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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维丽　马笑冬　口述　叶维丽　撰稿
       口述者叶维丽和马笑冬都是毛泽东时代生长在红色大院里的干部子女，他们所经历的青春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
       马：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激起了我的英雄主义热情。我知道现在关于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多争论，但是我不想去深究。上山下乡对我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我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底层，这对我工作后关注的问题和到美国后选择的论文题目都有影响。我们学校走的第一批人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人数很少。我们班有一个人报名，被批准了。我非常钦佩她的勇气和决心。我小时候看过电影《北大荒人》，知道解放军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的故事。我想，她能去北大荒，我就能去一个更远更艰苦的地方。我要去西藏!我像着了魔似地到处打听有没有去西藏的名额，可是没有。那段时间我看了小说《军队的女儿》和《边疆晓歌》，对边疆生活充满了憧憬。终于有一天我听说有去云南的名额，人数不多，要挑选班上的好学生。我想，去不了西藏，去云南也足够远了，况且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多么有魅力!我父亲那时候已经“三结合”了，我母亲的情况也有好转，我的表现又不错，就被选中了，我当时兴奋无比。
       叶：你还是那么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情怀，“文革”中你妈妈的经历难道对你没有负面影响?
       马：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妈妈遭受磨难的细节，“文革”对我的浪漫主义没有丝毫改变。我总是向往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从书本里读来的，像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虽然讲的是很平常的事，却是火热的生活。我强烈地向往那样一种生活。那时总说“伟大出自平凡”，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影响。我认定了不管一个人的工作怎么平淡，只要全心投入进去，就会作出贡献，就会有色彩。那时候有去兵团的，也有去插队的。兵团的生活对我有吸引力，我就是不愿意去插队。
       叶：真的?是因为你想过半军事化的生活吗?
       马：有关系，也因为我就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只有在这样的集体中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过去下乡劳动的时候，我见过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就是早出晚归下地劳动，老婆孩子，吃饭睡觉，我很怕过那种生活。人活着要是光为了吃饱饭就太没意思了，我不能接受那样活着，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人总要有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大家都有向往，都有热情，在一起才会开心，意气风发。
       我是1968年11月份走的。走之前妈妈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走的前一天我打开妈妈给我准备好的袋子，一看里面有一包糖，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拿出来说：“不要，不要。我是去边疆锻炼的，带糖像什么样子!”没想到我妈妈一下子抢过那包糖，把它放回袋里死死地按住，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我吓傻了，不敢再说什么。我妈妈很少哭，她哭过的几次我都记住了。
       叶：那个年代的父母是最可怜的，孩子的命运完全由国家做主。我妈妈很不希望我走，甚至想请医生开证明把我留下来。我没听她的，再说我什么病也没有。
       马：我走的那天，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们是北京第一批大批去云南的知识青年。在我们去的前一年，有55名北京中学生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去云南橡胶农场，周总理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是先驱者，然后就是我们这批了。班上要好的同学都到火车站送我，我爸爸妈妈也去了。我二哥那时在内蒙古当兵，大哥在良乡工作，不能常回家。我走后，家里就剩下爸爸妈妈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空巢”了。可是我当时想也没想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我一直很兴奋，没像有些人哭得满脸是泪。在火车鸣笛、车轮震动的那一刻，整个车站哭声大作，像要顶破了天。我把身子拼命探出窗外，紧紧拉住同学们的手，也哭了。我爸爸妈妈没有力气挤到车窗前，他们远远地站在后面望着我。爸爸还能面色不改地朝我摆手，妈妈的眼睛红红的，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那样靠着爸爸。我爸爸个子很高，我妈妈依在他身边的情景格外让人难忘。
