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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心理学的说法，一个人的人格，是由一连串的记忆构成的。他必记得自己姓甚名谁，谁家之子，童年经历，以及在经历的各种事件中自己的表现、感受等等，然后他会不时地对自己做出评价，进行自我定位，这就形成了一定的人格。有的人对自己比较客观一些，其记忆比较忠实于事情的本来面貌，对自己的优点、缺点、成绩、失误都记得比较准确，换句话说就是能比较清醒和客观地认识自己，这样的人格就比较健全，自己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别人跟他交往起来也没有多少困难。有的人则倾向于只记住自己的过关斩将，而忘记了曾经的败走麦城；或者在某些事件中自己的一点正面作为被无限放大，而在另一些事件中自己曾经的劣行被大大缩小，甚至在记忆中了无痕迹。这样的人，别人和他交往起来就很难完全放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信誓旦旦告诉你的“事实”是否真的属实。而且这还不是简单的品质问题——他未必是故意扯谎，而是其人格使然，在他的记忆中，事情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的。
       其实，不止个人的记忆会如此，一个族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也有类似的情形。尽管其与个人记忆发生的机理并不一样，但是，在能不能全面准确地记住自己的历史，能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成功与过错、荣耀与耻辱等方面，集体记忆也不都是完全客观的。而一旦集体记忆出现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夸张和忽略，它比某个人由于人格原因而有选择的记忆和失忆带来的危害可是大多了，它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或社会性的懵懵懂懂，无法认真，使一个族群或政党无法正确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就免不了会一次次地重蹈历史的覆辙。
       朱鸿召博士的这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就是在做帮助我们形成客观、完整的集体记忆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他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也卓有成效。这本书截取的是对于当代中国意义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即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年。正如作者在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中所说：“从五四到延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沉浮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
       那么，延安的重要意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延安的“改造了人”是如何做的呢?除了新闻媒体频现而让人耳熟能详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口号和文艺作品中大量传达的将之视为“圣地”的崇拜之情，延安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怎样的呢?把这些细节采集到，说出来，不须多加评析就能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年代，还原一些鲜活的场景，就是这部书的初衷了吧。对真相比对抒情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感悟某些道理，寻出一些规律，可以“鉴古而知今”——尽管那个年代离我们并不算太远。
       《工人有什么才来劲》一章，讲述了在理论教科书上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事实上，说是“领导阶级”，但与军政人员和边区农民相比，延安的工人数量实在太少，在其他关于延安的书中甚至都极少提及。一些来自大中城市的工厂、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在延安先是受到特别的尊重和物质上的优厚待遇：“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账面工资标准比较，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38元，而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超过4～5元。”继而是因许多本地手工业工人的加入，以及工人群体与军政单位间的种种矛盾，而影响到了工人的整体形象和待遇：“1942年5月，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工人每天劳动时间10小时，比此前增加2小时。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方批准公布。”这就意味着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变成了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于是发生了怠工和罢工，发生了难民工厂工人包围市政府、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工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等事件。这些矛盾和冲突，后来通过在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通过“改造落后分子”、“评比劳动英雄”等活动，逐渐得到了解决。这同时也意味着价值规律在工业生产中不再起主导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对企业的管理，从观念到方法，都奠定了一种模式。
