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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生正气胡耀邦
作者: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组

《中外书摘》 2008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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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14岁只身投奔革命,18岁加入共产党,19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22岁被毛泽东“钦点”当上抗大政治部副主任。26岁认识了延安女子大学的安徽姑娘李昭。两人结婚。
       团中央许多同志还记得,37岁的胡耀邦笫一次走进机关大院的样子:留着小平头,身材瘦削,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穿一双圆口布鞋,衣着朴素,像个风尘仆仆刚从山区回城的小青年。胡耀邦给人第一感觉是平和与敏捷。他立下规矩:团中央干部之间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称同志。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14年,从书记处书记到机关干部,从秘书、公勤人员直至食堂大师傅、传达室老头儿,见他都叫“耀邦同志”。他个性非常随和,吃饭和大伙儿一样拿着碗上大食堂,一边排队一边和人聊天或谈工作。
       在胡耀邦的影响下,那时的团中央充满人情味。干部们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孩子们一块上学,一起玩;玩累了,离谁家近就在谁家睡觉。胡耀邦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共青团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屡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胡耀邦很得毛泽东的赏识。他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善于言辞,为人机灵、单纯。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嗅觉敏感的人们开始察觉出毛泽东对胡耀邦的冷淡。胡耀邦在批判彭、黄、张、周的大会上表现沉默,就连在小组讨论的发言记录上也只留下了几行字。彭老总罢官后,他还跑到彭家去看他。这些都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胡耀邦说:“从那以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让我坐了冷板凳!”此后的中央会议也很少通知他参加。
       尽管政治生命起起伏伏,胡耀邦的家庭生活却一直非常温馨。他与母亲、岳母、妻儿、侄女组成了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最初住在团中央机关小院,后来搬到富强胡同6号,一个据说是慈禧太后奶妈宅邸的四合院。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和果树,从早到晚弥漫着饭香,因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一批批地来,有些人吃住都在胡耀邦家。胡耀邦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喜欢把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撰写文章。他的书房和客厅,简直成了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屋子里常常黑压压一群人,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在胡耀邦子女们的记忆中,很少有仅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似乎总有客人。孩子们觉得父母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太亲切。
       1962年,胡耀邦以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49岁的胡耀邦挂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陕西社教运动“左”倾的程度和恶果在全国来讲最为严重,1964年的粮食单产量比西藏还低。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过得比河北的农民还苦,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连上山砍柴和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农民生活相当贫苦,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3200多人、开除公职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胡耀邦为这难以置信的情况急得睡不着觉。他夜以继日地听取各个厅局的汇报,轻车简从到处与基层群众座谈。最后果断提出“大、宽、活”三项治理方针,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暂停对干部的处罚,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进行复查等。这逆流直上的谏言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背道而驰,很快就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刮翻案风”,“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与中央对抗”等。
       1965年2月下旬起,西北局连开大会小会批判胡耀邦,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送进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便继续批判不止。胡耀邦调任陕西的半年里,工作了99天,挨批判100天。6月上旬,叶剑英元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军用专机来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那里听说胡耀邦在陕西挨整,深为忧虑,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剑英自解放后,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批,当时正赋闲在京,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他们一行三人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欢迎宴上,张爱萍故意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人听了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询问他挨斗的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呐!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叶帅说:“我带你走!”
       胡耀邦以回京治病为名,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明知是叶剑英要带他走,因此也无可奈何,无法阻挠。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乘叶帅军用专机返回北京,继续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但政治风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更为严酷的厄运正等待着他。
       
       1966年,“文革”爆发,整个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狂热。由于这场运动是从千百万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中兴起的,负责北京市中学生“文化大革命”的共青团中央,不可避免地继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后,成为第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胡耀邦也成了“文革”开始后最早被拉出来示众、批斗的中央委员。1966年8月13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群众大会,会上突然宣布毛泽东的命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从此,团中央机关就天天人山人海,北京几十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先后跑来造反。胡耀邦和其他几位书记被禁闭在办公楼里,丧失了人身自由,不断地接受批斗和审问。这时他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次运动不像以往那样简单!
