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先接后管，建立秩序
       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受到了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当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地痞、流氓、恶霸等大批反动分子，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际，纷纷跑出来，勾结作乱，破坏社会安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前后这几天里，一批批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不速之客，在大街小巷许多地方，挂起了各种牌子，什么“中共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啦，“四大军区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啦，以及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还有一些持有武器的组织，如“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字纵队”等等，他们声称准备去接收银行、仓库和其他企业，甚至公然闯进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伺机闹事。不仅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派遣特务来沪，与潜伏的特务分子联系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美蒋反动派还直接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并公然对上海实行军事封锁。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面对如此尖锐而复杂的上海社会，作为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协助陈毅市长，做好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的治理工作。“接、管、清、改”，先接后管，迅速而有力地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把这个被喻之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
       潘汉年根据陈毅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抓获了那些浑水摸鱼、公开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打击残敌的过程中，潘汉年一再强调，上海解放不久，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然后清理历史反革命。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潘汉年在政法、公安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发布后，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贯彻落实“双十指示”的精神。翌年4月，潘汉年进一步提出了在镇反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在他的倡导下，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热潮。仅4月底的一次大逮捕中，全市就组织发动了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市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逮捕了8000余名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赫赫战果。
       有效“逆用”，迅速肃反
       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在国统区或沦陷区，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位置转换了，我们成了执政者，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彻底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潘汉年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事实上，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第一件事是利用所谓“逆用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电台，仅国民党军统“三凶”之一、保密局头头毛人凤及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就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他们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通过武的工作，黎明终于弃暗投明，并协助公安局一举破获了毛人凤的潜伏电台，同时被破获的还有国民党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十余部电台，逮捕了一大批特务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决定“逆用”敌人的电台，并报请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转呈中共中央情报部，获得批准。据扬帆回忆，共“逆用”了其中两部，“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逆用”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将其中一台交给扬帆，让公安局“逆用”。果然，这两部“逆用电台”对于公安机关掌握敌情、进行防范措施、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件事情，是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设立了所属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并以胡均鹤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胡的处理，潘汉年也是知道的。1949年2月间，原汪伪特工人员刘毅（徐汉光）到香港找到潘汉年，说他和胡均鹤现在都在上海“闲赋”，胡表示要为上海的解放尽一点微薄之力，有一点“军事关系”报告潘汉年，想请潘汉年介绍他们去江北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胡均鹤和刘毅都曾在潘的情报系统策反下，协助李士群为掩护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作过贡献，是属于“脚踏两只船”的人物。因胡又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汉奸罪被起诉。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虽然一时无法考察他们的真实用意，但对他们准备报告“军事关系”，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要求，却不能不表示欢迎态度，这是党的政策所许可的，为此，潘汉年答允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直接去江北解放区找解放军联络。同时又密电中情部，由中情部通报了饶漱石，并通知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扬帆，说明胡、刘去江北的目的，请他接洽。胡均鹤后来到了丹阳，表示自己愿意立功赎罪的态度，华东情报部门报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决定将胡带回上海，协助公安部的肃反工作。在这期间，胡果然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肃反时使用。
       情报委员会中除胡均鹤之外，其他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也都是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稳定解放初上海的局势，对上海的镇反、肃反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80余部。破获谋刺陈毅市长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1949年10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策划，派出该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赴大陆，准备实施暗杀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刘全德是一个老牌的特工人员，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职业杀手。此人原是中央红军的保卫人员，1934年派往武汉执行任务时被力行社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抗战时期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毛人凤等军统头目的赏识。不过，他从台湾飞往舟山，又从舟山乘汽船到吴淞口登陆等行动，很快被潘汉年掌握的“逆用电台”获悉。但到上海后，在茫茫人海中抓捕这个杀手谈何容易！加之刘又有丰富的特工经验，他到上海后，行动诡秘，每晚必换一住处，很难查出他的踪迹。他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市政府大楼及其他的军政要地察看地形、观察目标，伺机执行既定的暗杀计划。上海市公安局除派遣大批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饭店及一些娱乐场所加紧搜捕外，还利用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与刘共过事的高淑云参加搜捕活动。11月2日，抵达上海已有一星期的刘全德，潜入原军统特务史晓峰家中，高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赴史家，将他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很快将他捉拿归案，谋刺陈毅计划遂告破产。高淑云因此受到市公安局的表扬、嘉奖。
       
       瓦解“帮会”，杜黄悔过
