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劫难
从1957年到1965年，整整八年过去。也许因为徐铸成原有的声望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统战政策的照顾，比起一般右派来，相对地说，这痛苦与磨难，显然要少得多。
196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一份《中央统战部关于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对党外人士‘松一松’的策略方针”。“松一松”就是不要总是把弦拉得那么紧。当年，有关统战部门记录了此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城乡‘四清’运动、备战，特别是文化战线上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学术思想批判，以及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等许多方面汇在一起，对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高级知识分子感到形势逼人，不跟不行，但又感到跟不上，思想紧张，压力很大。……高级知识分子们彷徨更甚，苦闷更甚，不能适应形势，认为比五八年的教改，来得‘更狠’。整个状态是紧张、彷徨！”
这是一份在当年没有引起太多涟漪的中央批转有关方面的报告。其中对极左思潮所表现的忧虑是那么微弱，更主要的是“松一松”的方针，还没有贯彻落实，而知识分子更大的劫难就来临了！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震撼中国学术界。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校园贴出了所谓“巴黎公社以来最革命的大字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实质是中国文化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早在两年前，徐铸成就已调出上海出版局，去新成立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徐铸成说，文献编辑所实质是各出版社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当时筹备影印《申报》，指定徐铸成编索引，他自嘲是“废物利用”。
“文化大革命”初起，上海出版局领导就暗示徐铸成，要在运动中接受教育，积极参加运动。工作组进文献所后，并没有触动他。他也谨言慎行，平日研究四卷雄文，准时上下班。也许因为他已是过时的“死老虎”，革命群众把他放在一边，不去碰他。
1967年1月3日，《文汇报》社的“造反派”突然出来夺权，这是全上海夺权行动的始作俑者，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肯定，认为是最革命的行动，称为 “一月革命风暴”。从此《文汇报》沦为林彪、“四人帮”的舆论工具，长达十年之久。也由此起，上海各机关的“造反派”纷纷效法，起来夺权。
神州大地已没有一处避难所，近一年里，徐铸成只是短暂的苟安。祸从天降，1967年12月8日清晨，几个造反派闯进徐铸成家中，不由分说就把徐铸成从床上拉起，要他立刻跟着走。他刚穿好衣服，还光着脚就被两个人架着往门外走，徐夫人忙喊：“他还没有穿鞋呢。”一边到门外，帮他穿上鞋。
当天下午，他们又把徐铸成送到《文汇报》社。《文汇报》社造反派立即宣布，从今天起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不交代清楚，就不得释放。
关押徐铸成的地方，是一个窄而小的洗澡间。在浴缸上加一块木板就是床铺。窗是用报纸糊的，已被风吹破。一到夜间，寒风砭人肌骨，冷得他直哆嗦。
关押期间，徐铸成一共被批斗四次。每次都是“坐喷气式”，背后两人架着他反背着的手，把头向下揿，稍一抬头，就被强力按下。
徐铸成被关押，下落不明，妻子急得茶饭不进。幸而报社的食堂同志念旧，悄悄传话：“他每天二两半饭，一只菜全部吃光。”妻子这才放心。
