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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1978年，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万花筒般的世界时，我们发现，三十多年的奋斗并不是我们赶超了英美而是英美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与同一天空下的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97年，当人们再次赞颂邓小平的功勋时，会无限地感慨：中国在政治旋风过后，多亏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及时地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1978年，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强大的反差面前，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些躁动不安。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有过类似的躁动，那就是著名的大跃进。但70年代末的现代化躁动已与往昔有本质的不同。50年代提出15年甚至在5年内赶超英美，与其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如说是为着证明“东风压倒西风”的必然性。结果是，不管我们号称粮食亩产达多少千吨，不管我们的钢铁元帅的大旗举得多高，我们依然失败。与50年代相比，1978年对现代化的渴望，是出于我们对提高生存质量的渴望，在我们眼中，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象，不正是我们多年来幻想的幸福吗？ 面对繁荣与幸福的美好蓝图，我们如何不心潮澎湃呢？
       1978年，急于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国民经济十年规划”提出，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事实上这个计划在20年后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新日本钢铁公司签订了关于向日方订购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宝钢是在上海北郊的海滩和海水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基地，既无基础生活设施， 又无矿山可以依附，通过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宝钢。这个与日本合作的超大型项目，是1978年国民经济“洋跃进”的典型代表。宝钢的生成与其说是人定胜天的证明，不如说是违反经济规律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尽管宝钢终于在沉重而缓慢的运转后，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但当年的质疑，无疑是人们面对现代化新课题提出的反思，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宝钢的所有矿石仍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否则，宝钢只能是一只饥饿的骆驼。
       1978年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蒋子龙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激动。1978年，乔光朴厂长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不可不谓眼光深远、胆略超群。他说：“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到干校去养鸡喂鸭。”就是这么一个敢拍胸口的“企业英雄”，面对现代化一日千里的快马，他无不焦灼地说：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乔光朴的这种焦灼也许代表了当年最广泛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唤醒无所作为的状态，是可贵的。然而同时出现的新一轮的急躁冒进的“洋跃进”，除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国力的重负外，留给后来的教训也是同样深刻的。“洋跃进”所引进的一部分设备，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适应设备要求，使许多设备在风雨之中或流水线上沉睡达十多年。武汉钢铁公司的一套设备沉睡达十六年，造成了事实上的浪费。1978年的另一种焦灼是经济规律对我们习惯性的价值观进行挑战，它促使我们的观念悄然改变。
       某厂意欲邀日本某公司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日方在参观该厂的基本生产力和配套设施后，同意合作，但只需要该厂三分之一的工人就能维持生产。该厂工人一致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工厂，要保证每一个人吃饭……几十年前我们把鬼子赶出了村，难道几十年后还能让鬼子进工厂？
       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日本人和日本货对我们的观念冲击至今使我们记忆犹新。《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日本的许多生产观念和营销观念，无不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人，以致我们在后来看见满街日货。在80年代中期，民间曾经以民粹方式提出“拒绝日货”。这些情状都属国人的正常反应。
       在新中国的最初三十年，人们对个人价值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进入现代化旅程后，个人价格得到了承认，对个人能力的尊重和对个性抒发的宽容，无不是现代化对传统观念的冲击的结果。也许在1978年，我们面对现代化而激动时，未曾想到它会带来80年代、90年代的解放和相对繁荣，但现代化之门一经打开，虽然出现了如“洋跃进”、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各种失误和挫折，但现代化毕竟会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人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中心，中国人得到人未经历过的丰富与满足，现代化思潮也再次证明了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明确的道理。
       记事
       ★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 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
       3月18日至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六千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邓小平说，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挥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指出今天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此而作出贡献，就是红与专的统一。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冲破了对拨乱反正设置的各种障碍和禁区，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话剧《于无声处》公演
       话剧《于无声处》是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上海市工人文化官业余话剧队演出的。它首先在上海上演，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随后许多剧团都纷纷演出这个话剧。
       话剧《于无声处》 第一次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行动，作为正义行为在舞台上来歌颂，并成功地塑造了欧阳平这个不畏强暴、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典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赏。
       ★ 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
       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中国被迫停止对阿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77年至1978年7月以前向阿方发送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三十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十个项目等。然而，由于阿领导在政治上加剧反华，背弃双方签订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议，诬蔑和陷害中国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使中国的援助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在此情况下， 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
       ★“伤痕文学”引起强烈反响
       《文艺报》 编辑部于9月初在首都连续召开座谈会，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等十多篇短篇小说进行热烈讨论。
       ★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 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