吃。她仍然不敢面对我,放下梨就赶快走到外屋去,但是也不走出去。我坐在她家的屋里大模大样地啃着梨时,她站得离我远远的,一直是背对着我,就是问我话的时候也背对着我。那件事对她影响太大了,她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她一直都是一个对丈夫忠贞不二的好妻子,除了她的丈夫没有别的男人碰过她一指头,因此她就不能从心中抹去那个阴影。
       十七
       他们一贯是这样对付盲流的,每年冬季进行一次大搜捕,不由分说地把你抓上卡车,运到一个地方去强迫你干活儿,当你的劳动足以抵偿你的车票之后,就派人把你押送回老家。之所以要在冬季进行,是因为冬天太冷,你不可能逃到山林里去不出来。当年日本鬼子对付抗联也是在冬季进行大讨伐。我下定决心,只要抓不到我,我就跑。我虽然很想家了,但我不打算给抓回去。我已经厌恶透了那些互相仇恨的面孔。日子一天天过去了,1968年的冬季并没有进行大搜捕。姨说,看样子能叫你过一个安稳年了。
       这一年,他们正在忙着干别的,大约是顾不上对付盲流了。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紧锣密鼓地进行。天天开会,夜夜批斗。中央的精神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原,濒临边境的小山村里能得到如此认真的贯彻,真可说是毛泽东思想威力无边。
       有一天,我走到街上,忽然看见大队部的墙上贴着一排大标语,汉奸特务金麻子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金麻子是一个朝鲜人,他的老婆会做衣服。经不住批斗,他自己吊死了。谁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怀疑他是日本特务。我一直也不认识这个金麻子。但我认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会跳“忠”字舞,她跳的那个《蝶恋花·答李淑一》真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的确非常好看。
       又一个人自杀了,这个人叫作杨奎美,他是富农出身。这个人被批斗的原因很简单,他在和一帮小青年一块儿挖防空洞时,经不住他们的再三要求,在休息时给他们讲了《七侠五义》,不料被一个姓周的民兵听完了之后又报告了。小周后来到煤矿和我一起推过大车,他还颇自豪地对我说,你知道杨奎美为什么跑到那儿去自杀吗?他那是想去报复我,结果后面有人追得太紧他就跑到半道上自杀了。从那我就对这家伙有了另一种看法。杨奎美关在食堂隔壁的民兵屋里,那天晚上他从食堂里偷了一把菜刀,从窗户跑了出来。同屋的黑帮们革命觉悟也很高,以为他要逃跑,一齐大喊着抓反革命,奋勇地追出去。民兵们追到一条黑洞洞的小巷子里时,他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他用菜刀抹了脖子,满地是血,他人正像一只挨了刀的鸡一样在地下扭动着挣命呢。这个杨奎美死得非常可惜,据说革委会已经决定过几天就要放他了,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在临死的前一天,对给他送饭的儿子一一交待了他家欠别人家的钱、粮食,让儿子以后要还。
       刘瘸子自杀未遂。刘瘸子是个洋铁匠,因为在沈阳有一个坏人是个瘸子,而这个刘瘸子年轻时在沈阳呆过,于是他就被审查了。我一个表弟曾去看过他的批斗会,他回到家兴奋地、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公社的人问,刘瘸子,你这个历史反革命,老实交待!你猜怎么样?刘瘸子哈哈大笑了,这一笑就完了,一看就是个特务的笑法儿。表弟那年才不到10岁,他一看就知道什么是特务笑法儿。这有多么可怕。刘瘸子不想活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太荒唐了,仅仅是因为瘸怎么就成历史反革命了呢?他想去跳井。大约是他觉得跳村中央的这口井会影响乡亲们吃水,就决定去跳村外的那口井。向村外走的时候,被我爷爷的父亲发现了,把他拉回来,这位老人是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人,把他劝说得心开窍了,决定活下去。我那位老爷爷发现他实在是个偶然,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要上厕所,而刘瘸子走得又太慢,于是就把他给拉住了,于是他就活了下来。
       1968年是个杀气太重的一年。一个小小的偏远的山村里就死掉两个人,实在是杀气太重了。
       十八
       v周光来信,通知我不要再往家里写信了,他说怕那一派的人知道了我在这里会来找我的麻烦。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然而也没能逃脱过去,卷入了村里的两派斗争。因为我和他是好朋友,他的敌人也便成了我的敌人。大约那一派占上风了,连我也要收拾。从那以后,我提心吊胆,有时候对面走来一个人,我会忽然看成是我们村里的一个造反派,他越走近越像,吓得我几乎要叫出来。
