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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中最后一次题词
       1997年7月，刚刚过完91岁大寿的杨尚昆伯伯，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的喜悦中，视察了河北省塞罕坝草原，又在承德绮望楼宾馆接见并宴请了隆化县的父老乡亲代表，了却了他老人家“到那里看望一下乡亲们”的心愿。
       离开承德。专列直接开到北戴河，送杨伯伯到那里参加中共“十五大”筹备会议。他老人家虽然从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一线岗位上退下来四年多，可党中央对这位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仍然特别敬重。
       杨伯伯离开承德的两个星期后，杨老师(杨绍明——杨尚昆之子)从北戴河给我和崔振泉打来电话，叫我们过去，要和我们谈一些事情。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县的县委书记王杰志、副书记韩彪把我叫了过去，给我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明年是董存瑞牺牲50周年，县里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请求杨主席给题个词；二、隆化是个农业县，盛产优质玉米，准备建个淀粉厂，请杨老师帮助联络一下外资企业，把这个厂子建起来。
       崔振泉是我们邻县围场县的县长，心里又装有另一幅蓝图。为了发展坝上草原旅游事业，他们想在围场建一个国际机场，这个想法已经酝酿了几年，国内外投资基本有了眉目，就是航线问题，审批权在中央军委，他此次想请杨伯伯帮忙，争取把航线批下来。航线批不下来，机场修建根本不能启动。
       清晨6点，我们顶着漾潆细雨，从隆化出发。崔振泉是县长，车当然由他出，用的是围场国税局的一辆日本三菱。县长出行有随员，他领上了政府办主任，还带上了刚满8岁的女儿崔锐。
       这是一座古今结合的建筑，主体外墙全是用料石垒起，别具风格。杨老师把我们领进房门，说：“先去看爸爸，他老人家正等你们。”
       听到响动，杨伯伯从客厅里迎了出来：“欢迎欢迎，大家辛苦喽!”
       “杨主席好!”崔振泉按着官场习惯，依旧称呼杨主席。
       “这个小娃娃是哪个呀?你叫什么名字?”
       “杨爷爷，我叫崔锐，金字旁的那个锐。”小崔锐很乖，自报家门。
       杨伯伯非常喜欢这个大胆活泼的小娃娃，把他拉过来搂在怀里：“这么说，你是县令大人的千金喽!”
       崔振泉很会抓紧时间，他向杨伯伯谈起了机场建设问题。
       “杨主席，我们围场县旅游前景广阔，即使在目前硬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每年都要接待外地游客几十万人，还有很多人到了北京，很想到我们那里看看清代的皇家猎场，可由于路况不好，仅仅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就挡住了中外游人。我们想建一个国际机场，开辟一条空中通道，这样会加快我们贫网地区的建设发展速度。有几家外商有投资意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航线，航线批不下来，建机场的设想等于零。我这次来，把我们的愿望向您汇报一下，您若觉得我们的想法可行，还想请您帮我们在总参那里通融一下。”说完这些话，崔振泉紧张地观察杨伯伯的表情。
       杨伯伯沉思一下，说：“你们的想法固然不错，开发旅游业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是个一本万利的好主意。把目光瞄向周边省区和国外，也是对的，作为一个基层政府领导干部，就是要立足本地，放眼世界。不过，你们还要实事求是，面对现实，把全面考察论证工作做好，把基础设施搞好，就是说，先把梧桐树栽起来，远方的凤凰才会来搭窝。航线好批，机场好建，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光有一个机场还远远不够，其他的附属设施需要更多资金。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前期建设资金有，后续资金不到位，弄了不少半截子工程，劳民伤财。我这样说并不是给你们泼冷水，是提醒你们要冷静，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如果条件确实具备，我愿意帮你们做些事情，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国家再增加一个机场，当然是件好事。”
       崔振泉很感激：“谢谢杨主席了。我们回去后详细考察论证，确实可行，我们再去北京向您老人家求助。”
       轮到我说事儿了。玉米淀粉厂的事儿我准备单独向杨老师说，就只和杨伯伯谈题词的事儿：“杨伯伯，明年5月25日，是董存瑞烈士在解放隆化战斗中英勇牺牲50周年，县里准备搞一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我们县的领导想请您老人家给题个词。前些天您在承德接见隆化各界代表时，县领导没好意思张嘴，我这次来，县委的两位书记特意嘱咐我向您提出请求。”
       “好，我写。”杨伯伯答应得非常干脆，我感到喜出望外。但还有些不放心，便对杨伯伯的秘书蒋省三同志说：“蒋秘书，劳您帮着记着点，到时杨伯伯事儿多别给忘了。”
       没等蒋秘书回答，杨伯伯说：“放心吧，忘不了，这个日子好记，是你们杨老师和我的联合生日。”杨老师的生日是5月25日，杨伯伯的生日是7月5日，1907年的那天恰好是农历五月二十五日，为了庆祝方便，杨伯伯父随子便，爷俩同过阳历的5月25日，这个习惯已坚持多年，在临汾时我就知道。