一天，深夜里，徐铸成被人叫醒，勒令他套上写了“大右派”三字的纸枷。十几个手持铁棍铁棒的造反派，把他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这时，路灯昏暗，月色犹明。徐铸成心想，将要被带向何处？车行中，渐次他已看清，是驶向华山路方向，大概是到他家里去。果然，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口。时在深夜，大门紧闭。敲了一阵门，门开了，十几个人架着徐铸成直登六楼，撞开了徐家大门。徐妻朱嘉倒还镇静，心想又是抄家来了，这已是第四次抄家了。《文汇报》造反派、文献所还有里弄的革命派，都来抄过一次，反正已没有什么东西好抄。徐铸成的母亲年迈多病，吓得失了神。造反派命令徐铸成带着枷，站在他母亲床前。“英雄”们翻箱倒柜，梳篦似地抄了一夜，天光大亮才停手。他们抄完，徐铸成才松了口气。前不久，里弄派人来抄家，也把徐铸成从报社提来。徐铸成的孙儿不足3岁，喜收藏毛泽东像，有时就在毛的像边，写上“毛主席万岁”的字样。那天就抄出一张。里弄革命派，硬说是大人教他涂抹的，有辱宝像的尊严，罚徐铸成夫妇在壁角跪了半小时以请罪。这次没有抄出什么，徐铸成暗地庆幸。临走时，“造反英雄”的头头写了两份清单，要他画押，他签了，没有想到两份全被带走！徐铸成也仍被带走，关在隔离室（小小洗澡间）。
关于这四次抄家，有一点值得插叙。那已是1983年，徐铸成已改正，当年被抄的东西陆续发还，损失惨重，徐铸成夫妇不胜伤感。儿子徐复仑安慰老人说：“在如此浩劫中，两老没死没伤可算万幸。东西都是身外物并不足惜。”在清理残物时，一只塞旧棉胎的柳条箱垫底的油纸夹层中，徐复仑意外发现两张香港《文汇报》的股票（共2000股，每股港币10元，计港币2万元。股票上有董事长梅文鼎和总经理余鸿翔的签章，时间是1951年11月27日）；还有三张英商文汇有限公司的股票（三张分别是6股、8股、12股，共26股。按股票说明，公司总股本为50000元，分成2000股，每股25元。这26股就是650元。占有13％的股份，认购时间是1938年4月和7月）。当初原是夫人朱嘉放的。时间久了，她也忘了。没有想到竟还完璧归赵。
隔离审查中的徐铸成，除写交代外，每天上下午要清洗厕所一次。有一次，有一位靠边被审查者自动来帮他清洗厕所，被革命群众发现，批斗了一次。原来审查对象是不应同情的，否则就是互相串联。
在隔离审查中，徐铸成迎来了1968年新年。到了春节，他被释放，共囚禁55天。
释放后，他仍然是“牛鬼蛇神”，每天要到文献所去接受批斗。文献所有一百多人，靠边审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张春桥给文献所的评语是：“庙小鬼神大，池浅王八多。”
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得不到人的待遇。文献所的“牛鬼蛇神”，白天都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垃圾间里。不准看别的书，只准学雄文四卷。每天还要劳动两次。徐铸成仍操旧业——清洗厕所。
有时还要到所外劳动。夏天到20公里外的农村，帮助夏收，一个多月后才被放回。去曹家渡帮修马路，去桥梁工厂拉钢筋。一边劳动，一边还得接受批斗。帮农村夏收时就开了十次批斗会，每次都有一个主要的批斗对象，其余的都陪批。陪批的也要低头认罪。使徐铸成困惑不解的是，监督他们劳动，有时还主持批斗会的，竟是一个效忠汪精卫，当过“和平军”的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进行揭发批判。
依然在炼狱里
长夜漫漫，何时达旦。
徐铸成又被赶到农村。从1969年6月起到1973年秋天回上海止，整整有四年。
那年徐铸成已62岁，无论锄草、插秧、挑粪，每一项劳动，他都首当其冲。不单是劳动，隔一两天，还要开批斗会。每次都有一个批斗的活靶子，多次轮到徐铸成。批斗最烈的一次，是刘少奇开除出党那一回。工宣队召开大会，宣读最高指示，传达中央文革的文件，历数“叛徒、工贼、内奸”的“罪行”后，大会主席宣布：现在揪出与苏联赫鲁晓夫有勾结，又为刘少奇最欣赏的报纸的主持人徐铸成。于是一个个争先恐后、义愤填膺上来狠批徐铸成的罪状。徐铸成心里明白，很多人都是奉命行事，由工宣队指定的。正如钱书所说，这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儿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转眼到了1970年新年。奉贤的茫茫海滩上，在建立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干校成立时，正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大概一时还没有找到“一打三反”的对象，就拉出徐铸成这“死老虎”来批斗一番，显示革命声势。他们到干校的第一晚。就开了一次对徐铸成的大批判会。大会在领读最高指示后，工宣队代表先上台批判，接着是当地生产大队代表，最后是军宣队代表，先工后农再兵，次序井然，每个人的发言都上纲上线，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代表工宣队批判的就是第十连的女连长。她的批判稿是文献所一个“红笔杆”捉刀的。批判稿有这样的警句：徐铸成是“没有国民党党籍的国民党分子”，没有党籍也能算党的一分子，可称一大发明。然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无法申辩。
