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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83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谢稚柳受国家委任，率领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对全国公家所藏历代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和整理，并造册出版。此时，谢稚柳已经是73岁老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创作任务繁重。书画作品走向市场，正是画家的黄金时代，发家致富的时刻，但谢稚柳毅然放弃这样的机遇，从命于鉴定工作，前后历时八年，南征北战。他的鉴定生涯走向顶峰，对国家、对文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找不出第二人了。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由七人组成：
       谢稚柳　上海博物馆顾问、古代书画鉴定家、画家、理论家。
       启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画家、古代书画鉴定家。
       徐邦达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
       杨仁恺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古代书画鉴定家。
       刘九庵　故宫博物院古代书画鉴定家。
       傅熹年　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古代书画鉴定家。
       谢辰生　文化部文物局顾问
       以鉴定水平而论，谢稚柳和徐邦达是旗鼓相当的，但两人的鉴定风格不同。谢稚柳立足于书画自身规律，如画像个性、时代性、笔墨表现方法；徐邦达则侧重于书画的题跋、印记、纸绢材料、幅式形制。启功和刘九庵相比，启功是学者型鉴定家，鉴定时侧重于文献的考证，如著录、避讳等；刘九庵看的画多，经验丰富，熟悉书画情况，是实践派鉴定家。傅熹年是高级建筑师，熟悉古建筑，读其书画鉴定论著，多以建筑的特色来判断绘画的时代性。他又是大藏书家、版本鉴别大家傅增湘之孙，家学深厚，对古籍版本亦较熟悉。杨仁恺的贡献在于他编著的那本《国宝沉浮录》，对从清宫流散出来的书画的来龙去脉记录的甚为清楚，在书画鉴别上多依谢稚柳之说。谢辰生则是鉴定组的策划者及组织者，在整个鉴定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1983年8月，第一期鉴定工作先从北京开始。鉴定工作第一天会议，在东交民巷15号国宾馆举行。
       大家感慨了一阵之后，谢稚柳讲话，他说：“这是一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我很光荣能挑起这个重任。这次鉴定工作与前两次不同，‘文革’后，书画又一次大集中，工作量异常之大，此其一。其二要趁此机会出书出图录，让国家知道自己的家底，让后人有学习研究的资料。其三，培养接班人，不仅培养高一级的，还要为地方培养。”为此，他强调每到一地方，当地文物部门都可选一二位专业人员参与其事，以提高他们的鉴定素质。他反复提到接班人的问题，因为，他考虑和担心的不是眼前这一代，而是如何使鉴定知识代代相传，鉴定队伍更加发展和壮大。
       这次鉴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考查全国各文物机关和文化教育机关等单位所藏历代书画的情形；二是协助各单位鉴定藏品，分出精粗真伪；三是部分私人藏品也获得鉴别评定；四是由此而鉴定出书画的真伪，评定其等级，从而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为美术史研究者提供丰富材料，提高其研究的科学性。这次鉴定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通过此举还能培养一部分中青年专业人员，建立书画鉴定队伍。
       通过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鉴定范围和编目的办法分为三种：一是账目式目录，凡所鉴定的真迹佳品，一律编入；二是附有黑白图版目录；三是稀世珍品还编印大开本彩色图录，并附有说明介绍。
       这个鉴定组的成员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年要两次离家外出鉴定，每次最少要三个月，即春季三个月，秋季三个月。