       “从承德回到这里，这些天爸爸和我谈得最多的就是隆化围场。铁路沿线看不到一家工厂。两个山区县没有像样的企业，比起发达地区，差距很大。约你们过来，就是要听听你们那里都有哪些想法，看看我们都能帮助做些什么。爸爸已经完全退下来了，中央的具体工作基本不再参与，可他老人家对北方山区却有一种特殊牵挂，始终惦记关注那里的经济发展。我们这次见面，没有官方色彩，是一种私人间的交往，爸爸是想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为北方的乡亲做点事情。你们两个是我在张三营期间最器重的学生，现在工作岗位虽然不同，可建设家乡的使命却是一样的。你们谈的一些思路我和爸爸会特别重视的，到时肯定要给予必要的帮助。”
       杨老师和我们谈到很晚，把我们送到宾馆后，才回去休息。
       次日清晨，早餐后，我们来到别墅向老人家告别。
       杨伯伯说：“你们那里现在虽然落后一些，可却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发展的潜力很大。好好干，小伙子们，我这老兵为你们擂鼓助战!”
       杨伯伯的话令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庄重地表示：老人家放心吧，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1998年3月，隆化县纪念董存瑞牺牲50周年准备活动全面展开，国家拨款，地方筹资，纪念馆扩建，塑像用纯铜重新雕铸，又把各级领导的题词建成碑廊。县领导找到我，叫我到北京求取杨伯伯的题词。
       杨伯伯的家又搬了，从圆恩寺搬到什刹海后海南沿，此房原先是叶剑英元帅住的。
       “现在离5月25日还有两个多月嘛!着啥子急，放心，到时候就写。提前写就算不得纪念50周年了。”杨伯伯对我笑着说。
       “人家题词，都有润笔之资，请杨伯伯您题，我们可拿不起啊!”我故意向杨伯伯哭穷。
       杨伯伯哈哈一笑：“你拿我当唐寅、祝枝山哪!”
       隆化人心底的丰碑
       玉米淀粉厂的项目北京专家还在论证考察，我在北京没事可做，便回来上班。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杨老师的电话：“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爸爸病了，正在住院。”
       我听罢脑袋轰的一声，立时傻眼了，结结巴巴地问：“什……什……什么时候?得的啥病?”
       “住院一个多月了，在301总医院。你过来一下吧，爸爸在病中时常提到你。”
       放下电话，我的两腿发软，爱人陈凤茹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话说清楚。
       陈凤茹安慰我：“没事儿，杨伯伯体格那么好，医学这么发达，全国好医生多的是，什么病治不了!”她一边劝我，一边给我准备出发的衣物。夜间11点还有一趟去北京的火车。
       “放心坐车走吧，明天我给你向机关请假。”
       我嘱咐她：“不要把杨伯伯生病的消息透漏出去，这是国家机密，外界都不知道。就说杨老师找我有事儿，旁的啥都不要说。”交代完毕，我踉踉跄跄向车站跑去。
       第二天清晨，我到了北京，直接打车去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在医院附近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找到了在医院陪护的杨老师。
       杨老师瘦了不少，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告诉我：“病得很突然。6月份在杭州，身体状况挺不错，突然发烧，开始以为是感冒，打针吃药烧也不退，没敢大意，6月7日赶回北京。住进301医院，经过多次诊断。确诊为白血病。党中央对爸爸的病情非常重视，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专家共同诊治。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们都来看望过了，希望爸爸的病情能够好转起来。这种病很难治，不过也不排除有奇迹发生。叫你过来，是让你看看爸爸，不过不能进病房，中央要求得很严，医院规定得也特别严，只能在探视的屏幕上看。爸爸在病中几次提到你，问隆化那边发生没发生水灾，问淀粉厂论证到什么程度了，他对你们那里很牵挂。”
       听了杨老师的叙述，我如同五雷轰顶，虽然不是医生，但我也知道这种病的可怕。但愿苍天保佑，保佑奇迹发生。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爸爸。”杨老师拉着神情麻木的我，去了301医院。
       在特护病房外问，我从探视屏幕上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杨伯伯。
       老人家消瘦得很厉害，和几个月前见面时判若两人。此刻，他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穿着消过毒的白大褂，坐在病床前给杨伯伯读《人民日报》。老人家闭着眼睛，静静地听。
       杨伯伯神色平静，额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护士不时地用毛巾揩拭。看得出，老人家正同病魔顽强地抗争。
       看到这，我的眼泪哗哗直淌，禁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此时，我恨不得立刻扑到病床前。把病痛一把抓过来。安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承受杨伯伯身体内的全部苦痛!