五七干校正处建校阶段，首要任务是搞基建，计划要盖一大片房子。先要在海滩上平整土地，浩大的工程、沉重的劳动，都压在“黑七类”身上（革命群众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徐铸成虽年过花甲了，还当作全劳力使唤。就以搬运砖石来说，卸砖用的夹子，一夹是四块，大家排成长队，挨次递下去。年轻力壮的从容不迫，而徐铸成就难免气喘吁吁了，但这是不能说的。有时运砖木材料的车半夜才到，连长站在门外，逐个喊名字。一天劳动下来，徐铸成早已累得不成样子，起身慢一些，还被训斥，说是抗拒改造。
房子造起来了，又要围堤造田，海滩是盐碱地，又芦苇丛生，平整、开垦这样的土地，艰难可以想象。徐铸成抡着镰刀割芦苇，手上满是血泡，手都握不拢来，只能咬着牙干。
土地平整了，还要开挖一条人工河，从三里外引来淡水，再挖小沟，引人工河的水冲刷滩涂地，以便来年种上农作物。这挖土挑土的任务，徐铸成是不能幸免的！他又是深度近视眼，挑着担子，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有一天，眼睛一发黑，人就倒下去了，跌在水沟里，昏昏沉沉，人事不知。后来经过抢救，人活过来了，第二天，还得照样干。
“九·一三”后的变化
1971年9月，五七干校召开一连串的会议，先是工、军宣队开会，接着是党、团员开会，最后一般革命群众也听了报告。田间只有“牛鬼蛇神”在干着。会开过后，这些人都窃窃私议，说话很轻不知说些什么。徐铸成暗暗寻思，这不是好兆头，恐怕又有一场新的风暴要来了。
这时干校有了例假制度，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例假中，徐铸成回到上海。晚上睡觉前，朱嘉
在他耳边轻声说：“林彪在外逃中已经死了，想必你在干校已知道了？”徐铸成忙摇手示意，要她不要乱讲。他说：“这不会吧，前几个月，干校还执行‘林副统帅一号令’，各个连队进行拉练活动，弄得大家疲累不堪。”他又嘱咐她：千万不要乱说，传谣也会有罪的。朱嘉 说：“这不会是谣言，里弄干部已传达过，只关照不要对外国人讲。林彪一伙人是外逃叛国投敌。”她言之凿凿，徐铸成却将信将疑。
第二天，他上街去察看情况。上海音乐厅门口的橱窗里还陈列着刊有林彪照片的那张《人民画报》，同时还陈列着林彪几个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活动照片。这更加深了他对这消息的怀疑。
第四天下午，他回干校前，又嘱咐妻子一番，要她保持缄默，免得遭祸。回到干校，情况了无变异，这更证实他的怀疑是对的。何况他依然是干着沉重的劳役，没有半点轻松。
然而没有多久，变化开始了。那位干校的“太上皇”军宣队的韩政委忽然不见了，他的职务由一位姓王的工宣队团长和一位姓沈的工宣队政委共同代替。相隔几天，干校的学员也开始减少，没有“政历”问题的与问题不大的都调回原单位工作。干校原有学员两千多人，一下锐减到三四百人。意想不到的是，徐铸成被编进出版系统的第三连，而且可以和革命群众一起“天天读”（语录），一起“天天唱”（样板戏）。他自己想，这可能是自己名气虽大，究属死老虎，又是“没有党证的国民党员”，所以有这“恩典”。
在这些变化下，林彪的真相终究封锁不住了，由所属连长报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事件与“折戟沉沙”在温都尔汗的全过程，称为“九·一三事件”。听过报告后就分组讨论，徐铸成这组只有五六人，讨论相当敞开，一致认为林彪推行的极左路线祸国殃民。
然而仅隔几天，上面又发下文件，立即传达，说林彪路线不是“极左”，实质是“右”。林彪连伟大统帅都要谋害，岂非右到极点。右乎？左乎？一般人也实在弄不明白。上面规定由批“左”转而深入批右。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使参加讨论的人从此又少说为佳，那些“死老虎”更是鸦雀无声了。
不过，他眼前的境遇继续有变化。
新任的三连连长，顾念这个“老山东”（谐音，已在干校三个寒冬）已经年迈，可以不去田间劳动，专管工具间。具体工作是收发镰刀、铁、粪桶、水桶等，晚间交还时再洗刷干净。其间，一度调到老虎灶帮助烧开水，因他是深度近视眼，水蒸气一冲眼镜片就模糊一片，有一次给各连灌水瓶，烫伤了手。连长仍调他回工具间，只是多了一个任务，每天去收发室取报，然后分发到各个小组。
这样一来，他就有了闲暇时间。在几个月里，徐铸成居然读了前四史（《
史记》及前、后汉书与《
三国志》），以及《庄子》、《
列子》等古籍，精神上有了寄托。
