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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密》杨贤 著
       中美之间有关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协议达成后，美方拟订了建立联络处的详细计划。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刚开始设立时计划安排的人数并不多，计有外交官9人，工作人员11人，以及作为警卫的海军陆战队员6人。由于美国驻在海外的外交使团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警卫，因此除了选择有外交经验的人员之外，还计划派遣6位海军陆战队员担当联络处的保卫工作。1973年3月2日美方向中方阐述组织联络处机构的总体想法，提出希望使用海军陆战队员来担负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保卫工作，并清楚地提及将6名海军陆战队员作为人员安排的一部分。3月9日，中方答复对于美国联络处的人员安排可以接受。但就是这几个海军陆战队员却惹出了不少麻烦。
       本来，派海军陆战队警卫自己派驻外国首都的联络处，这对美国人来说，几乎是非常自然、甚至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凡是经历过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明白，中国人在这样一件似乎纯属技术小事的问题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是多么不容易，甚至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在二十多年的反帝反美教育宣传中，“美帝国主义”的形象符号，往往就是在《停战以后》、《霓虹灯下的哨兵》、《在烈火中永生》等风靡大陆的革命电影中那些美国大兵，多半还就是美国水兵。他们在影片中的典型作派，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寻欢作乐、开车横冲直撞、甚至压死华人还蛮不讲理。现在，这些美国大兵又要卷土重来了，美国的车轮又向“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压过来了。这些年轻人当然不知道自己的前辈在中国电影中的这种典型形象，他们当然有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中美之间因为巨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潜藏着一场外交冲突。这场冲突又因为当时中国的特殊政治氛围而变得更为复杂。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问题凸显出来。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穿着便装，并没有引起中方太多的注意。1973年7月1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举行正式成立和升旗仪式。联络处的中国问题专家显然多少了解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国政府多年反帝宣传的影响，意识到中国人对驻扎外国正规部队怀有强烈反感。仪式前，他们一再考虑海军陆战队员在参加升旗仪式时能否着装。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员不要穿上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在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着整洁笔挺正规蓝色军装参加了升旗仪式，不少人还佩戴着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由此播下了不良的后果。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军官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京的存在根本接受不了，更何况这些海军陆战队员还身着制服。只要能够被过路的人看到，身穿制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即使在联络处的办公楼内，也是难以容忍的。
       7月4日，在联络处举办国庆招待会之前，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林平拜访了联络处副主任詹金斯，就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穿着制服问题进行了交涉。林平指出，穿着军队服装和公开佩带随身武器（如佩剑、刺刀、手枪等）违反了在北京的外交使团的通常的做法，以及中国驻外使团的做法，表示希望这种行为应该停止。林平还指出，基辛格在访问北京期间曾与中国方面达成一个协议，即美国驻北京军事人员必须穿着便装并不准携带武器。詹金斯则表示，美国方面对制服问题也深为关注，但做出不许海军陆战队员穿着他们制服的决定，将会影响其军人的士气，会造成不守纪律的后果，并指出美国派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人员都穿着制服的。但林平坚持认为，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中方不希望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成为一个例外，并将制服问题与中方人员出席美方组织的7月4日独立日招待会联系起来，指出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换去制服的话，中方人员将不会参加7月4日的招待会。
       结果，海军陆战队的制服换去了，从此之后再没有穿过。对此，霍尔德里奇以为问题仅仅出在中国军方。他在回忆录中说：“毫无疑问，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对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存在承受不了，尤其是对陆战队穿上制服。只要能被过路人看到，身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哪怕是在联络处的建筑群内，也是难以容忍的。”
       除了制服问题，海军陆战队的酒吧也成了麻烦的来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北京的公共娱乐活动场所很少，能够供外国人娱乐的场所极为贫乏。一到晚上9点钟之后，除了北京的主要购物街——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些小吃店外，大多数街道上就没有车辆往来了。
