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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边缘人
       农民工来了，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然而，农民工来到城市，却只能行走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在城市从事着最脏、最重的活儿，那是城市人所不想不愿或不屑于做的。在嘈杂的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运沙子、搬砖头、建网架；在斗大的小卖店里做搬运工；在繁忙的纺织厂，手脚麻利却又机械地剪接线头；丢下自己的孩子去别人家里照顾孩子；在污水横流的深巷里，帮小吃店涮洗盘子，端碗端菜。
       高高的大楼下，一片空地，炎热的夏季里，突然就用油毡搭建了一个大棚，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农民工在此施工。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农民工忙碌的身影。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拉砖、拉水泥、挑白灰，很少见到他们闲着。中午的时候，从楼顶看下去，他们都坐在树阴里，端着饭盆吃饭，偶尔还能看到农民工赤裸着上身，站在水龙头旁，用毛巾接水，擦洗身子，而水龙头的水常常时断时续。有一次，一个农民工在身上涂好了肥皂，却没水了，他就用毛巾把身上的肥皂沫擦干净，穿上满是泥浆的衣服走了。有一次加班，大概是接近晚上11点钟，我们从下面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光着上身，在风口乘凉。我们特别留意了他们住的棚子，站在棚门口我们就闻到一阵浓浓的汗臭味道。棚子里有几张用木板搭的床铺，没有蚊帐，床板上放着又脏又旧的褥子和衣服，棚子一角是脏兮兮的灶台，上面坐着水壶，水壶正吐着热气。一盏昏黄的灯挂在棚子里，灯光下面几个年轻人，正把头凑在一起，眼睛对着一台七英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没有电扇，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扇动着一张报纸，而蚊虫太多，他们不得不在头上裹一块大大的黑布。
       那一刻，我们的心很酸。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别。更让我们吃惊的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而是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到我们，他们都用一种怯怯的目光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立即朝向别处，木然地垂下头。他们没和楼上的人说过一句干活以外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两种存在。
       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忘不了也改不了的是：他们是农民。而大部分城市人始终都无法接受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泥土里长大的。这些城里人忘记了他们原本也来自农村，至少他们的爷爷或他们的祖先原本也是农民。泥土本来是农民的高贵，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口!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处于封闭和落后环境中的农民的落差越来越大。泥土赋予他们的淳朴、厚道、本分，在城市里变成彻底的粗俗、无知、愚昧、丑陋、肮脏，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那是农村与城市的碰撞，是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他们落到城市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沧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深沉的眼睛，凡是泥土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成了城市人看低他们的原因。随地吐浓浓的痰，随处抽劣质的烟，满口脏话，有些恶心的笑声，散发着汗臭的体味，盲流一样的神态，成群结队地出行，指指点点的动作，口无遮拦的恶搞，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大白天在城市的立交桥下、体育场边撒尿。
       他们只是看着城市的汽车和美女而两眼迷茫的老牛。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为城市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身躯和肌肉已经成为城市的骨架。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中国的农民也是最老实的，这是真的。中国农民这个骨架坚硬、忠诚，能吃得苦，能耐得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群体，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因此，请城市的人们多宽容一些，也请城市对他们仁慈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或言语上的，更多的我们要从心灵上，从城市的文化上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楼下的农民工聊过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长沙市近郊宁乡县农村来的，工期大概四个月，完成后，他们每人可以拿到3000元钱。我问到一个中年男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打工。他的回答很简单：赚钱。问其他的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回答：赚钱!多么实在的一些人，实在得有些沉重。我追问他们赚钱为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中年男人说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年轻人说为了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娶老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干脆回答赚钱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有钱就是大爷”。
       我们和那个中年男人聊得更多，知道他的老婆也在工地上，每天负责做饭。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个农民工朋友说，两个孩子跟着老母亲生活。我问他出来以后家里怎么办?他只是笑，显得很无奈，他妻子的眼睛却红了。
