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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哈林热以来，新经济政策被誉为“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捍卫这个经济政策而垮台的布哈林也备享哀荣，被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高层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人，惟一正确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的人。而布哈林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可以归结为重视农民。他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论战时的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观。
       因为我国经济改革从农业开始，放弃了人民公社即农业集体化，与布哈林当年反对集体化相合。布哈林就更加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追捧。
       坚持“惟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就是坚持列宁主义。所以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就成了对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觉得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为了强调其普适性而没有指出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没有概括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因而过于空泛，应该加上“重视农民”才对。近年来有些文章和专著都谈到了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定义之争，肯定了斗争开始阶段，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含有重视农民的定义。他们找到了季诺维也夫发表在1923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此文后来收进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该文认为列宁完成的新发现有四条：1、第一次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变成了实践；2、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3、找到了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4、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作用(参见郑异凡：《天鹅之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页)。列宁重视农民的作用、发现农民这个同盟军，与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平分秋色，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对此稍加修改，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就更加确切了(《天鹅之歌》，第111页)；有人认为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就更全面了(参见：《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并为后来季诺维也夫放弃这个基本正确的列宁主义定义而感到惋惜，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坚持这个正确定义，一是因为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二是他坚持世界革命，认为“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同上，第26页)。
       然而，由于这些作者衡量历史是非的标准是布哈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就是1926年以前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标准，1928年以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标准，所以他们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年联共(布)党内斗争中的许多历史疑点，如列宁晚年的斗争和他身后的党内斗争的急剧变化。甚至在列宁主义定义问题上，也只能就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来加以描述，但无力揭示隐藏在这个定义之争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从季诺维也夫——其实是政治局多数派共同的——列宁主义定义，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演变的真正原因。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障眼法
       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倚重的惟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因失去语言能力不能理政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这些自称是列宁的“学生们”在列宁尚能理政时就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公然对抗，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不仅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而是千方百计地封杀列宁的“遗嘱”和他的晚年文章。当他们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列宁“遗嘱”时，也极力袒护斯大林。1926年，当季托联合反对派共同要求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时，布哈林竟然为保护斯大林而做伪证(参见严秀：《布哈林为斯大林保驾护航的教训》，载《随笔》2001年第3期)。这样的人怎么会为捍卫列宁主义而斗争呢?难怪托洛茨基嘲讽说，他们是在利用死去的列宁反对活的列宁，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反对列宁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为了个人的野心私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保护了斯大林，为排挤坚持反官僚主义、维护党内民主斗争的托洛茨基而肆意践踏党内民主，最终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沦为斯大林独裁工具的党，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不过，当年的多数派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早在1922年秋，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此后又形成“五人小组”并扩大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参见：《斯大林研究》，1992年第2辑，第1～16页)。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自己的矛盾在小组内部调解，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一旦成为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遗嘱”和他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列宁的“遗嘱”和晚年的文章已经收入中文《列宁全集》第2版，研究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的专著也已经翻译出版后，再对此保持沉默，或继续坚持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就说不过去了，哪怕是打着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但是，国内某些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发现这个矛盾。在他们看来，当年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仍是捍卫列
       宁主义的斗争，只是重心有所不同，原来是捍卫列宁主义，现在主要是新经济政策，原来的功劳主要归于斯大林，现在是把它加在布哈林头上而已。
