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他们都住在芝加哥：女人向往奢华生活，并不以此为耻，开凯迪拉克大房车，买很多家具，穿着……皮草、昂贵的衣服，意大利鞋、珠宝……很体面!她很警觉有谁瞧不起她!这很容易使她受到伤害。同样的道理，她和更有钱的人来往，也容易变得神经不安，交的朋友，不是和她条件相当就是不如她，不过都是同样善良慈悲的女人。
       男人想往上爬，过好日子，唯一瞧不起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骗子和谨慎有余毫无冒险精神的商人，乐善好施，退休以后喜欢四处旅游，17岁开始自力更生，很欣慰自己赚足了钱养家糊口。
       一个年轻人，高中时代就和一群学业优异的同伴在一起，从小立下远大目标，自学写作，拉丁语课非拿A不可，编写校报。高中毕业申请了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后面两所学校的录取通知来了，年轻人哀叹的是“如果我必须去念密歇根大学，我想我这辈子事实上算是完了吧”。终于斯坦福大学的录取信来了。年轻人在大学过得不错，认识了一些聪明孩子，交了朋友，当选为学生会主席，靠着斯坦福大学在加州的声望，他在一家大型投资机构找到了工作。
       这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约瑟夫·艾本斯坦在他的书《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中介绍的他的部分家人的情形，以上三位分别是他的母亲、父亲和大儿子。艾本斯坦说：“我很早就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钱且有名是很重要的。”他有理由这么说，因为“社会地位、钱、品位、宗教、令人羡慕的学识，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地位排序，我都能清晰地辨析”。他交待了自己进入芝加哥大学发现其中的排位系统后忙碌起来：装扮成高品位的文化人，并且只对受人追捧的艺术形式感兴趣。作为一个未来的知识分子，“我对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表示蔑视(其实我自己也出生于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对文化感兴趣的人，瞧不起商人和他们的实利主义，或者任何觉得文化和思想不重要的人。别的人也许事业成功，但是，我追求的是更重要的东西。”
       这真是一段很令我们感到安慰的话。有钱有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有没有这两样不太容易伪装。比较起用乡间别墅、凯迪拉克哪怕是相对容易拥有的时装来表达自己有钱和有名来，做出对文化感兴趣的样子应该很容易啊。但是，且慢，搬弄文化，藐视那些不具文化含量的职业，难道不是一种在艺术和文化操纵下的势利吗?
       势利就像细菌一样无处不在……势利以各种各样的变体存在着：地理、空间、语言、文化、时尚……了解势利的机制非常重要!人们害怕老去或者过时，现在尤其如此，所以花费大力气来追赶潮流。如果可能在潮流前面占据一个位置，似乎大大有利于身心健康。无知的势利一无所长，但就是能带来好处。
       然而，了解势利的重要性和熟练操作势利作用机制是两码事，后面的样板可以在时尚界发现，比如先后编辑过《名利场》(在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看来，这本老掉牙的杂志对于一切社会名流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纽约客》的英国记者蒂娜·布朗，是发现趋势和推进时尚的天才，“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提供出关于潮流的一切讯号，但不直接指出，而要你仔细寻找”。她很成功，虽然这不一定表现在杂志的经济收益上，而是用杂志在业内炙手可热的号召力证明。
       艾本斯坦认为，应用“势利”作用机制获得时尚界顶尖位置的例子是大名鼎鼎的安迪·沃霍尔。对这位最有名的波普艺术家(不知为什么一些圈子将他视为先锋派艺术家)，艾本斯坦看来，如果没有他，今天的文化面貌要好不少。艾本斯坦狠狠揶揄了一番这个深谙当代艺术产业和商业推广之道，凭着自己向上爬的势利眼和对曼哈顿广告艺术界不同阶层异常敏锐的洞悉，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时尚领军人物的“超慧白兔子”，并引用一位曾经被沃霍尔刻意巴结的名人的说法：“除了自我炒作能力专长之外很难说他有什么特殊才能。”但是，如果这些说法是真的，不是更能证明艺术界其实多么势利吗?