       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农民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
       “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走出去了，农村好起来了。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站在风口浪尖上，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中青年农民走后的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结，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城市，回归乡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二十九，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
       直达列车；其次，这是一趟双层慢车，装的人多，价格也相对便宜，长沙回北方的农民工大部分都会选择这趟火车；另外，这趟火车直达河南省郑州，河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的另外一个大省；最后，我们没有买卧铺票，而是买座票，就是为了与农民工近距离接触，体会他们的艰辛。
       下午三点半，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早早赶到候车厅，已经是人山人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中国之所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春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众多的人们春节前回家，春节后外出，造就了这一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观，而这些流动的人群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则正是农民工。大年二十九，学生高峰期早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农民工。
       候车厅里，人声鼎沸，臭气熏天，几排候车椅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肿胀的蛇皮袋，捆绑起来的散发着尿骚味道的被子和毯子，又黄又旧的肮脏的、鼓鼓的旅行包。甚至扁担、铁棍、铁钩、木桶、篮子、草垫，杂乱地放在地上。农民工则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头发蓬松干燥，眼睛充满血丝，目光暗淡，衣服脏臭，破旧的皮鞋上落满灰尘，带着的水杯有水壶大，盖子里还夹了一层油腻的塑料纸，里面盛着浓黑的茶叶水。他们有的站着东张西望，有的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有的脱了鞋子垫在屁股下打牌，有的干脆就把鞋子枕到头下呼呼大睡，仿佛落魄的乞丐。
       2154次列车在长沙站首发，因此乘客可以在火车发车前30分钟进站。接近5点的时候整个候车厅突然躁动起来，仿佛听到了无声的命令，农民工纷纷从地上、椅子上站起来，把包裹、扁担一股脑地放到身上，背靠背、肩碰肩地往检票口挤，我们几个被夹在中间，很快出了一身大汗。
       这个时候，火车站的小喇叭响起：交10元钱可以提前进站，并且还有人帮助拿行李!
       这个消息让人群更加躁动。一些衣着光鲜的人不愿意夹在农民工中间，于是掏钱先走人，提前进站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候车厅的人却不见少。我们旁边的几个农民工已经不耐烦了。原来他们的票没有座位，而且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大包，听他们口音是河南人。他们决定交钱提前进站!我很纳闷：平时省吃俭用的农民工怎么会为此掏10元钱?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他们怕不能登上年前的最后一班车，回不了家。
       “回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回家的道路，10元钱在那一刻花是那么值得。
       一个农民工立刻就跳过一排候车椅，跑到提前上车的队伍里，另外几个人把包裹从人群头顶扔给他，之后也纷纷跳过去。因为他们胡乱插队，还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但是，他们用力地挣开了工作人员的手，直奔提前进站的入口，甚至差点撞倒本来排在最前面的妇女。他们欢喜地交了lO元钱。急切地跑进站台。
       五点钟，入站口准时放行，农民工们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涌出去，扛着包裹，飞奔冲向站台。我们没想到，拿那么多东西，他们还可以跑那么快，竟然带出一阵风来，而那阵势仿佛战争，仿佛逃荒。
       火车上的男人
       李家和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农民工，巧合的是，他是安徽萧县人，40岁，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素养。他体格精瘦，面容黝黑，五官精致，仿佛刀削。“一个美男子”，我们当时想，“如果他生在城市，肯定是的。”
       他很瘦。却很有力，他站起来，把一个蛇皮袋拉了出来，塞到座位下，然后将我们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去。
       就在那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车身轧过铁轨的瞬间，所有的农民工一下子都跃起来，有的非常放肆地甩掉鞋子，有的畅快地抽烟，有的旁若无人地将腥臭的脚丫踩到座位上。
       火车轰隆隆地开出长沙城。
       旅途中很少有农民工和我们说话，唯一和我们说话的是李家和。
       他很腼腆，爱笑，笑起来，嘴微微倾斜。我们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今年80岁，两个哥哥：大哥李家良，二哥李家善同他一样长期在外打工。
       他出来打工已经四年多，赚钱供儿子和女儿读书。他谦逊地告诉我们，他的姐姐李碧华的两个儿子，大哥李家良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出身，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二哥李家善的大儿子就在长沙读大学。二儿子在安徽省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坚决要求一定要让下一辈的子孙走出农村，不要再像先辈一样，守着黄土和太阳。无知无趣地过一生。对此，他有很大压力。令他欣慰的是女儿和儿子都很争气，成绩十分突出，明年两个孩子都要考高中了，他希望他们可以考进省重点中学。
       谈话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条命就是为那两个小的活的!”
