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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俄]尼·伊·雷日科夫 著 徐昌翰 等译
       雷日科夫是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从政治的大视角论述了苏联解体这一大国的悲剧，同时还提出了从文化与信息媒体上抵御敌对政治势力的警示。
       “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上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订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
       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人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看看他离职后的所作所为，看看他那些公开否定党的言论，不由得要对他的真诚，对他的信念，还有他是否正派的问题，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1991年8月23日，当蒙羞的苏联总统在72小时软禁后由福罗斯送回来，跑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耻辱讲坛”发表演说时，他还能说一些他信奉社会主义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党之类的话。可是时间仅仅过了一天，他却……放弃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再就这个问题发表宣言时，他竟然颠三倒四地说，他的责任是像保护国家公民那样保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免受无根据的法律追究，同时还宣布党自行解散。
       圈圈终于圆上了。这种情况迟早总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同党分道扬镳了。但为什么他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看是潜意识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东西起了作用，总相信党的领袖总书记的一切行动不会有错。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到了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而且还号召进行报复。在有些发言中，可以感到发言人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政治家，都还不够成熟。他们表示，希望能对摆脱了“苏共压迫”的这个国家有所帮助；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则是完全自觉的、专为破坏党的威信而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是通过历史发展而成就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它同国家组织已经水乳交融地连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为解体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党的威信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那些导演这一切的人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六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十一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德国总理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 - 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苏联解体：审判何时开始
       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国侵略的因素。两级世界垮台了。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也讲了不少建立多极世界的话，但至今也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政治力量配置，对于仅余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梦想着在世界上起领袖作用，如今目的终于达到，他们的手脚放开了。
       后果马上显现出来。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就是南斯拉夫。经过十年动乱，一个受到全世界承认的统一国家，被肢解成六个部分，现在又要分裂出来第七个“主权独立”国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国也找到了把联军开进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却不断要求苏联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后来，他甚至不顾联合国的反对，纠集了一些国家，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在当地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统治。结果把这个国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来将会是黎巴嫩、伊朗、朝鲜和其他所有在某一点上不合乎美国标准的主权国家。
       今天发生的种种，实际上同1938年在欧洲出现的问题并无二致：当年的英法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说得确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厄搞了妥协。西方以这一行动为法西斯德国奴役欧洲各国、向苏联开战亮起了绿灯。今天，西欧以自己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支持，亲手为它统治世界扫清了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输一种观念，似乎只存在一种文明，那就是美国和西欧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继承人（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即希腊罗马的，而且还继承了东方的，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似乎只有这种西方的价值观体系——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价值观体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价值观体系。
       不过这种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论的炮制者，其虚伪无知也实在惊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一基本的、“无可争议”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没有中国、伊朗、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地位。甚至就连日本和中国以及今天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所展示的科学、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飞跃，也无法动摇拥戴这一理论的许许多多西方政客。
       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俄国虽自身的麻烦和问题不少，但也还是积极努力地在保持与自己伟大历史相称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一复兴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丧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贵特色、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危险。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伟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无数其他民族无数个世纪以来友好合作基础上的产物。它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点，它是一条连接欧亚的陆地通道。
       俄罗斯广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气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长期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一方面要有超前的思维，要善于同面临的危险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以解决国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较倾向于仁爱，又倾向于崇拜领导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这些民族自觉意识中的特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们同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大国地位意识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东西，一个巨大的国家就不可能复兴，人民的统一就得不到保证。
       在消灭俄国文化的行动中，根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独特传统的努力，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比方说，美国对这个目标就毫不掩饰。近年来，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文化侵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毁灭俄国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公开性诅咒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有的盲目，有的自觉，他们疯狂顶礼膜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
       在我们国家的那些“思想统治者”的支持下，这场进攻战的结果，就是由美国通过它在我国的代理人，实际掌控了俄国电视这一对百姓影响最大的信息媒体。传统价值观念遭到清洗，“美国生活方式”的原则和风格被强加到人民头上。头脑健全的人们和社会活动家力图抗御这种局面，但遭到俄国电视实际主子的激烈反对。
       行政和立法当局实际上是在同这种情况妥协。而且，我国文化就整体而言目前已被阴暗、迷信、反科学的观点所淹没。从电视屏幕和“黄色”报刊汹涌而来的蒙昧主义之流是那么的浓稠，以至星星点点的健康思想、端正行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文明之间的边界又回到了历史上原来应该有的老地方，划出了与我们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西方为了促使苏联垮台，树立了一个把欧洲文明分水岭向东推移的目标。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这里指的是他们再次力图消灭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战略老对手——俄国，首先是俄罗斯族——的独特文化的企图。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实际上所有在苏联垮台后感到手足无措的斯拉夫民族，都无情地陷入了从属于西方的境况。他们通过北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机制，跟西方挂到了一起。唯有南斯拉夫是一个例外。之所以会选中它来作为侵略和破坏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同时也爆出了自己就广义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间接地证实了一种猜测，这就是文明的分裂将首先发生在西方 - 俄罗斯一线。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无论西方如何在我国内外竭尽全力，但依然难以淹没并同化俄罗斯的和俄国的文化。历史表明，我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文化所吞并过，反因此而增强了表现自我鲜明独特文化个性的条件。
       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导致祖国文化的完善，而是导致它遭到破坏。更何况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罗斯拥人自己的怀抱。
       新华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责任编辑：李树林朱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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