       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因为我没有居民证,我不敢到外村里去,怕人家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抓起来。人们的觉悟空前提高,有一天我从村里的供销社出来,本村的一个不认识我的人突然向我要居民证,幸亏旁边认识我的人说我是某某的亲戚,那个人很不情愿地放我过去。
       大约是马斯洛的观点吧?他把人类生存必要的条件分为几大项,吃饭穿衣的需要,性爱的需要,第三项就是安全感的需要。人没有安全感就很难生活。1968年的大部分中国人是都没有安全感的。中国广大的土地成了一块缺乏安全感的土地。也许我从萌生到东北来的那一天就有过这样一个潜意识,就是要逃离这块没有安全感的土地。我常常站在院子里向东望,东方横着一座城墙一样的水平山顶的山,那道山梁就是苏联了。特别是下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山顶上几个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像几个大乌鸦窝一样吊在半空里。那道山梁像一道屏障挡住了山那边的世界,山那边就是苏联的国土。我常常在梦里走到了苏联,走进了一个白墙绿栅的村子,我笑着,那种笑容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向往着山那边,但我又知道那是很危险的。
       煤矿大队的一个刚刚16岁的少年在一天夜里跑到那边去了。煤矿大队离胜利村仅有4公里,消息很快传到这里。他的父亲是地主出身,那就是说他的爷爷是地主,他本人连地主的味儿也未闻到过,但他也受不了那种危机感和歧视。至于那边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他根本无从知道。许多向边境逃亡的人其实也都不知道那边是一种什么生活,但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逃离这块失去了安全感的国土。那个少年逃去了,也就是说越境成功,但很快给那边的边防军抓住,遣送了回来。这边的乡亲们对他是更加严厉地批斗,他被批得瘫了。瘫了也不能放过,民兵押着他到田里间谷苗,他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下爬,不长时间就死了,年仅16岁,还是一个孩子。
       不断的有人外逃给遣送回来,这些人就被全县游斗,然后就不知去向。但仍然不断的有人向外逃,真有点儿前仆后继的味道。这叫人想到了一片着了火的树林,林中的一些小动物纷纷跑了出来。只要一跑出树林就会给人打死,但它们仍然在不断地向外跑。1968年的中国是一片起了大火的树林。
       十九
       我在距那条国境河仅仅几公里的地方生活了整整20年,但我就没敢到河边去看看那条国境河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我只知道那条河名叫胡布图河。30年后我才站到了那条河里。这是一条很小的河流,河床宽度在20米左右。平时水只深及膝盖。
       那天我站在河里,看着波光粼粼的流水自南边匆匆奔涌而来,听着哗哗的水声,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两岸是茂密的柳树丛,风吹时摇摆不止,柳树叶子翻过来,白色的背面在阳光下反射着一片耀眼的白光。很安静,两岸都没有人,看上去完全是一样的土地,一样的柳树,一样的柞树,一样的蒿草,还有一样的泥岸,一样的泥石。我和对岸只有5米之遥,但是,那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国土了。当年,谁如果一脚踏上去就差不多等于死罪。我站在河心,河水从我的腿边流过,冲击着我已经萎缩的腿肚,我的心在急剧地跳着,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想迈步跨过去,从那边哪怕是取回一块石头。我确信,我越过去是绝对不会有人看见的,就是有人看见也不会对我怎样。30年前,这是一条充满了危险的河流,只要你接近它,哪怕距它的河岸还有几百米,都有被抓进监狱的理由。30年前,我站在远远的山顶上向它张望过,怀着一种既怕又向往的心情。今天我站到这河水里来了,我看准了一块圆形的小石头,我要把它取过来,圆我30年的梦想。我知道,即使被俄罗斯军人发现,他们也不会拿我怎么样,但我仍旧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绊住了我的两腿,阻拦着我跨出这一步。我犹豫着,水声在我耳边消失,阳光在我眼里消失,我心里反复叨念着,我过不过去?敢不敢过去?我的心跳得都胸口发痛了,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克服那种心理上的障碍。我平静了下来,劝自己说,那边的石头和这边的没有丝毫区别,就是你拿回去,别人也不会相信你是从另一个国家里取回来的。
