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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是心灵的一场沐浴，自由、愉悦而轻松。但歌词写作却让人感觉极大的不自由，甚或是一种令人有些别扭的写作，我用“别扭”这个词，是想说明你不能太按惯性行事，不能太随心所欲，因为歌词创作事实上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写作。台湾极具才华的词人方文山接受采访时也说“最大的差异就是，诗是主动抒发感情，歌词常常是被动构思”。
       
　　方文山的“被动构思”，我的理解大致为，其一是说出了歌词的特质，以及歌词在歌曲创作中真实存在的位置和“境遇”，也就是歌词自身难以摆脱的因素；其二恐怕是写作方式上的原因，与大陆词作家的情况有些不同，不少港台词人一般是接到案子才写。或者给一个清晰的方向、一个旋律框架，去“填”写一首词。这是一种极端市场化的操作和运作。像庄奴、林夕、琼瑶、姚谦、许常德、黄霑、方文山等都成了这方面的高手。这种长期的训练，使他们对歌词中音韵的理解、熟识和自由驾驭的能力，似乎远胜于内地的一些词作家。
       
　　歌词的被动，源于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首先是音乐上的制约，歌词是诉诸于听觉的，它与旋律、节奏在一起，必须在瞬间给人以强大的听觉冲击力量，在第一听觉中形成语感强度。它是易唱和明白畅晓的，你所擅长的修辞、比喻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受到了限制，那充满趣味和诗意的语言风格也容易就此消失。其次是内容上的制约，歌词要考虑把瞬间的感受直接交给听众，就不能把内容、思想之类的弄得太复杂、太意象化，什么浅层、深层的多层意蕴空间，过于个人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心感受在表达上也受到了限制。再是语言上的制约，它不能像那些玄奥的令人费解的诗歌，以为排列成行、押上韵脚就可以了，也不能像潇洒驰骋的散文，信马由缰地独往独来。它在有限的语言和词汇里，必须表达明晰的思想和炽热的情感，必须学会对语言的节制……
       
　　对此，乔羽先生曾说过：“这种简短的文字，总是要受音乐的约束，而且它总是乐于享受这种约束。”此话讲得很辩证，一下子把歌词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抓住了。而我们却往往在外围转来转去摸不着北。我想，也许我们太习惯于在“诗歌文学的语境里”谈论歌词，却没有在“音乐文学的语境中”谈论歌词。忘记了歌词只有与音乐相结合，才犹如大雁的翅膀飞翔在无垠的天空。才犹如得水之鱼跳跃在奔流的河水。
       
　　世界上能够随心所欲做的事很少，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受制约的。无论造型的、表演的、音乐的、语言的艺术都一样。比如反过来说，音乐也受歌词的许多的限制，把文字里面呈现的内容、意义、情感、画面、形象，转换成优美生动的乐音和动人的旋律，也同样够那些作曲家细细琢磨或感觉头疼的。正因为如此，在有限中追求博大和无限，在瞬间中追求深刻和永恒，对人的创造与想象的潜能是一种挑战。它让我想起戴着镣铐打着形意拳的英雄武松，也想起敦煌壁画中那些长袖善舞、衣袂飘然的飞天女子，她们在干燥、灰暗的洞窟里的梦想是那么的美丽动人，她们是真正的艺术创造者，在执著的追求中把美推向极致。
       
　　面对被动并理解被动，看来对一个歌词作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它可以端正身姿，调整在世俗中变得越来越功利的写作态度，使我们在这个游戏充斥的社会里学会认真地做一件事，认真地去写好每一首歌词。一个真正的词作家，一定要心怀虔诚，谙熟歌词的个性特质，让热血和生命及充沛的情感元气盎然地进入歌词，还歌词以美丽、纯净而高贵的面容。因为在现在的文坛上，凭一点聪明和才气随心所欲的苍白写作太多，无所节制的注水式的拖沓歌词太多，难以人曲且内容指向似是而非的歌词太多。许多人把歌词创作仅仅看作是一件技术操作的熟练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着歌词的垃圾，这样的生态环境对真正优秀的歌词生长显然是很不利的。
       

       
　　歌词写作是一门“减法”的艺术
       

       
　　用乔羽先生的话来说，歌词是“不足百字却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歌词简洁的特征，表明歌词写作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然而减什么、怎么减、减在何处?优秀词作家要练就的就是减削、剪裁、剪辑的本领，就像心理医生懂得为病人减压，减少他心灵的重负；也像当上司的知道领导艺术中有一技是化繁为简，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好的歌词大都具备这一要素，我想给词作家一个恰当的比喻，就如做一名高明、娴熟的裁缝，要用一把艺术的剪刀，在有限的衣料中剪裁出人们高矮胖瘦所需要的不同服饰，剪裁出生活的绚丽多姿……在歌词创作中，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新近听到一首歌曲《天路》(屈塬作词)便是一首不错的词：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在被称之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青藏大铁路的建设开通，是值得中国人可歌可泣的人类壮举。许多作者都写了这个题材，《天路》却印象深刻地一下子跳进我的耳朵，且在心中深深扎根，这固然与作曲家印青的优美旋律和韩红极富穿透力的声音有关。然而，歌词提供了一条进入情感的最佳通道和延展的广阔背景，让带着音乐力量的火车高高的呼啸。它的简洁，恰在于视角的简洁与精巧。以我站在“青青的牧场”与“高高的山岗”这两个最亲切且最西藏化的形象起始，直至一句高高飘飞的“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歌词写得集中、朴素、精彩又壮阔，极具时空张力。这种简写比可能的纵横驰骋的宽泛描述和形象铺陈，显然会是棋高一着。
       