       我们的火车开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慢慢地平静下来，人们开始拿出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我想，原来大家都带吃的呀!要不是妈妈坚持，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是在火车上过的18岁生日。18岁该是一个姑娘最美的年华，我倒没有你说的那种不自在，也没多往别处想。那天我们的火车经过武汉，我在心里给自己过生日，对自己说：今天你18岁了，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要好好锻炼自己。
       火车到了昆明以后，我们停下休整，就在那个间隙我去我姥爷教书的学校找他，可门卫连大门也没让我进。后来我们又乘了三天的长途汽车，到达一个离我们农场还有30里地的客栈。农场不通公共汽车，等农场的车来接我们，又花了一天。从北京到农场，整整用了七天，这可真是满足了我离家越远越好的愿望。
       农场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住处，是用竹片编起来的房子，从竹片之间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户外的情景。屋与屋之间一点也不隔音，一间屋子里有人喊一声，其他五六间的人都能听见。床也是竹子的，第一天晚上就有一张床塌了，轰隆一声响，把大家吓了一跳，等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们又都大笑起来。当天夜里热闹了好一阵大家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穿衣服，我发现棉毛裤是湿的，忙问：“昨天晚上下雨了?”后来才知道是潮气。每天早上起来一看，半山腰以下都是这种雾蒙蒙的气体，又浓又密，白茫茫的一片。我当时心里有股冰凉的感觉：这可怎么办呀，会多难受呀。不过我很快也就习惯了。
       叶：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马：老这样，冬天也一样。衣服特别容易发霉长毛。除了潮气，还有瘴气。有一次连队里的人全拉稀，大家都浑身无力，坐一会儿就得躺下来，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云南和北方的不同是它的山青水秀，景色的美丽可以弥补别的不足。有一次我们爬上一个特别高的山顶，发现自己完全在云里了。浓浓的云彩把山下全遮住了，一会儿云飘走了，一片一片的在脚下、身边滑过，用手在云里一搅，那气体就慢慢散开。下山的时候快黄昏了。我们走了一阵，回头一看，全惊呆了：夕阳西下，云山起伏，太阳红得像滴着血似的。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才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样的景色使你对宇宙万物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
       刚到农场不久的第一次会上，农场领导动员两个知青到食堂做饭。没有一个人举手报名。大家可能都想：我们到这儿来是建设边疆的，做饭多没意思。会场上一片沉默。最后我举了手。我想自己过去的缺点就是不甘心默默无闻，这次要好好改造自己，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另外一个女生也举了手，她就是J，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叶：你会做饭吗?
       马：我在家一直是饭来张口，家里人叫我“小娇妮”。到食堂做饭不正是改造自己的好机会吗?食堂在半山腰，从住的地方去要下一段
       沿着山铲出来的台阶，那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云南土质松，又常下雨，上下这台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当了大师傅之后，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向食堂。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一束手电光在半山腰晃来晃去，像鬼火一样。我年轻不懂事，把早上3点起床的事写信告诉了父母，有点儿炫耀自己的意思。后来我回北京探亲，父亲有一天对我说，妈妈收到我那封信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3点钟就醒，对爸爸说：冬冬正在给大伙儿做饭呢。我听了心想，我真不该告诉父母，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悔。
       有一段时间粮食不够吃，领导号召女知青少吃一点，省出来给男知青。我和J积极响应，早饭一结束，我们就盛出两碗粥放在一边。云南的大米特别好。又香又黏。到中午粥就凝固成一碗饭了，吃下去觉得很饱。其实这是自欺欺人，下午我们就又都饿了。
       叶：困难时期你的同学范丽丽家不就这么吃吗?