真没有想到，给徐铸成的生活费，从20元变为100元。家用也就宽裕了许多。原来他抽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这时改抽2角2分一包的“劳动牌”香烟，偶然还买包“前门牌”来尝新了。
转眼就到了1973年，秋天，又有一批人调回出版社。徐铸成也在其列。
他从此离开了曾在这里生活四年的“五七干校”。
噩梦终场前后
从五七干校调回上海，由于原来的文献所已撤销，徐铸成被安排到《辞海》编辑所，分配在该所资料室。他自嘲是“废物回收利用”。
其实废物不废，利用他的广博知识，要他从古籍中找语词，做成卡片，准备作修改《辞海》（未定稿）的参考。
这未必是坏事。他正好借这机会埋头读古书。即使在家里，大部分时间也在昏黄的灯光下，读《
资治通鉴》与《
续资治通鉴》，以及王船山的《
读通鉴论》、《
宋论》，一边摘抄做卡片。
虽然林彪死了，“四人帮”却更加猖狂。1973年至1975年这三年又掀起一阵阵腥风恶浪。从“批林批孔”到“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批宋江”，后来又是“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后发展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总之是人无宁日、国无宁日。
在“乱云飞渡”中，徐铸成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由工宣队鼓动，贴出一批大字报。工宣队又拟定一个批判大纲，着令“辞海园”里的“废物”（指所谓“控制对象”）们，限期写出大字报。到期时，徐铸成没有交。他向工宣队请示：反击右倾翻案风，应该是左派的事，让我这大右派写大字报，岂不是给运动抹黑？工宣队认为他说得有理，让他免写。他说：“我用了一点狡狯，免于受良心的谴责。”
1973年的7月及其后一些日子，有几件事使徐铸成难忘。由于“落实政策”，他搬出了延安路873弄这灶披间，搬到重庆北路重北新村，有了两间住房。虽然没有回到枕流公寓去，他自慰说：“经过多年劳动改造以后，总算可以有一个安居的家，可与老伴朝夕聚首了。”夫人朱嘉，这时也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之后，又按十四级的待遇，恢复了他成为“右派”时的工资（反右前他是八级）。有一点要说清楚的是，他还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点改变。
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三年后，这就到了1976年。这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先是中国三位老一辈的革命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先后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中。
这是1976年10月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徐铸成并不午睡，总是在南京西路的“凯歌”茶室，花一角钱买一杯咖啡，以消磨午休的时间。这天也是这样。那时都是自我服务，他买了票，在柜台上端回一杯咖啡，找个空位坐下，开始慢慢品尝带着苦味的咖啡。只见四座的人，都交头接耳似地在议论什么事。他分明听得有人低声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这些人也早该这样了！”
“这些人在说什么呢？”他在想，又不便问。邻座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用手指着对面墙上，他跟着看去，是两张白纸写的大标语。一张上面写着：“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另一张写着：“江、王、张、姚‘四人帮’被捕了！”一下子有几个人走去看，看了默默地走开。接着来了几个警察，撕下标语，轰走围看的人。
徐铸成回到《辞海》编辑所，也有人在议论着。显然刚才“凯歌”茶室门前的一幕，并不仅是他一人知道。可笑的是，当天下午，《辞海》领导小组还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辟谣。接着，第二天上海百万人上街游行，并持续三天三夜，人们欢庆“四人帮”的彻底垮台。
历史记载着：1976年10月，一场噩梦结束。乌云散尽，大地复苏。多大的灾难总会有个尽头。
这年，徐铸成虚龄七十，“特宴客一席，欢宴至亲”，既“庆祝七十初度，并共庆十年动乱之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