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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毛泽东自传》的最早译者汪衡
作者:丁晓平

《中外书摘》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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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毛泽东自传》新版问世,作者埃德加·斯诺和题写书名的潘汉年,不用介绍也为人们所熟知,惟有译者汪衡是何许人也,一般读者还不甚清楚。
       汪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北京汪丹熙女士的家,和她一起回忆她敬爱的为编辑出版事业贡献了一辈子的父亲。
       一
       1914年8月29日,汪衡出生于北京羊尾巴胡同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汪凤瀛,曾是长沙知府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一个主张实业兴国的开明人士,在民国初年还曾做过大总统府的顾问,1926年去世。母亲汪蔡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1966年去世。
       汪衡兄妹五个,自己排行老三,族名汪椿宝。汪衡4岁时就入家塾,读四书五经。12岁时,汪衡考入苏州私立树德中学小学部五年级。中学毕业后,1935年汪衡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又转入经济系学习。大哥汪季琦是中共党员、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大嫂顾清侣的哥哥顾衡也是“地下党”。在中学读书时,汪衡就经常读到哥哥带回家的《唯物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深受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产生浓厚兴趣。顾衡是江苏无锡人,1934年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经家庭多方营救,反动派终于答应只要求他写一张自首书后就可以无罪释放,但他宁折不弯,大义凛然,慷慨赴死,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汪衡对顾衡非常敬仰,在收拾顾衡的遗物时,他发现了顾衡衣服上有许多被反动派殴打折磨的斑斑血迹,为纪念这位英勇无畏的兄长,汪衡就将自己的名字汪椿宝改为汪衡。这正式标志着他自己走上了反蒋抗日的革命道路。
       在复旦读书期间,汪衡开始阅读大量的进步书刊,尤其对鲁迅先生更是崇拜。几乎阅读了他能找到的鲁迅先生的所有作品,百读不厌,更加坚定了投身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夏天,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创办《文摘》杂志,主要摘译国外有关中国的报道,并邀请中文和英文基础都十分优秀的汪衡参加编辑工作。1937年1月1日,《文摘》月刊正式出版了第一期。此后汪衡不负众望,很快就在编辑部担起了大梁,成为孙寒冰教授的得力助手,并一度和孙寒冰等人一起担任主编。到了这年的7月份,孙寒冰看到美国《ASIA》月刊开始连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如获至宝,便请汪衡翻译。于是,《文摘》月刊以晚一期的速度连载《毛泽东自传》。同时,汪衡还翻译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也是斯诺写红军长征的最早中文译本。后来,汪衡还编辑、翻译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复旦大学被毁坏,《文摘》月刊改名《文摘战时旬刊》,不久又被迫迁往汉口。因为翻译《毛泽东自传》,汪衡也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向复旦大学要人。孙寒冰就派汪衡先去武汉后又转往香港和重庆等地,逃过了国民党的抓捕。
       汪衡还曾于1938年1月12日上午11时至12时在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采访过周恩来,并在《文摘战时旬刊》第九号发表了《周恩来访问记》。这是当时在国统区最早发表的一篇专访周恩来的报道。汪丹熙告诉笔者:父亲生前曾告诉过她一件小事——汪衡曾经就《文摘战时旬刊》向解放区发行的事情,找过中共在汉口的领导人。但因为当时情况不明,这位领导错误地以为《文摘战时旬刊》是一个“反动宣传”报刊,不准进入解放区。为此,汪衡在这次采访周恩来的时候,专门就此事请教过周恩来。周恩来听说后,立即代表中共中央对复旦大学文摘社表示了歉意。在汉口,汪衡曾一度主持《文摘战时旬刊》的编务,从采、写、译、编、校到下厂、包装、发行、邮寄,全部包办。这份以抗日、民主、反法西斯为宗旨的旬刊,受到广大读者欢迎,销量每期高达八万份之多。
       汉口失守后,《文摘战时旬刊》随之迁往重庆。1940年5月27日,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编辑部遭炸,孙寒冰不幸遇难,年仅37岁。汪衡因外出采访幸免于难。孙寒冰遇难后,许多文化名人如郭沫若等纷纷写了悼念诗文,表彰这位爱国的、敢于说真话的进步知识分子。复旦大学还曾为其建立了纪念馆“寒冰堂”。此时身在重庆的汪衡决心北上抗日,但他请求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申请没有得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批准,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文摘战时旬刊》是一个很好的刊物,更需要有人在恶劣的环境中把它办好。汪衡只好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开始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汪衡在复旦大学英籍教授Robert Payne的帮助下,将爱国将军冯玉祥的自传《我的生活》翻译成了英文,并准备在英、美等国出版。冯玉祥将军知道后,非常高兴,就想收Robert Payne教授和汪衡做自己的“门生”。经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协调介绍,他们向冯玉祥递交了“门生帖子”,正式拜师。笔者有幸在汪丹熙家中看到了这个封套上写着“程门立雪”字样帖子的草稿:
       敬求
       ×××同志(或先生)介绍投拜