       李家和原本是煤矿工人，在全国上下实施裁员简政时期，他下岗了。下岗后在农村守了几年，地方穷，发现没有出路，不得不和村里众多的人一样外出打工。这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过新疆、大连、浙江、芜湖、广州，现在又是长沙，做的工种是搭建建筑网架。他们家是木工世家，他的木工活很精细，但是在外面找不到这种活计，所以做了建筑工人。
       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恐高症”，刚一开始，爬到网架上就头晕，甚至想哭，半天不敢动，晚上还做噩梦。现在他早已经适应网架上的生活，钢架就像脚底下城市的马路一样宽。
       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确从网架上摔下来一次。
       那是2003年冬天，李家和在芜湖的建筑工地上从四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跌落下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小雨天，工头觉得可以出工，大家便各自忙碌。在四楼的网架上扛一根钢管时，他脚底突然打滑，钢管一下子落下去，紧跟着他的身体也失去重心。向后倾斜，他伸手想抓住网架，但为时已晚，他像一片黄叶一样，飘零而下。他说当时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眼前一片漆黑。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事故发生后，工头很惊慌，看到李家和没事，又脸色一变，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随后，李家和一个人跑去医院。医生说他扭了腰，左手无名指骨头断裂，建议留院观察一周。李家和死活不肯，因为医院的费用太贵，而一周时间，他可以做很多事，能赚200元钱。他让医生给无名指做了简单处理，用药棉、纱布和一根竹片固定住，防止骨头变形，然后回到工地的帐篷。休息了三天，他坐不住了，他怕拿不到工钱，于是拖着疼痛的腰和断了骨头的手指；上了网架。后来，感觉干活不方便，他把手上的纱布拆除，结果无名指骨头错位，造成手指从中间向里极度弯曲，关节处有一又硬又亮的疙瘩，落下终身残疾。
       我们和李家和在嘈杂的车厢内聊天。火车在大地的暗夜里，低沉地呻吟。过年!回家!那一夜，火车上的人一夜无眠。
       小村庄的幸与不幸
       
       徐州，自古以来是交通要冲，汉文化中心，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我们在徐州市找到一辆车，决定请李家和当向导。他十分高兴，因为可以免费坐我们的车。下午3点，我们几个人和李家和一起，开车驶向李家和的家乡——安徽北部与江苏连接的萧县永固镇。
       跟着李家和，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这个村子是狭长的，往上延伸，越来越高，一直到山上，一条主道，贯穿整个村子。主道上铺满黄土，道路两旁布满破败的房屋、麦垛、楼板、瓦砾堆、臭水坑。道路越往上越难走，到了村中央，已经全是石头。而最尾端的人家完全住在山上的一片枣林里，’那里已经没有道路和村庄的概念。
       因为是大年三十，村子里很热闹。家家屋顶飘着炊烟，弥散着浓浓的香气，炮竹声不绝于耳，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路上追逐嬉闹。男人们满面红光地走街串巷，老人们也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女人们则大多在家里忙碌。这段时间的农村是最欢乐的了，外出的男人女人都回家过年，孩子有了父母，老人有了儿女，丈夫有了妻子，妻子有了丈夫。
       这一刻我们能感受到乡村的温馨和快乐，那种温馨和快乐在经历一年的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到来，程度加倍。
       我们见到村长黄敬华。据他介绍，村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30％，占青壮年人口的60％，在这其中，只有男人出去的占到67％，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接近27％。这是典型的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村庄，其中留守儿童大约150人，占全村儿童的54％左右。
       随后我们在村子里安顿下来，准备住一周的时间。一周内我们计划到周边各个村子做些调查。
       当天晚上，我们由村干部陪同，分组到部分农民家中，就农民工过年的情况进行访问。小小村落里的访问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托尔斯泰所说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来到村民侯震宇的家中，他是两天前从新疆赶回来的，带回来7000元钱。他正在和老父亲、几个兄弟、侄子们喝酒，兄弟和侄子们，也都是年前从遥远的工地赶回来的。酒桌上摆满鸡鱼肉蛋，他们酒兴正浓，脸上红红的，有些醉意。饭桌旁，家里的老母亲和其他女人，以及孩子聚在一起，边看电视，边看他们喝酒，在他们心里，这喝酒的场面应该比电视更好看!
