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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希泉出身商人家庭，自己也经商，家族产业遍及上海、香港和东南亚。但他的一生，从投身反清到参加共产党的活动，革命者的身份几乎将商人的身份掩盖。他95岁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以及华侨大学董事长等重要职务。
       像许多福建人一样，上海不是庄希泉的主要定居地，庄希泉前半生的活动地点遍及南洋、香港、厦门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他家族的产业，也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然而上海是庄希泉从政的起点，也有他家族的产业。在上海，他曾担任过泉漳中学董事长，而泉漳中学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活动基地之一，这不能不说与庄希泉有很大关系，他的夫人也病逝在上海。
       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1888年9月9日，出生在福建厦门白鹭岛商人家庭。9岁进入私塾读书，后就读厦门东亚学院，又到前清举人周墨史创办的私人学馆读了几年。庄希泉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遭受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宰割的年代，他的启蒙老师陈观波是前清秀才，又是南洋归侨，学兼中西，思想开明，不时给庄希泉讲述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故事，还介绍章太炎、邹容等革命者的著作让他阅读，这对庄希泉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影响很大。
       庄希泉亦商亦政的道路是从在上海泉漳会馆结识沈缦云开始的。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以华侨商人的身份三下南洋，帮助同盟会筹款，为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和反袁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6年，庄希泉18岁，按他父亲的愿望，该是子承父业的时候了，父亲庄有理让他到上海自家开办的“庄春成商行”任经理。当时上海的泉漳会馆是福建反清志士聚会的场所，庄希泉在那里结识了被孙中山誉为“功在民国”的前清举人沈缦云，此时沈缦云已弃学从商，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通过结识沈缦云，庄希泉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光复，上海革命党人成立了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被任命为都督府财政总长。当时国库空匮，军无粮饷。为渡过难关，沪军都督府派沈缦云率领“南洋募饷队”一行七人赴南洋，庄希泉为其中成员。临行前沈缦云奉调赴南京，队长一职易人。募饷队抵新加坡后，代理队长因渎职被撤，遂由庄希泉负责。在新加坡，庄希泉第一次与爱国侨领陈嘉庚见面。陈嘉庚是庄希泉同乡，新加坡也是闽籍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在陈嘉庚及广大南洋华侨帮助下，数十万两银元的筹集任务顺利完成。接着庄希泉又赴槟榔屿，在那里由陈新政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决心“实业救国”。他命沈缦云等筹办“中华实业银行”，需要筹集经费，一千万股份有一半要到南洋华侨中招募。沈缦云邀请庄希泉再度赴南洋，三个月内，完成了募集500万股份的任务。中华实业银行很快成立，孙中山任名誉董事长，沈缦云任总行行长，南洋总分行设在新加坡，由吉隆坡矿业家陆秋杰任经理，庄希泉任协理。
       1914年到1921年初，庄希泉基本上在南洋群岛开展抵制洋货、推销国货和创办学校等活动。1916年为了实现实业救国，庄希泉在新加坡和陈楚楠等为抵制洋货、推销国货，合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庄希泉任经理。1917年，庄希泉与张永福、陈楚楠、林瑞轩、黄肖岩等发起创办南洋女子中学，探索“教育救国”道路。除小学之外，兼办师范科，推选陈楚楠为总理（董事长），聘请余佩皋为校长；1919年，庄希泉继任总理（董事长）。这不仅使南洋有了一所名校，也给庄希泉的生活带来变化，女校长余佩皋成为他一生的伴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洋女子师范学校遥相呼应，首先带头上街游行示威，使学校名声鹊起。
       1920年5月，英属殖民政府推出了一个24款的《海峡教育条例草案》，对华侨学校的华文教育施加种种限制。《条例》规定政府有权可以随时关闭学校；教员须经政府许可，持有准状，然后方能充当，否则，立时驱逐出境；如果政府查出学校有不合政府旨意的，当重责学校之负责人；教科书须由殖民政府编订；从中国来侨居入学的学生也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查批准；并规定了罚款、取缔等各种措施。这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釜底抽薪之计，是一个以控制、扼杀华侨教育为手段，以镇压华侨爱国运动为目的的苛刻条例。这一行径，激起了当时英属新马地区三百多所侨校师生和数百万华侨的义愤。庄希泉和余佩皋联合陈寿民、张国基等华侨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华侨学务维持处”，发动了一场震动马来亚半岛的“争人格，反苛例”的斗争，在抗议书上签名者达二十多万人。庄希泉被推举为三位华侨请愿代表之一，到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抗议、申辩；余佩皋则被选为回国请愿代表，准备赴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演讲宣传，要求中国政府提出国际交涉。这是中国“五四运动”后海外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爱国运动。