       我站的地方是小河中心,按规定以河中心为界,只要你不跨过中心即不算是过境。我就在我们中国最边缘的地方,也就是站在地图的那条线上,离外国只有几毫米的中国的土地上,一动不动地站了有半个小时,我想了很多,我看见那个1968年的我头戴一顶破狗皮帽子,腰里扎一根麻绳,手里提一把镰刀。一步一步地向这边走过来。他那身打扮完全是一副上山割树条子的模样,但他那个被麻绳勒紧的胸膛里却是一颗图谋不轨的心。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很晴朗的下午,3点左右,我就是那样一副打扮跨过了一片片稻田,一片片玉米地,一条条大豆垅。脚下的残茬被我的胶鞋啪啪地踩折,我急急忙忙地走着。走完这片山间的平原,我开始爬山,这座山就是小乌蛇沟东山,它远远看上去是一座不高的顶部很平的山,但是来到跟前一看,才发现它很陡峭。山上已经有积雪,但是不很深,我很快爬上去了,原来顶上平得像一块场院,只是风很大,吹得那些没有脱落的柞树叶子一片飒飒地响。我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过,柞树在这方面是很特别的,它的树叶子是经了霜就枯死的,但是却不脱落,一个冬天都沾在树枝上,直到来年的春天,新芽萌发,才能把它们给顶下来。这些褐色的枯死的树叶给北方的冬天增添了一份悲凉的色彩。它们像被严寒窒息了的大地的无数手臂,在整个漫长的冬季里,都在伸向苍天摇撼着,渴求着春天的降临。由于山顶上的风大,那些柞树都长得很矮,而且虬枝盘节,没有一根直的枝干。它们的形体就显示了它们生命的艰辛。
       我真走近了山顶的边缘,手抓住树枝向东看。这是我计算好的,在这个时候,阳光是从西方笔直地平射到国境对面的山坡上的,那边的一切都一清二楚地展现在的我眼前。首先是胡布图河,它的大部分被黑苍苍的柳丛遮蔽,时而露出一段给冰雪覆盖的河床,如同一条穿行在草丛里的白色蟒蛇。越过近河的柳树林,向里是一片河畔低地,长着乌拉草,斑斑点点的积雪和黄色的草地相间。草地边缘就是白桦林了。亭亭玉立的白桦树静静地站立在夕阳金色的光辉里,冬天的桦树枝是红色的,一片红色的树梢层次分明地覆盖在一片洁白的树林之上,真是美艳极了凄凉极了。从白桦林再往上,就是那道和这边一模一样的山岗了。我抓住身边的树枝,把身体最大限度地探向山下的界河,我在心里测度着可以越境的路线。我确信,在夜里,我从河边的两个村庄之间穿过去,民兵们是决不可能抓到我的。只要越过了这条河,我就可以躺在地上打个滚儿,逃出着了大火的树林了。
       现在,我站在这条河里了。当年它神秘而可怕地横在我面前,我越过它就如同越过生死界一样困难。现在,它只是让人觉得亲切。它的河水是这样的清澈,河底的卵石都历历可数。我在当年只差一步,而没有越过它,一旦越过,就不会是我今天的人生了。我当时期待着一个变故,一种动力,如果有人从背后推我一把,我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就在那天我很不甘心地放弃了那个冒险的打算,活动着麻木的腿,要从河里走上岸时,忽然听得一个人喊道,哎,你不要过来了,就在那边等着我就行!我吃一惊,回头看时,只见对岸一个赤膊的汉子正举起一张鱼网,对着这岸的一个小男孩子说话。毫无疑问,在他的眼里没有这条国界,他大模大样地出国了,若无其事地践踏了国界。看着他那水淋淋的裤腿,我心里一下子坦然了,那个想到对岸去的欲望刹时间烟消云散,他的行为消除了我的欲望,那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设想。
       胡布图河静静地流着,今天没有民兵昼夜把守,也没有边防军百倍警惕地巡逻,但也不再有人在月黑夜越境而去了。如果你真的要到山那边去看看那个国家,那么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办一个旅游护照,坐上一天一趟的俄罗斯大客车轰隆隆地直开到海参崴。那是俄罗斯的一个太平洋舰队的军港。也叫作符拉迪沃斯托克。
       1968年对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的年头。1968年的我,像一株微不足道的野草一样,被时代的洪水从中原冲到了今天我立足的这块土地上,而且差一点儿就冲到了那块异国的土地上。人是一个社会的总和,从肉体到精神都是你所处的那个环境造就的你。你的肉体是每时刻地进行着新陈代谢,那么在东北的这个我的肉体已经几乎和山东的那个我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人的精神更是受着你所处的人文环境的制约,那么在东北的这个我,已经很难说是与在山东的那个我有多大的联系。这就是说,1968年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是我出生的一年。
       责任编辑 空 山题 字 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