       艾本斯坦喜欢他的堂兄罗森，原因之一就是罗森在不损害自己善良本色的前提下获得了成功。这位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拒绝过薪水翻倍的纽约大学教授席位，原因是他需要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同事之间的专业交锋。这种对将善良本质置于经济收益之上的肯定和赞美，透露出他令人愉快的价值观。可有时候他的看法却不免偏执，毕竟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年纪的数字多少意味着观念的牢固程度，他说他大概可以脱离势利了。可是我们这些中文版的读者身处急速变化的时代，面对一些曾经被否定又被重新发掘或被置换的传统价值，都不知道何去何从，更别提理解西方社会人际关系处理上的微妙之处了，比如他提到的英国人在美国的那种琐碎的优越感。但多数时候作者的描写还是很令人愉快的，比如，他把自己也列入分析的样本，讲述拥有名牌打火机、雨衣什么的带给自己快乐。大部分人对这种完全非理性的、真实的快乐都不会陌生。
       艾本斯坦还通过仔细解析势利机制微妙地贬抑了三个著名女人。一位是近年来在中国也相当走红，“声名远大于成就”的苏珊·桑塔格。艾本斯坦描述她是“迄今为止，在有文化修养的阶层(请原谅我没有给文化修养这个词加上引号)当中，桑塔格几乎是所有美国作家中最为有名的了”。他认为这不应当，“苏珊·桑塔格的文章确实不容易理解，还显示出某种做作的忧伤，在这一点上如同萨缪尔·贝克特，但是天分又远远不如。她唯一鲜明的地方就是她缺乏幽默”。接着他摆出埃德蒙·威尔逊对桑塔格写作风格的评论：“牵强附会、做作夸张，极为艰涩”。于是，他认为有必要对“桑塔格现象”做一点解释，那就是“将势利与自我推销如此优秀地结合在一起，是她事业如此成功的原因……桑塔格的出版商用深邃美丽、先锋派、法国式、冷静严肃对她的形象进行了仔细的包装。正好她的形象也符合既激进又雅致的卖点：在年轻的时候，她的确融漂亮的美国女性形象与优雅的欧洲知识分子想象于一体”。艾本斯坦的这个意见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卡尔·洛立森和丽莎-帕多克的《苏珊·桑塔格：偶像的诞生》中就讲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所谓“法国式”包装为什么能够起作用，艾本斯坦说是因为“许多美国知识界的势利眼分子们骨子里都有一种文化自卑感，尤其是与欧洲同行相比较的时候”。这是整体性的背景，此外以什么样的媒介为平台也起重要作用，媒介和作者互相支撑、相互影响。桑塔格当了很多年《纽约书评》杂志的撰稿人，艾本斯坦认为这个杂志也是一个典型的势利样本，“要是谁想通过对一个单独机构的研究来了解美国知识分子的势利，没有比追溯这本政治、文化方面双周刊的目录和撰稿人名单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其首发刊的撰稿人……不仅是所在文化领域的顶级代表，而且还是具有威望的文
       化代表，同时还是一种国际化的遍及全球的代表，带有优良的英国文化品位和背景。如果说文化阶级这东西存在的话，《纽约书评》杂志当属上流阶层无疑。”“这么多年来，《纽约书评》保持了其作为一个学术机关的喉舌地位。它依旧是那些伪装自己来自最无权无势的地方，却从来也不愿意走出品位和智力的乌托邦而进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精神家园，一个将智力和社会权力合而为一的所在。这是一个拣选那些快乐小众的学报。这些抱着左派思维，却过着右派生活的知识分子，快乐安心地生活在势利的空中云端上。”也许《纽约书评》有理由势利，杂志的确发表过有才华的甚至伟大的作品，绝大多数写文章的人都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那能使他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可。至于出版商积极为杂志提供广告就不用说了。最有说服力的大概是英国人(这是欧洲啊)也仿效出一本《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创始人之一，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具有知识分子中少见的显赫家族背景，他，对了，也可以是“势利如何在美国知识界如何运作的另外一个例子”。
       势利真是无处不在，至少按照艾本斯坦的意见，读者因为识文断字而产生的优越感很容易被动摇。如果你因为看了这段文字后想到去检视一番桑塔格在书架上的位置，考虑如果桑塔格的书放在显赫之处，是否需要进行调换，那又是因为受到影响而产生了蠢蠢欲动的势利心。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女知识分子是汉娜·阿伦特。艾本斯坦没有直接说她的不是，而是扯出了有重要影响的西德尼·胡克，说胡克有一次对他说，觉得阿伦特也不是那么出色，美国学者都是被她所受的德国式教育和欧式洞见给镇住了。说到阿伦特，就不能不想到她是一名德国知识分子……这多少有点像是知识分子的八卦。阿伦特也是在中国很红的知识分子，按照作者提供的症状描述，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文化自卑感，只不过盯住的是美国?
       第三位被艾本斯坦贬抑的女人最有名，虽然把她和前面两位排在一起是很不妥当的，暴露了本文作者严重缺乏某种知识或者感觉(如果说这是因为本文作者不势利，是不是会有势利之嫌?)。黛安娜王妃访问过美国西北大学，艾本斯坦恰好旁观了这事，他非常刻薄地描述了当时的西北大学校长，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陪同这位“大脑空空的王妃”参观，就好像一只可怜的吉娃娃，兴奋地围绕一只大型的英格兰猎犬打转。照他的意思，校长没有因为王妃的浅薄而拿出学者的架子，就是在逢迎，是势利的一种。可是，有机会陪同这样一个女人，近距离接触二十世纪最响亮的美貌，激动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反正就算一本正经也逃不掉势利嫌疑，还不如顺其自然。忘形一回呢。
       (《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美]艾本斯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