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父的《自传》中，有关他组团出演话剧的内容不多，大约只有400字左右。在这半页纸的篇幅里，他将自己为什么要改行演话剧和为什么又中途停止撤出，做了大致的交待。但对演出的剧目、演员、地点、时间和他本人担任过的角色却没有详细告知。其中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把他参加话剧演出的1944年错写成了1943年(或为排字错误)。另外，剧目的名称和参演人员的名字也和报纸上的略有出入。唯独他把他领导的北艺剧艺社，说成一个“无名的小剧团”，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的存在实在是太短暂了。《侯宝林自传》成书于1982年，将近40年的时间，对于一些细节产生记忆错误也在所难免。对此，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当时报纸上的节目预告为准。
谈起“侯宝林演话剧”这一话题，我认为还是应该先从分析“动机”入手。据先父本人讲，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当时的杂耍业正处于低谷；二是因为他看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话剧演员唐槐秋、唐若青、林默予等人的演出，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声报》1943年12月报道：“话剧为是年最走红运之一项，中国旅行剧团唐槐秋、若青父女于十月杪来津，竟以两个月长期之公演。于是，北洋戏园极呈蓬勃热烈之气象。一般时代人物咸以一睹‘中旅’为欣快，其势力之澎湃大有压倒京剧之势概，虽豪华一流之‘中国’[指专演京剧的中国大戏院]亦瞠乎其后”)。这一点，用南开大学薛宝琨教授的话说：“至于演话剧，那是‘文化人’的‘文明事’，是‘新文化运动’在世俗生活中开展的结果。里面既有‘德先生’‘塞先生’——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宣传，又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永恒主题’。特别是时兴的‘蓝青官话’在传达‘小资味儿’的同时，更把流行的新观念、新语汇展现得淋漓尽致。”(《侯宝林评传》)因此，像先父这样天然生就有一副对新生事物敏锐触角的人，爱上话剧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又有人补充了一点：认为自相声艺人小蘑菇领导的“兄弟剧团”诞生以来，一直很受欢迎，无疑也是进一步催生侯宝林“话剧情结”的原因。对上述几点，我表示赞同。不过，对于互联网上出现的一段“历史对话”里暴露出侯宝林当时的另外一些“想法”，似乎也应被考虑在内，作为“动机”得到认同——
侯宝林演话剧的时候，有一次在文燕阁的门口，碰见自己的一个同行。
他问：“你在哪儿?”
侯答：“在演话剧。”
他说：“你那么好的相声为什么不说?”
侯说：“相声怎么说呀?我们是靠艺术吃饭。我们不偷谁也不抢谁，有人
就是看不起我们，连我们相声演员自个儿在台上都说：‘我们就是您驾前的
欢喜虫，您喜欢养个鸟呀，养个吧狗儿呀，我们也是一样’……”
侯宝林接着还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呢?我不能找个别的行当吃饭吗?
……将来要是干不下去，我再回来，我还仍然说相声，但再不说那些乱七八
糟的，我一定把相声搞进艺术圈!”(http：//www.sdqy.gov.cn/Article_Print.
aso?ArticleID=151)
很显然，父亲认为他所栖身的杂耍领域不够“艺术”，相声艺人不自重；也从未得到过世人应有的尊重。这一点，始终都是他内心深处一道流血的伤口，就是在他成名以后也不例外。有报道说，1947年侯宝林曾在后台当众赌气发过一个“毒誓”：“如果我侯宝林这辈子再让我儿子说相声，就……”我想，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坚决反对我三哥侯耀文学说相声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先父自1940年6月赴津献艺始，到他1945年回北平，几乎没有脱离开“燕乐”杂耍园，而以霍克家、陶露萍为首的奎德新剧社(后改名露克话剧社)是1942年5月与燕乐戏园签约的。因此，在后来的长期合作中，改良文明戏(或称新剧)对先父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下面是1942年6月份奎德社的演出清单：
1、《上海阔小姐》6月1日
2、《红霞》头本6月2日
3、《红霞》二本6月3日
4、《吴事忙》6月4日
5、《母女秘密》6月5日
6、《原来如此》6月6日
7、《看破红尘》6月8日
8、《红掌记》6月9日
9、《慧眼识英雄》6月10日
10、《情海疑云》6月11日
11、《藕断丝连》6月13日
12、《女看护》6月14日
13、《别鹄离莺》6月15日
14、《情女痴郎》6月16日
15、《粽子》6月17日
16、《粽子》6月18日
17、《卖花女》6月20日
18、《阴魂》6月21日
19、《鸳鸯的血》6月23日