       谢稚柳是鉴定小组组长，然而他对组内其他专家非常尊重。一般来说，他都能包容不同观点和意见，只要你说得有理，他都能接受，往往对某一幅画的真伪争论不下时，谢稚柳认为这是学术的观点，并为鉴定记录规定了几条，一时解决不了，没关系，可以不求统一，各自保留自己意见，记录备案，对有争议的字画，不要轻易处置，让后人去研究，从而解决了因鉴定角度不同可能引发的各种矛盾。谢稚柳经常跟劳继雄说：“鉴定书画，要有原则，不能人云亦云。工作中时有差错，所谓走眼，这也是正常的。通过研究，纠正看法，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和实践的机会，当然我指的原则，就一定要有依据，要说出道理，否则人家怎么来信服你呢!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倚老卖老。有人请我看瓷器，我就说不懂。”其实他不是真的全然不懂，他是谦虚，凭着几十年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他对瓷器、铜器等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而他认为，你没有真正深入研究过的东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不要胡说八道，要实事求是。
       1984年，北京书画鉴定工作在顺利而愉快中结束。
       二
       1985年，鉴定组全体成员移师上海，对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文物商店、朵云轩、友谊商店等所有与书画收藏有关机构的藏品进行鉴定。
       上海博物馆藏画在解放之初苏州过云楼的捐献就奠定了基础，以后又有庞莱臣、吴湖帆、钱镜塘、孙煜峰、刘靖基、孙志飞及张蕙玉的藏品陆续入藏。从解放之初一直到60年代，上海市文管会有一个书画鉴定组，博物馆不能直接收藏，都要经过鉴定组鉴定之后，才能入藏博物馆。徐森玉直接主持鉴定工作，谢稚柳负责张罗，鉴定组成员除了徐、谢二位，还有吴湖帆、冒广生、唐云等，张蕙玉虽在北京，遇到重要书画，亦请他来参加。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画，不如故宫，但对明清书画的收藏，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远远超过故宫，这是为鉴定界所公认的。
       1986年，在上海鉴定期间，有一插曲值得一记：上海博物馆所藏书画，有许多是经谢稚柳之手收进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经他鉴定过，所以，鉴定小组在鉴定时，谢稚柳考虑有他在场，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发表意见，所以就回避了。但是，在鉴定的过程中，参加鉴定的专家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清书画多持否定意见。信息传到谢稚柳那里，开始他还忍着，但是马承源馆长对那些否定的意见则感到无法接受，就要谢稚柳站出来说话。谢稚柳说：“他们看不懂，随便他们去说吧。不要和他们争论。”但是被否定的明清书画越来越多，搞得谢稚柳也有气了。一天，鉴定元人书画，对其中一张赵孟頫的画，徐邦达的学生王连起说是假的，惹得谢稚柳火了，他一拍台子，说：“你有什么资格说它是假的!”后来，劳继雄告诉笔者：“谢先生一肚皮的气，但无法发作，王连起恰好撞在枪口上。平时，我们只作记录，整理资料，一般都不会发表意见的。即使有了看法，也只是私下里和老师说说。”
       这件事过去之后，接着又发生匿名信的事情。在上海博物馆，徐邦达收到一封匿名信称谢稚柳在背后对他有所诋毁，徐邦达接到匿名信，当然很生气，鉴定组的人很快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劝他，不要放在心上，应该对谢稚柳有所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做这种事，
       更何况是一封匿名信。但徐邦达执意要交给上海博物馆党组织，并要求调查。马承源很认真对待这件事，交给书画组的钟银兰去作调查。钟银兰以笔迹对博物馆的人进行排查，查不出一个结果。徐邦达因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随即拂袖而去，自此不再参加书画组的鉴定工作。所以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中晚期及清代书画藏品，徐邦达没有鉴定，而鉴定明清书画又是他之所长。过了一阵，徐邦达向上海博物馆提出要鉴定明清作品的要求，马承源没有同意，理由是已经过鉴定组的鉴定，来看画可以，但不能作为鉴定组的成员重新鉴定。对此，徐邦达更加耿耿于心，难以释怀。这是徐和谢之间矛盾激化的开始。
