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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作义私人秘书是“内线”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顺利进行，平津战役即将提上日程。父亲李克农了解中央的意图，早就致电几个地区，注意搜集有关的军事战略情报。1948年6月，华北局社会部来电报告：“内线情报人员获悉，傅作义称：对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察绥与青宁会合。”
       为了进一步查明情况，父亲在东黄埿村中央社会部专门约见了王玉，他负责与傅作义身边的内线情报人员阎又文密切联系。父亲派他去北平，通过阎又文摸清三点情况：(1)傅作义的政治动向；(2)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与作战计划；(3)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王玉把这些情况摸清后，8月份回到东黄埿向父亲汇报。父亲及时把情况报告毛主席与周副主席，为研究平津战役提供参考。
       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并非蒋介石嫡系，但资历很老，善于算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审时度势，希望国家和平建设，阅读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颇感兴趣。后来卷入国共内战，内心不无矛盾。他的女儿傅冬菊是中共秘密党员，一次她劝说父亲：“不要再打内战了。”傅作义无可奈何地表示：“不是我愿意打内战，我曾经七次提出辞呈不干了，未获批准。我不打人家，人家要打我哩!作为军人，我能不服从命令吗?”通过辽沈战役，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下一步攻击目标，就是他管辖的华北地区。虽然他力图固守，但也考虑守不住时，就撤退到绥远一带，与青海、宁夏回族马步芳、马鸿奎部队会合，保存实力。那里是他熟悉的老地盘。
       形势发展很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派东北野战军提前进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1948年10月初，父亲在东黄望再次向王玉布置任务，说：“我第四野战军很快就要进关了，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利于歼灭傅作义部队，派你进北平去，要阎又文想方设法把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拿出来。”
       结果，一个多星期后，王玉就从阎又文那里把傅作义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带回东黄望向父亲直接汇报。傅作义打算在平、津、唐(山)地区，部署60余万军队和我东北、华北野战军决战。打赢了，华北就是他的天下。打不赢，他考虑了两条退路：一是由海路南下，在南方与蒋介石部队会合；另一条退到绥远、后套一带(今内蒙古地区)，会合马家部队，继续顽抗。傅作义判断：东北地区的解放军不会很快进关，最早也要在1949年5月才能进关。王玉讲的情报内容，父亲通过其他方面核证，完全可靠。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他们认为情报很好，中央可以下决心了。
       天津警备司令：滋味不好受哇
       10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东北、华北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计划1949年1月至6月，就地歼灭傅作义部队，防止他逃窜到南方去加强长江防线，或保存有生力量。这些安排进展顺利，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提前在1948年11月下旬发动进攻。
       解放军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敌人，实行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再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在西线，由华北野战军攻克了新保安、张家口。东线方面原计划先打塘沽，经现场勘察，发现塘沽多属水网盐田，部队运动不便，便改为先攻天津。
       天津是大城市，我方情报系统工作布置较早。天津城防的详细情况，包括《天津城区防御图》、《天津城防计划》，乃至碉堡位置、兵力、武器、番号、指挥官姓名等都已掌握。由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了解敌方情况，加之我方兵力超过敌军，配备了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士气十分旺盛，充满胜利信心。为了减少破坏，不伤平民，我方曾向天津国民党守军提出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建议。但是国民党守备司令陈长捷不自量力，以为城防坚固、重兵防守，至少可以守卫一段时间，拒绝接受我方建议。于是，解放军针对守军的防御部署，展开攻打天津的战斗。情报系统积极配合，作出了有益贡献。
       战斗打响之前，双方曾经有过谈判。傅作义的代表、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得知我们中央考虑用三天时间解决天津。他略带嘲讽地说：“恕我直言，莫说三天，三十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聂荣臻司令员微笑地对邓宝珊说：“我看，也许用不了三天，你和陈长捷就可以见面”。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壮志满怀，当场表态：“三十个小时内保证摧毁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碉堡!”
