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与兵
一位女共产党员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因为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她必是打到共产党里来当特务的。专案租里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工人很严肃地问她：“我们参加革命是因为肚子饿。顶多是个死，跟饿死差不多。你是个大小姐，不愁吃穿，还上了大学，到共产党犟来干什么?”她回答：“人不是光吃饭，还有理想。”对方沉思似地。一再摇头，连声说：“不对，不对，完全是狡辩!”这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想不到还有什么“理想”的，纵或有点扎理想，也是高不到哪里去的。说“兵”，意思是有枪，有枪就有权。没多少文化又有无限制的权，那就更加非胡闹腾不可了。如果说1958年全民打麻雀不是一例，请给我讲讲看。
一段对话
吾友张翅翔在他的《西山漫忆》中，写到他弟弟。他弟弟属于地富反坏右中的右，每逢重大节日或其他某些时候，公社就要把这五类人关起来。1972年有一次关了他两个多月，释放的时候，命他通知家属交21元来领人。他知道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便打算在牢里熬下去算了，反正捉放无常，说不定哪一天还得抓回来。公社政法部门见他过了两天还不交款走人，一位部长把他叫去问话。
“政府放你，为何赖着不走?想把牢底坐穿？”
“我是想走，只因交不出21块钱。”
“你对交钱走人有什么看法?谈谈!”
(迟疑片刻)“交看守费、灯油费，我还没想通。是你们抓我来的，又不是我要借这里落脚。”
(声调提高八度)“你这家伙真不老实!我们枪毙犯人还要家属交子弹费哩，难道是犯人要我们毙了他!我们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绝对正确。你听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你反对我们收费，说明我们做对了。”
皇帝的诗
唐朝的21个皇帝中，有6个能作诗。流行最广的选集《
唐诗三百首》选了唐玄宗李隆基一首，摆在《卷五·五言律诗》的最前面，似乎有尊崇之意。
但是没有选其他皇帝的，没有对皇帝破格优待。看来还是以诗论诗，并非全是政治标准第
还有《唐诗别裁集》，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选本，容量为前者的 6倍。选了李隆基五律二首、五言长律五首，李昂五绝一首，分别注明玄宗皇帝、文宗皇帝，其他皇帝的作品都没有入选。虽然在评语中往往把思想内容附会到封建道德上去，但是也选了妓女的诗。有一首署名“武昌妓”，看来她在妓女那一行里也没有名气。不管所选是否适当，诗坛有诗坛的标准，与社会地位无关，这点很明显。其他4个皇帝——包括鼎鼎大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内，在诗坛上可就连跟那位无名妓女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
这两位选家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可见“打锣卖糖，各有一行”，自古已然。
一个“?”号
陶铸冤死以后，他的夫人曾志在《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一文中说：“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小平同志提名，并得到主席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毛)说陶铸不老实，他(邓)说还可以。我(曾)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号。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毛老人家似乎有一种癖好，有时候故意含糊其词，叫人高深莫测。嗟乎，这不是君王南面之术吗?
两种个人迷信
把一切好事、功劳归于个人，是个人迷信；把一切坏事、错误归于个人，也是个人迷信。这是“迷信个人轻视制度”。“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这是陈独秀 1940年说，的。整整四十年之后， 1980年，邓小平也强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说这些话距今22年了。我们可以套用他自己那句话：“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在实际上解决……。”最后那半句太可怕，千万不要再导致一场“十年浩劫”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