       不过，当年多数派在把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把“重视农民”纳入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就是他们使用的障眼法。如果他们知道当年的障眼法对今天的学者还能起作用的话，肯定会十分得意。
       其实，当时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并不是季诺维也夫一人，而是联共(布)高层(托洛茨基除外)的共同工作。斯大林反对这个定义，提出他的列宁主义定义，那是后来的事了。早在1923年10月19日政治局多数对托洛茨基10月8日信的答复中，列举后者的第5条罪过就是：在农民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止一次地犯根本性的错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基本可以归结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第十次代表大会前，指的是托洛茨基在其1920年初的“新经济政策”提案被否定后，为摆脱经济危机而让工会为经济建设做更大的努力，从而引发的“工会问题”辩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指的是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经济方针)，有可能导致最危险的麻烦。在多数派给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引用了布哈林主笔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打倒派别活动》中关于列宁重视农民，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一段。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最后一句话指的是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段话把多数派在第一个答复中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指责具体化，充分暴露了他们强调列宁主义重视农民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指责托洛茨基轻视农民。
       首先，布哈林《打倒派别活动》的文章就是贼喊捉贼。然而，把轻视农民的罪名强加给托洛茨基，把革命后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一切冲突都归结为前者轻视农民，后者重视农民，就是这位大理论家也有些力不从心，因此他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就把轻视农民与八竿子打不着的布列斯特和谈、工会问题等硬扯到一起。其实这三次危机中的两次与布哈林都有关系。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散布的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这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对工会的立场与托洛茨基一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但其中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托洛茨基是在他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之后才不得已求其次，要求工会“拧紧螺母”，为拯救经济颓势而努力；而布哈林是一直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因为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这段话被政治局的多数派收入他们对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可见他们为了把轻视农民强加给托洛茨基，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么不体面的事呢?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联手，在政治局内形成多数，但这还不够，还没有战胜托洛茨基的把握，他们需要打出列宁的旗号。然而在这方面有不少障碍。虽然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但自从1917年5月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后，他就与列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一致了。特别是在列宁晚年，两人的一致之处更多，而且以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也弥合了。列宁晚年在病中进行的两场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和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斗争)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托洛茨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为躲避临时政府的通缉而缺席和布尔什维克上层中有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公然反对武装起义，还有不少人消极对待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红军的缔造者，率领这支队伍战胜了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内战结束后，在经济恢复建设时期，托洛茨基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在苏维埃俄国，托洛茨基的威望仅次于列宁，他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所以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一边违抗列宁的意愿，一边又神化列宁，借助列宁的威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挖空心思，把重视农民说成是列宁主义的本质特征，把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从而把他们排挤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给他们的小动作拉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后来，在他们将党内民主破坏殆尽，运用组织纪律和专政机器压制思想，大规模伪造历史之后，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绩被彻底埋没，还背上了许多大得多的罪名。相形之下，轻视农民就算不了什么了，用不着拐弯抹角地拿列宁主义重视农民来做文章了。于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放弃了列宁主义定义中所谓“重视农民”的本质特征。
       列宁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否是重视农民，笔者下面再谈。先谈谈多数派为什么咬定托洛茨基轻视农民。在整个革命和内战中，列宁从来没有说过他在农民问题上与托洛茨基有分歧，相反，1919年，当社会上流传他与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有分歧时，他在报刊上郑重声明他在农民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完全一致。那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192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农业恢复速度相当快。内战期间粮食产量之所以比战前降低30～40％，是因为内战期间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采取的余粮征集制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甚至影响了他们对苏维埃的态度。一旦新经济政策使他们恢复了生产积极性，农业很快就恢复到战前水平。
       工业所遭受的破坏更大。内战结束后，生铁产量降到战前的2％，食糖的产量为战前的4％。工业生产的恢复需要资金修复厂房和设备，就困难多了。
       由于工业恢复缓慢，农业恢复迅速，造成了工业产品匮乏和农产品相对富裕，从而形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因此托洛茨基主张加快实现工业化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等人抓住这点，硬说托洛茨基反对新经济政策，而反对新经济政策就是轻视农民。布哈林在他那篇文章中列举的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三条罪状中，只有这条还勉强能与所谓的“轻视农民”沾边。然而，多数派为了造成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全方位对立的印象，把十月革命后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所有冲突都归结为重视还是轻视农民。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吗?