20、《马介甫》6月24日
21、《钟情难忘》前本6月25日
22、《钟情难忘》后本6月26日
23、《吴事忙》6月27日
24、《新美人计》6月28日
25、《新美人计》6月29日
26、《红霞》6月30日
1944年8月31日，当时的华北新剧协会天津分会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天津剧团联合竞赛演出”，参加的单位和参赛的剧目有：
绿宝剧团领导者：田心(甜心)参赛剧目：《王三》(又名《醉了》)
华北剧社 领导者：李燕生 参赛剧目：《花瓶夫人》
天明剧团 领导者：郑政 参赛剧目：《幻梦》
白河剧团 领导者：王焕章 参赛剧目：《最后之爱》
北艺剧团 领导者：侯宝林 参赛剧目：《结婚前奏曲》
新中华剧 社领导者：沈异虹 参赛剧目：《安眠药水》
兄弟剧团 领导者：小蘑菇 参赛剧目：《模特儿》
北联剧团 领导者：廖英 参赛剧目：《湖上的悲剧》
据查，除北艺剧团和兄弟剧团外，其他参赛的均为专业话剧团社。其中，绿宝剧团是当时上海一个非常有影响，知名度很高的剧团，他们参演的剧目《王三》(又名《醉了》)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熊佛西(1900 1965)先生独幕剧的代表作。“全剧的背景是清朝末年。主人公王三是一个在衙门当差的刽子手。他是一个生性怯懦的人，贫困潦倒的生活迫使他以杀人为业。王三只能每每在醉酒大哭后，重又操起屠刀。”戏剧理论家马彦祥曾评价说：“在熊氏的作品中，我个人以为最满意的要算是《醉了》，这不仅是熊氏的成功之作，即在近来的剧坛上，也不愧为稀有的剧作。”
北联剧团参赛的剧目——《湖上的悲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被称作中国三大名剧(《雷雨》《子见南子》《湖上的悲剧》)之一，是田汉“写出灵肉分裂生活之苦恼的代表之作”。华北剧社则是一个进步剧社，曾经创作过名剧《不要杀他》。白河剧团的《最后的爱》1931年已被拍成电影，想必早已为观众熟知。新中华剧社的《安眠药水》是陈绵根据法国戏剧家白纳的剧本改编而成的一个“完全靠简练紧凑的对话使观众领略一切的动人喜剧。”当时的《模特儿》一剧有两种本子，一是据当时著名女作家赵清阁1936年在《妇女文化》月刊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改编的，另外还有熊佛西的同名话剧《模特儿》。我想，按照兄弟剧团的
表演风格，参赛的该是后者。兄弟剧团虽然不是专业话剧团，但他们从1940年就开始涉足话剧领域的，至少已经有了4年以上的话剧表演经验。据1942年《立言画刊》文载，他们的一出《狠》剧，连演一个多月上座始终不衰，其他剧目也很有号召力。北艺剧团参赛的剧目《结婚前奏曲》是陈泉翻译的一部法国独幕喜剧。参赛的演员是：侯宝林、华慧、赵明。像北艺这样刚刚搭建起来的“草台班”，要面对如此众多的强大对手，竟然还能在竞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和最佳女演员第三名的成绩实属不易。至于说为什么先参赛，再正式加入话剧阵营?我想，这可能和现在林林总总的大赛相同，是想先获得到认可，有了名气以后再“名正言顺”地跻身专业队伍吧。
顺便说一下，这次竞赛演出的票价是：日场8元，晚场12元，显然高于杂耍演出的票价。这或许是话剧的观众群体不同于杂耍观众的缘故。
北艺剧团于1944年9月26日在天津北洋大戏院正式上演的第一出戏，剧名是《情天血泪》。《华北新报》1944年9月23日开始刊登预告，主要演员有：霍克家、华慧、博英华、方紫萍、梁良、赵明、申良、江黎。这是一部五幕五景家庭伦理的爱情悲喜剧。剧情大意是：李祖义是北平一世家子，勤奋好学，父母对其寄予厚望。祖义与邻女杨乃凡相互爱慕、私定终身。祖义奉父母之命不得已到上海读书，乃凡迫于父命嫁给一世家子弟。其夫黄大任是个文人，诚实知礼，乃凡却对他十分冷落。数年后二人生有一对儿女，乃凡带孩子到公园玩耍，儿子追球落水，一青年挺身相救，不想竟是初恋情人李祖义。从此，乃凡与祖义天天相守，大任对祖义坦诚相待，毫无疑心。不料乃凡竟忍痛丢下儿女与祖义私奔……
演出当天的戏报，演员：李燕飞、吕竹、霍克家(舞台红星)、梁良(唯一影剧双栖的小生)、方紫萍、侯宝林、崔岩、博英华、陈菲、原剑萍、朱珊、江黎、宋曼萍、秋潮、郭焰、端瑞、施狄、赵明、郭彦、李达普、李青林、张振鹏、邱杰、杨森(以先后出场为序)。编导：李昌鉴；监督：兆明。特邀艺仑剧团团长张亿达，崔岩、原剑萍助演。另有广告词：笑得出眼泪，伤心出眼泪。
《上海繁华梦》：李昌鉴编剧；兆明、江黎监督；叶青设计；荒鹫乐队伴奏。宣传词：十里洋场、人间地狱、舞台景如、亲游上海；警世、艳情、讽刺、轰动天津卫；最合天津观众胃口；继《情天血泪》之后第二部伟大五幕悲喜剧。演员：李燕飞、吕竹、霍克家、梁良、侯宝林、方紫萍(唯一红星)、崔岩、博英华(津京话剧明星)、陈菲、原剑萍、朱珊、章藏、宋曼萍、端瑞、华慧(歌唱红星)、施狄、赵明(按出场顺序)。
《
孽海花》：侯宝林领导、李昌鉴编导。广告词：五幕惊险机关恐怖侦探剧、剧情曲折悱恻、内容滑稽、艳情喜剧，是北艺剧艺社的成功作。
《摩登夫人》：幽默喜剧；编剧：刘燕东；导演：刘云厂；侯宝林领导。
以上三剧，我始终没有找到出处，估计是北艺剧团自编自导自演的剧目。在北艺剧团演出话剧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天津的话剧、电影业的竞争几乎处于白热化。下面是我在查阅资料时随手摘录的一些其他影剧的广告：