　　另一首写西藏并颇受好评的《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李娜演唱)也是一个贴切的范例。全词如下：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
       
　　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拉索，那可是青藏高原／呀拉索，那可是青藏高原!
       
　　这首简短、充满诗意和庄严情绪的歌词，以“是谁……”的设问句式开端，主观色彩更加浓烈，却同样写得惜墨如金。顺便说一下，有人撰文指出该歌词在语辞上的病疵，说是“一座座”的量词来形容山川不妥，如此精确要求的写作，显然过于苛求且让人啼笑，其实在诗歌中这样的写法是很常见的，用了一下通感、词性变换，且又不失生动与畅晓明晰，有何不可?而且“一座座”山川更加衬托出青藏高原的山峦莽苍和绵延不绝的气势。我至今仍忘不了当年听到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所带来的巨大震撼!我甚至猜想，这可能是一次情感涌动的写作。好像张千一作词作曲的歌大多都是较短的一类，如《嫂子颂》《走进西藏》等，有独步乐坛的鲜明个人印记。作曲家
       为什么钟情如此简洁的表达，其实值得我们去细心琢磨。它的简洁，是歌词情感在乐思中的简洁。作曲家潜意识中的感觉往往是准确的，更接近艺术真实的内核，音乐在瞬间凝聚成一种贲张的力量并迅速抵达高潮，它已不需要太多的内容铺排、太多的起承转合、太复杂的词句叙述，他在深情、高贵的旋律中寻找最适合、最有冲击力的歌词，音乐强大的主导力量在此显现，他们的奇妙结合是那么的浑然天成。也许，作曲家更善于寻求和把握情感与想象的依托，不像有的词作家一上笔就是洋洋洒洒、情思斐然的样子，全然不顾音乐的立场。他们更加尊重并接近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品格。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军旅诗人贺东久，这个“酒鬼加才子”是我早年喜欢的一个诗人，一个文坛的“双栖动物”。他自称“握刀剑而狂歌，捧玫瑰而低吟”，曾写下如《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潇洒女兵》《不要问我为什么?》等一系列优秀的词作。他的歌词诗意隽永、简洁朴素、刚柔相间、情思动人，给人一种直捣心灵的情感冲击。顺便提一首他的《芦花》(贺东久词，印青曲，雷佳演唱)，是这样写的：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追过山，追过水／花飞为了谁／大雁成行人双对／相思花为媒。
       
　　情和爱，花为媒体／千里万里梦相随／莫忘故乡秋光好／早戴红花报春回。
       
　　歌词通篇写芦花，其实背后是句句写人、写情，就那么简短的几句歌词，却勾勒了一个完整又丰富细腻的心灵世界。作者把“芦花”“大雁～秋光～红花”等景物连接成一个个情感符号，借芦花的形象歌颂了对远方亲人的眷念之情，把一个姑娘送郎参军既恋恋不舍，又期盼哥哥早日立功的心情刻画得细致入微，使作品质朴、简练、极富画面感且诗意盎然。而作曲家则巧妙地运用6／8的节拍，使音乐流动又舒展，尤其是后半部高潮阶段旋律的层层向上展开，悠扬婉转，细腻又大气挺拔；轻音乐风格的民间小唱，没有太多修饰的技巧，宛若乡间小路上一个农姑的轻柔细语，清纯撩人，不经意间却让人怦然心动。
       
　　这就是我喜欢并欣赏的一种歌词写作：准确、简洁、生动、形象，直奔音乐灵魂的深处。这样的歌词，就像温暖又明媚的阳光，干净的打落在我们心灵，让人内心充满力量，心生无限美好和向往。
       

