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遂于10月26日起接连三次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请中国迅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
       1971年10月25日的投票结果，证明历史的进程正如中国领袖们的预见。有意思的是美国为继续把中国挡在联合国门外，于此届联大连抛两个提案，一为接纳中国而不驱逐蒋帮的“双重代表权”案；一为驱逐蒋帮需三分之二票赞成的“逆重要问题”案，并随即对100多个国家展开拉票外交。当时为此分外忙碌的，恰恰是日后为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发展做出很多努力因而让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他此时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的历史让人读来有味，常常就在于同是一个人，却在不同的时间有着反差如霄壤的文字记载！
       10月26日，得知吴丹致电的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召集到他的住所。周恩来说：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他建议，是否先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去联合国，了解一下情况，调查研究，进行准备。
       但毛泽东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点名可由乔冠华担任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继而又说：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这次你们去，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迅速组成，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张永宽等50人。
       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毕竟，要进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被列为头号敌人的国度，那里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派出的机构，凡事无人可以求助，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必须十二分的充分。翻译组负责人过家鼎这样回忆了翻译组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生怕有一处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
       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衣服不能穿得太差，要做料子好一点的，这涉及中国的形象问题。做衣服那天，吴建民他们晚上在部里吃了饭，集体乘车到东郊民巷的“红都”制衣店。吴建民做了一套单的确良中山服、一套厚料子中山服、一套西服、一件夹大衣、一件厚大衣，四天内就赶出来了。其中有两套行头他至今还保存着，还能穿，吴建民三十多年身材变化不大。据说，周恩来曾就着装问题专门作了指示：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你们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是中国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在肯尼迪机场，特别是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场上，受到了热烈空前的欢迎。11月15日上午，当中国代表团步入会场时，座无虚席的大厅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常驻代表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
       而此前为阻滞中国进入联合国忙碌的美国常驻代表布什，在代表东道国发言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到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据说当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厦后，布什恰在他们必经的走廊上打电话，他见到乔冠华等便主动握手打招呼，随即就悄然消遁。其实这个“偶遇”是他精心设计的，是为了躲避在会场内于众目睽睽下相见的尴尬。日本常驻代表中川和贺也发言表示欢迎，他的发言比布什还短，仅用了123个字。
       来到联合国，吴建民才目睹了这个火柴盒的壮观。而联合国总部也并不仅就这么个火柴盒，在这大楼临纽约东河的一边，还有长长的会议大楼。安理会就在这里，而不在“火柴盒”里。同在一层的还有联合国的另外两大主要机构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随着世界最后一块由美国管理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贝劳共和国的独立，托管理事会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历史使命。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为重要和最具权威的机构。《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肩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国与国之间吵嘴打架找谁？安理会；世界上哪个角落不安稳找谁？安理会；一国内部冲突的乱麻理不清找谁？还是安理会。因为它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应，所有会员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执行就会受到制裁。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则只是建议性，英文叫recommendation，不执行只承担一点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并不能对其制裁。
       对于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优越，吴建民一进联合国就感觉到了。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就是个人物了，所有的人马上就都认得你，连警察都认得，一进门就给你敬礼。其他代表多了，有些年头了，别人也不一定认得。
       在会议大楼里面，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办公室。当时给中国的一个办公室面积不小，临窗可以俯瞰纽约的东河，但平常日子并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呆着。乔冠华几次率团开联大，会前会后就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和其他成员聊聊天。有几次聊天吴建民也在场，他感觉乔冠华有学问，有文采，也有激情。他是个性情中人，有时说到动情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安理会是联合国会员国趋之若鹜的对象，由15个成员国组成，其中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是不变的，而其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则一届两年任期，通过竞选产生。为了争取一届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许多国家使出浑身解数，日夜游说，到处拉票，即使落选也毫不气馁地蓄势下次再来，就像2006年、2007年的日本。
       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后碰到了前所未遇的问题，例如开会时每个国家座位前，要放一个标明国家的牌牌。当时有好几种选择：可以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也可以标China，还可以用PRC的缩写简称。中国代表团领导向国内作了报告，国内经研究，决定用China。时隔多年后，吴建民感到第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因为China照顾到了两岸，更能代表一个完整的中国，同时可以有效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做政治文章。