       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侯震宇立即说了一声“不容易”。他坚持要敬我们一杯酒，我们笑着喝了。酒很辣，也很甜!喝完酒，他给我们每人夹一块肥大的猪肉，嚼着猪肉，很香。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洋溢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当我们走出他家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村民李晓欧的家。李晓欧今年38岁，妻子田爱兰，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上小学。我们到达李晓欧家时，他家的门紧关着，屋子里黑洞洞的，隔着窗户看见电视微微的光亮。我们敲了几次门，门都没开，门口的狗对着我们直叫。最后，在老村长的劝说下，我们终于进去了。开门的是田爱兰，我们提议她把灯打开，她不理睬我们，还是村长打开了电灯。屋子很冷，又脏又乱，靠墙放着炉子，炉子上坐着水壶，墙被炉火熏得乌黑。我们走进里面屋子，屋里的气氛很压抑，两个儿子正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机很旧，黑白的。一家人表情木讷。只是看，不说话。我们和田爱兰说话，她不搭理。于是我们问她的大儿子：“爸爸呢?”他爱理不理地说：“打工去了。”两个孩子躲避我们的目光，显得很委屈。看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田爱兰说出事情的原由。原来李晓欧今年没有回家过年。李晓欧一年前到浙江打工，给当地建设桥梁，年底却没有回来，而且已经三个月没有音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田爱兰说话时，眼睛就红了。
       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她的邻居过来了，让田爱兰接电话。电话竟是李晓欧打来的。田爱兰和两个孩子立刻跑到邻居家，我们也跟了过去。
       田爱兰拿起话筒，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张口就骂：“你这个狗日的，你死哪里去了，也不打个电话?死活总要给个信。”身边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电话那头的李晓欧声音沉重。原来他还在浙江!他也想回家，可是因为要不到工钱，没钱买车票；同时要不到钱，他也觉得没脸回家。在这个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晚上，他只能和另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和工友们凑钱买一张电话卡，轮流往家里打电话。田爱兰责问他为什么不早打电话通知一声。李晓欧说长途话费太贵，反正三十晚上要打电话，就一起打一次够了。这个李晓欧，难道就不知道家人急吗?李晓欧在电话里反复问：“家里可好?孩子可好?春节有没有买肉?千万不要太省钱，一定要把年过好。”他又说：“等拿到工钱就寄回家，给两个孩子上学用。”他要求儿子们听电话，又怕话说得太长，话费太贵，他让两个儿子一起听电话。两个孩子刚把头伸到电话筒上，喊了声“爸”，就哭得说不出话了。那情景真让人心碎。
       一个男人，春节要躲在帐篷里，眺望家的方向；一个家庭，春节少一个人；妻子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多买些肉!买再多的肉都无法弥补这种残缺。
       这一家人注定过不了一个舒服年。
       那天，我们很晚才睡，躺到被子里，突然感觉到北中国的农村很冷。深夜里，无数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响起，是撕裂，更是期待；是向往，更是祝愿。
       我们冷着、醒着、思考着：真实比最高明的剧作家都更有才华；真相比最经典的戏剧都更具有戏剧性；一个小小的村庄凝固了中国农村那么多的幸与不幸。即便是那些幸运的人，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幸的。面对这种真实的乡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有一种贫穷连接泪水；
       有一种落后盛满残忍；
       有一种伤痛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