       关于对落后农民的改造，书中有《改造二流子》一章，记述了延安时期对于“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的做法，也十分生动。“延安市划定二流子110人，其中女二流子39人，以南区为最多。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被强迫佩带有二流子的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被准许摘去。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严格束缚，帮助丈夫整顿家务，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公开发表由信天游调式填写的歌词，并注明是“农村妇女儿童嘲笑二流子唱的”：“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你早晚要讨吃。有饭给你不胜喂狗，凭什么养你这二流流……”这种通过制度性的强迫加舆论轰炸的方式改造人的做法，其动机当然是良好的，在当时也确实收到了成效。可是想想建国后许多地方仍是动辄将人归于另类，戴帽游街，对一些仅仅是个人癖好的事情上纲上线，文攻武吓，这当中不能说没有一些渊源关系。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延安整风的诸多细节，主要在《晴朗的七月十五日》和《黑色的七月十五日》两章。关于延安整风，其对于我党改进学风、统一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我们今日所说的延安精神，恐怕很大程度上也与这次整风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密不可分。但是对于整风的后期，从1943年7月15日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而开始的那场“群众性的抢救运动”，有关史料往往是语焉不详，很少看到像此书中这么具体生动的细节。“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有12个所谓的‘间谍特务分子’鱼贯登台，公开坦白自己混进延安、破坏革命的罪行。在他们每个人登台下台之际，都有一阵热烈的掌声迎接或欢送。”——已是“间谍特务”，只因“公开坦
       白”，便能受到掌声欢迎，真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这便是当时的真实场景。细看下去，才琢磨出味道来，其实并没有几人是真正的“间谍特务”，有的是入党或来延安前的历史上有些许未曾向党说明的问题，现在说出来了；有的仅仅是在诱使或逼迫下白诬，编出些问题来为自己戴“特务”帽子，但帽子高些无妨，反倒衬托出“坦白”行为的高尚、了不起。“在边区行政学院九班学习的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按照坦白光荣，不坦白可耻的原则，他们随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织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庆祝会上大家漫谈各自坦白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回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于没有问题可坦白，老处长因此急得吃不下，睡不好。平时大家相处得都很好，看老处长这个样子，同志们都不忍心。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有奖励，能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皆大欢喜，不亦乐乎。”也有的是在重重压力下诬陷别人。比如早在7月15日正式开展群众性抢救运动之前就已被作为“特务”关押的李锐，就是因为一个大学同学先被当作托派嫌疑逮捕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诬告李锐是他的“上级”。李锐自己在关押中也受到过严重的刑讯逼供：“我受到的刑罚还是比较轻的，5天5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可能是苏联传过来的：如此日夜紧张，可使受审者精神疲劳，终于说出真话。”至于较重的刑罚，李锐说他听到的就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等等。“当时是几个人住一个窑洞，这种情况容易交流。第一次见到林里夫时，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给我看，说道：‘这能解决问题吗?”’
       像在其他篇章中一样，作者并没有就这场“抢救运动”的性质多作褒贬，只是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启发读者思索。事实上，该书还较客观地阐明了这场运动的背景，那就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矛盾加剧，陕甘宁边区面临着被国民党封锁甚至被吃掉的威胁。蒋介石就曾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这一密电由胡宗南的侍从副官、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迅速传到了延安。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内部的纯洁和防敌渗透成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共识。后来，随着抢救运动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外部由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未至，延安的“抢救运动”才渐趋平息。对于错划为“间谍”、“特务”的同志，该纠正的纠正，该平反的平反，毛泽东本人还在不同场合多次道歉和作自我批评。
       很难想象，那被历史光环笼罩的“圣地”之下，竟还有如此的暗流。书中还提到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陈毅元帅因对“文革”的整人太凶而重提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警惕重蹈覆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
       这是《黑色的七月十五日》章尾一段，引自徐向前元帅《历史的回顾》。看似闲笔，却十分耐人寻味。
       陈毅元帅是深深记住那段历史和那些教训了。可是他没能阻止这个党和这个民族犯同样的错误，原因在于在另一些人的脑海中，记忆不是这个样子的；而在更多的人那里，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些记忆。那些承载了历史真相并能让稍有理性的头脑倏然警省的细节，在大量的只求政治正确的宣传和顶多只是定性式的阐述中，悄然湮没了。于是我们就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重蹈旧辙——由于中共已成为数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与当年同样性质的错误，其为祸却十倍之惨烈。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延安。平心而论，与媒体上宣传的和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模式化的延安相比，我更喜欢这样有血有肉、有阳光也有暗影、有歌声也有眼泪的延安。不论怎样，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我们今天的成就可以追溯到延安，由延安得来；而我们今日的一些问题和观念的弊端，又何尝不可追溯到延安呢?重要的是，要记住历史，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历史，而是细节中的历史。唯有细节才让人印象深刻，才让人无法仅随主观意志而改变它的本来意义。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