       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为了解决驻京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娱乐问题，海军修建营为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结果，海军陆战队的酒吧就成了北京深夜的社交中心和唯一的夜总会。而且，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美酒和饮料，这里都大量供应。该酒吧还印刷、出售饮酒票券，向其他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人员出售酒水和门票，甚至颁发会员证，招来许多驻北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一时喧闹嘈杂，杯盏狼籍，有时互相打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就像当年电影上的那些美国大兵又下凡到人间了。这当然让中方感到不满和反感。
       终于问题出现了，因为颁发会员证的问题还引起了矛盾。一天深夜，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然在喝醉后误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官员的公寓。这些事情引起了中国政府向布鲁斯多次提出交涉，要求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员。
       1973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召见了布鲁斯，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上述行为已经引起了抗议。中国的主权不能容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作为。林平指出，没有别的国家向这里派遣军事人员来保卫他们的外交使团。中国人在华盛顿也没有这样做，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留在中国是不合适的，要求将他们撤离。
       布鲁斯问道：“这是命令吗？”林平答道：“是。”当布鲁斯问道这一命令何时生效时，林平表示中方还没有具体确定时间，但时间将尽可能快。
       布鲁斯又问道，由海军陆战从员向美国驻外使团提供安全保障在全世界都是惯例，美国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并问其他国家驻北京外交使团是否由军事人员来提供安全保卫，林平给予了否定，并指出在北京的其他大使馆提供安全保卫任务的附加人员中间，找不到像美国陆战队员被认出的例子。谈话之后，布鲁斯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表示要严加管束，但希望这些人员能够留下来。他与詹金斯和霍尔德里奇等进行商讨，与负责海军陆战队员的官员进行了谈话，命令马上将所有“陆战队员之家”的外部标志去掉，并解散了他们的两百人俱乐部。并且取消他们每两周一次的聚会，将其聚会限制在不用付费客人的社交聚会上。
       布鲁斯随即致电国内，向华盛顿做了汇报。他建议基辛格同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就此事进行磋商，直至到中国访问时再做出最后的决定。索罗蒙在为此事给基辛格写的备忘录中，对事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猜测：这个命令是否同其他的迹象表明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立场强硬起来了？美国联络处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好的接待，这是否引起了没有得到这样接待的其他国家外交使团的嫉妒？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周恩来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着国内的压力，那么海军陆战队事件可能是对他施压的迹象。他提出两套方案以供选择：一、如果能够确定中国提出海军陆战队问题是因为外国其他外交团体抱怨的话，告知在3月的协议中，中方同意在美国联络处使用海军陆战队，运用这样的人员保卫美国的外交使团的安全是美方通行的做法。提醒中方，美方在制服问题上已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同时暗示美方希望消除任何的不愉快，那些聚会很显眼的个人将被从北京撤换或者用能够保持匿名的从属关系的人来代替他们。二、如果能够确定海军陆战队事件是因为两国的双边关系而提出的话，如果您希望减轻周恩来总理的政治压力的话，向中方说明：在世界上美国的外交使团运用海军陆战队是美国的通常的惯例。由于联络处不是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美方将撤换他们以非军事的安全人员来代替他们（可能是国务院的人员），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中方的要求。同时说明当联络处转换成正式的外交机构时，美方保留使用海军陆战队的权利。基辛格对方案基本同意，并致电布鲁斯，要求他对引起这一事件的可能原因进行判断。
       基辛格在给布鲁斯9月26日信件的回复中指出，中国外交部要求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3月份，美方已经与中国交换了意见，中方明确表示同意海军陆战队前往北京。这一问题主要在于：那些对外国外交人员抱有敌视态度的所产生的愤怒，联络处在成立时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得到了特殊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驻扎在其土地上的外国军队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开始持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或许与周恩来因为其对美政策而面临着强大的国内压力。
       9月29日，基辛格会见了刚刚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中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两人就海军陆战队问题交换了意见。基辛格说：“我们的难题是我们使用海军陆战队在遍及世界的每一个美国大使馆作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一个惯例……如果你们现在命令这些士兵离开，事件将会变得与众不同，会吸引相当多的注意。因此，在我访华之前让士兵离开，我感到特别不合适，我们可以中止这些人从事的任何活动，并已经采取了措施。如果你们坚持让他们撤离，我们当然遵从。我们可以采取措施让他们收敛以前的行为，我仅是想向贵方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反应，这不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黄镇表明：“我们的难题是这些负责安全的士兵在北京的存在很醒目，没有别的大使馆有军队、军事安全人员，北京的惯例是中国政府负责大使馆人员的安全保卫，我们把这看做是影响我们主权的事情。”并表示基辛格可以在北京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暗示基辛格，在他访华前中方不会将海军陆战队逐出中国领土。基辛格表示在10月份访华时，将就海军陆战队问题与周恩来总理作进一步的商谈。