       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积极展开活动，在大会上亮相，在会下频繁拜会各国代表，这种灵活而不失原则的姿态，赢得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许。这些国家也都对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怀有很高的兴趣，各代表团举办什么活动，也都邀请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因为活动多，代表团的成员们不得不分头参加不同的活动。
       在第26届联大的后半期，因为印度军队对东西巴基斯坦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秘书长根据宪章第99条，正式通知安理会，该地区局势已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巴基斯坦代表也要求安理会就印巴冲突的斡旋解决立即开会。
       导致印巴冲突的近因起自1970年末的巴基斯坦大选。在拥有巴基斯坦一半以上人口的东巴全力支持下，拉赫曼和人民联盟赢得东巴162个议会席位中的160席。而阿里·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只赢得西巴四省138个议席中的82席。布托在选后单方面宣布自己当选总理，因而引起东巴人的不满，掀起了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充分自治”呼声更高，1971年3月，拉赫曼宣布接管东巴全部行政权力。
       面对东巴的动荡局势，总统叶海亚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逮捕拉赫曼等人民联盟主要成员，东巴随即发生兵变，在遭到武力弹压后，约900万东巴人逃往印度，并在印度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印度政府亦以“东巴难民问题”为借口在巴基斯坦边境挑起冲突，继而制定了“解放孟加拉”战争计划。为此，印度于8月同苏联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苏方获得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地空导弹等武器装备，为战争作了充分准备。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预感事态严峻，及时提请安理会注意，南亚次大陆的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11月21日，蓄势已久的印军，对东巴边境线多处发起大规模进攻；12月3日，印军又把战火引入西巴，第三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
       一个国家突然面临被肢解的危机，这个国家又恰是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友好邻邦，特别是正处在悄然解冻微妙期的中国与美国间的牵线传话者，就是巴基斯坦。中国不可能对这场紧急国际事务处置的遭遇战袖手作壁上观。中国进入联合国，顺理成章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握有否决权，故而初来乍到的中国代表团在此刻的一举一动，成为各代表国关注的焦点。巴基斯坦也对中国推促联合国尽快做出平息战争的决议寄予希望。
       从1971年12月4日始，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展开辩论。对如此重大问题如何举措，中国代表团本应及时向国内汇报沟通，可赴美后仓促借住在罗斯福酒店、没有保密通讯设备的中国代表团，只能用明码电报和普通长途电话与国内联系。如此一来，往来通电、通话内容全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好在对印巴冲突，中、美立场比较相近，但这还是妨碍了代表团与国内的沟通和及时得到相关指示。战事不等人，在有充分谋划准备的印军攻击面前，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天天开会由昼至夜。中国代表黄华呼吁安理会“谴责印度政府的侵略行为”。美国的态度与中国基本一致，也不愿意看到苏联通过支持印度肢解东巴，扩展其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但呼吁印度与巴基斯坦实行停火、双方军事人员立即撤回自己本国边界一侧的提案，遭到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的反对。他声明说应该同等对待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应因东巴基斯坦的危机而指责印度，印巴战争是巴基斯坦政府的过错引起的。
       马立克是苏联外交界的老资格，他36岁就当大使，1946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他两度共十三年在联合国摸爬滚打，对联合国的各种规则滚瓜烂熟，深知如何充分利用规则实现其外交意图。马立克这时全力争取的就是拖延表决，一俟印军进占东巴首府达卡，东巴脱离巴基斯坦控制便不可逆转。
       5日、6日，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在安理会内交替发言激烈辩论。由于没有及时得到国内的指示，中国代表团一直在谋求停火、撤军并行，而苏联则坚持反对。僵持了两天，代表团才接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的普通长途电话，他批评代表团固守撤军有失灵活，此刻的首要着眼点在保住达卡，达卡不失，就有回旋的余地；反之，只能对东巴被分离徒唤奈何。因此美国人先停火提议是正确策略，尽快停火，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
       乔冠华听到国内的指示后，连夜召集会议，商议调整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只提立即停火。但马立克依旧反对，说这个提案忽视了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辩论过程中，马立克还一再提议请东巴基斯坦的阿布·赛义德·乔杜里法官来安理会发言。黄华则每每批评这样做不啻干涉巴基斯坦内政，该提议遂告流产。
       就在这紧急关口，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任命布托为副总理兼外长，赶赴纽约以谋求安理会尽快通过停火决议。布托到达纽约后就立即约见乔冠华，乔冠华随即与之会晤，并通报了他与秘书长吴丹就此会谈的情况。
       ６日，安理会做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乔冠华在大会发言指出：“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联合国必须强烈地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行为”。更多国家支持印度、巴基斯坦立即停火，两国军队撤回各自边界一侧。
       马立克很有耐心地重复着种种反对的理由，他提出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意愿”。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华沙条约诸国都随声附和，特别是波兰的代表，与马立克积极呼应。结果乔冠华、黄华等在一起商议，认为应该在发言里点一点波兰。副代表唐明照随后在辩论发言中就说了这样的话，波兰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而如今当另一个国家面临被瓜分时，怎么竟然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当时吴建民听到这样的发言感觉特别痛快，他发现适当地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比外交辞令更来得有力量，搞外交的人应该多学习一点历史。此后，他对翻阅资料档案，了解历史有了更浓的兴趣。
       苏联代表仍在大会上拖延。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过去了，有约束意义的决议就是无法出台，阿里·布托对此异常愤慨，他发言说：“联合国有什么用？是空谈俱乐部、时装店！不解决问题！”他还点着苏联代表马立克的名说：“马立克！你这个样子就像新沙皇！”
       一个政治家，当自己的国家面临分裂和肢解，自己在外交舞台上却无能为力，布托流着泪的悲愤表情，给吴建民留下很深的印象。由此可以推想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这就是强权政治下的世界现实。