       一位军医过来轻轻地拍了我一下：“别哭。看看就马上离开，不要影响我们的治疗。”口气虽然温和，但态度很坚决，不容置疑。
       杨老师又把我领回那个招待所。杨伯伯住院后，这里成了亲属和杨办工作人员轮流值班的宿营地。
       杨老师劝慰我：“不要太着急难过，现在全国的著名专家都在这里，正全力以赴地治疗抢救。爸爸也很配合治疗，希望还是有的，但愿他老人家能闯过这一关。我会把你来看望的消息告诉爸爸的。这几天你就住在这里吧，有事找你也方便些。医院那边用不着你，你在这边可以写一点回忆这些年和爸爸在一起的文章，一旦治疗抢救无效，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怀念吧。”
       在招待所，我没日没夜地写。从1975年5月底第一次和杨伯伯见面，至今已整整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来，虽然没有时刻伴随杨伯伯左右，可每年都要和老人家见上几次。这位德高望重的资深革命家，留给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记忆实在是太多太多。用不着半点文献资料，凭着内心深处的记忆，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写出了一篇6万字的回忆文章，题目叫《杨尚昆和他的农民朋友》。杨老师看了文章，认为写得真实质朴，前来探望杨伯伯的王若飞同志的儿子王兴、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读了几个片断，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杨叔叔。”
       治疗和抢救还在继续，我每天都要向杨老师和杨办工作人员询问杨伯伯的病情。
       9月12日下午。杨老师问我：“在临汾时我给爸爸你们拍的照片还有没有?”
       “有，在家里放着呢。”
       “你回去取过来。这几天情况很不好，你快去快回。医生估计，十天之内不会有问题。”
       我要求再去医院看望一次，杨老师说：“不要去了，医院现在控制得更严了。你明天就走，抓紧时间回来。”
       我牵肠挂肚地离开了北京，到家后把这些年来和杨伯伯在一起时拍的照片、杨老师给我写的信中有杨伯伯附言的信件都找了出来，准备第二天早晨赶回北京。
       晚上来了一位亲戚，我刚端起饭碗陪他吃饭，电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杨伯伯逝世的噩耗!
       尽管我精神有所准备，可根本没想到会如此突然，仿佛是晴空霹雳!我扔下饭碗，也不让亲戚吃了：“走，快送我去承德火车站!”
       亲戚是开着车来的，二话没说。扔下饭碗开上车就走，紧赶慢赶，终于赶上承德晚9点发往北京的火车。
       9月15日清晨，我从北京站坐地铁直接去了301医院，招待所里留守的杨办工作人员告诉我：
       “首长的灵堂设在驻地家里，你快回去吧!”
       我一分钟也没敢停留。打上车直接奔往后海南沿驻地。
       曾经是充满生机和朝气的驻地，此时已被布置得肃穆庄严，驻地院内的四面围墙，挂上黑色幔帐，花圈、花篮摆满了院子，低沉的哀乐在驻地上空弥漫。
       记不清我是怎样签的名、怎样戴的黑纱白花、怎样被工作人员引进灵堂。我只记得，杨伯伯的遗像挂在灵堂正中，四名礼兵两旁肃立。杨李姐姐、小朝姐夫、美德嫂子，还有幺爸的子女在遗像前守灵。
       哀乐又起，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杨伯伯，您怎不等我一天哪。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我跪倒在地，向我至尊至敬的杨伯伯遗像磕了三个响头，泪水打湿了殷红的地毯!