       关于谢、徐的矛盾，在谢稚柳去世多年后，徐邦达在回答《大师谈艺录》一书作者的问题时说：“我后来因为和谢稚柳的矛盾，去过三次，后来就不去了。”徐邦达接着又谈以后和谢稚柳一起去美国鉴定书画，谢稚柳遇到徐邦达和他有不同意见时“就跳了起来”，什么原因呢?徐邦达回答说：“因为在国外看东西的时候，人家问我多，问他少，他心里早就憋不住了——”。
       徐邦达对谢稚柳的这种猜测与推理，似乎不是熟人所了解的谢稚柳的心态。笔者在编《谢稚柳系年录》时，遇到徐邦达和谢稚柳对徐熙《雪竹图》的辩论，笔者把谢稚柳的论文收入《系年录》，对徐邦达的论文只作了摘录，谢稚柳看了后说：“既然用了我的全文，也应该用徐邦达的全文，否则就不公平了。”对学术上不同的见解，谢稚柳的心态不是狭隘的，而是坦荡的。两人的意见都是纸上的学术之争。某次，谢稚柳的学生劳继雄与徐邦达相遇，他拿出元代画家倪云林作品的六张照片要劳继雄鉴别，并告知其中有两幅是假的。劳继雄鉴别无误，徐邦达说：“不愧为谢老人室弟子!”接着又说：“你要不是谢老的学生，我也就不考你了。”谢稚柳听到这个故事，一笑了之，从中也可看出徐邦达的天真与风趣。
       在鉴定书画的方法风格上，谢稚柳待之以宽，徐邦达持之以严，这种学术见解上的不同，是人所共知的，其他的鉴定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平时天南地北，各居一方，也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把这几位大家集中在一起，在鉴定上意见相左，矛盾迭起，这是必然而正常的。启功先生也曾向笔者谈起鉴定组几次大的学术争论。谈话的时候也是心平气和的。谢稚柳为鉴定组制定了一个原则：鉴定记录不求统一，准确真实地把各家的意见记下来，以备查考。八年的巡回鉴定生涯，劳继雄对谢稚柳的鉴定得出这样的印象：对一件古人作品的真伪，如果采取轻率而不负责任的态度动辄说它是假货，是伪作，那是很容易的事；但要看真，要肯定它，是要费许多功夫的。特别是对一件有争议的作品，更不能轻率地把它否定，打入冷宫，有时不妨多看几遍，多想一想。有些画我们这一代决定不了，让后代再来看，再研究，就像对人的评论一样，要持慎重态度。
       三
       1986年，上海鉴定工作结束，赴江苏鉴定书画。鉴定组从上海出发，途经苏州、无锡两市对其所藏先行鉴定。其时，扬州所藏书画送到无锡鉴定。从扬州文物商店藏品中，发现倪云林山水一幅，本来被列为赝品，经鉴定组鉴定为真迹。倪云林是无锡人，无锡市博物馆没有收藏到倪云林的画，谢稚柳建议此画转让给无锡市博物馆。
       对苏州、无锡两市书画鉴定之后，鉴定组即赴南京，宿东郊宾馆。此时鉴定组坐镇南京，除了鉴定南京市内书画外，江苏省内一些地市的文物单位，如镇江、南通、常州、徐州等，都将所藏书画送到南京进行鉴定。安徽合肥、芜湖等文物单位的藏品。亦是在南京鉴定的。
       1987年3月，鉴定组赴杭州，鉴定浙江省所藏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即将结束时，听说某仓库里还有数百件旧的书画被打入另册，拟作处理进入文物市场，无需再作鉴定。专家们闻讯，还是请劳继雄前往查看一遍，结果有三十多件明清书画被他挑了出来，经老专家们鉴定为精品，进入博物馆收藏。
       暮春江南，乍暖还寒，是杭州西湖最佳季节，每天晚饭后，鉴定组的人就漫步在西子湖畔。一天正在散步，忽遇小雨，他们赶紧跑到西泠桥的亭子里躲雨。面对濛濛细雨，谢稚柳遇景生情，吟了一首诗：“乍暖还寒二月春，嫩黄渐见柳丝新。西泠桥下风吹雨，不为重阳惜路人。”诗成了，雨也停了。
       9月，又赴山西太原鉴定书画。在太原鉴定，发现元人王若水的真迹，谢稚柳极振奋。有一次去太原附近的晋祠参观，一到圣母殿，谢稚柳即被殿中的圣母塑像所吸引，他指着塑像兴奋地对同行者说，你们看，塑像的脸部造型与当地妇女形象真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如出一辙。他当即吟诗一首：“婆娑周柏绿参云，圣母殿高迥出尘；前列群钗犹宋塑，俨然三晋眼前人。”
       结束了山西鉴定工作，10月1日驱车去天津，一路上昼行夜宿，行程八百余公里，穿越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燕山山脉，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对山西的地理风光、乡土人情有了许多了解，虽风尘仆仆，有些甚至是山道泥路，十分颠簸，他和同车的杨仁恺仍神情矍铄，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倦容。
