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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空]新意迭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作者:傅书华

《博览群书》 2006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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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因了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思想、精神、情感的主动脉,在近些年来,从次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次等学科,渐成为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重要领域。约略说来,所谓的大陆的十七年文学,作为左翼文学的延续,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形态的形象印证,在今天,在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后,特别是因为面对着全球化语境下,资本经济崛起给人带来的价值危机,正使人得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对之给以新的考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大陆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其作为五四时代的遥远的历史的回声,在一个新的螺旋上,似乎让人重新回到了五四式的中国现代化的起跑线上,把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命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重新回味一番。最近十余年来的大陆文学,又让人与全球化不期而遇,从作品生产、传播的方式,到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内容、精神征兆,无不因了与当下的切合性,给人以无尽言说的兴趣。而当代的台港澳文学,则又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别一种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情感形态。确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还远远谈不到“经典化”,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态势,但也因此,它又充满了与当下价值需求血肉相连的生机、活力。这,或许就是其对许多的研究者构成诱惑的所在吧!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作为对其给以系统清理的努力方式,也就成为了这诱惑中的诱惑了吧?单单以这几年笔者目力所及,就读到了洪子诚、陈思和、朱栋霖、杨匡汉、孟繁华、王庆生、於可训、张炯、吴秀明、金汉等人或独著或合作或主编的多种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还不包括其它以别的名称出现的带有当代文学史性质的专著,眼前的这本由董健、丁帆、王彬彬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则又让笔者眼前一亮。
       清醒的治史意识,是这本《新稿》的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这一意识,集中地体现在由主编集体审定的《绪论》之中,也因之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之中。作者在《绪论》中对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三种不良倾向作了批评,这三种倾向是: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所谓历史补缺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都是因为试图弥补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单薄、苍白而发生。一是努力要在大陆十七年文学中,寻找到与其时主流相违的“异端”,并过高地评价这“异端”在“史”中的位置、作用。一是美化十七年主流文学的缺陷,并赋予这缺陷以当下的积极意义。前者因为想以所发现的在当时并未发生大的实际影响的“异端”来削弱主流文学在其时的“史”中的份额,回避对其的评价与清理,因之,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后者因为简单地以西方后现代的理论来套取十七年文学,混淆了时空,“错把杭州作汴州”,因之,也不是一种正确面对历史的态度,这其实已经与《新稿》作者所说的历史混合主义有了相通之处了,都是“切断了历史的‘链条’,并将其各个‘环节’的逻辑顺序完全弄乱了”,也因之抽空了特定历史时空的具体时代的内涵,在面对历史时,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这种对特定历史时空具体时代内涵的抽空,也是《新稿》作者所列举的庸俗技术主义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症状,用形式上的相似性,抹平了不同时代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价值上的是非对错,从而使“人”的历史,因了“人”的“不在”而丧失了历史本身。
       鲜明的“五四”的价值立场,是这本《新稿》的又一特别值得称道之处。五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五四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跑线,是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当时的社会情境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老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自身内在生命力的衰败,才使得以现代西方为主要参照的根本性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得以发生。我们现在回头看看,五四以来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人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没有,根本没有。信手举例,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强大的滞后力,现代文明的稀薄,资本经济对人的损害等等,哪一个不仍然是今天所面临的急迫的社会问题呢?你只要看看以官本位为特征的权力崇拜在今天的盛行,不仅仅盛行在民众之中,甚至也盛行并腐蚀于知识界、思想界,就可知五四所提出的科学、民主在今天还是多么地遥远;你只要看看当今独立个体、爱、日常生活中诗意等等的缺失,就可知鲁迅、胡适、冰心、梁实秋等等与我们还是多么地亲近;你只要稍稍倾听一下底层民众弱势群体在今天的呻吟,就会觉得,老舍、曹禺等人笔下的人道情怀,左翼作家的反抗之声,在今天也仍少有人能够企及。轻言五四已经过时,实在是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现实,实在是过于地草率了。不能低估资讯、全球化、大众传播等等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但一是中国的当代社会,是从五四的价值链条延伸而来,一是如前所述,五四以来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仍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实际现实的主要矛盾,如是,坚守、丰富、深化五四立场并对之给以大力呼吁、张扬,对置换、替代五四立场给以必要地警惕,就显得尤为必要。
       正是对五四价值立场鲜明地坚守,使得《新稿》的作者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发展作出到位的描述与准确的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史实的选择,一个方面是对史实的价值评判。就前者来说,《新稿》的作者,没有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作大规模的置换。即以“十七年”文学为例,思潮中《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文案,诗歌中李瑛、李季,短篇小说中峻青、王愿坚,长篇小说中《山乡巨变》《六十年的变迁》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给以人册的史实、作家作品,依然在目,且对十七年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的排列也无大的变化。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袭旧说,少有新貌,但实乃是对曾发生过的史实的基本尊重。但这种尊重,又不是简单地对曾有过的作家、作品作机械地展示,而是将其作为自左翼而来的共和国文学形态及其在“史”中的份额、位置而给以呈现。历史,是“文本的历史”,正是《新稿》作者这种对史实的基本尊重,就使得后人得以对这一段文学史中,各种文学形态在其时的真实位置、影响、特征,有了准确地把握,而不至于让后人产生把后来者对那一时段文学的轻重分量不同的评判,当作那一时段的史实本身的误解。