       马：没错，说不定这个主意就是无意中那么来的。后来食堂的油也快用完了。雨水太大，菜又种不出来，我们每天只能煮一大锅清汤，里面放些瓜片。原来我们还用勺子给大家分菜，后来也不用分了，让他们自己盛，反正全是汤。开始汤里还有一星半点油，后来油用完了，我们就用水涮油罐，倒进锅里，第二天再涮一回。有一天我在案板上切瓜片，一不小心切了手指头，指尖上一小块儿肉被切了下来。疼得钻心。别人帮我包扎好后，我忍着疼痛在瓜片里找那块肉，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好作罢。吃晚饭时，有人说吃到了一粒肉渣。因为连着好多天没有一点肉腥了，他吃到肉还挺高兴。我知道那肉渣一定是我手指上的，什么话也没敢说，怕人家反胃。
       叶：你们在农场怎么还吃得这么不好?我一直以为农场的伙食比插队的强得多。
       马：我们刚去的时候粮食和油都不够，后来有了改善，但还是缺油水，“馋”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题。在食堂做饭的有一个当地的年轻姑娘。是傈僳族的，我们相处得很好。有一天她从家里带来了一块肉，说煮了我们几个人吃。我和J高兴极了，也没注意那块肉一点瘦的都没有。肉煮好了，吃了一口，香掉牙，又吃了几口，就觉得不对了，再仔细一看，原来全是肥的。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还没这个口福呢。农场里那么多男生，我只记得一个人的模样。所以能记住他，是因为有一年过年，农场准备了足够的肉和菜让我们好好吃一顿，这个男生宣布他要为大家做北京风味的红烧茄子。他的红烧茄子做得真棒，因为放了足够的油，又好看又好吃。可惜这种好日子一年只有几次。
       后来大伙儿发现，要想解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到30里以外的一家小饭铺去吃一顿。那个小饭铺没有鲜肉，只有腊肉，掺着菜炒，三毛钱一盘。到那儿去来回步行要七八个小时，为了吃点肉要花一整天的时间。但就是这样，大伙儿还是不顾辛劳，乐此不疲。好在一路上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走起来不觉得累。
       叶：我们偶尔去县城办事，也指望在那儿的饭馆吃上顿肉，是红烧驴肉，大概是老驴不能干活了就宰了吃肉。驴肉就着二面馍(玉米面和白面)，味道特别香。我们一趟来回也得走60来里地。
       马：在食堂我们不光管做饭，还要去寨子里买菜、买米。没有车，全靠人把米背回农场。当地妇女不兴用扁担挑东西，而是用头顶，把东西放在背上，用一块宽带子托住，再把带子套在头上，主要靠头来托住重物。一开始我很不习惯，头被压得像要裂开了一样。把东西放下来休息一下吧，带子刚一离开头，先是一阵轻松，然后人就仿佛双脚离地。要升上空中一样，那种滋味说不上是好受还是难受。但这些都没有让我退却，后来我可以头顶重物很自如地走路了。为了锻炼自己，我有时还故意赤脚。有一次走了七八里山路，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因此得了“赤脚大仙”的绰号。
       进寨子买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我们比别人更多地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对我影响很大。
       叶：你们平常和当地老乡接触不多?
       马：是不太多。串联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城市里的生活，到了云南才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跟我们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山上背下来个老太太，等看清楚那个老太太时我们全都吓呆了，她瘦得简直像个鬼，像是在骷髅上包了一层皮。我们心想这是活人还是死人哪。男人说是带他妈去看病，从很高的山上一步一步把她背下来的。附近没有医院，他们可能是去我们农场场部的卫生所，那里的条件很简陋。过去老听说农村缺医少药，这回真正体会到缺医少药对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到寨子里买菜，中午就在她家歇脚，午饭也在她家吃。米不够她就把芭蕉切成一块一块煮在米里一起吃。你可能想芭蕉不是很好吃吗?可是天天吃就不行，就跟白薯一样，尝尝鲜可以，天天当饭吃就受不了，而老乡家每天就是这么吃。她家的房子也是竹子做的，里头涂了一层厚厚的泥巴，一丝亮光也进不来，又没有照明。我在里面待了好久才看清周围。休息时躺在床上觉得就像在坟墓一样黑。
       尽管生活艰苦，我没有怨言。我到云南来就是为了吃苦，我对吃不了苦的人很看不惯。记得有一次大家到小溪旁洗头，那溪水清澈见底，不知水里含有什么化学物质，洗后头发特别干净润滑。洗完了我们走回宿舍，一辆卡车迎面开来。车轮一转，尘土飞扬。有个女生赶紧用手把头挡住了，我对她这么做很看不上。
       叶：她就是不想弄脏头发呀。
       马：现在我也会这么看，可当时的想法是她不该怕脏，怕脏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毛主席不是说，不要看农民手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他们心里才是最干净的吗?还有一次我们出门住在一个旅店里，那个小店特别脏，根本看不出床单原来的颜色。我和衣躺下了，可有一个女生就是不肯睡，在床上坐了一夜。我心想至于那么金贵吗?入乡随俗嘛。
       叶：你一直在伙房干活吗?