       10月3日，谢稚柳一行离开繁峙赴天津，当天到达。第二天即开始天津的书画鉴定工作。11月28日，天津早雪，谢稚柳作《津门晴雪戏作》：“昨暖今寒类转篷，水坚车滑雪霜浓。乃知世故流离久，原是炎凉自上穹。”谢稚柳回沪，向笔者出示此诗，对“原是炎凉自上穹”共同推敲，他说：“‘炎凉自上穹’句子，别人会不会误以为是对高层的影射。”足见这位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挨整的、被博物馆称之为“老运动员”的人，吃了许多文字上的苦头，时至80年代后期，仍心有余悸。我说：“前后句连贯，词意明确，不必再改了。”这样，他才保持原诗风貌没改。
       1988年5月6日，谢稚柳离上海去济南，进行第十期书画鉴定。宿济南南郊宾馆。
       这次济南之行，除了鉴定山东省博物馆和济南市文物单位的收藏外，并游了泰山，登上南天门。
       鉴定书画并非像一般欣赏那样逍遥自在，不妨记述一下他们这一段时间内的行程，就可知他们的工程是何等紧张了：
       5月20日夜，乘火车离济南去青岛，鉴定青岛博物馆收藏；5月30日离青岛去烟台，鉴定烟台市博物馆收藏；6月2日夜，乘船渡海去大连，转赴旅顺鉴定旅顺市和大连市博物馆收藏；6月12日晚，离旅顺，次日抵长春，鉴定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同时鉴定黑龙江省博物馆送来的收藏；6月28日夜，乘车自长春赴沈阳；8月9日，乘飞机自沈阳返沪。
       谢稚柳的学生劳继雄始终跟随鉴定，他在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写道：
       “由于鉴定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求有一定的工作进度，因此鉴定书画，不似平时想象中欣赏书画那样悠闲轻松、逍遥自得，而是非常紧张。往往一个城市刚结束，马上又得向另一城市转移，旅途劳顿，
       不要说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也甚觉疲劳。记得1988年5月，我们刚刚结束济南的鉴定，就收拾行李奔青岛。青岛工作完毕就去烟台，尔后再渡海去大连、旅顺工作，最后再赴长春和沈阳。紧张加劳累，在旅顺工作时老师发了一次病。早先在济南时，我们住在南郊宾馆1号楼，当时老师已觉身体不适。头胀，经常有嗡嗡之声，如同套了一紧箍咒。睡眠减少，特别是下午，原本午觉能睡到天黑，现在吃了安眠药，也只能维持少许时间。食欲也递减，晚上也不想抽烟。鉴定工作进展不顺利，老师尽管天天坚持上班工作，心里也是很不高兴，经常跟我讲工作上的问题，担心着工作的进度。我安慰他，要他休息几天，他说不行，并告诉我这一生理现象是在上海约4月中旬时就开始的，他不让我告诉组内同志，怕影响大家的工作。鉴定组到了旅顺，没有休整就又投入工作。一天晚上，我照例陪老师聊天，聊啊聊，忽然觉得老师谈话文不对题，我马上站起来，请老师休息，并扶他上厕所。这时，他走路已是高一脚低一脚，嘴里也不知在讲什么。上好厕所，扶到床上就昏睡过去，血压不稳，我们和医务人员也在旁守候了一夜。组里已经讨论是否要中止这一期的鉴定，让老师回去养好身体再说。清晨老师醒后，很是疲劳，我们也不敢把实情告诉他，只是建议他回去。老师断然反对，而且情绪也很激动，说工作不能中断，全国还有好些地方等着我们去鉴定，本来说三年完成，现在已经不止三年了，不按计划进行，何年何月才能了结。他建议工作时可以不要那么太紧张。就这样，老师抱病继续工作，大家都很感动。类似的事，还在成都发生过，过后都照常工作。有时实在是因病住了院或留在宾馆休息，我就每天都向他汇报当天看画的情况，哪些是精品，哪些有争议，我自己有什么看法。然后待病好些，他再去抽看有争议的书画，以尽量避免有些真品因误看而被打入冷宫。老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带动了其他专家，使组内形成良好的工作气氛。”
       在沈阳鉴定期间，辽宁省博物馆等五个单位联合举办庆祝谢稚柳八十寿辰的《谢稚柳、陈佩秋书画展》，启功为画展题诗：“六法名言谢赫传，烟云满世宗前贤。一堂妙绘钦双管，神岳乔松寿比肩。”
       四
       1988年11月8日，谢稚柳乘飞机离沪去福州鉴定福建省的书画收藏。11月18日离福州，乘汽车，途经泉州、厦门、潮州、汕头、惠州，到达广州。11月27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始鉴定书画工作。在此，谢稚柳又看到戴进山水卷。此卷原为容庚收藏，现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藏。谢稚柳对此卷曾两次鉴定，都认为不是戴进真笔。今日重睹此卷，又经过几天的审视。随弃前论，鉴定为戴进真笔。谢稚柳向鉴定组的专家讲了前两次鉴定的经过，而这次则认为是戴进的早年作品，在他传世的作品中不多见。鉴定组的专家亦有同识，遂定为“一级藏品”。