       杨老师送吊唁的人回来，在灵堂见到跪地磕头的我，上前把我拉起，见了老师，我禁不住哭出了声，紧紧抱住了老师，眼泪淌在老师的肩头。
       杨老师和杨李姐姐的眼泪已经淌干，嗓子已经哭哑，杨老师强忍悲痛：“别哭了，爸爸临终遗嘱，叫我们不要太伤心。”说完，把我送出灵堂。
       在外边，杨老师对我说：“吊唁活动还有两天，治丧委员会同意，请隆化县各界代表前来参加吊唁，你回来得正好，隆化方面就由你来通知吧。名额限在20名之内，明天到就行。”
       前来吊唁杨伯伯的各界人士川流不息，驻地院中排起了四路长队，队伍还在延伸、加长。吊唁队伍中，有白发斑斑的老干部、有佩戴将军军衔的军人、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子女、有新闻影视界的名流、有驻地附近的居民……
       在杨老师的办公室，我给隆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彪同志拨通了电话。韩部长说明天上午我们10点之前到北京，你在三元桥接我们，给我们领路。除五大班子主要领导
       外，还有哪方面的人员?我告诉韩部长：去年杨主席在承德接见的那些代表，具体名单县里决定。
       16日上午10点，清晨出发的隆化吊唁团到达了北京，由于前来吊唁的人太多，隆化吊唁团被安排在下午，治丧办已在驻地附近的航天部招待所为隆化代表团订好了房间。
       下午3点，隆化30人的吊唁团在县五大班子第一把手的率领下，来到杨伯伯的灵堂吊唁。这是吊唁活动中的一支基层代表团，他们代表着北方山区的农民，代表着经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
       县委书记竹广文向杨伯伯默哀。他从刚刚调走的前任书记王杰志那里知道，杨主席非常关心北方山区经济的发展，去年离开承德后，正委托有关方面为隆化的农产品寻找出路，并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要亲自到隆化走一走、看一看，隆化人民也在热切地期盼等待着这位革命元老，没想到，美好的愿望竟变成了遗愿!
       县委组织部长韩彪向杨伯伯默哀。他清楚地记得，去年杨伯伯在承德绮望楼接见隆化各界代表，他一用摄像机拍摄了接见的整个过程，后来剪辑出来送给杨伯伯，老人家非常高兴，说这是初级摄像师的作品，没想到那充满欢欣的画面已变成了永恒的历史!
       民政局副局长、董存瑞烈士陵园主任赵滨虹向杨伯伯默哀。为了筹办董存瑞烈士英勇牺牲50周年纪念活动，他四处奔波，请求各级领导题词。他没想到，杨主席的这个题词是杨伯伯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题词!
       满头白发的水稻专家张洪阁向杨伯伯遗像鞠躬。他曾答应过杨伯伯，今年要专门给老人家种一池子不上化肥的优质水稻，收秋之后送来。如今，稻穗已黄，斯人却去。
       已经当了副镇长的白宝仓满脸泪痕。杨伯伯说过，下次来隆化要到他家里做客，见见他的老婆孩子，看看他盖起的新房。全家人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谁料想满腔希望已成了永久的失望。
       我的爱人陈凤茹在遗像前泣不成声。在承德绮望楼，她对杨伯伯说，下次回隆化，我给您做小米糟面条儿。为了这个承诺，家里今年泡了一缸小米，现在米还没出缸。可惜，这个精心准备的食谱如今已派不上用场!
       哀乐声声，催人落泪。隆化吊唁团在哀乐声中缓缓退出灵堂，工作人员把这支来自基层农村的吊唁队伍引向会议室。
       杨老师兄妹离开灵堂，特地到会议室向隆化的乡亲父老致谢。
       治丧委员会安排决定，杨伯伯的遗体9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向遗体告别仪式在公墓礼堂举行。隆化前来参加吊唁的五大班子领导和在机关上班的同志当天赶回隆化，21号再来为杨伯伯送行，部分农民代表和学生代表则留在北京，等待向老人家遗体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