       7月24日夜间，殖民当局突然下令拘留庄希泉，将他关进亚朗敏监狱，进行秘密审讯，妄图扑灭这场运动。按英国法律，拘留不能超过两星期，可是，庄希泉却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他决心以法律为武器与殖民当局周旋。庄希泉倾尽钱财，聘请律师，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后，伦敦的法庭终审裁决：总督拘留逾期违法，庄希泉得到释放。这场诉讼的胜利震动了南洋侨界，海外侨胞都觉得扬眉吐气，当地华侨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欢迎这位“伟丈夫”出狱。庄希泉因此名扬南洋群岛。但是，殖民当局对这个“危险分子”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采取前门放、后门抓的手法，在庄希泉被释放并与余佩皋于11月7日结婚的第二天，再次下令拘捕庄希泉，并在10天之后，不容申辩就宣判“永远驱逐出境”。1921年1月12日，庄希泉被三名侦探强行押上轮船，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庄希泉与先期回国宣传请求声援的余佩皋会合，开始了教育救国活动。他们编写了数十万字的《南洋英属教育之危机》一书，揭露英国殖民者在迫害华侨教育方面的行径。夫妻双双南北奔波，考察上海、苏州与厦门的办学条件，顶住政治暴力、背负社会压力、冲破家庭阻力，创办“厦南女学”。考虑到南洋华侨的便利，他俩最终将校址选在厦门。余佩皋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致海外侨胞书》：“予自回国以来，有劝余在苏州、上海开办学者，予以江苏教育较厦门发达，予欲办学当在教育未发达之区，此予在厦办学之原因。况厦门为福建下游总汇，南洋华侨息息相关，在厦办学，则南洋学生回国求学尤较上海为便矣。”
       在爱国侨胞的支持下，1922年5月1日，“厦南女学”在厦门虎头山北麓庄氏祖宅创立并正式开办。余佩皋任校长，庄希泉任董事长。厦南者，厦门、南洋之谓，以此表达对南洋父老兄弟姐妹和新加坡南洋女中的思念。庄希泉、余佩皋在办学过程中，敢于冲破家庭阻力，顶住社会压力，抗议政治暴力。庄希泉的一位老师当时任厦门同文书院院长，他对庄希泉说：“余佩皋要提倡男女平等，你要做运动，这都不妥！”同时，庄、余还要做家庭工作，纠正长辈、同辈对新式教育的偏见，把家族的小弟弟、小妹妹共十多个，悉数接到厦南女中及其附小读书。厦南女学后改为“厦南女子中学”（简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厦南女中在艰难困苦中办得很出色，学校以教育与救国相结合为宗旨，提倡自由、科学、反帝、反封建，开展歌舞、戏剧活动，推广普通话。
       1925年初，庄希泉和余佩皋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均任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这一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很快波及全国。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迅速掀起反日高潮。厦南女中的师生们带头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他们慷慨陈词，为受难同胞募捐，爱国革命气氛弥漫鹭岛。庄希泉还联合各界发起组织“外交后援会”，领导厦门罢工、罢课，抵制日货。日本人、国民党右派对此极为恼恨，寻找理由，加紧迫害庄希泉，无理将他拘禁。7月4日，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以庄希泉父亲庄有理曾在台湾经商，有台湾居留证即为日本侨民（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下）为由，将庄希泉押送台湾审理。消息传开，厦门80多个团体出面抗议交涉。庄希泉上船离港那天，码头上聚集了数千名前来送别的群众，庄希泉站在甲板上，向人们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他被关押了九个月，日本当局一再威逼利诱，声称只要他承认自己是日本统治的台湾籍人，并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国民党，不再担任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便可获释。这些要求遭到庄希泉的严词拒绝。在多方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不得不在1926年4月将其释放。但日本人规定他只能留在台湾或日本居住，不能回中国大陆。他想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到日本东京停留了一段时间，再搭乘途经上海去台北的轮船，当船经停上海码头时，他丢下行李，乘人不备，离开码头，潜回市区。回上海后，他申办中国公民证，并在《新闻报》上发表声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了更明确表达他热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意，特地取名“庄一中”，并刻一方图章，以表心志。
       国共合作期间，庄希泉夫妇就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密切。1927年4月，国民党在福州“清党”，余佩皋和庄希泉经友人相助幸而脱险，但余佩皋仍被通缉。那时，周恩来、邓颖超曾托人送信给庄希泉夫妇，十分关切他们的安全。大革命失败后，庄希泉和余佩皋毅然离开了国民党，奔波于菲律宾和上海等地，从事爱国革命活动。他与菲律宾爱国华侨王雨亭在马尼拉创办《前驱日报》，庄希泉任董事长，王雨亭任主笔，宣传反蒋抗日。该报旗帜鲜明，影响遍及南洋各地。蒋介石政权极为恼火，不时指使歹徒对报馆骚扰捣乱。1934年夏，庄希泉在厦门再一次遭国民党宪兵逮捕，声言要押送福州处决。庄希泉的父亲及亲友多方奔走，设法营救。那时，日本人恨庄希泉不肯当其顺民，便提出要将他引渡到日本处理。庄希泉说：“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侨民，我坚决反对引渡！”但国民党当局生怕得罪日本人，反而同意引渡。庄希泉因此被强行引渡到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拘留所，关了一个多月。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放，旋即离开厦门。
       1934年9月12日，余佩皋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病因无法查明。临终前嘱庄希泉等将其遗体贡献给医院解剖研究，希望在厦门双十中学求学的儿子庄炎林继承母志，献身革命。人们称颂她“爱国爱群，至死不衰”。