       “文革”一开始,胡耀邦还只是在团中央机关大院挨斗,没多久就被学校、其他机关和社会上的各种单位“借”去游街、批斗。辱骂、殴打、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胡德华骑车去接父亲的那天,胡耀邦刚从北京长辛店的批斗会场回来。他被技校的学生们斗了整整一天,全身衣服被皮带抽成一条条一缕缕,浑身上下满是血污、痰迹和汗渍,走路一拐一拐的,脖子也被扭伤了……胡德华当场难过得掉下泪来。他雇了辆三轮车,把父亲抬到车上,慢慢拉回家。胡耀邦躺在沙发上,半天没说一句话,喘息了很久,才吐出一口气,用手指着胸前口袋,嘴角抽搐,还是说不出话。女儿满妹见状,上前从父亲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纸上笔迹颤抖,字大行稀地写着:
       孩子们:
       一、这是本月底生活费,希望你们节约使用,学会过苦日子;
       二、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胡耀邦
       拿着父亲的信,看着父亲的惨状,胡德华再次忍不住流下眼泪。当晚,“造反派”闯到家里,带走了胡耀邦。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胡耀邦白天挨批斗,晚上扫厕所,团中央大礼堂和机关大院的卫生也归他负责。
       此时,高中尚未毕业的胡德华在清华附中住校,很少回家。富强胡同6号的胡家四合院已被“造反派”砸得面目全非。顶棚被扯破,地板被撬开,父亲精选收藏的各类图书被抢的抢,撕的撕,所剩无几。在北京市委工作的母亲李昭被关押在“牛棚”里,不许回家。父亲被打得不能动弹,“造反派”才允许家属每日去给他送饭。胡德华经常和妹妹一起给他送饭、送药,陪他到医院看病。直到1967年3月中央下发文件,抓叛徒、特务的运动成了“造反派”的新的兴奋点,被江青说成“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的胡耀邦,日子才开始好过一点。
       1968年10月12日,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胡耀邦突然被从“牛棚”直接带到京西宾馆。他进门后,才吃惊地发现,这是让他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九大”的前奏,根据章程,全会决议必须经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表决通过,然而此时“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已经被打倒,能够出席会议的人不足半数。毛泽东提出“解放”几个人,胡耀邦两年多的囚禁生活才算结束。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发生了几件事,引起代表们的震动:一件事是举手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时,陈少敏竟然装睡弃权;另一件是,大会休息中间,康生跑来跟胡耀邦握手,胡耀邦装作没看见,扭头走了。还有,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江青对胡耀邦说,你没什么大问题,写个检讨就行了。胡耀邦没写。结果,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落选九届中央委员的人之一。1969年5月,胡耀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过起了割稻、插秧的农村生活。
       同年,21岁的胡德华从学校毕业后,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当上了一名路政工人,每天干着强度极大的体力劳动。当时,他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54斤,相当于一名壮工的粮食定量。对于自己的儿子当了工人,胡耀邦并无异议,他还鼓励儿子用自己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人买了礼物。胡德华当工人的生活相对单纯,不久后他去当兵,但是到了军营,就因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
       因为是胡耀邦的儿子,身在军营的胡德华不得不承受被高校拒之门外的打击。直到1973年,他才最终被南京通信兵工程学院录取,了结了上大学的心愿。而父亲胡耀邦的政治命运也在“9.13”事件发生后,出现了转机。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衣赶到八宝山陈毅追悼会的会场。与此同时,有人注意到,在这天的报纸上,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一长串名单里,出现了胡耀邦的名字。这意味着胡耀邦已经得到“解放”,不再是被批斗和审查的主要对象,等着下一步作结论和安排工作。4月,驻团中央的两个军代表拿着起草好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来到富强胡同让他签字。胡耀邦对所谓的结论逐条反驳,拒绝签字,工作的安排就被搁置下来。他自嘲成了“新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怕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从这时开始,胡耀邦已经开始一批批地接待来客。一部分是还在遭受迫害的老战友的子女们,他们主要是来向他反映父母的情况,请他出主意、改检查。再一部分是大量的外调人员,要求他提供被调查人的详细资料。胡耀邦在延安当过6年的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军队干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常常在家埋头疾书,为被调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写材料,或出具历史证明,还这些同志以历史清白。
       1974年3月的一天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忽然登门造访,劝胡耀邦再写一次更“深刻”的检查。胡耀邦说:“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第二天,从部队回京探亲的胡德华把这件事说给总参一位将军听,那人说:“赶紧传个话给你爸爸,让他作个检查,应付他们一下就没事了,这样好分配工作。”胡德华将原话带回,父亲却淡淡一笑,说:“我才不会无限上纲,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换个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当当呢。”
       胡耀邦不肯为一份工作折腰。一直到1975年7月,二次复出的邓小平重新启用胡耀邦,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因年迈体衰已不理院务)。赋闲将近十年的胡耀邦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他每天早上从家里带一个馒头出发到单位办公,中午忙得赶不上食堂的午饭,就靠馒头加水充饥。他在短短几周内,跑遍了科学院所有的研究院,发现科学院的问题相当严重、荒谬,成千上百位科学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里或被迫害致死;大批科技人员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长期靠边站。胡耀邦领导起草了指导科学界开展整顿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谈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里的一个命题: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晤捷克总统时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就由此而来。但是,毛泽东看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不满意,将文件退了回去。胡耀邦此时并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仍大力着手恢复中科院的工作秩序。不料,仅仅工作了四个月后,他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度打倒。
       在科学院这几个月里,胡耀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体重掉了十几斤。他提出要从“五子登科”:妻子(夫妻分居)、孩子(上学、入托难)、房子(住房紧张)、篮子(买菜难)、炉子(煤气灶短缺)等问题入手,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仅四个月,就有四百多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得以团圆。