       天津守军原本集中在市区防御。刘亚楼经过勘察，设想如果能把敌军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地带空虚，这时我军从东西两侧进攻城市中心，把敌军拦腰切断，仗就容易打了。于是，他先把大炮、坦克等调到天津城北，装作要从北边强攻的姿态。再故意把这个“情报”透露出去，让天津守军知道。陈长捷害怕上当受骗，组成一个“工商联合代表团”，以谈判为名出来探听虚实。刘亚楼将计就计，让参谋人员告诉对方，他正在路上赶来谈判，大约25分钟可到。事实上。刘亚楼故意绕道，兜了一圈，耽搁个把小时，又把汽车轮胎上沾满泥浆，衣服上落下尘土，装扮成“风尘仆仆”的样子，赶到大南河村与对方代表团见面，并连声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我紧赶慢赶，车过宜兴埠，老百姓拦路告状，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被陈长捷的一把火烧得光光的。车到杨柳青，又耽搁了好久。杨柳青有名无实，街道坑坑洼洼，路那么窄，我的汽车差点出不来。”对方代表们一看，再算算时间，相信刘亚楼是从天津北边赶来的。他们返回天津报告，陈长捷中了刘亚楼的计谋，急忙将主力部队调到城北加强防御，市中心金汤桥一带变得空虚。解放军乘势而入，战况激烈。天津守军向华北“剿总”急电求援，傅作义准备派出援兵。我方冀中社会部获悉后，迅即通过关系，用骗取的密码，向华北“剿总”发送假情报，内容提示：“大量共军向津西一带集结，企图不明。”北平国民党援军怕被解放军途中伏击，未敢妄动。这样，刘亚楼将军对天津发动总攻，歼敌13万人，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获得大胜，前后只用了二十九个小时。战役结束后，毛主席高兴地说：“华北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让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一见邓宝珊就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哇!不要守了。”
       眼看全国解放为期不远，父亲指示情报部门，不但要取得军事情报，赢得战争胜利，而且要从天津取得经验，及早为接管大城市做好准备。他要求“对各大城市的经济情报，均可进行深入的调查，无论工矿、银行、商业、大公司，不管国营、公营及私人企业，均应加以重视”。“继续深入地调查天津各业各种具体系统材料，如各业各厂名称、资本(或股东)、工人数量、机器、原料供给、生产、推销及资
       本家动态等”。并明确指出：“此种材料对将来进城有很大用处。”天津解放前后，华北局社会部与天津情报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建国部长率领干部参加接管城市，在保护民族工业、维护社会治安，肃清敌对势力，建立革命秩序等方面，做得广泛深入，严谨周密，受到了领导好评。傅作义的日子很不好过
       北平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古城，国内外遐尔闻名。为了免遭战火毁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研究决定：采取军事围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继续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同时做好战斗准备，以充分备战来逼和。父亲领导的情报组织，在这两方面都积极配合。
       1949年1月，中央情报部获悉傅作义守卫北平的方针，又获得《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是划》及详细地图等重要情报，反映出傅作义尽管加紧军事部署，实际上动摇于和战之间。1948年11月，他就派人与解放军接触谈判。方针是：(1)利用共方不愿破坏古都文化古物之隙，坚守城内，决不出城作战；(2)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国共重开和谈，如能守住北平，不做投降将军；(3)必要时率兵突围去绥远；(4)北平市粮食无着，无法维持时，各界代表请愿要求，方可放弃北平。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国民党守军还在城内东单广场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必要时，可用小飞机应急。
       根据以上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一面加强军事围困、打消傅作义幻想，一面大力争取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中央情报部把北平守军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我军加紧对北平包围，傅作义的十余万守军，根本无法出逃。父亲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又指挥几个地区的情报组织，多头并进，积极合作，劝说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决方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究取得显著效果。