       抗战开始前后，庄希泉奔走于菲律宾、香港、上海等地，号召海内外人士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者。在香港，他主持福建抗日救亡同志会，求救难民，创办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和台湾革命同盟一起出版《战时日本》杂志。直至香港沦陷，中共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组织安排在港的知名爱国人士撤回内地，庄希泉才迁往广西桂林。这时，他的独生子庄炎林为中共广西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困难时期，积极抗日的广西地下党遭到破坏，处境险恶。庄希泉积极支持任地下党省委交通联络员的庄炎林，利用华侨的地位和关系，协助地下党和中央取得联系，安置避难同志。为了帮助解决地下党开展抗日活动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庄希泉主动提出把自己遗留在香港的全部家产变卖，供地下党作抗日活动经费。庄希泉父子一行七人跋山涉水，历经艰辛，经广州湾来到澳门。因庄希泉目标太大，留驻澳门，由庄炎林等三人进入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冒着风险，终于把全部家产运出，变卖后全部交给地下党作抗日经费，自己则经常一日三餐仅以稀粥咸菜充饥。
       庄希泉有兄弟姐妹十多人，其中不少参加了革命。弟弟庄朝松，曾在《南洋商报》任核对主任，因为参加抗日而被日军绞杀。庄希泉的堂弟庄惠泉，青年时代就由庄希泉从家乡带至南洋，曾任菲律宾《前驱日报》经理，抗日战争中参加盟军136部队，担任新马地区上校副主任，曾多次乘舰艇到马来亚敌后组织新马的抗日斗争。1943年，他还曾到广西，由庄希泉帮助招募组织了一批新马归侨，回到新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庄惠泉成为新马地区抗日有功的著名人士。后来还专门主编了具有史料价值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一书。经庄惠泉向当局提出要求，曾被英殖民当局判处“永远驱逐出境”的庄希泉又重返新加坡。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在新加坡创办经营侨汇的“捷通行”，并经营中国、苏联的进步影片和进出口贸易，积极支持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947年，他在香港经冯芳、王雨亭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海外赤子翘首以待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即将召开，必须有海外华侨领袖参加。中共香港工委统战部长饶彰风代表中共中央找到庄希泉，请庄希泉去新加坡会见陈嘉庚，当面转达中共中央的邀请。
       庄希泉欣然受命，来到新加坡与陈嘉庚会谈，解除了种种疑虑，促成陈嘉庚回国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庄希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消息传来，华侨反映热烈。离境前，庄希泉应邀参加了《南侨日报》社三周年纪念大会。原先准备了3000个座位的会场，竟来了5000多人。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大会给每个来宾发了一份礼物，那是毛泽东和陈嘉庚的合照。很多华侨看着相片，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南侨日报》社副董事长王源致词之后，庄希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接受献旗。旗上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个大字，旗的右上角是一颗五角金星，象征着祖国和海外华侨前途无限光明，旗左下角绣着椰树，凝聚着南洋华侨的深情厚意。会后，庄希泉高高举起华侨献的锦旗，侨校师生扭着秧歌，五千多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1950年1月15日，庄希泉到达北京，来到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南洋华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此后陈嘉庚与庄希泉分别担任了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继续为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做了大量工作。建国以后，先后有近百万华侨回国，他们有的是抛弃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的是回国深造，也有不少是在侨居地难以安生而踏入国门的。庄希泉在“如何妥善安置大批归侨”这样一个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曾兼任中侨委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生产救济司司长等职，负责安置归侨、侨眷，组织生产及华侨投资指导等工作。他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有关情况，供有关部门制订政策参考；经常深入基层，解决归侨安置以及生产救济等问题，努力不懈地工作。
       1988年5月14日，庄希泉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历程。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对庄希泉老人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送了花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在庄希泉遗体前静默致哀。前来告别的人群中，还有各部门负责人，有庄希泉先生的生前友好及他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亲属。送花圈的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顾委、中组部、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民盟、致公党等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福建省党政部门等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