上海绿宝剧团在“新中央”上演《镀金小姐》《秋海棠》《恐怖魔王》和胡了然编剧的《心花朵朵开》；
艺光剧团在“国民”上演《福尔摩斯》《香消梦断》《钗头凤》和蔡冰白编导的《峻岭恩仇记》；
上海南艺剧团在“北洋”上演《爱的交响乐》《殉情》《人之初》，主演是：顾也鲁、贺宾、林默予；
上海银星旅行剧团在大明标准戏院，由顾兰君主演《武则天》和李健吾任编剧的《云彩霞》；
新光剧团在“北洋”上演《夜长梦多》；
“丹桂”影院上演李丽华主演的《秋》；
“权乐”、“上平安”影院上演电影《铁扇公主》；
“天宫”影院上演顾兰君主演的《落花恨》；
此外，河北、真光、天津、光明、华安几家影戏院同时上映巨片：《白雪芳踪》《乐府烟云》《不求人》(周曼华主演)《两地相思》《燕迎春》……
当时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分析了“话剧热”产生的原因：“……胶片来源的缺乏，使各个电影公司倒闭，于是，这些电影明星也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国府为救济起见，特设中国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但在剧本荒、经营大的条件下，颇有僧多粥少之感。于是，明星们纷纷组织话剧团来华北各大城市献艺。因此，华北各都市就形成了‘话剧热’的现象，尤其京津为甚。”由此可想，“北艺”的生存空间是多么有限。再加上：布景要租，灯光要租，又没有个挑班的资方，全靠剧场给垫些钱，利息很高……(侯宝林语)等原因，北艺剧团只是昙花一现。
有一点，我认为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父亲在演话剧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真正地脱离开相声。无论他内心多么想“找个别的行当吃饭”、不再做被别人蔑视的“欢喜虫”、暂时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需求”，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光靠演话剧，他无法维持生计。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在下午3点半、8点半的两场话剧之外，还要分别赶燕乐、大观园两家杂耍园子说相声，从时间到精力是怎样分配的。看到这张戏报时，我能回忆起来的就是父亲生命中最后的1年零10个月里，他躺在病床上和他最要好的师友吴晓铃先生反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白饭。”
1945年1月，或许是借助人们元旦的消费热情，或许是对话剧依然怀有一份痴情，父亲在新中央戏院又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这次他们演出的是著名导演黄佐临根据匈牙利作家莫纳(Mo"nar)的三幕闹剧《A"Doktor Ur》改编而成的剧本《梁上君子》，北艺剧团在演出时大概为了广告效应，又将其更名为《神偷妙手》，由父亲本人担任剧中人神偷包三。这出戏的宣传词是：“你说他偷、他说你偷、到底谁偷、大家都偷。”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导演过这部戏的郑君里、焦菊隐、黄佐临，演过神偷的魏鹤龄、孙越、傅奇都是话剧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由此推论，这是一部长演不衰而且颇具业内人士好评的剧作。去年，我在上海图书馆查资料时，不经意问找到194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署名佐临的该剧剧本，并立即将其复印带回北京。
1945年1月12日至18日，天津特别市立中学学生父兄会假座中国大戏院主办了一场“教职员安慰募款游艺会”，父亲最后一次以剧团的名义参加演出，但不知具体演了什么。就此，父亲的话剧生涯最终画上了句号。不久，他和同辈艺人小蘑菇同时出现在天津华安大戏院。他们二位同台的机会是不——多见的。所以我特意将这份广告也保留下来。
最后，我想就父亲演话剧这一经历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先父的这段经历尽管短暂，却对他日后的相声艺术实践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父亲对他的这段经历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进行总结——“话剧的语言艺术帮助我说好相声。”但我觉得，话剧对父亲的影响至少体现在相声创作、舞台表演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
相声《北京话》里有一段模仿国语表演的行人与三轮车夫的对话：
甲：“这辆三轮车谁的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儿的这位也这味儿。
乙：也这味儿。
甲：“哦，谢谢!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哦，我真得要感激你了!”