       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期间,中科院最大的造反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胡耀邦的言行。胡耀邦再次陷入大批判的旋涡,被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黑干将”之一,遭到全国范围内的口诛笔伐。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胡耀邦胃病发作,住院治疗,却被造反派强行拖出医院,送到大连全国科技会议上接受批斗。回京路上,火车刚过山海关,地平线上就闪过一道令人恐怖的蓝光,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京沈铁路唐山段多处中断,胡耀邦乘坐的列车幸而安然无恙,逃过一劫。
       1976年10月8日上午,叶剑英次子叶选宁突然来访,告诉胡耀邦,“四人帮”已被逮捕。叶帅请他保养身体,准备工作。很快,老同志们再度走动起来,富强胡同的胡家再度宾客盈门。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同年12月调任中组部部长。他履任的第一天,面对用鞭炮欢迎他的中组部工作人员,说的第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据当时中组部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后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迫害、下放、株连的干部及他们的亲属同事,总人数超过1亿;仅全国上上下下的“右派”就有55万人之多。“文革”后,仍有十余万右派分子没有摘帽。还有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分子”,近二十万的“反革命分子”,45万国民党投诚起义军人,上百万遭迫害的知识分子,三百多万被“挂着”无法工作的干部……
       胡德华说,那几年,父亲异常忙碌,经常一连几周不回家,就住在办公室里,偶尔才回来与亲人团聚。每天来自全国各地上访到那里的群众和老干部络绎不绝。胡耀邦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找他诉说冤情、递交材料的一律不准阻拦。中组部曾经作过统计,胡耀邦在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地委书记以上级别的干部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二百多封。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开始大力拨乱反正,肃清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解放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极左运动造成的流毒。“胡风反革命集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刘少奇、张闻天、贺龙的冤案,“彭(德怀)黄(克诚)反党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等几十件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和纠正。面对各方的阻挠和压力,胡耀邦鼓励办案的同志:“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以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他任职总书记的几年间,正是中国打开国门之后第一个关键发展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得以深化,国家“七五”计划顺利实施,沿海十四个改革开放窗口城市也陆续确立。年近七旬的胡耀邦自认时日无多,争分夺秒地工作着。他办公室的长明灯每晚都亮到深夜甚至凌晨;他频频外出视察,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老少边穷”地区;他亲自批阅的民众来信有两千多封,及时了解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他厉行机构改革,提拔年轻干部,坚决废除终身制;他尊重知识分子,破除思想禁锢,文学艺术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喜欢体育运动,关注中外各大体育赛事,唤起了国民竞争精神;他的外交风格不拘一格,给人留下坦率、热情、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印象……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职。对此,外界一片猜测,而作为家人的胡德华却不愿对此作更多的解释。
       女儿满妹日后在回忆录中说:
       爱讲话,可能是父亲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之一,也是有些人难以接受他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热烈和激情,似乎不符合一些人对领袖行为举止的认同。
       父亲是一位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和人造光环的领导人,他要求中南海向所有的游人敞开大门,就像他一直对人民敞开大门一样。
       深厚的民主情愫和平民意识,使父亲一生待人平易随和,无论对方地位高低,一律平等相待。
       据满妹回忆,胡耀邦辞职之后,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胡耀邦学起了作诗,曾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真实想法: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写给文怀沙的几句诗也许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不谙燕塞远,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
       1988年,沉默的胡耀邦突然涌起对故乡的思念。11月,他去湖南游览张家界,一路上被数千游人认出来,不停地被人拦下,握手、拍照。11月20日晚,胡耀邦在长沙住处独自吃了一碗加了辣椒油的清汤面。事后,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一天是他的73岁生日。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当即送往医院抢救。4月15日7时53分,74岁的胡耀邦永远停止了心跳。
       父亲逝世的那一刻,胡德华就守在身边。那天,胡耀邦一觉醒来心情很好。他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他还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洗漱完毕,胡耀邦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几分钟后,守在床边的胡德华突然发现父亲心电监护仪上的心电图波形开始急促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胡德华赶忙叫来医生,医生说:“没事儿,以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胡德华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心率升到每分钟110次时,开始向下降,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突然之间,峰谷状的心电波化作一条水平线,向无限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胡耀邦大叫一声:“啊!”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胡耀邦曾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另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的骨灰被安葬于江西省德安县共青城富华山东红土绿林之中。200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