       ×老夫子门下,嗣后谨愿听聆教诲,并愿一本利他精神,追随老夫子改进社会,造福人群,始终不懈,兹将三代履历谨录于后。
       门生×××敬叩
       年 月 日
       下面写着的是:“曾祖、祖父、籍贯、年龄、经历和通讯处(现在、永久,附贴照片)”等几项。
       1946年7月,汪衡作为英文秘书和翻译,随爱国将军冯玉祥的水利考察团赴美。其实,这是蒋介石在政坛上驱除和排挤“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冯玉祥。
       1947年夏秋,汪衡离开冯玉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积极组织了留美学生通讯社和中国留美学生建国同盟,撰写了同盟的章程,并化名李同主编钢板刻字油印的《留美学生通讯》。汪衡自编、自刻、自写、自印、自寄,每两周出版一期,完全赠送。期间,汪衡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留美同学组织起来》、《双十节告留美同学书》等文章,公开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号召留美中国学生“组织起来”,“对那些即将回国的同学,说服并鼓励他们到解放区工作!对新近来美的同学,争取他们携手共进。介绍他们阅读进步报纸,以达到使每一个有血性的、有正义感的留美同学,都能在思想上准备将学习的新知识、新技能归国贡献于人民的目的”,祝愿“留美同学坚强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回去参加一个光明绚烂的新中国的建设”。这个刊物,不仅刊载港、沪的报道和回国留学生的书信,还介绍中共的政策和新中国的情况,深受留美中国学生的欢迎。但遭到美国《先驱论坛报》的恶意指责和一些右翼中文报刊的诋毁。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心想回国的汪衡于1949年12月启程,1951年1月到达北京。回国后的汪衡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之后到《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中文版翻译部工作。该报是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报上刊载的文章都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写的。该报是一份周报,平时一般是两开四版,节日往往增至八版或十六版。而外文版一般要到星期三才能空运到北京,但在汪衡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一到星期六,中文版就在三天内翻译出版了。随后,汪衡先后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和国家新闻出版局从事编辑、翻译和版权研究工作。期间,汪衡主要从事外国学术、政治书籍的审、选、编、校工作,完成了专供中央领导参考的全套“灰皮书”的编译。“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汪衡被下放到湖南攸县,后来转到江西。1973年到江西大学教授英文。
       1978年,汪衡返京,此时中央文献研究室、中科院和妇联等多家单位要他。后来应陈瀚伯的邀请,汪衡从北京图书馆来到新闻出版局(即现在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1979年起,汪衡出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第一任组长,开始草拟版权法。汪衡领导的这项工作立即引起国际版权组织和国外版权产业界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培训版权专业人员。但也有个别的外国人乘机指责中国“盗版”,甚至对中国如何制订版权法指手画脚。面对这两种声音,汪衡有理有利有节地给予了积极回应——好的建议表示欢迎并组织落实,无理指责坚决耐心细致地说明解释和驳斥。汪衡以其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和渊博的学识让那些无理取闹的人不得不低头服气,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中国版权工作底子薄的情况下,汪衡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国版权工作的国际联络网,强化了基础,培养了一批版权工作的人才。汪衡的工作作风和品质,深得美国版权局前局长雷大卫先生的赞赏,他警告西方人不要在版权问题上给中国人施加压力,他在1985年全美律师大会上说:“中国人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最好的办法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们。可以肯定,他们欢迎美国人和其他人帮助,但给他们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是不明智的。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前进并要求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应当努力去帮他们。”
       汪衡曾担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连续两次被推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还曾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版权工作会议,是中国著名的版权专家。而凡是和汪衡在版权问题上打过交道的人,无不为他业务的精通、地道的英语和中国人的优秀品格所折服,一位国际版权专家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中国的版权先生”。汪衡一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一位不计名利、正直宽厚的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1993年1月去世,享年80岁。
       汪丹熙告诉笔者:父亲生前曾跟她说起过翻译《毛泽东自传》的事,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本书。父亲也很少跟她具体讲起此事。当笔者将新版的《毛泽东自传》递到她的手中时,她含着泪水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我爸爸生前的一个遗愿总算实现了,他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