       就对史实的价值评判而言,基于五四立场对史实、作家、作品的评判,可以说,流淌于这部《新稿》的字里行间,并因之时时给人以“去蔽”之后的“澄明”的快感。譬如,对作为红色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中的主流文学,作者基本上是持一种反思的清理的态度:“世俗的情感并没有成为作品表现英雄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叙事空间,有限的世俗情感在作品中仿佛专门为被克服、被超越而存在”,可以说,这是点在了十七年小说的穴位上了。譬如,面对因畏惧现代化从而试图重归传统文化家园的潮流,作者在借评价其时红极一时的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时指出:“对中国人的‘做戏’习性,对中国人的‘吃教’行为,鲁迅曾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而汪曾棋在《受戒》中,则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民间‘做戏’和‘吃教’,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能不说,这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一种偏离,是精神状态上的下移
       的倒退”。在评价新时期主力作家群“归来者”的创作时,作者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个人的苦难被置于民族国家大叙事的框架下加以理性的思考,从而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感性倾诉,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感。但这一思考向度,却也带来对个人苦难的认知……(因之)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极为特殊的群体,其精神是最为敏感的,对其苦难历程的反思往往可以抵达劫难与人性的幽深,但这群‘归来者’对自身苦难历程的反思已然与这样的抵达擦肩而过。于是,至今都还没有类似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反思之作”。在评价新时期之初作为“伤痕文学”之一部分的“悲悼散文”时,作者指出:“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谀墓’的习气”,而黎澍笔下田家英,韦君宜笔下的杨述,却正因为是替逝者“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清算”而得以被作者所充分肯定。类似这样地基于五四立场的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剖析文字,在《新稿》中不一而足,更不要说那些直接批评“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新国学”的文字了。这样的一以贯之的鲜明的价值指向,就使得这部《新稿》完全摒弃了那种仅仅以时间为线索,将作家作品串在一起给以呈示的文学史写作中的平庸套路。
       港澳台的作家作品在这部《新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单单从直观的外部、表面上看,这也是这部《新稿》的一个分外显明的特色。但许多人仅仅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完整性这一点上,看待将港澳台的作家作品编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新稿》却对此作了更为深一步的研究,即认为大陆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延续与发展,台湾文学则是新一阶段的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的某些特征则在港澳文学中得到延续。应该说,这一见解是极为珍贵的。如果我们超越政治与党派的视角,而将这三种区域这三种文学置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加以考察,那么,就应该承认,国民党的统治时代及统治区域,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尝试,只是由于未能解决好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的极端悬殊,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权力机构的腐败等等,从而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及在台湾地区的重新调整。解放区及其后的新中国,是作为对以国民党统治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上述种种弊端的制衡及颠覆,作为对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尝试而产生的。租界、沦陷区、港澳,则作为现代后发弱势区域与现代先发强势区域的冲突、纠缠、碰撞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而三者的文学犹如《新稿》作者所说:同为“中国文化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做出历史性的回应……有着那种文化根脉的相通”,因之,不以数量的多少,成就的大小,而从对现代化进程的回应的质素这一点上,看取三者各自的意义,比较三者的不同,就不再是仅仅从历史形态上,而且是从意义、价值、逻辑关联等等方面,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形态,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相互的参照下,纳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如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取乡土文学、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的发生背景、形成过程、意义构成等等方面,我们就能看到三者之间的广阔的关联空间。
       对“文革”“显流文学”的较充分的研究,也是这部《新稿》的一个令人瞩目之处。过去,曾用“空白”一词,就轻率地将“文革”时期的文学一笔带过。近些年来,“文革”时期的文学,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目下研究者似乎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对“文革”时期的潜流文学的研究上,无论从史实的打捞还是对民间写作、地下写作的重视,无不如此。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对“文革”时期占主流位置的显流文学的研究,我以为应该是更具有价值的,更需要花大力气给以研究的,只有对此作出深入的透彻的研究,我们才有指望不再重演这一悲剧,我们也才能进一步因此而找出病灶的形成及其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而最终致癌的深层原因。德国人对德国知识界思想界为什么未能制止希特勒上台反而是助长了希特勒上台的反思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人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百般狡辩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因之,我们有责任对“文革”文学作出更有深度更有力度的批判,否则的话,在面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现代化弊端的恐惧之中,我们是很容易饮鸩止渴地退回到对十七年的美化之中的,甚至会以一种貌似新潮貌似深刻的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来为“文革”的死灰复燃唱赞歌。《新稿》的作者们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剖析、批判“文革”时期的显流文学,如他们细致地结合文本,对“文革”显流文学的叙事模式、抒情模式作了诸如“资格认定”、“英雄垂范”、“精神提升”、“炼狱考验”、“命名仪式”等等有充分说服力的具体剖析,并通过重新划分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段,如将1962~1971作为一个时段,试图将“文革”文学的形成引向历史的纵深,虽然这种批判、引深,在我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没有能够触及到“文革”精神的最深隐最深远之处,但毕竟是开始触及这一问题,并迈出了富有实际成果的一大步。
       这部《新稿》的最大不足之处是在论述上显得繁杂,非常精辟的见解与相对平泛的评介,交相出现,甚至常常出现在对同一个评价对象的评述文字中,显得不够统一不够精炼。或许,这可能与这部《新稿》是较多的人合作而成,而又多次易人有关,也与主编者不可能完全改写有关。我想,一部在学术史上有“经典性”的文学史,还是值得花很长时间花全部精力去完成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34.00元)