乙：这有什么感激的?
甲：“你要到哪里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喽。”“哦，东四牌楼!
东四牌楼!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住家就在那里。”
乙：啊。
甲：“哦，你给八毛钱好喽。”“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喽。哎，你自己考虑
一下……”“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哟!”
这段相声虽然使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甚至具有明显的调侃意味。却纪录了当时电影和话剧通用的“舞台腔”，让我们对这一语言现象有了最为感性的认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相声已经不完整，以至缺少相声行话说的“底”。我也是后来听了父亲留下的一盘磁带，才知道这是一段不幸被删剪过的作品)。此外，在他的《戏剧杂谈》里也有“学电影”、“学话剧”的穿插，在夸张其不伦不类的“洋泾浜”腔调中，讥讽其生活和艺术的全不到位。他在天津的十里洋场敏感到了它们的滑稽可笑，这是很新潮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他起或以他为首，开始关注上流社会的艺术世界，不是仰视他们而是嘲笑其装腔作势云山雾罩，这就不仅显示了他的理性，也更显示了他对渗透于秋毫之末的时代意蕴的敏感。(参见薛宝琨《侯宝林评传》)
听父亲早期的相声，不难发现其中保留的“京腔京韵”。我没有赶上父亲在天津演出的年代，但我相信他那一时期的表演也一定并不排斥天津方言。相声原本就是起源于以京津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语言艺术形式，讨好地方观众和表现当地民俗民风也无可厚非。但是要将这门艺术推向全国，首先要克服的也是语言障碍。因此在他后期录制的节目当中，基本使用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并且尽量避免了口语中的那些多余的“小零碎”。这些，除了解放初期的大力推广普通话运动和他本人对于“净化语言”必要性的认识外，也应该得益于他对电影话剧台词规律的把握和基本功训练。再后来，他在表演相声《夜行记》《昨天》《美蒋劳军记》《采访记》等篇时采用的刻画人物、给剧中人物编小传的手法，更是完全采纳了戏剧的处理手法……
《夜行记》里这一主角，是一鄙俗的小市民，这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样的小
市民?我设计人物小传时就看到这么一个人，能说会道，欺软怕硬……对新制
度感情上不满，但不碰硬钉子。最恶劣的是他不遵守行车制度，撞了一位老大
爷，还随机应变用欺骗的手法蒙混过关。这处的表演一点也不能含糊，要用细
致的镜头、画面来表现……这个卑鄙的市侩才是真正符合《夜行记》里所要表
现的那种市侩，人物才会活起来。观众听了他的瞎话，才会情不自禁地笑起
来。这种笑，不是笑演员的出洋相，是在嘲笑那个缺乏新社会的新道德的小市
民。这样，演出的目的便达到了。(侯宝林：《相声也要刻画人物》)
有人说，在相声艺术侯宝林所以能够站立形式的顶峰，就是因为他不断宕开并擢升自己。他的一切升腾都是“功夫在诗外”(薛宝琨语)。我小的时候，经常以“做功课”为借口，一个人躲进父亲那间只有12平米大的书房里，去偷看他收藏的剧本。在我的记忆里，从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莫里哀、肖伯纳、契诃夫到卓别林的喜剧都是他的“业务书”。巴尔扎克、欧亨利的小说也是他的最爱。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说过一段相声——《新式马甲》(作者：李厚甫)，好像就是根据匈牙利经典喜剧电影《废品的报复》改编而成的。这一切都说明，父亲从来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从其他艺术形式里汲取营养的机会，而表演话剧的经历无疑也为他日后参演电影《方珍珠》《游园惊梦》等片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