       
　　在简洁的文本里，不要丢失个性的美
       

       
　　楚国文坛的才子加“帅哥”宋玉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文中记载道：登徒子跟楚王汇报说宋玉是个美男子，他能说会道，但是生性好色，所以千万不要让宋玉进后官。听此话宋玉反击，便跑去对楚王说，请您来做公证人，看到底是我好色还是登徒子好色?他说：天下的美女莫过于楚国，楚国的美女又莫过于我的家乡，家乡的美女又莫过于我隔壁的一个邻居——东邻之女。隔壁这位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毛像鸟的羽毛那样挺拔，肌肤像白雪，腰像柳一样细柔，牙像贝一样皎洁，楚国上下的贵族皆为其倾倒。就是这样一个绝代佳人趴在墙上看了我三年，我也丝毫不动心，我难道也算是好色之徒吗?相反登徒子这家伙，家有丑妻，他老婆一头乱发，两耳畸形，嘴唇外翻，牙齿凹凸不平，走路一瘸一瘸，再加上有些驼背，满身是疥疮。登徒子却非常喜欢她，跟她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你看只要是个女人，登徒子就会喜欢，所以他比我更加好色。
       
　　详尽地引述上述故事，不是为了在这里争论到底谁更好色，谁更能“忽悠”住楚王?让我感兴趣的是二千年前的宋玉，对邻家女孩竞有如此辩证、独到的审视、观察和出色的描述(据此也可证明宋玉至少有“色心”)，他一连“四太四像”所掩藏的美学眼光，是不是对我们歌词写作有所启示呢?它讲到了艺术上把握的“尺度”，说通俗一点即“恰到好处”。
       
　　歌词应该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写作，有节制而不放纵，有精巧构思而天作自然，有凝结的情感含量而不空乏浮华。歌词的简洁不是简单、也不是简陋，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简洁；它以深刻鲜明的思想、巧妙的题材选择角度及精彩抓人的语言，构建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世界”；它是一颗充满蓬勃生命力的优异种子，为作曲家所惊喜发现、感动并欣然接纳。对此，在一次听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谈歌曲创作体会时说：“词是播种的父亲，曲是孕育的母亲。”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比喻。
       
　　在具体的歌词文本中，“恰到好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简洁。在这里简洁是一种美，也成了一种艺术。歌词的有限承载，使我们渐渐明白应该“减去”一些东西。但歌词要创造的“完整的世界”，又要求我们知道不该缺少什么?一个优秀词作家的创作其实是一个努力探索和寻找的过程，思想上的思索、情感上的积累和表达方式上的训练，都是我们需要用心去揣摩、去实践的。比如，在歌词创作中，如何减去庞杂、臃肿又杂乱的所谓思想内容，减去缺乏表现力、过多修饰的枝枝蔓蔓，减去过渡性的、节奏缓慢推进的文字句式，减去松散无关的段落、平行重复的意象等等；文字的延展不能太长太满，意义、理念之类的东西不能搞得太复杂，不能絮絮叨叨半天却让人不知所云，更不能雾里看花、故弄玄虚吓唬人!
       
　　在创作实践中，确有一部分词作者不太明白上面讲的“应该减去什么”，弄得歌词不像歌词，令不少作曲家望而生畏、无所适从，即使可以作为诗、散文之类的书面阅读，但最终难以成曲。而更多的词作者则是不太清楚“不该缺少什么”，似乎让歌词太像歌词，在百来字的简洁中流失了最重要的东西——作者独特的个性，这是当前词坛上一个严重的令人忧虑的流弊。这种创作现状大大降低了歌词作为音乐文学的品格。
       
　　个性在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与作者的思想、才学、修养、经历、境遇等有关。任何艺术创作都是作者在艰辛的劳作中，将外在的事物形象和感受逐渐内化的过程，一篇呕心沥血之作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印记。然而纵观文坛，歌词在所有的艺术中的表现似乎是最薄弱、也最差劲的，它可能与歌词写作的群体意识、市场属性和大众媒介的追求趣味等因素有关，但这绝不能成为迁就平庸的一个理由。看一下当今的词界，当一首歌曲广为传唱之后，就会有大群的跟风、摹仿之作，有那么多的无病呻吟、无关心灵痛痒的“伪抒情”之作，有那么多陷入日常琐碎、庸俗之中的所谓“平民视角”之作，有那么多过于理念的概念化、口号式的泛泛之作，有那么多背离现实和人心的所谓“赞美”与“谄媚”之作，甚至是连表达的思想内容、结构形式、语言意境、情绪感受都是那么的相近与相似……
       
　　这其实是一个作者的立场问题，体现了词作者是否具有人格的独立个性，是否具有真正的艺术良知?我们暂且不在这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也不能就此来怀疑和责怪一些作者的良好的愿望。
       
　　这样看来，对一个词作者来说，独创精神、原创意识和把握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在追求歌词简洁文本的过程中，不要丢失个性的美。否则，弄得不好就是个人独特的思想色彩在消失，个人风格的语言在消失，个人真切的感觉和真实的感情在流失，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清醒。不要丢掉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积极思考，不要丢失自己真实的感情，不要丢掉有个性色彩的抒写语言，不要满足平庸的完整，不能奴婢式的虚情假意，更不能背离真善美而向假恶丑投降!词界需要大力弘扬个性之美和创造之美，使人在歌词中感知你对世界真实美好的发现和情感的浓抹重彩以及丰富的个人想象天地，使歌词与生活更近，与人心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