       1948年11月底，中央情报部电告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指示他们：“通过你们的间接关系，继续对傅作义进行动摇工作，在目前是很需要的。”又交代说：“只要傅诚心反蒋反美，面向人民，我们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吴克坚系统通过傅作义的几位高级顾问，进行劝说工作，减少了傅作义的疑惧心理。父亲又通过香港潘汉年情报系统，安排冀朝鼎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电报指明：“冀朝鼎可做两件事：一是向傅解释三次大战打不起来，对美援不可存奢望，以动摇其抵抗决心；二是在战局危急时，坚决反对傅之破坏政策，保护经济系统中各种设备、科学器材及专门人才，以利我军接收。”
       冀朝鼎与傅作义是山西同乡，参加过有名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经济学专家，博士，水平甚高。他利用与傅作义的密切关系，向傅陈述利害得失，劝他选定和平解决的上策。当时，美国答应给华北运送三船军火，引出傅作义“依靠美援，争取时间以待局势演变”的幻想，冀朝鼎向他再三解说：美国军火不可能来，促使傅作义早下决心，与共产党谈判成功。和平起义。
       阎又文也是山西人，与傅作义是同乡，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傅的部队工作，才华出众、待人和善，颇受器重，后来成为傅作义的私人秘书。他参与各种政治、军事会议，帮助起草讲话稿、报告稿，威信越来越高，被傅作义视为知己。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副处长兼情报科长李启明，在延安派王玉去归绥，与阎又文接头，从此保持单线联系。1947年，为了便于工作，父亲把王玉从陕北保安处调到中央情报部，保持了“王玉一阎又文一傅作义”这条情报路线。
       1949年1月，中共中央认为，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很大，组建了接管北平的领导班子。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叶剑英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谭政文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此时，父亲提出再派王玉去北平，与阎又文联系，更清楚地摸准傅作义的动向，提供中央参考。1月10日，中央情报部谭政文副部长找王玉谈话，交代任务，并研究完成任务的方法。
       因为战况紧张，北平城门把守严密。王玉到达北平西郊海淀时，发现只有西直门每日开放半天，让各大报社记者进出，其他城门一律紧闭。沿路岗哨林立，盘查很严。王玉进城受盘查时，自称是《平民日报》记者，两个士兵搜查全身后，把他押到西直门，仍旧纠缠不休。王玉就大摆架子，厉声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谍报人员。”随手拿起岗哨电话，直接给阎又文通话。很快阎又文就派汽车把他接走，并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国民党宪兵特务也不能随意检查。
       阎又文向王玉介绍说：“这些天来，傅作义的日子很不好过，惶惶不可终日，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接下来，阎又文几乎每天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叙述傅作义的思想动向与具体表现。傅想只身逃跑，但怕蒋介石不肯轻饶他。他想放下武器投降，又顾及面子。他想突围西进，但北平被围得水泄不通，已是死路一条。他想继续抵抗，但怕最后自己粉身碎骨，古城严重毁坏，必遭国人唾骂，遗臭万年。整天愁眉苦脸，寝食不安，一个人走来走去。阎又文根据党的指示，每天与他形影不离，并针对其思想顾虑，不断提出劝告。当傅作义听到中共权威人士声明，把他列为第四十三名战争罪犯时。立刻感觉紧张。阎又文便趁热打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向傅指出：只要放下武器，不仅不会受害，还可以立功受奖。这些忠言，对傅作义减轻思想疑虑，起了重要作用。傅冬菊同志也向她父亲进行劝说，亲情感动，傅作义私下与她商量，终于决定派代表出城与共产党秘密联系。
       经过多方努力，傅作义派了一个和平代表团到西郊颐和园青龙桥与共产党会谈。团长是副总司令邓宝珊，团员有何思源、阎又文等人，叶剑英接见时，指明傅作义应该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才有出路。随着，共产党方面派了代表团进北平谈判。团长是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新任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王玉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傅作义、徐冰会谈时，阎又文、王玉两人皆以不同身份，在场旁听。
       经过几次谈判，1949年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市人民的热烈欢呼中，从前门大街开进北平。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东北、华北解放军主要领导与叶剑英站在正阳门城楼，市民们欢蹦乱跳，兴高采烈，对解放军表达了诚挚的爱戴与欢迎。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新的阶段。傅作义将军顺应民意，使这座古城免遭战火破坏，也立下了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