       对一张古代书画，谢稚柳总是采取极为严肃慎重的态度。他曾和笔者交谈：“别人都说我看画时看得比较宽。其实不是我有意如此。对一件古人作品的真伪，如果采取严的态度，说它是假货，是伪作，那是很容易的事；要看真，要肯定它是很费工夫的。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品，更不能轻率地把它否定、打入冷宫。有时不妨多看几遍，多想一想，有的画我是看了思索了若干年才决定的。有些画这一代人决定不了，让后来人再看。对画就像对人一样，要持慎重态度。”
       1989年5月6日，谢稚柳赴成都，鉴定四川省博物馆所藏书画。该馆藏有王蒙与黄子久合作山水一幅，谢稚柳鉴定为海内孤本。此画原为张大千收藏旧物，谢稚柳曾经见过，现在重见，如遇故人。画上题识略记合作的经过，字虽有脱落，仍能明其意。王蒙以楷书题于画的右上方：“至正辛巳秋八月，黄鹤山人王蒙戏学大痴老人画，经营位置间，大痴适至，遂启玄钥，示其突奥□，相与共成此图。图成酒行，复相与□□□命画史朱生绘色，烟云之缥缈，山川之绮□，又当求之图画之外，故不□□□浓淡工拙之可计较也。因授笔书□□亭主寓舍。”赵晋楷书题于画的左上方：“□拥青青螺髯，云腾白昏绵绵；海峰风烟未息，草庐曾着□眠。”下钤“竹村”印。牟鲁楷书题于画的左下方：“黄鹤山人天下士，大痴老子云间仙。共把溪藤写胸次，石林茅屋流寒泉。山青云白何所见，使我飞梦迎远天。寄语黄鹤早归来，结庐同隐南山边。”
       在成都鉴定书画期间，谢稚柳偕鉴定组成员游杜甫草堂及武侯祠，作诗并序，以记此游：“1989年5月7日，重过成都，游杜甫草堂及武侯祠，回首前尘，匆匆已是四十五年前事，不觉作一诗。草堂重忆少陵诗，又入森森古柏祠。自古七十堪日老，人生八十倘为稀。峨眉金顶浮光渺，玉垒青城旧迹非。腾有春风吹浩首，更无王舄许相期。”
       5月14日，游都江堰。忆及昔日旧游，谢稚柳不无感慨：“5月14日，重过灌口，青城山在云雾中，忆予登此山年三十，时故人张大千居青城上青宫，此来不克登攀，回忆曩时所共游处，惘然久之。都江堰上观水流，灭没青城云气浮。不见当年长髯翁，回首匆匆五十秋。”对此，谢稚柳曾向笔者述说：张大千长髯，38岁时，谢稚柳曾建议用李长吉“长鬣张郎三十八”诗句治印，大千从之，由乔大壮用此句为治一印。
       6月4日，四川省书画鉴定工作结束，鉴定组拟赴重庆，因交通阻塞，重庆难以接待安排，未能成行，遂退去飞往重庆的机票。5日晚，他们宿双流机场。6日，谢稚柳乘飞机返沪。至上海虹桥机场时，又因交通阻塞无法进城，乘出租车到中山公园，改乘运货三轮人力车，至夜半方回到家中。
       到10月，谢稚柳再率鉴定组赴重庆、武汉鉴定书画。
       谢稚柳不只是鉴定家，而且是画家，所以鉴定组每到一地，他除了鉴定书画之外，还要奋力创作书画，酬谢当地书画家爱好者。大到地方首长，小到普通司机、理发员、宾馆服务员等，他总是有求必应，毫无怨言。画毕就请劳继雄去钤印，总要加上一句：“有没有遗漏的?”真是细心备至。鉴定工作结束之后，谢稚柳曾向笔者谈及此事，他很有感慨地说：“鉴定工作是结束了，我的画也画坏了。”言下之意，应酬作品太多，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研究创作的问题。
       全国书画鉴定工作在谢稚柳的带领下，历时八年，跨越二十五个省市，对二百零八个单位所藏历代书画十余万件进行了系统的鉴定，编辑出版了大型图录《中国古代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抢救出的稀世珍品有：扬州文物店的元倪瓒《山水》轴，辽宁的宋马元《山水》轴，四川的元黄公望、王蒙合作《山水》轴，山西王若水《山水》轴。至于明、清诸大家的作品就更多了。为此全组受到国家文物局的表扬。鉴定组的领头人谢稚柳更是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笑着对劳继雄说：原本在北京开会时估计三年完成，不期一发不可收拾，搞了整整七年(还有一年总结，故一般称之八年)，现在总算完成了，诸位老先生也都安然无恙。说老实话，我真担心中途出什么差错。不好交代呢!鉴定工作结束后，大功告成，然而谢稚柳的心事并没因此就完全放下，对鉴定以后的出版问题，卡片、彩色底片的保管问题，都一直牵肠挂肚。他谆谆告诫鉴定组的青年人：卡片、彩色底片，都是你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国家的一份财富，一定要妥善整理和保存好。他时时关心着图录的出版进程、排版和印刷的质量，关心着未来精品录的编辑出版。他还特别关照劳继雄：“我是没有精力再去编写画家的专集了，图录出全后，你们可以一家家地去编写画家的专集，这是研究鉴定和出成果的最好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