       终于，印军攻陷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传到了联合国。此时，马立克才表态说苏联同意立即停火。而此时停火决议限制的是谁呢？当然不是占领者，而是想要夺回被占失地的人。外交时间的奥妙就在这里，一份内容几无变更的决议，几天前通过和几天后通过，作用完全是相反的。
       中、美、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为这样一份停火决议不懈努力了许多天，而到了真正通过的那一天，决议已成废纸，相反只具有束缚巴基斯坦手脚的作用。拿到这份决议的巴基斯坦代表夏希，愤怒地当众将之撕碎，并率其代表团拂袖而退。
       虽然，中、美、巴三国在这场外交较量中没能实现所期待的目标，但这个过程对初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多边外交舞台，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置，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情况，并为尔后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打下了基础。
       后来，被肢解的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又于次年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并申请加入联合国。尘埃已经落定，一个完整的巴基斯坦，裂变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世界的格局，就在身在联合国的吴建民眼皮下呈现了变幻。在这个过程中，吴建民目睹了外交作用力的不容忽视。而当时的中国根据反对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则，第一次在安理会行使了否决权。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后，中国遂同意对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重新审议。
       代表团到纽约，住在由罗马尼亚代表团帮助预租的罗斯福酒店。酒店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一两间长期住户外，第14层全被中国代表团包下来了。
       美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还是很重视和负责的，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在第14层楼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第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空了一个房间，使他们可以轮流在里面休息。
       许多媒体记者因不能进入酒店的第14层，就常常守候在代表团人员就餐的酒店餐厅里，结果搅得中国代表团人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代表团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过了两个月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是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就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面上走一走。可是这种走一走有要求，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相互“看护”。过家鼎就曾经开玩笑说：“施燕华是我的‘监护人’。”而吴建民、施燕华虽是俩人，但夫妇不算，外出还需再有一人“陪同”。
       代表团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再出现意外。从此大家回到酒店里，喝水格外地谨慎小心起来。特别注意的一条，是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要喝茶，用热水时一定要现接水现烧开了，热水瓶里的陈水绝不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们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文娱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大致地貌也说不清楚。
       第26届联大结束后，联合国的会议也进入“鼓瑟稀”的阶段。乔冠华等离开美国后，人一下子少了一小半，留下常驻的约有30人。热闹劲过去了，人员也少了，罗斯福酒店第14层的70多个房间依旧照租着，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地体味到沉闷和压抑。
       此刻，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头等要务。其实，寻找合适办公地和住所一事从抵达纽约起就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已不下数十处，但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久失修，或售价过高又不实用。
       过了几个月，代表团终于相中了曼哈顿66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这是一座汽车旅馆，有200多个房间，卖方开价485万美元。报告国内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买下这座汽车旅馆，购置费是用现款一次付清的。
       1972年4月，吴建民他们搬进了新楼，摘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驻地的大门依然请美国警察看守，24小时值班，这高昂的费用又花了许多年。除了美国警察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从晚7点到次日早晨6点，特别是在周末。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楼主提出要中国代表团暂缓一周搬入，理由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去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的结果果然不出代表团的意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天花板、卫生间内，竟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
       因此后来代表团内部的会议，通常要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就是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有清除干净，仍会遭到窃听。2005年8月，吴建民到纽约又重莅旧地，但那座熟悉的旧建筑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新公寓楼。
       搬进新驻地，让吴建民高兴的是楼顶有阳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还有很好的露天游泳池，夏季可以游泳。而在罗斯福酒店时，早上起床后无法到酒店外锻炼，因为违反二人同行的规则，那几个月把已经习惯晨炼的吴建民憋得够呛。
       此外，这座旧汽车旅馆的每个房间都有电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企及的。但看了一阵后，领导就觉得不加约束地看美国的电视，难免受到一些不良影响，遂把电视收了起来。只允许业务人员看一看，从中了解一些国际新闻和相关的信息。可见当时中国对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熏陶，始终怀有很高警惕。
       在中国代表团新驻地的西面，有一座更高的楼。中国代表团一搬进新驻地，马上就有媒体记者住进了那座高楼，他们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地对着昔日的“林肯汽车旅馆”。吴建民的眼睛好，到楼顶锻炼身体时，一下就发现了摄影镜头。而他自己锻炼的身影，不久就出现在美国的《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上。当然，此刻更受媒体关注的是黄华、陈楚、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