       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公安政法系统，利用政策和策略的力量，在有效地对付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同时，也有效地对付了那些地痞、流氓和帮会势力。上海的帮会势力及活动规模占全国之首，而各类帮会之最，则为青帮。民国以来，上海青帮逐渐演变为一支以流氓为主要骨干，以经营黑社会事业及其非法勾当为主要活动的帮会力量。“青帮和流氓的互相融汇，使上海青帮显著地带有帮会流氓化，流氓帮会化的特点。”为了减少青帮对社会的危害，有效地控制局面，控制帮会大流氓头子，是控制帮会势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举措。这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一点，从中央到华东局到上海的各级领导都是明确的。刘少奇在接见潘汉年时就曾指示他对黄金荣等帮会头子，先不要动他，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并要求将此意见转告陈毅、饶漱石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对中央领导指示精神的贯彻是积极、主动的；对有关的政策和策略的执行是正确有力的，因而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开展对著名帮会头子杜月笙的工作，潘汉年费了不少心力。1944年初，中情部在上海杜月笙处开展情报工作的秘密党员金山曾匆匆赴香港，向潘汉年请示：章士钊在上海动员杜月笙参加国共“和谈”活动，杜已表示同意，问潘可不可以。潘将金山报告的情况电示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回电说，潘可以继续与金山保持联系，指导金山的工作。关于杜参加和谈一事，则未作肯定的答复。在这之后，潘对杜的工作抓得很紧，杜对此也有表示。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杜月笙，亲自动员其“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但杜另有自己的打算，他对心腹说：“蒋先生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带信要我参加新政协。”4月27日，杜举家离沪赴港，临走前给他的心腹留下三封信，嘱咐待上海解放后分别交给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
       潘汉年是否收到杜月笙的信，不得而知。但上海解放后，潘始终没有放松对杜的工作。潘通过金山，派章士钊赴港面见杜月笙，杜当即表示已叫留沪的弟子不要跟共产党捣乱，潘还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要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中共表示欢迎，杜维翰为此专程赴港。不久，杜回到上海，转告潘汉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生活，所以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杜虽然没有回沪，但上述所讲各点，后来都一一做到了。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死于香港，杜家要求在上海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报请上级并获准，杜家与杜门弟子对此深表感激。
       开展对帮会头子的工作，潘汉年把黄金荣作为重点对象。黄金荣是被公认的青帮主要头子，是黑社会中头号大流氓、大把手。虽然他在上海解放前夕早已去职，开始“安度晚年”，但由于他在黑社会中经营的时间最长，因此在帮会中的影响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门徒遍及上海滩，据说“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如果再加上徒子徒孙的话，更是成千上万”。对此，长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了如指掌。1949年春，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大局已定，上海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信息，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黄金荣听从劝告，决定留沪不走。他悄悄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匾额摘下砸碎，以表示不再追随蒋介石反共。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自己将功赎罪，他还请人写出了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400多名青洪帮头目的名单清册，交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他还多次告诫门徒不要参与国民党逃跑前进行的大破坏、大屠杀活动，对共产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为自己留条后路。
       上海解放后，由于黄门中人多品杂，他的一些徒子徒孙仍不断地干坏事，这就势必涉及黄金荣本身。对此，党内干部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对此，潘汉年在市政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这些话传到黄金荣那里，他从心底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市人民政府还以实际行动落实对黄金荣的有关政策，如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等，但要他坦白交代过去所做的坏事。考虑他已八十高龄，让他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作为对他的一种改造。对此，当时沪上各报还刊登了黄金荣扫街时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为了表示对自己过去的悔过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黄金荣在1950年买了5万元的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黄在上海是有不少财产的。但解放后，他的一个儿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的金银财宝逃往香港，这样他就剩下了有限的不动产。加之手头上也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黄先后三次派人去香港找杜月笙帮忙，并打电报、挂长途电话向李志清要钱。最后，杜月笙让万墨林给黄汇去了5万元。1951年5月20日，黄金荣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达千余字的自白悔过书，对自己的经历和罪过作了简单的叙述，特别是对1927年组织共进会，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充当蒋介石帮凶这件“历史上的大罪恶”，表示了“无限的悔恨”；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彻底改变旧上海的历史功绩，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对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表示“一定切实遵行”，并号召他的门徒们要主动地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污点”，“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黄金荣的《自白书》，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53年，黄金荣又叫他的亲信龚天健写了第二份自白书，送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再一次表示了自己主动交待问题的态度和立功赎罪的决心。这一年6月20日，黄金荣因忽然发热病倒，不治身亡。黄去世后，潘汉年又协助陈毅妥善地处理了黄家的遗产问题，体现和维护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
       铲除丑恶，净化环境
       当然，潘汉年在主管、指导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中，不是光靠政策和策略的感召力，来达到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争取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仅仅只是潘汉年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实行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方针。这在潘汉年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是明确无疑的。当时，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所执行的方针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严惩不贷；对于潜伏下来的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例如前面提到的刘全德，一经逮捕便立即审判处以死刑。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杀人凶手，决不心慈手软，而是予以严厉镇压。例如人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南“四霸天”之一的惯匪陆杏生、“杀人魔王”封企曾、“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经潘汉年亲自过问，报送上级执法机关最后审批，把他们推上了断头台。
       在上海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取缔十里洋场烟、赌、娼，净化社会环境的任务也很繁重。如果说，取缔烟馆、赌场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取缔妓院就比较复杂和棘手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大批妓女的善后问题。据国民党警察局统计，旧上海登记注册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有5000多人。另外，还有1200多家妓院未经登记注册，被称之为“野鸡”的私娼有两万多人。
       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海市人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并采取逐步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方法，彻底加以解决。潘汉年是这一工作的主要策划者。他多次强调：对于妓院要分析。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以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根据这一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了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由市妇联选派干部，密切配合，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为她们治疗疾病。从此，数以千计的妓女跳出了火坑，开始走上了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颇有名气的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妓院中心，也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这确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