       在会见黄镇后，美方就积极探寻方案，以利于在基辛格访华时得到一个最佳选择。10月24日，基辛格致电布鲁斯，将索罗蒙在备忘录中提出的方案细化，征求意见。美方设计了三种方案，即：让海军陆战队保持低姿态的行为，不再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撤换个别陆战队员；撤出陆战队员，代之以国内安全人员，同时寻求如果美国联络处转化成一个通常的外交机构的话，有权运用海军陆战队的原则。第三种方案又有两种选择：一是以国内征用的特殊的安全保卫人员来替换海军陆战队；二是撤退海军陆战队员，安装扩大的报警系统，在不值班的时间里运用联络处的人员轮流提供安全保护。布鲁斯认为第一种方案最理想，但根据中国人最近的行为，可能实现不了，应该把第二种方案作为谈判时争取的目标，很可能第三种方案的第一种选择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正在美方为此事绞尽脑汁时，又逢海军陆战队周年纪念活动。驻守联络处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积极筹划聚会，举行庆祝活动。他们决定去定做一个上面饰有海军陆战队标志的大蛋糕，但是在要求外交公寓大楼里的一家小餐馆制作这个大蛋糕时，餐馆经理向外交人员服务处作了报告，该处遂向美国联络处提出正式抗议。
       10月31日，林平再次召见布鲁斯，就将于11月9日举行的活动指出：“美国联络处的水兵仍然继续进行公开的活动，而且实际上已经定做了一个供130人享用的蛋糕，在上面装饰着海军陆战队的徽章来纪念其周年。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糖果店不能制作这种式样的蛋糕，所以徽章的事情才作罢了。蛋糕是为了招待130个人而制作的，这是说庆祝并不仅仅限于美国联络处的人员。”林平强调，中方“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迫使让我们作出决定，即在基辛格访华之前解决美国联络处的海军陆战队的问题”，希望布鲁斯能理解这件事情并且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为了避免麻烦，决定取消一年一度的海军陆战队正式舞会，但又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周年纪念活动是世界范围内的惯例，这纯粹是一个社会现象。最后，他实际上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他允许海军陆战队员继续他们聚会的计划，但保持低姿态，聚会以纯粹私人的社交活动的形式来进行。对此基辛格表示赞赏，他认为由于中国人对海军陆战队的公开行为感到很敏感，这可能对于软化中方给美方的最后通牒有益。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就海军陆战队问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基辛格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周恩来作出了让步，暂时解决了海军陆战队问题，这批人员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恩来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用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中方视海军陆战队员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外交人员，他们可以在卧室或者馆内穿军装，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佩带。基辛格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周恩来所言只作出了象征性的姿态，从海军陆战队进驻到中方提出不同意见，事情被别有用心的人逐渐闹到了这一步，以至于基辛格亲自协调此事，他不可能不知道美国在各地的大使馆的安全保卫情况，联系到1973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周恩来答应让海军陆战队继续留在联络处，应该说，他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顶住了极左政治势力的压力。
       此后，海军陆战队员们老实了一阵子，联络处要求海军陆战队员们不再出风头，在他们执行日常任务或者是在特别场合，制止他们穿着军装。甚至还要求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不要做诸如集体慢跑等体育锻炼。因为他们编队跑步，在外观上很容易被认为是像一支“有组织的外国军队”。
       但此次基辛格访华，也使得周恩来一度限入政治困境。1973年11月10日，在基辛格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基辛格着重强调如果苏联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使得毛泽东感到不快，因为毛泽东认为当前主要是美国极其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周恩来、叶剑英等分别与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周恩来因为中美会谈遭到批评，同时极左势力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海军陆战队如果再出风头，被人抓住把柄，周恩来不可能再为此事去冒政治风险了。但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积习难改，不久又闹出事端。1974年4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中竟有人用“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给北京的各国使馆发去一份通知，倡议成立一个垒球联合会。这份通知很快被中方抓住，中方再次向布鲁斯提出交涉，要求必须撤走海军陆战队员，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举动上又一次表现为“一支有组织的外国军队”。在此情况下，海军陆战队最终被驱逐，改由美国外事安全官员接替，后者素质较好，又没有海军陆战队那样令中国人反感的派头。至此，这一事件终告平息。
       
       重庆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责任编辑：张德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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