       马：我和J在食堂干了不到半年就回生产班了，我们俩能吃苦很快就在农场出了名。我们干的活儿是在山上挖坑，种金鸡纳树，这种树的皮可以提炼金鸡纳霜(又名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我听说男生最多的一天能挖五十个树坑，就下决心也要挖五十个坑。我们那儿土质松，不算太难挖。每一下锄头抡下去一定要铲满一锄头土，当我快完成一个坑、修理坑底部时，眼睛同时看好下一个锄往哪儿抡。第一个坑修理完，一抡锄头，就开始挖第二个坑了，半点儿多余的动作也没有，中间一口气也不喘，腰也不伸，就这样我和J创造了女生挖五十个坑的纪录。
       叶：你的动力是什么?
       马：就是要强，证明女生也同样能干，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励。我想起来了，有一次食堂改善伙食吃包子，因为包子有限，规定男生最多五个，女生四个。不少男生
       说，我和J可以吃五个。我心里很高兴，这算是对我们俩的一种承认和褒奖吧。
       可是老这么干也真累。听到吹休息哨时，那声音真清爽，听着特别舒服。大家一下子都钻进草丛里去凉快，工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一等到吹干活哨，那声音听起来特别沉闷。大家慢慢地、无精打采地从草丛里出来，浑身像是散了架似的。
       叶：你们干活还吹哨?
       马：行动军事化嘛。
       那时候我还干了一件傻事，就是要用我的行动把男女生理上的不同消灭掉。很多女知青来例假时都会请一两天假在宿舍休息。我觉得来例假不出工太娇气，就给自己定下了两条：一，不管什么情况下，来例假期间都照常劳动；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例假。做到第二条并不容易，因为农场的厕所坑与坑之间没有隔板，来例假换纸时别人会看得见。我就争取在人少的时候去，天色比较昏暗的时候去。过了很长时间，有人突然问：“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马笑冬来例假?”我笑笑，什么也不说，她们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也做到了不管什么情况下都照常劳动。有一次到总场的水田插秧，水凉得彻骨。我正在例假期间，心里确实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一下决心就跳下了冰冷的水田。还有两次是挑东西走山路，我也照常出工。当时年轻，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叶：你太好强了。
       马：我就是太争强好胜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深处是对男女差别的反抗，用否认生理上的不同来争得平等。你还记得吗，我刚来例假时是多么震惊?我从心底里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别。
       叶：你在这点上比别人的反应都强烈，你的反抗也特别激烈。
       马：也亏了年轻，没落下什么毛病。
       因为我劳动表现好，有一次场部要派一名女技术员到昆明去作金鸡纳霜成分的化验，需要一个助手，就把我选上了。在山沟里呆了一年多，一下子来到大城市，就像后来一下子到了美国那样，非常不习惯。在昆明时我总觉得内疚：别人都在农场吃苦受累，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当时城市供应也很紧张，我们在的研究所食堂一星期发两张肉票，用它们可以买一个肉菜。我一张肉票都不要。那个女技术员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要，我就说：“我不想吃。”农场里的伙食那么差，我在城里吃香喝辣就是罪过了。我回到农场后别人问我：“你在昆明都去哪儿玩了?”他们哪儿知道，我连研究所的大门都没出。我觉得出门逛大街和吃肉一样是罪过。
       叶：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有些过激了。
       马：我就是觉得乡下的生活太苦了。我看着那些城市人，心想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底下是怎么生活的?
       叶：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也是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