       历史上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经历了几次变化。在联共(布)二十年代党内斗争开始时，政治局的多数称他们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他们的政敌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放弃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重视农民，托洛茨基的工业化政策就是轻视农民、掠夺农民。这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轻视农民的罪证之一。但到后来，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推行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导致粮食征购危机而宣告破产后，斯大林开始推行工业化方针，说“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的时候，新经济政策就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过渡政策，真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布哈林热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了列宁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是制定者，布哈林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并为捍卫和执行这个政策而被斯大林打成右派，最后惨遭杀害。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真的是“重视农民”吗?新经济政策中，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即重视农民)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租赁俄国的企业和土地，搞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初衷是，“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指的恰恰是农民。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远比小农经济更接近社会主义。可是这个新经济政策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手中，仅剩下重视农民。二者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布哈林在开始时坚持战时共产主义，反对新经济政策(即国家资本主义政策)，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后来，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全力以赴地支持它了。他鼓吹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口号今天听起来挺舒服，但不知道列宁若是听到的话会做何评价，是像今天的国内某些学者一样大加赞扬呢，还是把他嘲笑一番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列宁根本不会同意“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口授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中号召厉行节约，是为了“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实际上，布哈林和斯大林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与列宁不同，这在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看到新经济政策导致农村经济的复苏，就希望农业的恢复能增大农村的需求，从而推动工业的发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恢复迅速的农业上，因此千方百计地安抚农民，不断对农民让步，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其中一种。列宁则认为，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让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俄国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也包括在内)联合起来，对苏维埃制度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关税保护主义，它保护着苏维埃基础薄弱的工业。这场斗争进行了将近一年，最后由同样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托洛茨基以他们两人共同的名义在全会上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才推翻了中央委员会关于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
       加速工业化是摆脱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的出路
       托洛茨基之所以在他本人最先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还不到一年，就提出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纲领，是因为他发现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其最重要的部分根本未能实施。这就是外国资本家因为怀疑苏维埃制度，很少有人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列宁招商引资的计划未能实现。这使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瘸腿的(缺了工业恢复和发展)，以致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严重。除了外国资本家没有前来俄国租赁企业和土地、战时共产主义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恢复工业生产需要投入，而当时负责经济和财政的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主张为获利较快的企业投资，减少甚至停止为重工业贷款。这又揭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布哈林、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区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设想，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则是抱残守缺。
       出于列宁决心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威胁，多数派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工业化主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剪刀差有切断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就要求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农结合。由此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加快工业化纲领的主旨，不是为了掠夺农民，而是重视农民，维护工农结合。托洛茨基的报告得到政治局的赞成，也在代表大会上通过。
       随着列宁健康的恶化，多数派撕毁了他们让托洛茨基领导工业建设的承诺，拒不实施工业化方针。剪刀差变得更加严重，终于导致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造成斯大林与布哈林反目的粮食收购危机。连对布哈林百般赞扬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1923～1927年间出现过几次工业产品的商品荒，使工农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激化了城乡矛盾。在粮食收购危机时，布哈林曾说，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降低了粮食收购价。其实这次要的。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他们出售粮食所得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
       但是，工业化的资金来自何处?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向农民收取。这就是当初多数派指责托洛茨基掠夺农民的根据。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多数派为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打进楔子，“减轻了”托洛茨基的“罪恶”。
       上述这些表明，即使像列宁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设计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都是前无古人的事。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其他政策，有不少是在形势压力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也一样。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哪怕是权宜之计也要从战略的角度构想，如新经济政策的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时，没有考虑建设问题。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它将点燃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世界革命成功后，就不存在独自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内战爆发后，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内战胜利大局已定，托洛茨基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建议，列宁之所以否定他的提案，根本不是像布哈林所说的，是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是“永远适用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而是仍寄希望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克琅施塔得红色水兵暴动的压力下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是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它的重心是要搞一段国家资本主义，但实践表明，列宁的设想没有成功。今天还在神化新经济政策的人，是受了多数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制造的领袖永远正确的神话的毒害。而领袖永远正确论，正是日后斯大林独裁的依据，也是破坏党内民主的因素之一。
       王权与神祇
       本书作者是出色的埃及学和亚述学专家，收集和掌握了大量有关的史料，析解出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乃至巴勒斯坦王权与神祇之间密切联系的不同特点和具体表现，揭示了众多的细节。一些细微之处可能决定着古代的一种人神结合类型与另中一种之间的重大差异，从而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反观中华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理论的若干镜子。
       (《王权与神衹》，[美]亨利·富兰克弗特著，郭子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